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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10-31

若尔盖:红军走出草地后的落脚与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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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会议遗址位于若尔盖县东32公里的班佑寺旁,原本是寺院的经堂。1935年9月红军离开后,一把大火将这里烧毁,如今只留残垣断壁。(南方周末记者 滑璇/图)

  因为伤病,他们没能跟上红军北上的队伍,在经历九死一生之后,从汉人变成藏人,从战场上的士兵变成草原、山林的一部分。

  当年这些“外人”的到来,为草原和山林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建起了第一所汉语小学,带动了蔬菜的种植,现在盼望通过红色旅游脱贫致富。

  痛哭过后,21岁的罗永佑还是留了下来。临别前的晚上,舅舅彭德怀塞给他两块银元。

  1935年8月底,刚刚趟过茫茫草地“死亡地带”的红军发动包座战役,打开了出川北进甘南的门户。

  就在为挥师北上筹粮时,罗永佑被丛林里飞出的子弹打断肋骨,肠子溢出腹腔,伤势严重,不得已成为川北地区的一名流落红军。

  作为走出草地后的第一个落脚点,若尔盖接纳、收留了这些伤员。在这里,他们躲避敌人追杀、休养生息、娶妻生子、安家落户,从汉人变成藏人,从战场上的士兵变成草原、山林的一部分。

  四十多年后,当求吉乡的年轻人蒲亨良敲开罗永佑的家门,请他讲述长征途中的故事时,这位身高一米六左右的“江西老表”已年过花甲,“讲话只能讲一半藏话、一半汉话。”

  “等伤好了再追赶部队”

  如今66岁的蒲亨良,在求吉乡的山洼里经营一家花园饭店。除了接待乡里乡亲,这座铺着天蓝色瓷砖、摆满鲜红色天竺葵的院子,还是重走红军长征路的接待站。每年,数十名国内外长征爱好者,或徒步,或骑车远道而来,在这里休憩歇脚。

  闲时,蒲亨良就研究长征历史。这一兴趣,源于他的中学同学许长友。上学时,蒲亨良时常到许家吃饭,听老人讲过不少长征故事。

  许的父母不识字,但和罗永佑一样,曾经跟着大部队走过了草地。1935年留在当地时,许的父亲徐国富十五六岁,母亲只有十二三岁。

  当时,许长友的父母和一群伤病员被国民党余部围困在一所寺院里。由于寺中活佛的坚持,怀孕的妇女和不满15岁的儿童活了下来。受伤的许父当时已超过15岁,但长得矮小瘦弱。他谎报年龄自称十二三岁,逃过一劫。

  据媒体报道,上世纪60年代、80年代,有关部门对流落红军进行过两次大规模搜寻统计,但始终没有得出准确数字。这些留在当地的伤病兵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追杀。

  时年17岁的马明春亲历了另一场屠杀。在临时搭建起的医院里,国民党士兵冲了进来……慌乱中,保卫班的马明春和另一名小战士被人塞进土墙的夹缝里,幸免于难。二人趁着夜色逃进深山,在山洞里蜷缩了整整三天。第四天,一名藏族青年把他们带回了寨子。然而,伤势过重的小战士没几天便不治而亡。

  “1953年建县之后统计流落红军,一开始他不承认,因为愧疚。”若尔盖县史志办主任徐绍勇说。马明春隶属保卫班,但除他之外,三百多名伤病员没有第二个幸存者。

  追杀之下,大道不敢走,只有深山老林里的藏寨可以收留这些衣衫褴褛、遍体鳞伤的掉队战士。有些只有女孩、缺乏劳力的藏族人家,从他们中间招来了上门女婿;有些寺院或孤寡老人,将未成年的小战士收养下来。

  “在这种自然条件很艰苦、汉藏语言又不通的情况下,那些有手艺的人更容易活下来。”徐绍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地肯嫁给这些人的女子家里都很穷。

  “等伤好了再追赶部队。”为了当年的那句承诺,在闭塞的草原和山林间,一些流落红军仍在守候。

  1954年,罗永佑放牧时见到一个人身穿汉装——那是一名被派往草地的进藏干部。罗用结结巴巴的汉语与其交谈。就这样,罗永佑站了出来,成为若尔盖第一个公开亮明身份的流落红军,此后,他一直担任多玛曲(现班佑乡)供销社主任,直至1977年去世。

 

“毛主席坐过的地方”

  长征的经历和思想的烙印,让融入高原的流落红军依旧朴素、清廉。

  1956年,彭德怀给包座行署来函,证实了罗永佑是自己的外甥。十余年后,罗曾回到江西原籍探亲,也有机会到北京度过人生的后半程。但在寄给舅舅的回信里,罗永佑拒绝了:“我习惯了草地的生活,也已有妻儿老小。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再说哪里都是为革命干工作。”

  在多玛曲供销社主任任上,罗永佑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一直维持着清贫的生活。在徐绍勇的印象里,罗的三个儿女,两个生活在牧区,一个嫁到农区。

  “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老一辈人根本不会想到去找政策,也不是说跟哪个领导是亲戚就会受到特别的重视。”徐绍勇说,即使身份特殊如罗永佑,也从没因为与彭德怀的关系得到特殊关照。

  根据1986年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妥善解决“红军失散人员”生活困难问题的通知》,凡1937年7月6日前参加红军的失散人员,每人每月可以得到20元至30元补助,最低不少于15元。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份补助已经涨到了每人每年18840元。但早在2009年,若尔盖境内的最后一名流落红军便已过世。

  改变需要时间。当年这些“外人”的到来,为草原和山林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1957年,求吉在全县17个乡镇中建起第一所汉语小学,收了十多个藏族学生。直到今天,巴西、求吉的孩子读书好在若尔盖全县闻名。

  求吉乡下黄寨的老村支书共产是流落红军的后代。早年间,他的父亲在不吃青菜的藏寨里种菜成功。开了先例的下黄寨,带动附近的乡村进行蔬菜种植,如今,这里出产的圆白菜、花菜、萝卜、莴笋等以高价出现在成都的超市、菜场里,是有名的反季节绿色蔬菜。

  在徐绍勇看来,更重要的是对红色文化的传承。若尔盖班佑乡附近曾经柳林茂密。而今,有着“红色草原第一村”之称的班佑村里,有那么一片树林。村里的医生尕让说,那里有一棵粗壮的柳树如同一把天然交椅,那是八十多年前“毛主席坐过的地方”。

  由于流落红军居住分散,巴西地区的整座山坳里,埋藏着无数关于长征的记忆:藏族母女教战士们炒青稞;外来的小木匠在藏汉之间充当通司(翻译);一名当地妇女新修葺的房屋内住进了红军大官,形容消瘦,她的腿伤也被随军医生治好了……

  “从民族融合、心态开放、经济意识和包容性上来讲,巴西那条山沟里确实很特别。”徐绍勇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流落红军与当地藏民长年通婚、混居的结果。

  只是跟外界比较起来,山沟里的状况仍然落后。

  几年前,开国将领张爱萍的女儿重走长征路时经过若尔盖,听说一些流落红军家属生活贫困。她马上联系一些电站企业,为每户家属送上一万元。

  此后,阿坝军分区几乎每年都会为家属们送上粮油、棉被,以及500元至1000元不等的慰问金。到了年底,党史办、史志办的人自己也会掏钱送温暖。

  开发红色旅游的梦想

  罗永佑是在率队收割青稞时受伤的。据统计,红军三过草地,先后在巴西地区这块弹丸之地筹粮237.75万公斤。那是他们走出草地后看到的第一片青稞地、第一方洋芋田。

  “国家对我们地区的优惠还是有的。”徐绍勇介绍,这些政策基本立足于西部大开发层面,属于普惠性质,“解决了包括水、路、粮食、住房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老少边穷的若尔盖真的没钱。“2000年前的时候,县里光是干部职工工资就一千多万,但地方财政只有两百多万,全靠国家转移支付。”徐绍勇说,如果没有国家专项资金,县里根本没有能力打造红色景点。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若尔盖境内的多数红色革命遗址、遗迹仍然未得到充分开发。“全县28处红色革命遗址,建得最好的是巴西乡的巴西会议纪念馆、213国道边的胜利曙光纪念碑,还有求吉的三军同道北上纪念碑。”据徐绍勇介绍,前者兴建于2010年左右,得益于国家的1400万投资。“我们这里是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之一(成都至兰州线)嘛,所以才修了这么一个纪念馆。”

  2011年,在成都军区原副司令员范晓光(开国上将王平之子)的努力下,成都军区、四川省军区等部门出资近1000万,在“红色草原第一村”班佑村附近建起一座18米高、25米宽的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又称“胜利曙光”纪念碑)。四年后,由香港商人林永财投资、高达36.88米的三军北上纪念碑在求吉乡给噶神山山顶揭幕,纪念碑总体工程实际开支768万元。

  除了建在路边的胜利曙光纪念碑,另两处投资近千万的红色景点游客不多。

  在附近地区跑旅游运输的文康认为,游客稀少的主要原因在于路不好。从213国道通向巴西的县乡公路坑洼坎坷,车子稍微开快一点就能把人颠离座位。而从巴西开往包座战役主战场遗址的途中,三四十公里要走上一两个小时。“实际上巴西的这条路是通往九寨沟的。”文康说,如果能把这条路修好,对山沟里的红色旅游带动太大了。

  2015年8月,三军北上纪念碑的落成典礼上,著名将领陈光、洪学智等人的子女,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代表及后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以及出资人林永财全来了。大家一致认为,这条路必须修且意义重大。

  让徐绍勇欣慰的是,目前这条通向红色景点的县乡公路已被规划为省道,并命名为若九路。如果明年可以动工整修,或许很快就能带来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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