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城皮洛遗址全景（无人机照片，9月12日摄）。新华社发
皮洛遗址出土的砍砸器。
皮洛遗址出土的精美手斧。
10月，川西高原的阳光依旧刺眼，草地已转黄，风声呼啸。
位于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城外大约2公里的一片台地，背倚山峰，三面向水，视野辽阔。这里孕育着神秘的史前文化，是2021年一项世界级重要考古发现——皮洛遗址的所在地。
4月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在此进行考古发掘，成果丰硕。在考古发掘区域内，大大小小8个探方内发掘的石器和用火遗迹，透射着数十万年前青藏高原东南麓存在的生命光芒，流露出原始的渴望。
10月31日，记者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皮洛遗址考古工作站获悉，随着冬季来临，皮洛遗址第一期考古发掘即将结束，探索之路将于明年开春后继续。
寻石
金沙江二级支流旁发现大量手斧遗存
大约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自南向北与欧亚板块发生猛烈碰撞，世界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青藏高原诞生了。在这片寒冷的高地上，生命如何延续？为了寻找答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队员们数次行走于青藏高原东麓寻找答案。
川西高原是青藏高原东南缘的一部分，处在现代人起源及扩散的十字路口上，地理位置关键。2019年至2021年，省考古院团队在川西高原开展了旧石器时代考古专项调查工作，寻找旧石器时代古人类赖以生存的工具——打制石器。
近3年来，考古队员从雅砻江、立启河，到无量河，自东向西，一路来到水洛河流域。皮洛遗址就这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皮洛遗址位于金沙江二级支流傍河的三级阶地上，整体平坦，覆盖有厚厚的土壤堆积。2020年5月12日，在连续的调查过程中，考古队员在稻城县七家平洛村后发现了零星的手斧遗存。他们一步步踏上阶地，在阶地后缘剥蚀区，越来越多的石器被发现，它们精美又丰富，让沿线调查两年多的考古队员兴奋不已。
拥有深厚专业素养的队员意识到，这里非同寻常，所以探寻愈加细致和谨慎。“遗址规模超过百万平方米，超过了我们的认知。”省考古院旧石器研究室主任郑喆轩回忆，在连续发现了百余件石器，特别是几十件手斧后，他们向单位报告了这一好消息，并期待进一步的深入工作。
发掘
采集、出土万余件石器精致手斧闪烁古人类智慧
石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让考古专家们回溯过去，还原历史，找寻人类的“幼时”记忆。
4月下旬，皮洛遗址迎来首次主动性考古发掘。经过初步勘探确定，其宽约500米，长约2000米，整体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为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首次获批发掘的面积为200平方米，共8个探方。
伴随土壤一层层拨开，更多的石器不断出现。石片、石核、砍砸器、手斧、各种小型两面器……完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被展示出来，甚至还有保存完整的7个文化层。目前，皮洛遗址地层共出土石器7000余件，加上地表采集的，总数已超过万件。“太丰富了，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知。”郑喆轩感慨，“我们付出了100%的努力，没想到皮洛遗址回报了500%的惊喜。”
郑喆轩介绍，此前，学界大部分观点都认为，远古时期的人类很难在高海拔地区长期生存，而这次丰富的发现，向后人展示了十多万年前人类的智慧和能力，突破了以往的认知。
尤其是发现的大量阿舍利技术遗存，令人惊叹。阿舍利技术遗存是一套旧石器时代石器技术文化，包括手镐、手斧、薄刃斧。此次遗址发掘出土及地表采集的，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数量丰富、地层与时代清晰的阿舍利技术遗存，其中手斧、薄刃斧等石制品是目前东亚地区出土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
用火
发现烧灼痕迹石器体现古人类演化过程
除了石器，火的使用在人类进化史上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此次发掘，出土了一大批有灼烧痕迹的石器。“我们在遗址的几个地层内都发现了许多烧石。”郑喆轩说，石头经过火烧后，因受热及热胀冷缩等变化，表面会留下一些痕迹，比如开裂或色彩变化。
通过对烧石的采集、判断和认知，考古队员注意到，皮洛遗址内的烧石及火烧痕迹相对集中，甚至在有的小片区域内，只存在烧石。“这里曾经会不会是一个火塘？”郑喆轩说，在学界有一种理论认为，“吃熟食对于早期人类体质和智力发育有一定作用，人类智力越高、体魄越壮硕，学习能力越快，进而造成人对周边环境的感知、认识自然的水平逐渐提高。”
除了烹饪食物外，火也有助于取暖及驱赶野兽。郑喆轩说，此次遗址发现的3个完整石器文化序列，也体现着古人类的演化过程。
为何没能发现骨骼化石？郑喆轩说，在高原上，常年大风气候以及季节性冷热交替，骨骼热胀冷缩，有易破碎特点。经年累月的日晒风吹，“积风销骨”，骨骼很难留存。
生存
至少在13万年前人群或分批、多次来此
根据目前的测年研究，皮洛遗址第三层地层年代不晚于13万年前。这意味着，至少在13万年前，古人类就已频繁登上青藏高原。
极寒环境下，古人类如何在青藏高原生存？对此，郑喆轩有了一个初步推想：皮洛遗址发现了数量如此巨大的石器遗存，表明古人类反复登上此处生活的过程，“也许是很多拨人不断来到这里，也有可能是一拨人在每年的某个时段反复前来。”他说，与现在不同，古人类的生活并不稳定，居住地非常依赖动植物资源，所选择的居住地都是短期或季节性的。
郑喆轩说，或许，古人类就曾在傍河边选择石料、制作石器，在周边的丛林狩猎、采集，到了应该继续迁徙的时候，就带走一些必需品，不便携带的或加工过程中留下的副产品及废料等，则保留在原地，成了如今的石器遗存。
观点
对青藏高原考古研究具有突破性意义
“此次手斧的发现，彻底解决了中国、东亚有没有真正阿舍利技术体系的争议。为探索东亚手斧的分布与源流、东西方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等重大学术问题研究提供了支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说，此次发掘意义重大，尤其是出土的手斧，在东亚地区也算最为精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则用了五个“没想到”评价此次考古发掘成果：一是没想到在极度严寒的地区发现人类遗迹；二是没想到人类征服高海拔地区可以追溯到13万年前，甚至更早；三是没想到在这里发现了多种文化类型交替；四是没想到典型的阿舍利手斧出现在3700米以上的高原上；五是没想到遗址能如此清楚地保存早期人类征服青藏高原的历史进程。
对于整个青藏高原来说，皮洛遗址的发现也相当重要。长期在青藏高原从事旧石器考古研究的学者、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张东菊说，皮洛遗址的发现对青藏高原的考古研究非常重要，具有突破性意义。
2018年，发现于藏北羌塘高原的尼阿底遗址，将人类首次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推前到4万年前；2019年，甘肃夏河县白石崖溶洞遗址初步研究成果的发表，将人类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进一步向前推早至约19万年前。现在，皮洛遗址第三层的年代至少为13万年，下面的文化层年代将更久远，专家猜测或能达到20万年左右，具体年代有待进一步研究。
“皮洛遗址保存了连续的多个文化层，出土了丰富而特点鲜明的石制品，为川西高原乃至四川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树立了难得的地层及文化标尺，也为青藏高原的史前人类活动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张东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