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总领队、中科院研究员徐柏青
2017年1月19日拍摄的岗布冰川，岗布冰川位于西藏自治区浪卡子县与康玛县交界处。在青藏高原广泛分布着这样暗藏自然环境密码的冰川，它们也是此次科考的重要研究对象。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摄
作为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总领队，中科院研究员徐柏青是个 “耿直”的“金句王”——
“我今年既是江湖源综合科考协调组组长，又是冰川与环境变化考察队队长，明年就不一定了。”为保证科研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此次考察对科学家团队实行淘汰制，向记者介绍起这项制度时，徐柏青拿自己“开刀”。
“冰川考察队在不适合的季节开展了不适合的工作 ，这是大实话 。”谈及近期考察工作的进展情况，徐柏青直言“不能说好”，对于自己带领的冰川考察队，他更是说出了如此不留情面的“大实话”。
长达数小时的采访过程中，徐柏青介绍项目研究目标 、科研人员构成、考察技术装备、高原研究意义，现阶段科考的收获与暴露的问题…… 但对于高原缺氧之苦 、科考过程之险、钻取冰芯之难，他只字未提。
或许这就是他所说的“青藏精神”，也是中国取得青藏高原研究国际主导权的“秘密武器”……
壮美的青藏高原，被誉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这片神圣的净土埋藏着无数有待探寻的奥秘。2017年6月17日第二次青藏高原大规模综合性科考在拉萨正式启动，距离上一次如此全方位的综合科考，已经过去了40余年。
首先拉开帷幕的是江湖源考察，科考队员兵分四路——湖泊与水文气象考察队负责为高原湖泊“做体检”；冰川与环境变化考察队负责钻取冰芯，并探寻“芯”中的气候环境“密码”；古生态与古环境考察队负责追寻史前人类的高原足迹；生物与生态变化考察队负责为高原珍稀动植物居民“查户口”……
为什么要在40年后再探地球第三极?这次科考如何进行?有什么特点?在海拔5000多米的藏北科考营地，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总领队徐柏青接受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的独家专访。
Q:为什么要进行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
A:既要对青藏高原“四大巨变”做出科学解释，也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记者:为什么在时隔40年后，再次组织青藏高原综合科考?
徐柏青:本世纪以来，在全球找不到第二个地方像青藏高原这样，变化如此之快，我们概括为四大巨变。我们亟须对这种变化做出科学的解答。
一是气候巨变。一方面是气温提升快。全球平均每10年升高0.17摄氏度，而青藏高原是每10年升高0.3到0.4摄氏度。另一方面是降水变化大。青藏高原总体上变暖变湿润，但内部空间差异大，北部变湿，南部变干。我们认为这里在发生气候转型，其标志就是整体变暖变湿，说明季风与西风相互作用的过程发生了重大转变，但原因尚不明朗。到底是人类活动，还是自然气候的影响机制发生了变化?这是纵贯科考的大问题，是总领全局的问题。
二是“亚洲水塔”巨变。在冰川加速退缩的背景下，一方面是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冰川加速退缩，另一方面则是受西风带影响的北部、尤其是西北部的冰川，有些很稳定，甚至在前进。这让我们很迷惑。
三是环境巨变。拿湖泊来说，储水量每年增加80到100亿吨。许多湖泊在快速扩张，如色林错、纳木错等，有的咸水湖在变淡。而从岗底斯山脉到雅鲁藏布江河谷，有些湖泊反而在萎缩。
四是生态系统突变。本世纪以来，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整体趋好，生长季延长，初级生产力(产草量)增加，盖度增加，这是利好消息。但也有不利之处，即灾害风险增加，如泥石流、滑坡、冰湖溃决、冰崩更为频繁等。
四大巨变，总的驱动是季风与西风相互作用的变化。探究这些变化的原因，是这次科考最主要的原因。
记者:还有别的原因吗?
徐柏青:有。这次科考，我们提出有两个面向，一个是面向生态文明建设，一个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青藏高原作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首先表现在它有水源涵养的作用。它是生态源、气候启动区，在这里开展科考，可以推动国家公园建设，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国家加大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涉及环境评估、灾害风险防范、气候灾害应对能力建设等，我们要通过科考，加强不同国别自然承载力的评估，建立环境危机应对机制，确保农业安全、水资源安全等。
我想强调一点，这是一次泛第三极的综合科学考察，也是一次开放包容的科考。我们邀请沿线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科学家参与进来，共同研究第三极生态环境变化对其内部及周边地区带来的影响，探讨应对措施，保证多边科学家在联合考察中能达成科学上的共识。
记者:从“青藏高原”到“第三极”，再到“泛第三极”，这些概念是如何提出来的?
徐柏青:这三个概念就像俄罗斯“套娃”。“青藏高原”是中国科学家提出的，主体就是青海、西藏，还涉及新疆、甘肃、四川和云南等省区，面积约260万平方公里。
但“青藏高原”这个名字太具有中国特色了，国际上有一些别的称呼，我们认为有必要结束这种命名混乱，提出一种国际上广泛接受的科学术语。
2008年，《自然》上发表文章，提出“第三极”概念，后来被广泛接受。第三极包括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地区、喀喇昆仑山脉、帕米尔高原，面积约500万平方公里。
“泛第三极”是刚提出来的，标志是中科院去年开展的国际合作重大项目——“泛第三极环境研究”。泛第三极的区域面积有2000多万平方公里，涉及人口达30亿。
从地球演化历史看，从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以及伊朗高原隆起，到高加索、喀尔巴阡山的形成等，在地质演化上都是特提斯造山运动的结果，属于一场板块运动。而从环境影响角度看，这一系列高原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具有一致性，作为一个整体在影响欧亚的气候环境，即加强了季风，塑造了当今亚洲或北半球的气候环境格局，又正在继续发挥作用，影响了矿产资源的形成，产生了一系列其他资源环境效应。所以说，我们开展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实际上考察范围并不局限在中国境内，涉及到中亚、伊朗高原、东欧等地区。这些地区气候影响机制是一致的，也有共同的特征，即南涝北旱。这些地区正在发生的变化，可能是气候系统的自然变化过程，也可能是人类活动的影响，值得我们去研究。
Q: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在组织、开展形式方面有何特点?
A:开放式、国际范儿，选“队长”不按行政级别，对科学家团队也敢实行淘汰制
记者:考察队是怎样产生的?此次科考组织方式有何鲜明特点?
徐柏青:这次科考是开放式、流动式的，交叉团队也不是封闭的，有淘汰制，也有增加机制。弄不好，某个交叉团队就可能被淘汰或合并。不只团队，对专家也实行的是淘汰制。这样一种机制，就是要给大家压力，一定要有评估和流动，否则机制固化了，有可能留下重大遗憾。
我们对项目采取镶嵌式管理，在哪个位置就负责哪一摊事，不受行政级别限制。比如我今年既是江湖源综合科考协调组组长，又是冰川与环境变化考察队队长，明年就不一定了。
2009年启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舰项目——第三极环境国际计划(TPE)，就是现成的国际合作平台。借助这个平台，我们已经在开展国际合作了，效果也很好。科学无国界，科考不能只由一个国家的科学家说了算，我们正在吸引更多周边国家和西方国家科学家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具体来说，境内科考以中国科学家为主，境外科考由泛第三极沿线国家的科学家参与，此外也有美国、德国、瑞典等国的科学家参与。
记者:相比40年前，这次科考有何不同?
徐柏青:首先是视野更宽广、队伍更年轻，再有就是设备更先进了。我们这次出发前，院领导曾调侃说:“不能再像第一次科考，靠四个轮子两条腿了，要用新技术、新手段、新方法。”所以我们也在跟各种机构接触，一些高技术研究单位也承诺提供一些高新技术，比如专业卫星发射、飞机、无人机、飞艇等，在这些设备的操作方面年轻人更有优势，像这次几支考察队的副队长都只有30多岁。当然，几代青藏高原科考人吃苦耐劳、不怕牺牲，为科学献身的“青藏精神”是不变的。
Q:今年开展的是初次科考，如何评价这个开局?
A:对冰川、水文、生物、古生态四个核心问题的考察最先展开，遇到了困难，也积累了经验
记者:今年的科考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您对此有何评价?
徐柏青:第一期科考，到7月底任务才能结束，有些团队还要延续一段时间。由于是首次启动，4个队需要一致行动。但从科学上讲，各学科对考察时间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就拿冰川队来说，由于这个季节气温过高，很难达到预期目标，后面我们会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就目前各队的进展来说，工作不能说好，只能说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冰川考察队在不适合的季节开展了不适合的工作，这是大实话。
记者:作为一名从事冰川研究已经22年的科学家，您对这次科考有什么期待吗?
徐柏青:这么说吧，在国际科学或探险史上，还没有一个政府、没有一群科学家，针对一个地区，进行过这么持久性的科学考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从建国以来我国主导的针对青藏高原的考察，在科学史上是独具特色的。随着持续不断的科考，青藏高原在国际上的地位，青藏高原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了国际科学家的持续性关注，已经成了一门显学。
而能参与到这么一项了不起的科研活动中，又赶上国家发展的大好时机，赶上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展示国家形象的大好时机，赶上科技报国的大好时机，可谓生逢其时，时不我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