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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喜饶尼玛 责编:周燕 发布时间:03-07

他始终记得红军留下的话——著名爱国人士相子·益西多吉

1951年3月,相子·益西多吉担任炉霍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杨孝康提供)

1935年,高原的冬天,阵阵寒意。

炉霍寿灵寺的一间僧房里,几盏油灯忽闪忽闪的。国民党派出的“西康宣慰使”诺那呼图克图居中而坐,正说得唾沫飞溅。他在竭力妖魔化红军“要消灭宗教,消灭喇嘛活佛,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后,才最后道出此行的目的:红军北上将至炉霍,煽动寿灵寺胁迫当地群众上山隐蔽,坚壁清野,不准给红军带路和当“通司”(翻译)。同时组织周围僧俗民众武装抵抗。其实他也没有预料到自己圆寂前,会成为红军的朋友。

昏暗的灯光下,烟香缭绕。寿灵寺姆朗大法会相子(即总管)益西多吉皱起了眉头,显然对诺那的说法很不以为然。他接触南来北往的汉藏回等各族僧侣、商人较多,对长征的红军有所耳闻,自有见解。

此时,他清了清嗓子,说道“从多方面的信息看,红军人多打过很多仗,战斗力强,枪炮比我们多。他们只是路过,不是与藏族百姓为敌。只要给他们提供物资上的方便,是不会伤害我们的”。他还提到“目前本地格聪活佛的家庙与地方正发生冲突,再与红军交战,彼此都没有好处,不如和谈相处为好。” 他虽心存疑惧,但不主张阻击红军。有几个与会者表示赞同。但是,此刻的诺那以提供武器(100支枪及子弹)、金钱为诱饵,迷惑了不少人。相子·益西多吉的主张被奚落反对,甚至受到威胁。他心灰意冷,被迫深夜潜离寺庙,隐身于炉霍泥巴沟。

1936年3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一部占领炉霍,随后击溃地方反动武装的阻击,随后总部亦迁至休整。

工农红军到炉霍后,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他们得知益西多吉的政治态度和影响力后,设法找到他的亲戚,讲明红军的相关政策,希望说服其回来。益西多吉的叔父绍古等人为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所感动,认识到共产党才是藏族人民的大救星,遂想方设法从中联系。益西多吉听了很多,自己也化装成农民,到县城走了一趟,感受到红军与过去见过的藏军和国民党军都不一样,和老百姓亲如兄弟。很快,对红军已经有所了解的益西多吉应召回到县里,得以与红军代表李文海(期间任中共炉霍县委书记,后曾任中共川康省委书记)见面。

一碗热腾腾的酥油茶,让人暖洋洋。益西多吉与红军代表相见恨晚,交谈到深夜。 “人以心意相投为吉,羊以水草丰美为祥”, 他当即表示愿为北上的红军出力。一向严肃的李代表高兴地握着益西多吉的手,连声说:“好兄弟、好兄弟”。自此,益西多吉通过李代表等人更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被红军为国为民、历尽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尊重藏族的习俗所感动。在红军代表的教诲和点拨下,他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以其特殊的身份,不遗余力地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使更多的人觉悟过来。

益西多吉目睹红军的困难,遂以家中的粮食,以及牛、马等支援红军(红军当时给有收据),在僧俗群众中引起较大反响。

益西多吉的妻兄曲吾太藏文娴熟,性格开朗,对红军也很有好感,即受派与其叔父绍古一道为红军做宣传联络工作。他们携益西多吉的亲笔信以肺腑之言争取了朱倭觉日、甘孜大金等寺庙。

那一日,红军到达觉日寺时,全寺僧众早早就列队迎接,号声、螺声齐鸣,彩旗缤纷,香烟缭绕。红军还特别准备了一些礼品,用红布包好,送到寺里。寺庙主持老扎日活佛把红军领导迎进寺内,命众僧为红军首长让座添茶,气氛极为融洽。此后,觉日寺和朱倭的头人让属下给了红军力所能及的支援。多位红军首长都到过觉日寺,双方来往密切,共商事宜。

红军在炉期间纪律严明,官兵一致,尊重藏族风俗习惯,团结各界人士,特别是与李代表的相处,知晓了很多红军长征的道理,使年轻的益西多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对家人说:“过去见过的军队里哪里有红军这样善良、公正、爱护百姓的兵,老天有眼,他们会有好报的”。

1936年4月的一天,在工农红军的帮助下,炉霍县新生的红色政权——博巴政府成立。政府委员有益西多吉、泽仁贡布、洛泽仁、冯青云、阿刀、泽窝、雍中降泽、曲登泽仁、仁真志玛、阿呷、罗光德、罗成章、贡布拉热、邱特泽仁、兰子安等。益西多吉被选为主席,副主席为洛泽仁、泽仁贡布。红军代表指导和协助博巴政府的工作。炉霍县博巴政府在老街、朱倭建立了两个区博巴政府,在宜木、瓦达、瓦角、棒达、雄鸡岭等地建立了八个乡博巴政府。在他们的领导下,各级博巴政府开展了积极有效的工作,为红军北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雍仲洛吾等绘巨幅唐卡《红星照耀雪域》局部 喜饶尼玛提供

益西多吉派绍古等动员听信谣言外出躲避的村长、保正和百姓回来。例如派斯木扎交的贡布吞珠去新龙县动员回斯木头人,保正顶增彭错,派雅德的甲贡布去朱倭卡勒山上唤回雅德头人,保正德洛等。这样,以宜木头人村长罗绒次召为首的不少人也先后回来了。在李代表的协助下,区、乡博巴政府部署了支援红军如何筹备粮食、牲畜、草料、羊毛等具体任务。当时个别地方发生抢劫红军征粮人员的事件,益西多吉同副主席棒达的泽仁贡布等人分别到沿途各地宣传,基本上制止了类似抢劫事件的发生。

一九三六年四月的一天晚上,李代表突然通知益西多吉去见红军朱德总司令。据悉朱总司令是从甘孜到炉霍参加红军运动会的,听闻益西多吉的事,颇为赞赏。朱总司令高兴地与他亲切握手,赞扬他为支援红军所作的努力,希望他继续为人民做好事。朱总司令谈到博巴政府的工作时特别指出:目前最重要的是领导群众搞好生产、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朱总司令说:“过些日子,我们就要离开这里,北上抗日。红军走后,伤、病员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要好好安排他们。十年以后我们一定回来。”他还赠送给益西多吉锦旗一面,一张自己的照片和几本汉文书。

红军离开炉霍前夕,李代表又带益西多吉去见一位红军首长。这位首长就是徐向前。他对益西多吉说:“你们要好好安排留下来的红军伤病员。你对红军的支援,为藏汉民族的团结所做的贡献,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将来一定会再见面。”他还送给益西多吉白银十锭,牦牛一头。

红军临行时,益西多吉等依依不舍,与李代表共饮血酒。益西多吉将自己的一匹灰色骑马送给了李代表。李代表则把几张狐皮、一袋藏青果、四匹小马送给了益西多吉,其中一匹很好的小马让他自己骑。李代表对他在博巴政府的工作很满意,并再三嘱咐说“我们走后,你要注意安全,我们后会有期”。

为纪念红军,益西多吉给这匹小马起名“克雨”(即布谷鸟)。炉霍的名马“相子克雨”很有名气,曾有记者和美术工作者为它摄影、画像,这是后话。

红军走时,炉霍各族群众在益西多吉的组织下,跳锅庄,杀牛、羊欢送,并派懂藏汉双语的群众为红军带路。县博巴政府为了安置和保护好红军伤病员,益西多吉等专门召开各区乡博巴政府领导人大会,特地邀请了当地有名的藏族知识分子雅德头人加朗罗绒泽仁等人,开会研究如何妥善安排红军留下的伤病员,定下几条原则:

一、凡愿回原籍的红军,为他们准备口粮,一村转一村护送回家。

二、凡愿领红军收养者,都可以领去,但一定要供养好。

三、伤重的红军各村集中以村为单位,由各村负责供养。

大家一致拥护,并大力宣传:收养红军是积善,伤害红军是造孽,残害红军者绝无好下场。

益西多吉立即将县城附近的30多名红军伤病员集中到现在克日的罗绒巴灯家中(当时是空庄房)暂住,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治疗以后,化装成挖金子的、驮茶叶的、做生意的等各种方式送了出去。他自己家中也收养了红军,还保护了一个红军,取藏名为扎西。

1100余名留炉红军得到当地人民很好的照料和保护,一些人被掩护送出去,一些被妥善安置,在当地安家,与藏族民众结成姻缘。1950年,炉霍解放时,留炉红军尚有123人。

红军走后,反动上层、勾结地方上部分反动分子卷土重来,枪杀、迫害县博巴政府成员。来自各个渠道的消息都表明,益西多吉因为担任过炉霍博巴政府主席,尽管在地方上颇有势力,但为红军办过事,被国民党政府盯上了。不久,益西多吉就以打卦所说为由,以朝拜神山、圣地为名悄悄到柯罗洞寺坐静去了。

1937年,西康省府组织所谓“宣慰团”,前往康北。当地一些头人等与益西多吉商量,借此机会出来。此后,益西多吉除担任世袭的寿灵寺相子以外,主要从事农业,兼经营商业,很少过问政事。

1949年12月9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宣布起义,通电西康各县。时任炉霍县县长曾慎枢主持召集村长、保正、县府成员响应起义时,益西多吉闻讯亲自参加会议,积极拥护西康起义。

苏克同志(曾任中共炉霍县工委第一任县委书记、第二任军代表)回忆说,解放后,益西多吉在与他谈起当年和红军在一起的经历时,仍激动不已地说:“红军临走时,对留下的同志们说‘为了北上抗日。同志们一定要顾全大局。十五年后,我们一定来接你们。’从红军北上到炉霍县解放,刚好十五年。”益西多吉在说到这些事时,坚持认为红军里边,一定有预知未来的“神人”。不然,为什么回来的时间那么准确呢?

中共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撰写的《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中,对益西多吉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由于在炉霍成功地争取了相子·益西多吉这样一位在政教方面均有影响力的上层人士,红军在康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有了良好的开端。”

炉霍县解放后,相子·益西多吉成为新生人民政权的第一任县长,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做了不少事。他是藏族爱国人士的卓越代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最好的历史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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