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 春
我时常在一场睡梦醒来以后赤脚走出家门，走出院门，站在平牛板上方闭眼冥想：我打开了一对深藏已久的翅膀，朝着天光轻盈飞翔......我看到所有的森林、云朵都朝着一个方向赶赴；我看到了白天和夜晚，太阳和月亮都有头有脸。后来，我又看到了一座荒芜、寥落的小城，城中有处静谧院落，坐北朝南围了一层楼的平顶房，院坝一半用作晒太阳和种指甲花，另一半栏了篱笆，分成了无数小块，供给院内的人当作菜园。它们暴露在从早到晚的阳光下。
它是县文化馆的院落，我与奶奶随父亲的调入搬来这里，我们栖居在北面的两间套房里。东面的房屋紧挨后山，因为潮湿，平顶房上又加筑了一层新楼房。尔叔背着吉他，牵住他远道而来的订了娃娃亲的新娘，第一户入住到了二楼左边第一套房内。每晚，他都会在昏暗的白炽灯底下弹一些零碎，忧伤的曲子，他拨动琴弦手指白皙而修长。左边第二套是我父亲的卧房，外面一间摆放了两张藤椅和一张实木书桌，其余部分立满了书架，架上挤满了各类书籍。里面一间只放了一张床，每天中午他都要午睡，且睡得很沉，我会潜入外面一间，找薄本书籍来阅读。原本找着就要悄悄离开的，可很多时候读得入神就蹲身坐了在丛中，忘记上课。时间成了一只蜘蛛，在书柜与房顶间结满细密的往事。楼梯右边的第一间是翁扎家，他有一脸毛扎扎的络腮胡，他喜欢打猎，家中时常只有他的妻子和一对女儿。妻子叫三咪，皮肤白净，细眉大眼，一条又黑又粗的发辫盘绕头顶。她身体瘦弱，时常咳嗽，像黛玉。从门口经过，总能闻到从屋子里弥散出来的中草药味。一对女儿喜欢在我家玩耍，我们会展开一块毛巾，把一个布娃娃包裹起来，悉心喂养。每次尽兴之时，三咪都会站在二楼，朝坝子中间喊：哦~纳措！她们就会瞬间消失在我面前。
翁扎家的隔壁由警察阿萨借住。他着装讲究，每次见他，他的白衬衫都会陪衬一条整洁的领带，深红的、暗红的、浅红的。他在外地读大学时带回来一位回族新娘，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她高挑，文静。在县广播局当播音员。她一来，广播里的预报就跟电视节目里的普通话很好地衔接住了，大家觉得文化生活很有质量。不久他们就添了一个女儿，接着一位回族婆婆就来到了她们的生活中。婆婆会弄各种面食，锅盔、面块、面条，他们的生活过得很殷实。再后来，这院坝内又来了十几位回族男子，他们驾驶东风汽车，在县城周边运载木料或是在矿山运输矿石。他们集体住宿在文化馆隔壁的国营食堂。他们不吃猪肉，每隔一、两个月时间，就会买回一只草羊栓住在院内的苹果树下，宰杀，开膛破肚。苹果树上挂着那只羊头，整个院落装盛在它惊惶的蓝色眼球里，寂静而安详。回族婆婆背上背着小孙女，帮着他们烹饪羊肉，忙前忙后。他们个个吃得有滋有味，我们却不习惯闻到那浓重的膻味。没有运输的时候，他们会在院落的长凳子上闲散的坐成一排，晒太阳，细碎地说着自己的方言。我放学归来，在他们整齐的注目下回到家中，接着我会趴在窗前看着他们的背影，他们都戴着白布帽子，干干净净的样子。
那时，秀英小姑在读县中，她每周末都会来我家洗衣服。她把天蓝色的毛线编在发辫里，垂在胸前，纯净且好看。那些回族人中有一位叫小马的长得眉清目秀的男子，他会在我经过院坝的时候向我问起关于秀英小姑的事情。于是，在一个酸梅花盛放的寒假里，我和秀英小姑瞒着奶奶和父亲坐上了小马的汽车，去了乃渠之外的洋桥沟口。一路上酸梅花开得红艳，小马就会停下车来，与我们一起欢喜的在山坳里攀岩，折枝，直到整个驾驶室花香扑鼻。秀英小姑嗓子很好，小马请她唱支歌曲，她就婉转地唱了泉水叮咚、牧羊女、草原之夜。小马笑了，脸红得比我手捧的那束酸梅花还要透彻。秀英小姑一路上显得比原本还要矜持，秀气。我坐在靠车窗的位置，看着满山的翠竹和酸梅花想啊，他们这样是恋爱了吧！恋爱原来是这么美好的一场事情。
一个月过去了，桃花也开了，开在春光里。小马和那些回族人都回青海去了。因为阿萨和他的回族新娘离异了。
类似的妙笔在集子里还有很多。在描写一场高原之雨的前奏时，作者写道：“我小小的脚步跟着奶奶走完了整个草场，来到一块高地，周遭林木森然，墨渍似的云团朝头顶上方压过来，快落雨了。无声的闪电在天地间划过，触动每一根神经。奶奶急促地喘着粗气，静谧的林子偶尔落下几片干枯的松针。”她这样描写露天电影曲终人散：“大家有的背小孩儿，有的拿凳子，有的点燃一大把松光高擎起，队伍从方家屋后一直排到磨房沟。擎起的火把在人们手里像是耍龙灯似的蜿蜒迂回。”这一幕又一幕画面，组成了她记忆中的村落生活，斑斓万象，生动传神。我觉得南泽仁不是讲究写作技巧的作家，她的讲述，更多是源于鲜活记忆的自然流露。
藏族是诗的民族，在这里，诗不是一种文本，而是一种心智和对生存状态的认知。而南泽仁对待生存的态度和关照世界的眼光却投射出一个诗人的睿智和一个藏人的豁达。《遥远的麦子》表现出了作者对生命的坦然，对待尘世万象中变与不变的自在态度。她这样描述自己在布达拉宫的遭遇和感悟：“请两位阿珂(叔叔)用我的相机为我留下影子，阿珂忙于摆弄手艺，拍摄的动作比镜头里的我还要生动投入，整个身体朝后倾斜，几乎跌倒。可是他们谁也没想着后退一步，就不必产生如此大的弧度。”“如此一直往下行径，走出最底层的门口头顶豁然敞开拉萨的朗朗晴天。”“放下便是信仰”。后退和放下，是她生命感悟的主题。在德孜寺，她说：“让这眼沁水涤荡尽我们灵魂深处的纷扰吧，没有欲念的人将是最快乐的，我想做到这样。”没有过多的笔墨，只是一个情景几句话，就足以探清一个诗人的心灵世界。
这种坦然自在的生命态度影响了作者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奶奶患有风湿关节病，长期用药，药性越来越浅。疼时她会用拳头捶打自己的关节。疼得厉害时会边哭边打，说自己怎么不死，死了倒是省了。我心疼不已，却不知该怎样劝慰奶奶，便打趣道：‘你老都85岁了，要是连关节都不疼一下，岂不是妖怪？’奶奶乐得破涕为笑。”“我竟这么淡看世间万物。无悲无喜。你泼墨尘世，带给我佛陀面容般的安然与恬淡。心有无限宁定。”这样的人生态度，与作者的成长环境有关。这就是藏民族文化在作者个体身上的有力存在，她的生命个体承袭了藏民族笃信轮回、生死释然的族群经验，这是很多身处藏族文化格局之外的汉语读者所陌生的生存场域。
南泽仁也是具有强烈关爱精神的作家，她的关爱并非局限于呐喊和呼吁。因为有当记者的经历，她接触的人和事，无疑是丰富而繁杂的。比如她记录的周华明，是泸定县皮革厂的一名下岗工人，下岗后的周华明试图依靠兰草、奇石和收集古钱币作为养家糊口的来源，兰草的确也救了周华明一家人的命。这是上世纪9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国企下岗工人与命运和生存之境搏斗的缩影。后来，周华明说，兰草救了一家人的命，理当回报大自然，将竭力保护好兰草。对一个可以彻悟到一棵草木本应回归山林、重拾自由的作家来说，还有什么是不可以关爱的呢？后来她写到走出川西高原到广州打工，历经磨难，差点在广州的街头选择轻生的个体户余建萍，写到粮食供应站的支边青年素华等等。轻盈恬淡的描述里，却随处激荡着对生命的关爱和对劳动的尊崇。
这就是南泽仁和她的《遥远的麦子》，一本书囊括的范围饱满得几乎就要自己溢出来。这种囊括不是简单的文字堆积，而是身心行走的结果。我与南泽仁仅有一次谋面，对她的现实生活一无所知。但是我相信，依靠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丰富的生活积淀和独特的生命哲学，《遥远的麦子》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那么，我就用南泽仁的文字来结束这篇文章的写作吧：“我不属于这里，这里也不属于我。每一次轮回都有一颗灵魂路经。浅淡，浓烈。故乡原本就生长在自己心里，根须深植，不曾遗失一片色彩。那么就好，心有故乡，何惧浮世。”以此赠予那些和我一样具有乡村之根、牧场记忆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