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唤醒

　　乔姆斯基认为人具有先天的语言获得装置（LAD），后天的语言学习是对人先天语言能力的“唤醒”。人的心智／大脑中除其他认知系统外，还有一个系统叫语言器官，专管语言知识及其运用。每个人出生伊始，他的语言器官就处于由遗传决定的初始状态之中。这是全人类共有的一种生物秉赋，而且是人类独有的生物特性。环境只是对“内在决定的成长过程”起激发作用。而且只对其产生有限的影响；这种内在决定的成长过程大约在青春期组建稳定下来。（Noam chomsky，2002）

　　于根元在“用好自动升级的程序”（《语文学习》2001年第2期）一文里谈到：许国璋在《（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中国语文》1991年第3期)里介绍《马氏文通》后序首段的一个思想：“世界上一切人种，不论肤色，天皆赋予心之能意，意之能达之理。”并且认为：“这叫人想到今人所说语言是‘与生俱来’(innateness)的学说”。许国璋认为的这个论说，今天的学者耳熟能详。然则马氏在100年前得现代语言理论风气之先，是“中国语言学的骄傲”。我们的语文教学是唤醒学生这种与生俱来的语言能力并且帮助它发展。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许国璋可能是国内最早提出“语言唤醒”说雏形的学者。随后，夏中华、于根元等学者相继谈到“语言唤醒”。于根元在《唤醒语言》一书中提到：“在一定意义上说：语言跟生命同在。许多语言学家说人的语言是与生俱来。原始人以来的语言积累积淀在现代人的身上。人们后天学习语言其实是唤醒已经积淀了的语言。如果正是这样的话，我们现代人实在是个大富翁，我们拥有了原始人以来的人类的语言的积淀。不过积淀里好的跟不好的我们都继承下来了，继承下来的都在我们大脑深部沉睡着的，要一一唤醒。我们清楚人有许多语言在我们大脑深部沉睡着，要不断一一唤醒。人们相互用语言交际，都是在彼此进一步相互唤醒语言。我们语言教师，更是要充满爱心、耐心，找到对方最灵敏的感应点，用高层次的语言唤醒学生高层次的语言。因为，唤醒高层次语言的同时，一定意义上是唤醒了高层次的生命。”这是一种更加全面的“语言唤醒”概念。作者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指出“语言唤醒”不但是一个语言学上概念，而且是一个具有人文性的概念。作者是站在社会文化发展的大背景和民族文化发展的结构上以及未来人类发展的本质上来谈“语言唤醒”的。在《应用语言学前沿》一书关于“语言全息发展论”一文中，于根元进一步论述到：“语言唤醒”，“现在个体或者部分所显现的全息，不是最早显示的全息。人比较充分地显示了生物的全息，但是现代人和原始人所显示的是不同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代一代人充而用之的积淀。从今天的儿童的语言发展来找人类起初的语言是很难的，因为这种积淀是动态的重叠的。”在“语言唤醒”一节他提出了如下观点“语言是与生俱来的，人生下来之后不是习得语言，而是唤醒语言。”（于根元，2005）我们可以从弗洛姆所说的“人的未特定化”来解释于根元先生的“语言唤醒”。“未特定化”就人的发展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它打开了生命与自然界之间进行能量、信息交换的“缺口”，构成了人向世界的开放性，使人的生命具有了可塑性，赋予人自我塑造的巨大潜力，从而使人的发展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未特定化”也为后天主体的被激活提供了生物前提，为唤醒人的生命体巨大潜能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从“语言全息发展观”来看，人的语言也是处于这样的一个“语言的未特定化”过程，它也需要人不断的去唤醒，需要外界环境去激活。

　　在于根元提出“语言唤醒”的同时，外语学界也从外语学习的角度提出了类似的概念。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钱冠连的“音感召唤”和“隔代激活音感”猜想。钱冠连认为：“内在音响印象受到外在的语言刺激时，音响印象将相应的概念召唤出来，形成语音与语义的结合，这个过程，叫音感召唤。”每个人在说本族语之前，都是听了许久许久的（从他出生之日起，父母就给了他音感），他保存了相当丰富而清晰的音感，时刻准备听从语言刺激的调遣，一旦有了“想说”的意念，便立即反射出连续的有语义的音节来。钱冠连的定义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主要指的是外语学习方面的“语言唤醒”。后来钱冠连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在《语言全息论》一书中，他提出了两个猜想，其中一个为隔代激活音感的猜想。隔代激活音感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上一代或上几代人学到的语言能力（包括外语能力），本来就以音感的形式潜伏地存在于（血亲或非血亲的）下一代人或下几代人的头脑里。第二层意思是：积极地寻找将潜伏着的语言能力（音感）显化（激活、诱导）出来的科学方法。

　　体育运动心理学上的唤醒概念指的是生理上的激活或自主性反应。后来人们认识到唤醒不仅包括生理方面，也包括心理方面。唤醒可以分为心理唤醒与生理唤醒。心理唤醒是个体对自己身心激活状态的一种主观体验和认知评价。心理唤醒主要与个体的心理状态相联系，受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如生理、认知、情绪等。心理唤醒不仅有强度高低之分，而且心理唤醒还有方向之分。当个体的心理唤醒与其消极的认知、情绪相联系时，这种心里唤醒就是负向的，否则就是正向的，正向的心里唤醒通过状态自信心来反映。（漆昌柱、梁承谋，2001）

　　《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堪称史诗之冠。而将它从远古带人现代社会的主要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文盲艺人。他们是这部伟大活形态史诗的继承者、传播者、创造者，而《格萨尔》说唱艺人的超人才智和记忆之谜也引起国内外许多学者极大兴趣。这些艺人大都不识字，他们的说唱技能不是靠父传子，更不是靠师承关系而获得。周爱明的研究表明：在新中国发现的100多位《格萨尔》说唱艺人中，据统计，有26位自称“包仲”，“包”在藏语里是天降下来的意思；“仲”是故事，一般专称格萨尔王的英雄业绩故事。“包仲”就是“神授故事者”，一般称为“神授”艺人。“神授”艺人是《格萨尔》所有说唱艺人中最出类拔萃的，可以说唱多部甚至几十部诗章(canto)，有自己独特的史诗集群(epiccycle)。他们大多不识字，如最著名的扎巴老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这些上百万的诗行，听众想听哪一部，艺人们就可以像从数据库或电脑中自由检索提取信息一样．从脑子里把所需要的部章说唱出来。(周爱明，2002)

　　杨恩洪认为，对于“神授”，世界《格萨尔》学界也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这其中确实有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如果说是靠记忆，文盲怎么记忆那么多内容的？如果说是即兴创作，文盲的创作怎么会有如此之高的文学艺术水准？在没有定论之前，目前的各种观点还都只能被认为是假说。(陈一鸣，2004)在目前我们检索到的文献里，很少有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去解释这种现象的。本文将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借用运动心理学上的正性心理唤醒和负性心理唤醒概念对《格萨尔》“神授”艺人说唱能力作一种解释。

　　于根元认为：“一、宇宙是全息的，人类具有宇宙发展链人类之前的基本信息。现代人类也具有这之前已经出现了几百万年的人类的基本信息。东方哲学里有一种观点，认为人和人之前的基本信息，对于一个人来说也是本自俱足的。二、人的工具都是人原有能力的外化，语言是工具，也是人原有能力的外化。三、人生下来之后语言能力有很大差异．有的是天才，要用他们原有的语言休眠的程度来解释。”（于根元，2005）这种解释无疑给“神授”现象的语言学解释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语言休眠”这个概念。“语言休眠”是与“语言唤醒，’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把这种休眠状态看作是“神授”艺人语言能力的一种潜状态。在外界环境的刺激(激活)下就可以达到显状态。这个对于“神授”现象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钱冠连(2002)也认为上一代或上几代人学到的语言能力(包括外语能力)，本来就以音感的形式潜伏地存在于(血亲或非血亲的)下一代人或下几代人的头脑里。只要我们能够找到将潜伏着的语言能力(音感)显化(激活、诱导)出来的方法，这种潜伏着的语言能力就会由突显出来。

　　（一）“神授”现象的“正向语言唤醒”解释

　　正性心理唤醒和负性心理唤醒表示心里唤醒方向的两极。当个体的心理唤醒与其积极的认知、情绪相关联的时候，这种心理唤醒的方向就是正向的，反之就是负向的。这组概念也完全适用于语言唤醒。我们认为语言唤醒也可分为正负两个方向。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习得是初始状态和经验交互作用的结果，初始状态就如同一种“语言习得机制”或“普遍语法”，它们是大脑机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人都有学习语言的天赋。他承认环境和经验在语言习得过程中的作用，但是认为语言发展的根本原因仍是天赋的认知结构。乔姆斯基认为人脑存在着语言天赋和一般科学认识本能。他认为人有一种语言本能机制，它是一种头脑中的理论建设模型。乔姆斯基明确提出后天经验在语言习得中的“触发作用”和“定型作用”，他只是针对行为主义的白板说反复指出人脑先天结构属性在使人能够学会说话方面起的决定性作用，并始终认为人之所以会说话是人脑遗传属性和后天经验相互作用的结果。（贺川生，2004）乔姆斯基认为语法是一个从少量要素和生成无限句子的装置。儿童依靠天生的语言习得机制，能够说出大量的从未听到过的句子，也能够听懂从未听到过的句子。他重视神经机制在掌握语言过程中的作用，有助于揭示掌握语言的奥秘。于根元在《应用语言学前沿》一书论述语言的“潜与显”这一节时谈到：“运动和时空是连续的，事物不是同时空同样显现的，显和不显又是有条件的。语言也是如此。加上色彩的潜显，可以说语言始终处在潜和显的过程中，语言研究的就是语言的潜和显及其相关条件。语言不是同时空同样显现，也是为了交际。”(于根元，2005)事实上，任何语言现象都处于一种过渡状态。某种语言现象在实际语言生活里出现之前它是潜藏着的，具有一定条件了，经过孕育，就会出现。语言的潜和显是时刻在发生的。潜、显就是语言调节的方式。我们可以把这种“潜与显”理解为“正向与负向”。我们认为，正向的语言唤醒促进语言或语言能力的“显”，负向的语言唤醒则导致语言或语言能力的“潜”或者逐渐衰退。藏族“神授”说唱艺人这种非凡的语言天才和语言记忆能力，从以上观点来看也是一种由潜到显的过程。这种能力潜伏在人的身上，等到某种激活条件(唤醒条件)产生时，这种语言能力就变为显化的形式。从“语言唤醒”角度出发，我们也可以把王希杰、于根元先生的潜显理论理解为“正向语言唤醒”和“负向语言唤醒”。这样对于我们理解“神授”现象有很大的帮助。

　　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洪堡特认为：“我们不能把语言看作一种僵死的生产品，而应视之为一种生产过程，不能只注意语言作为对象之描述和理解之中介的作用，而更应当谨慎地回到语言与内在精神活动紧密交织的本源和与这一本源的相互影响上去。”从语言学角度来说，“神授”艺人的语言能力的由显到潜或者由潜到显也是由内部外部原因造成的。这些“神授”艺人首先都有强烈的个人认同感，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格萨尔王或者其手下大将的转世，都认为自己是格萨尔王的代言人，艺人始终生活在《格萨尔》的精神世界和氛围中，分不清哪是现实生活哪是史诗故事。“神授”艺人在描述自己的这种本领时，有一些共同的说法，概括起来有：青蛙转世、做梦得“神授”、活佛加持、得艺人帽、说唱时煨桑祈祷、固守相同的禁忌。这些“神授”艺人共有的认同表达可以看作是其神奇语言能力产生的个体内部需要的原始驱力。而外部诱因则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社会环境的影响。2、自然环境的影响。3、民族文化的影响。4、历史事件的影响。《格萨尔》艺人全部出现在《格萨尔》广为流传的地区，从小或多或少听过其他《格萨尔》艺人的精湛说唱。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故事和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格萨尔》艺人大都从青年时代甚至少年时代就游走在青藏高原上。史诗在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更多地是在表达人民的愿望和理想。这些外在诱因进人主体的认知结构经过主体长期的揣摩、积淀与内蕴、同化、顺应过程，使得生命主体被“激活”、“唤醒”。上面谈到的这些内外条件都会促使他们心理上产生一种良性的就是正向的心理唤醒，这对于说唱艺人语言能力的激活或者唤醒起着重要作用。这5个有利条件结合在一起时候，会对“神授”艺人心理产生一种积极的影响。这种潜在语言能力的唤醒，是这些“神授”艺人的一种自觉意识。心理唤醒是个体对自己身心激活状态的一种主观体验和认知评价。当个体的心理唤醒与其积极的认知上的情绪联系时候，这种心理唤醒就是正向的，与正向心理唤醒相联系的积极认知和情绪主要有高兴、愉快、自信等。这些说唱艺人们生理上的激活或自主性反应对他们的语言能力发展是一个巨大的促进。从这些“神授”艺人的实际情况来看，他们产生这种神奇语言能力的年龄段大致都在青少年时期，这个时段正是身体生长发育的旺盛期——青春期。“神授”艺人大都自称年少时做过奇怪的梦，梦中得到格萨尔王的“神授”，醒来之后便能够说唱《格萨尔》。如扎巴老人12岁、玉梅16岁、才让旺堆13岁时都做过一个奇怪的长梦，梦见格萨尔王的故事，然后昏睡不醒等，醒后就能流利地说唱《格萨尔》。这个例子从一个侧面证明乔姆斯基的观点：“环境只是对‘内在决定的成长过程’起激发作用，而且只对其产生有限的影响；这种内在决定的成长过程大约在青春期组建稳定下来。”

　　那么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没有出现这种“神授”现象。从“音感隔代激活”猜想来看，绝大部分人之所以没有捕做到（血亲或非血亲的）上几代的外语(母语)音感能力，只是因为没有找到一种科学方法调出（retrieve）、触发（trigger）本来就存在于自身的外语母语(音感)的遗传与记忆。调出、触发的方法便是显化方法。从理论上讲，找到这个显化方法之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语言天才。我们有理由把这种“神授”现象理解为一种变语症的特例，这些“神授”艺人的例子不是病，而是语音音感的隔代激活或同代转移。钱冠连（2002）认为生物学家与基因学家的任务是全面揭示出将外语（母语）音感的潜化状态变为显化状态的机制，并且提出了研究的大致思路：1、弄清音感是如何保存的。2、探知音感保存在脑子的哪一个部位（借鉴“祖先脑”的思路）。3、探明音感是如何遗传的。4、发现提取与激活音感的机制。从神经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对“神授”现象进行研究无疑是一个新的思路。

　　（二）“神授”艺人说唱能力减退的“语言唤醒”解释

　　杨恩洪（2005）认为《格萨尔》说唱艺术面临巨大的威胁。这个威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l、生活环境的改变。2、游牧生活方式转为定居或半定居状态，使史诗说唱环境发生了改变。3、标准化教育在年轻人中逐步普及，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逐渐淡漠。4、旅游业的兴起对传统文化造成冲击。一些艺人被请到大学、研究所面对录音机说唱，实际上也改变了他们说唱的环境，脱离了受众的说唱艺术，失去与听众的直接交流，其即兴表演发挥的一面得不到展示。把艺人请到城市居住，对其进行抢救录音，初衷是为了尽快更好地保护。但由于艺人脱离了他们长期生存的文化环境，导致了艺人说唱发生变化。除了环境的改变外，艺人的身体条件、精神状况都对说唱产生影响。从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神授”艺人在负向的消极唤醒影响下，他们的说唱语言能力迅速衰退。他们失去了从容说唱的最好环境，同时，也失去了浪迹高原、获得丰富阅历、信息及与其他艺人交流的机会。李亚明认为“语言的休眠、复苏和新陈代谢也不一定是直线式的，有时还经过好几次反复和轮回。”于根元也指出：“有序无序是相对而言的，是时刻发生的。潜和显也是相对而言的，也是时刻发生的。”“（静态和动态）两者关系密切，往往相互转化，从不同的方面共同为人们的交际服务。稳定的部分都是从新的来的。稳定的部分当初都是新的。新的是稳定的惟一来源。构成新的基本成分是原有的稳定的。”当“神授”艺人失去说唱的条件时，他们原有的语言能力也会出现负向转移。逐渐从显态转化为潜态。这些“负向语言唤醒”对“神授”艺人们产生一些心理和生理上的消极影响，导致了他们说唱语言能力的衰退。这说明了“神授”艺人们的语言能力也非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可以由潜到显，也可以由显到潜，相互转化。

　　李亚明认为“语言的发展是一种从休眠中复苏式的新陈代谢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互不相干的割裂式的消亡与新生。在中外文化史上，不乏人为地唤醒休眠语言的例子(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都有)。语言的休眠、复苏和新陈代谢不只是语言本身的事情。”（李亚明，2003）洪堡特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指出：“就其现实的本质来看，语言是某种持续地每时每刻消逝着的东西。即使是文字对语言的记录也始终只是一种不完全的木乃伊式的保存，但这种保存却一再需要人们在那里寻求活生生的转化。”语言的休眠、复苏和新陈代谢也不一定是直线式的，有时还经过好几次反复和轮回。正如于根元（2005）所说的那样：“有序无序是相对而言的，是时刻发生的。潜和显也是相对而言的，也是时刻发生的。（静态和动态）两者关系密切，往往相互转化，从不同的方面共同为人们的交际服务。稳定的部分都是从新的来的。稳定的部分当初都是新的。新的是稳定的惟一来源。构成新的基本成分是原有的稳定的。”

　　四、结语

　　根据“语言全息发展论”和“音感召唤隔代激活”预言猜想，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说唱艺人在梦中或病中得到格萨尔的有血有肉的故事，从“语言唤醒”和“音感召唤隔代激活”猜想两个理论上是可以讲得通的。当然本文中所提出的设想和分析只是一种假设，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从认知语言学、生命科学去解释《格萨尔》“神授”说唱艺人们神奇语言能力的种种神秘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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