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深入涉藏州县腹地，行游前藏与后藏，挑战极限路程，完美丈量青藏、川藏线。敬畏自然，尊重生命，质朴文字记录中的心灵洗礼；视觉盛宴，大美无言，原生态画面冲击你的审美极限。 《藏地八千里》展现藏地的另一面，你所不知道的秘密！
穿过五公里长的二郎山隧道，就进入甘孜藏族自治州辖下的泸定县。这里是进入高原的第一个地理分界线，景色与潮湿多雾的四川盆地迥然不同：碧空如蓝，阳光灿烂，山峦起伏，水流奔腾，干燥而又清凉的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牧草的清香。再往前四十多公里，就到达州府所在地康定城。
康定，藏语叫“达者都”，意为“三山相峙、两水交汇的地方”。古属牦牛国疆域。传说三国时诸葛亮在此铸箭，因称“打箭炉”或“炉城”。唐宋属吐蕃。清雍正七年置打箭炉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改设康定府。1939年建西康省，简称康，为中华民国延续清朝制度所设置的二十二省之一，1950年更名西康省藏族自治区，辖区主要为现在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雅安市及西藏东部昌都地区、林芝地区等，首府即在康定。五年后，西康自治区建制取消，康定划归四川省。
这是一座因茶马互市而繁荣起来的城市。在清末，这里已有几十家以茶为主要贸易品的锅庄。这是一座因《康定情歌》而声名远扬的城市。在这浪漫之地，随处可见彪悍粗犷的康巴汉子，一个个身着宽大的藏袍，足蹬牛皮长筒靴，头上盘着夹有红丝线的粗大辫子，不时策马从你身边经过，像极了古代的骑士。
康定城藏汉杂居，汉藏文化于此交融，不可分割。不少藏民喜欢穿汉服，麻辣川菜是当地最受欢迎的食物，而当地汉族也喜欢喝酥油茶，佩戴鲜艳的藏族饰品。
藏族几乎全民信仰藏传佛教。折多山上下四周，山顶河谷到处飘扬着五色经幡，或者印以文字，或者绘以图案。经幡五色，依次是蓝、白、红、绿、黄，蓝色象征蓝天，白色象征白云，红色象征火焰，绿色象征绿水，黄色象征大地。五种颜色代表生命赖以存在的基础。世代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对大自然的变化尤其敏感，故企盼大自然风调雨顺，人间太平幸福。佛教慰藉了他们的灵魂，经幡寄托了他们的希望。
离开康定城，汽车一路盘山而上，翻越海拔4218米的折多山。这是又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翻过这里，才算真正跨入了青藏高原东部台阶。当地人习称折多山为“炉关”，称山之东、山之西为“关内”、“关外”。折东关内藏汉杂居，商贸集中，文化多元，地理景观多为高山峡谷；关外则以藏族为主，以畜牧为业，高原草场绵延不绝，牛羊成群。
翻越折多山不久，就到达海拔3300多米的新都桥镇。新都桥位于河谷地带，水草丰茂，土地肥沃，四季景色各异，被称为“摄影家的天堂”，每年都有许多摄影爱好者远道而来。此时正值深秋，草色绿中带黄，从山顶到河谷渐次铺展开来。山坡上游动着星星点点的牦牛和山羊，起伏的山峦在天边画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到黄昏，斜阳如水，把山川河谷染成一片金黄。溪流潺潺，泛着耀眼的光芒。山间和路旁，金黄的杨树在风中沙沙作响，时有黄叶飘落，在地上洒上一层金色。成片的青稞也黄了，农夫们收割正忙，田间不时响起阵阵悠扬的歌声……
忽然，我被镇外一幢新建的藏家小旅店吸引——只见房前屋后开满了紫红、粉白的格桑花，以及硕大的粉红、深红的大丽菊，在阳光下娇艳欲滴，令人惊叹。走近才发现左邻右舍的院子里都种满了花，不但如此，窗台、屋顶也是鲜花盛开。这些花，并不像在内地的苗圃中那般，要经过一番精心的育苗、整枝、造型。它们天然自在，与野地里的茅草、山间的野花一样，当天寒地冻、风霜雨雪袭来时，便枯黄萎缩，生命似乎消失，可是一当春风掠过大地，它们就立刻复苏，充满野性地蓬勃生长。
男主人出来，热情地招呼我们住下。这人颇为健谈，而他的名字更是让人过耳不忘：革命。他的妻子叫尼玛措。比丈夫小十六岁。说起妻子，革命很是得意，大剌剌地对我们说：“哦呀，没得办法，老牛就是喜欢吃嫩草！”小旅店多是妻子在打理。两个儿子，长得浓眉大眼，十分可爱，不停地吃零食，看样子自家小卖部的东西一半要被他们消耗掉。
黄昏时分，我坐在鲜花环绕的小院里，静静地看着晚霞映红远处山顶。山色由红转黄，再一点点淡下去，慢慢地蒙上一层蓝灰色；灰色渐渐转深，又一缕缕染上黑色，越来越深，直到浓重的夜色覆盖整个大地，星月升上天空。
我曾多次路过新都桥。每次过路这里，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他便是峨眉山佛教协会副会长通孝法师。
通孝法师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1921年2月出生于四川射洪一个诗礼传家的殷实大户，十四岁那年偷偷到峨眉山大坪净土禅院出家，其间家人几次上山苦苦相劝，但始终没有说服他返回家乡。1936年，他到新都宝光寺受戒，随即入宝光寺佛学院学习，毕业后到重庆缙云山汉藏教理院深造。汉藏教理院是1932年秋，由中国佛学会主席太虚法师倡议，川军军阀刘湘等赞助兴办的四川第一所高等佛学教育学府，课程以藏文、佛学为主，兼授历史、地理、法律、农业、伦理、卫生等学科。三年后，通孝法师考取公费入藏学僧，在拉萨哲蚌寺依止多吉活佛深研藏传佛教经典，经十余年苦学精修，获得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学位——格西学位，其师亲赐藏名“多吉尚祖”。
通孝结束藏地的学习，即取道返回峨眉山。途经雅江县时，恰遇我十八军进藏。于是，精通藏汉语言的通孝主动为十八军做群众动员工作，劝告藏军放下武器。当地政府与部队首长见通孝在群众中颇有威信，几番动员他还俗，为新中国作出更多的贡献。经过一番思索，通孝终于答应。几年后，他又调到康定。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通孝法师不幸受到冲击，蒙冤被关入位于新都桥的甘孜州监狱。
我曾采访过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入狱的人，无不满腔愤懑，怨声载道，唯有通孝总是嘿嘿一笑，说出家人到哪里都一样。有时他还会露出孩子般的俏皮，告诉我在监狱里他如何为犯人争取权益，与看守积极配合管理等等。“犯人也是人，何况那个年代很多是受冤枉的好人！”末了他常会这样说一句。
2007年9月，通孝法师圆寂后不久的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自称是法师的狱友，想跟我谈谈与法师在狱中的往事。我如约前往，只见一位须发尽白的清瘦老人等候在那里。
“我是共产党员，参加过抗美援朝，还立功受奖。”老人一开口就表明了自己革命者的身份，以表示自己与监狱里某些无赖之徒有本质区别。“我是个性格刚烈的人，凡事不肯低头。”他说，就因为这份倔强，他在监狱里受尽磨难，直到认识通孝法师。“后来通孝法师来送饭，他一边给我喂饭，一边循循善诱开导我，甚至给我清洗身上的污物……”倔强的老人说到这里，喉结有些颤抖。他不停地强调，是通孝法师改变了他的人生观，教他在逆境中学会了宽容与淡定。
当我问他在平反恢复工作后，是否曾设法营救通孝法师时，他摇摇头，说出一件更离奇的事。
那是通孝还在雅江为十八军做群众工作时的事情。有一天，通孝在牧场偶遇一个浑身泥土的放牛娃，遂停下脚招呼孩子走近，并替他灌顶。孩子家人对忽然而至的荣幸又惊又喜，不知所措。通孝说，这孩子将来必为大官，你们好好照顾他，最好让他读书。事后通孝也没将此事放在心上——每天有许多事情要他处理——渐渐也就淡忘了。后来，法师在“文化大革命”中身陷囹圄，而当年这位放牛娃，竟果然如法师所料，成为某省政府的一位高级干部。他一直在打听通孝法师的下落，只因不知道法师的汉名和详细情况，所以始终如大海捞针，没有结果。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终于找到通孝法师。法师终于跨出监狱大门，当年的“放牛娃”将法师接到家里，献上了最隆重的礼遇。
1980年，通孝法师平反出狱，返回峨眉山。在他空空的行囊里，有一只小巧的酥油茶筒，凝聚着他对藏地几十年生活的感情。回到峨眉山后，他还时常打酥油茶喝，慢慢品咂，细细回味。峨眉山出产的上等绿茶全国闻名，但他对酥油茶就是情有独钟。一些新来的小和尚觉得味道好，但又不敢向法师讨要，于是便估摸着法师打酥油茶的时间借故上门，以便蹭酥油茶喝。通孝法师心知肚明，但就是不点穿。想到这里，我不由赞叹：多么慈悲豁达的法师！这样的心胸，也许正是眼前这天高地阔的高原赋予他的吧！随后他又在峨眉山闭关三年，并在闭关期间写下很多心得笔记。他的师兄通永老和尚一百一十岁在峨眉山圆寂，他的师弟通禅就是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
起风了，我赶紧起身回屋，却陡然发现，屋里充斥着塑料花、瓷砖、铝合金门窗等装饰。劣质的现代装饰材料与藏式传统石砌外表杂糅在一起，不伦不类，给人以强烈的不协调感，坐在屋里，竟让人有些不知身处何处的感觉。
回想十年前，也是这个季节，我们走过新都桥。刚到这里，天色突变，豌豆大的冰雹倾泻而下。金黄的杨树叶漫天飘零，落在地上的，不时又被一阵旋风卷起，拉到空中，纷纷扬扬，如天女散花。草场上淋得湿漉漉的绵羊拥挤着回家，不惧风雨的牦牛却不肯挪步，在溪水里与主人周旋，牧民们不断地嘘着口哨，挥舞长鞭。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时新都桥没有沥青公路，也没有外表漂亮的民居，但一切似乎与自然更为接近。如今乍一看似乎变化巨大，细细留心，却不难发现这些都是为旅游而有意打造的。原有的文化内涵已退化为符号，看似漂亮热闹，实则空洞乏味，就像民居中的劣质现代装饰材料一样，轻飘飘的，没有重量。
相比之下，我更怀念过去的新都桥，那时，她真不愧为“摄影家的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