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莎。本人供图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发展，是认识多民族中国特色的切入点，也是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发展的关键。
中国西南地区山高水长，是长江、黄河两条母亲河的源头，孕育了中国两大文明：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这里山河纵横、大江奔流，地理风貌独特，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有藏族、白族、傣族、水族、佤族、苗族、怒族、门巴族、珞巴族、彝族、纳西族、羌族、哈尼族、土家族等民族。山间河谷是汉藏之间以及其他民族共同的接触地带。这一地带既可作为双方争夺、角力的自然空间，也是不同文化相遇、冲突、汇通的社会空间。这里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和民族分布的地理形态，是中华民族外在的典型特征。生活在这一地带的汉藏民族互通相融，而羌族是汉藏文化的过渡和纽带。在民族迁徙和交融的历史过程中，“共同的羌族历史文化”的建构，产生的历史记忆，认同羌族为这一地区许多民族的“共同起源”。“羌族，像是汉、藏间的变色光谱，愈往东南，这儿的羌族便愈像汉族；愈往西北去，当地的羌族就愈像藏族。”（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5月）
资料图：羌族民众载歌载舞欢庆羌年。安源 摄
寻根问祖：汉、藏、羌民族同根同源
要科学地回答汉、藏、羌民族同根同源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依据汉、藏、羌民族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论证，必须从古代中华民族文化源流的宏观角度论述汉、藏、羌民族之间以及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关系进行科学论证。
《诗经•商颂》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说明古羌与殷商关系密切。甲骨文卜辞中有关“羌”的诸多记载，表明羌人在当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十分活跃。有史以来，如《后汉书•西羌传》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晋语•国语》也称“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些记载都明确了古羌与华夏的同源。而古羌与藏族亲缘性的关系，藏族学者多识认为，根据多年来对藏、汉文史资料和众多文化现象的对比研究，确认“藏”和“羌”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名称，藏汉民族在人种、族源上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还认为，藏语称汉人为“嘉”，藏学家黄奋生先生说“嘉”同“夏”。从“嘉”这个名称断定，从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的夏朝藏汉民族已有交往。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龙西江认为，“藏汉民族同根同源”的结论，是中国古代史的众多学者长期以来依据大量藏汉文献证据得出的，现在又有了生物遗传学在基因上的证据。如多识老师的研究结论，与中国古代史和民族史研究领域的一些巨匠，例如王国维的弟子、甲骨文专家、已故中国古代史专家、四川大学历史系原主任徐中舒老教授，还有已故古藏史学家任乃强老先生，还有写《羌族史》的李绍明先生，以及冉光荣先生、周锡银先生等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这个结论就是“藏出自羌”，藏羌同源，汉羌同源，藏汉同源。（《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2001年11期《新华文摘》）
羌族，目前在中国有30多万人，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隅与北川地区。其南面是分布于川、滇、黔三省，人口870多万的彝族；其西面是人口近700万，分布于中国四分之一土地的藏族；其东面则是更广大的拥有13亿人的汉族——全世界拥有共同祖先的最大族群。对于当代汉、藏、羌之间的族群关系，从更大范围的民族起源与形成厘清这个问题，还需要从族源、语言、宗教、风俗、戏剧等多角度深入探究汉藏民族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从以上的梳理，我们对藏汉民族的历史亲缘关系有了一定深入的了解，实际上是要说清楚现代藏族人和古代羌人的关系，说清楚古代羌人和汉族先民之间的关系。汉文大量的文献记载，已经廓清了古代羌人和汉族先民之间的关系。对于现代藏人和古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受语言文字、藏语的古今音变和方言差别等众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不了解“羌”是古代藏族的名称，因此在藏族的族源上产生了种种说法，而大量的藏汉文历史资料和众多文化现象证明藏汉民族在血缘和文化上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基于此，了解藏汉历史亲缘关系时首先要了解藏羌关系非常重要。只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藏族的历史渊源和藏汉民族之间的历史便一目了然。
资料图：羌族民众跳莎朗舞 安源 摄
殊途同归：汉藏佛教的渊源
佛教传入吐蕃，汉藏佛教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交融达1380多年。唐代，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以唐朝向吐蕃输入佛教为主，主要是禅宗在吐蕃的传播，核心人物是摩诃衍入蕃传法和禅宗其他派别僧人在吐蕃的活动。这一时期西藏第一座佛教寺庙桑耶寺建成，摩诃衍的靴子最后留在了那里。佛教最早传入吐蕃，最重要的事件是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一尊佛像。这尊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被西藏供奉至今，西藏信徒最崇敬此像，称为“觉阿仁布齐”，意为释尊大宝。据《西藏王统记》《红史》等史书记载：此像铸造于释迦牟尼在世时，后于前秦苻坚（338—385）时，被其派吕光迎入汉地。实际上，吕光从西域返回途中，苻坚就被杀，前秦瓦解。此像应该是后秦弘始三年（401）年随鸠摩罗什一起进入长安的。后来辗转进入唐宫中，成为皇家敬拜的对象。文成公主入藏时，在她的请求之下，成为重要的陪嫁品。史载，金城公主将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释迦牟尼像重新迎请供奉于大昭寺。
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互鉴和发展，对中华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政治上，推进了民族交融，增强了民族地区对中原政权的内向力，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国地理疆域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经济上，大量西藏僧人进入内地朝贡、传法，中原统治者的物质赏赐和信徒的供养流向藏地，促进了两地物资流通，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上，认同增强，共识增多，并且汉藏佛教艺术等也互为影响，互相成就。另外，汉藏佛教的交流交融对佛教本身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使汉藏佛教形成水乳交融之势，汉地禅宗思想广泛影响了西藏佛教，而西藏佛教的密教内容也补充了汉地佛教的不足。
藏族学者班班多吉认为，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两者是一个互为参照的关系，研究两者间的关系、交流脉络及影响会让我们得出很多启发。汉地佛教最早传入西藏，当时藏族地区流行本教，本教抵挡不住佛教进入吐蕃地区，藏族人解读佛教的方法与汉族人解读佛教的方法，其路径是一致的，都采取了“格义”的方法。再后来，藏传佛教出现了宗派，主要受到汉传佛教的影响。比如，藏传佛教第一个派别是宁玛派，它的根本思想是“九乘判教法”与“大圆满法”。现在很多学者都发现“九乘判教法”与“大圆满法”在印度佛教中找不到经典根据。所以，可以判定是藏人创造。另外，这一“九乘判教法”与“大圆满法”的思想实际上受到了禅宗的影响。进一步研究与华严思想有非常相似的地方。由此，我们充分认识到汉藏交融具有可行性的思想教义基础，二者同理同源。汉藏佛教的核心教义是共同的，都是中观、唯识这些佛教核心的思想义理。从教理的沟通来说，汉传佛教的“自然智”“平常心是道”这些思想观念，在藏传佛教中都有近似或对应的实践修法。藏传佛教中保留的诸如“汉地大圆满”“支那堪布遗教”等名词和具体思想内容，也是体现了汉藏佛教在教义方面非常深入的交流。（圣凯，《汉藏佛教交融史与中华文化研究》）
资料图：藏传佛教僧人跳“金刚舞”。康平 摄
文化浸润：中华民族的底色
西方世界很难理解今天的中国，其中一个重要的疑惑就是中国何以能够将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维系数千年且生生不息。自秦统一中国后，中华民族既有统一的历史时期，也有分裂割据的历史时期；既有汉族一统天下的时期，也有边疆民族入主中原获得统治权力的时期。但无论哪一朝代，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从未中断，各民族相互吸收、借鉴、接纳、融合其他民族的文化，发展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且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强烈的民族归属感，无论多少王朝更替，在中国人眼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无论统一与割据，都认同中国，认同中华文化。汉藏民族之交流交融发生于中华民族这一整体认识框架之下，是实现整体性中华文化认同的要求，将其建立在中华民族认同的整体视野下，藏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藏文化交流交融是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
藏文史书中说，早在吐蕃第一位国王松赞干布之父囊日松赞在世时，许多汉地的历算、占卜和医学著作就已经被翻译、流传到了吐蕃，按照传统的说法，藏文书面语是松赞干布时期才创立的。藏族史家的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因为藏族传统使用的占卜方式确实与汉地的九宫、八卦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汉地的“河图”“洛书”,以及阴阳五行之说，很早就已经渗入西藏文化之中（沈卫荣，《汉藏交融与民族认同》，2010年）。文成公主入藏以及从长安进藏的和尚们不只是将汉地的佛法带到了雪域，更把汉地饮茶的习俗传到了吐蕃。
资料图：青海藏文化馆中展出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像中新网记者 富宇 摄
今天的藏医是在继承古代藏医学知识并吸收大量中原医学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中华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藏文《雅隆觉卧佛教史》载，文成公主携带来的汉地医学著作和器械有：“治疗四百零八种病的药物和医方一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件，配药法四部”和“八观察法，五诊断法，六拔除法，四部配药法”；据藏文献《法王松赞干布遗训》记载，《汉公主大医典》是吐蕃医学史上最早的医著。此后汉藏合著的医学书籍越来越多，其中藏医史上著名的《月王药诊》一书所记录的“诊脉、验尿、用药”，尤其在医学理论等方面是完全近似中医内容的一部著作。
吐蕃历史上的著名医生中，被誉为“诸圣医之首”的汉族医生东松康瓦两次入蕃，把一生献给吐蕃人民。他在吐蕃娶妻生子，世代行医，并和三位汉族医生一起将汉地大约十种医学著作翻译成藏文。另一位吐蕃最负盛名的医生老玉脱丹贡布的儿子对汉地医学谙熟，切脉部位和方法以及用药等都和中医相似。千百年来，藏医藏药和中医中药在两个不同地域互通互教、共同发展，服务人类，启迪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