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次仁手里拿着培育出来的藏药材绿绒蒿 晋美多吉摄/本刊
在拉萨东郊7公里外的一个偏僻院落里,一个现代化的实验室,“隐藏”在一栋新建的二层小楼里。小楼的旁边,就是一块块试验田,还有大棚、温室。一畦畦的绿色植物长势喜人,有的才刚出苗,有的已开过花,名牌上标着科、属、种。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藏药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扎西次仁和他的同事们,把这些花花草草当宝贝,精心伺候着。新结的籽要取回实验室分析、检验、存储;地里的土壤,甚至沙粒,也要拿到实验室化验、研究。
在这里,扎西次仁实践着他现代“采药师”的梦想。只不过,他已经告别简陋的工具,操作着先进的仪器,但不变的是,药材长在哪里,他就追寻到哪里。
现代药师的“修炼之路”
采药师,是一个古老的职业。他们以山野为家,在云深不知处的山谷中,一筐、一镐,寻找治病救人的“仙草”。童年的扎西次仁,从未想过自己会走上这条路。但冥冥之中,有一条线,牵着他前行。
1975年,扎西次仁出生在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桑日县的一个牧场上。和多数牧民子弟一样,他对草原上的花花草草充满了感情。
7岁那年,父母调到驻军的一个果园工作,扎西次仁也从牧区来到农区,那里又是一个花繁果盛的所在,园子里长满了苜蓿草。扎西次仁和姐姐经常去割苜蓿,带着草到驻地干部那里换零食。
初中开始,成绩优秀的扎西次仁在内地西藏班学习,受到了优质教育。1995年填报高考志愿时,热爱大自然的扎西次仁,一心想学地质专业,前三个专业填的都是地质类院校,只有第四个志愿——沈阳药科大学中药学专业,是在老师督促、旁边同学随口一说的情况下,胡乱填上去的。没想到,就是这最后一个志愿,改变了扎西次仁预想的人生轨迹。
沈阳药科大学号称“北药”,具有80多年历史,他是这所学校招收的第二批藏族学生。“这个学科涉及的知识很多,仅专业课就有14门,给我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知识。”扎西次仁说。
1997年夏,经过两年理论学习后,扎西次仁在老师指导下来到丹东市凤凰山,参加野外见习。那段时间,白天他和同学们上山采药,晚上做标本,老师手把手地教。这次见习,大大激发了扎西次仁与生俱来的对植物的热爱,也激发了他对药材工作的热情,“只要能接触到大自然,我就满意了”。
扎西次仁记得,野外实践结束前,老师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考试,让他收获满满的自信:“所有采集的药材放在一张大桌子上,每一位同学都要说出面前植物的科、属、种。看到一种不知名的植物,通过专业所学知识,作出判断,解开谜团,特别有成就感。”
沈阳药科大学带队实习的孙启时教授,对扎西次仁影响很大。这位老师上课时,说到药材植物的名字,用的全都是拉丁语,在野外实习时也如此。在四年学习中,扎西次仁大约掌握了1600个植物的拉丁学名,为之后了解、接触世界各地的相关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
扎西次仁回忆说,孙老师每讲到一个植物,都能准确地说出它的分布地,“但是,老师从来没有来过西藏,对于西藏药材的分布情况,几乎是空白,成为他一生的遗憾。我当时就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帮老师消除这个遗憾”。
1999年,扎西次仁大学毕业回到西藏,分配在自治区藏医院。最初的工作是在药房取药,一干就是4年。枯燥的重复让他一度有些焦虑、迷茫。
“记得第一个月工资是1154元,我拿出800元,跑遍拉萨,买了好多玻璃仪器,堆满自己的宿舍。当时一心想着要做实验,但又不知道该做什么。”想起当初的无奈,扎西次仁叹了口气。
“驯化”野生药材
一次小规模的采药,给扎西次仁带来了新的人生际遇。
2003年的某一天,藏医院派出医疗队,到拉萨市北郊的夺底乡开展医疗下乡服务。活动结束时,藏医院副院长次仁巴珠背起竹筐、拿着十字镐,说要到沟里采药,参加活动的扎西次仁特别高兴,“埋在心底的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
他跟在次仁巴珠先生的身边,每看到一种药材,马上就能说出它的国际通用名字,并讲出其分布、药效等,滔滔不绝。得知扎西次仁是从著名药科大学毕业的,次仁巴珠连连说:“在药房工作,可惜了!”
采药回来不到10天,扎西次仁就被调到了藏医药研究所工作,“当时所里只有十几个人,也没有细分科室,往往是有项目来了,无论写报告还是做实验,都是大家一起做”。
第二年,扎西次仁接手了一项藏药研发项目,发现做实验的主要原料——桃儿七,在市场上很难买到。他把这一情况反映给院领导,随即被安排对这一名贵药材资源进行调查,并尝试创建人工栽培基地。扎西次仁的“采药师”之路,真正开始了。
藏医药典籍记载,桃儿七对妇科病有显著疗效,中医、藏医都用,需求量非常大,自然生长的桃儿七被大量采挖,濒临灭绝。
扎西次仁和同事们在西藏多地走访调查,通过专业的分析、研究,最终选定桑日县白堆乡里龙村为桃儿七人工栽培的理想之地。但要把野生药材驯化,做到大面积人工种植,绝非易事。从采集野生种子到人工栽培实验,再到优选品种,不受病虫害侵扰,教会当地群众种植,扎西次仁花去了4年多时间。对自己常年在试验田的蹲守,他笑称是“做了一回地地道道的农民”。
在此期间,扎西次仁完成了桃儿七人工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的关键技术研究,确定指纹图谱鉴定标准及质控标准,建成了210亩人工种植栽培基地。2008年,扎西次仁和同事们终于放心地把基地交给当地群众打理,村民们每年可生产出售近500斤药材,有了稳定的收入。
这次濒危药材人工种植成功,让扎西次仁药材研究的专长得到了认可,他也成为西藏自治区藏医院濒危藏药材种植技术实验基地的负责人,开始投入另一种濒危药材——绿绒蒿的人工栽培研究。
绿绒蒿属于罂粟科,但与制作毒品的罂粟截然相反,是一味救死扶伤的良药,藏医257个药方中都要用到它。为了掌握绿绒蒿的生存环境和分布情况,扎西次仁和他的团队足迹遍及青藏高原各地,收集来各种绿绒蒿的种子,开始试种。
“第一次试种,我们得了个‘零分’。”扎西次仁说,他们第一次把种子撒下去,几乎没长出一棵苗。经过5年努力,今年春天,大花绿绒蒿等6个品种在实验基地种植成功,开出绚烂的花朵。扎西次仁说,这是对科研人员最大的褒奖。
截至目前,27种濒危藏药材在实验基地实现人工栽培,在三千多年的藏医药发展史上,尚属首次。
工作之余,扎西次仁还写了一本关于绿绒蒿的书。在他看来,“濒危藏药材人工种植的难处不在植物,而在于人能否战胜自己。”
寻药之路
藏药材是藏医药持续发展的根基。2011年,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启动,西藏首次作为试点地区被纳入普查。扎西次仁是这次普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从2012年开始,他就走上了野外奔波的漫漫寻药之路。
扎西次仁说,按照国家的普查方案,要求在每一个县都要做几个不同的普查样方,不同生存环境的药材资源都要涉及到。“每个县要做不少于38个样地,一个样地有1平方公里大小;要做5套样方,每一个样方的距离不能少于1公里。此外,1套样方里要有6个小样方。”
波密,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深藏在茫茫林海之中。雅鲁藏布大峡谷在这里逶迤盘桓,高山深谷间的湿润空气,造就了一个药材“天堂”,但深壑密林也让不少采药师望而却步。在这里开展的第一次野外普查,很不顺利。
当时,扎西次仁和普查队员们拿着GPS定位仪,脚下跌跌撞撞,从早上9点就出发,一直在森林里绕了十几个小时。大家焦急地盯着屏幕,上面的指示点不停地闪烁,就是找不到目的地:“两公里距离,怎么走了一天都走不到?”原来,定位仪指向的另一个点,藏在一座大山的后面,而不是想象中的一条平坦直路。
尽管出师不利,扎西次仁和队员们并没有打退堂鼓。在此后的3年多时间里,他们跑遍了西藏30多个县,在丛林里、草甸上、雪岭间,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普查目标。
今年9月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专家对西藏普查试点等工作进行综合调研督导。专家们一致认为,在全国范围内,西藏普查试点工作的实施难度最高,但试点工作的进展和成果名列前茅。
凭借着对藏药材的热爱,这些年,扎西次仁每年都要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进行野外普查,完成相关报告;回到拉萨,就蹲在试验田边开展药材驯化工作,或者在实验室里进行相关研究,忙得不亦乐乎。这一切,也让他对藏医传统理论与藏药材采摘、藏药炮制等实践应用的结合,有了更多的体会和认识。
“采药是很有讲究的。有一种叫甘青青兰的药材,古籍里要求在夏天打雷之前采摘,用现代科学是很难解释的。”讲起药材的故事,扎西次仁张口就来。
记者问这样的要求,到底有没有道理,扎西次仁说:“有。夏天打雷之前,这种药材正处在萌发嫩枝阶段,富含挥发油,对胃、肝疾病有特殊疗效。老百姓很难按要求采到,但我们实现了人工栽培,就可以在合适的时间采摘,让功效发挥到最大。”
为了寻药,扎西次仁走遍了西藏各地的山山水水,哪种药材分布在哪个县,哪种药材只长在某些山峰海拔4500米以上的东南坡,哪个纬度适合生长哪一类药材……他如数家珍。在扎西次仁的大脑里,似乎有一张别人无法看到的“藏宝图”,每种药材都有自己独特的坐标,等着被发现。
“我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半。”望着实验基地里已经培育成功的药材品种,扎西次仁又在规划着未来的工作重点,“希望这些濒危药材的研究成果,能够尽快发挥价值,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