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上有这样一种怪论，认为部分干部中存在的“为官不为”现象，是反对“四风”带来的。果真如此吗？
回顾一下可知，2013年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动员部署会”上，曾明确指出要聚焦作风建设，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反对官僚主义，要着重解决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的问题”，“坚决整治消极应付、推诿扯皮、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
在“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上，习近平同志谈到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时列举了“25个有的”，其中便有许多“为官不为”的表现，比如有的办事拖拉、推诿扯皮，浑浑噩噩混日子，上班时间斗地主、嗑瓜子、玩手机、逛淘宝；有的“懒政”现象突出，出工不出力，懒懒散散；有的不敢担当、不愿负责，当“太平官”、“逍遥官”；还有诸如口号响当当、服务冷冰冰，在位不在岗，等等。
话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为官不为”，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正是官僚主义作风的一种突出表现，是纠正“四风”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如果说当下仍存在的这类现象，正表明我们反对“四风”不能随着教育实践活动结束而“曲终人散”，必须常抓不懈、持续发力。
那么，反“四风”反出了“为官不为”的错误论调是从何而起呢？
八项规定出台后，规矩多了，管得紧了，查得严了，媒体、网络曝光频繁了，人民群众的眼睛瞪得更大了，因而在一些官员看来，多作为则多出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企望于躲过“这阵子”，继续过“好日子”。
此种想法错上加错，可逐条驳斥之。
首先，真的是多作为则多出错？
要说清这个问题，就要分清“作为”和“乱作为”的区别。韩非子说过，“万物莫不有规矩”，“圣人尽随于万物之规矩”。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有了规矩才有是非对错、正确与不正确之分，才能止纷定争、维护秩序。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有了纪律和规矩，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健全党的组织，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规矩重在规范人的行为，管的是乱作为、查的是违法乱纪，各种曝光是要将各类不齿之事和种种丑态暴露在阳光之下，让更多的人引以为戒。规矩使人们言有所依、行有所循，不乱言乱行，但绝不是让人们不言不行。
一些官员所谓的“多作为则多出错”，正确地表述应是“多乱作为则多出错”。更准确地说，“乱作为”本身就是错。查纠“四风”就是要坚决纠正种种乱作为，坚决查办胡作非为。
其二，真能躲过“这阵子”，继续过“好日子”？
查纠“四风”不是一阵子，是躲避不过去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横下一条心纠“四风”的决心天下尽知，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当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肃纲纪，嫉恶如仇，坚决反对和切实纠正“四风”，争当践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榜样。
“为官不为”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周恩来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列举出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其中讲到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懒汉式的官僚主义、机关式的官僚主义，都包含有“为官不为”的表现。
在封建残余思想、扭曲的权力观支配下，一些官员一旦在规矩的制约下不能公款挥霍、吃请送礼、吃拿卡要，就感到“生活不滋润”、“为官不易”了，便“无利不起早”、“为官不为”了。“为官不为”现象，从实质上看，是一些党员干部没有真正弄清楚作为共产党的“官”是什么，当干部为什么、应当干什么。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党性观念的缺失、宗旨意识的淡漠、公与私的倒错，是一己私利和封建的“官特权”在作怪。
王岐山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报告中指出，“当前，‘四风’面上有所好转，但树倒根在，重压之下花样翻新，防止反弹任务艰巨。”
“为官不为”是当前“四风”树倒根在的一个重要病根，是不良积习的另一种集中表现。“为官不为”的背后夹杂着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形式主义的错误观念，不解决“为官不为”，必然会助推奢靡享乐之风的反弹复发，会使我们反对“四风”已经取得的成果功亏一篑。
毛泽东曾经说过，“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治理“为官不为”的唯一途径，就是坚定不移地把查纠“四风”引向深入，既刹奢靡之风，又治怠惰之气，在抓常、抓细、抓长上狠下功夫。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七十年前毛泽东回答黄炎培的至理名言，仍然是今天我们治理“为官不为”之利器。只有健全、强化并积极回应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和媒体监督，对懒政怠政公开曝光，才能让“为官不为”无处藏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