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何为“写本学”或“手稿学”？写本学相对于其他一些人文学科而言，是一个后起的新学科，它不同于传统的文献的研究。“写本学”或“手稿学”这一名称源自法文，在英文中译作Codicology。当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Codicology涵盖了以“书籍”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体系。
2，写本学研究宗旨：对产生于某一个历史时期的写本或手稿进行研究，以科学的方法对写本的所具有的，显示时代烙印的所有特征进行详尽的研究分析，描述写本所折射出来的历史文化及年代的信息。显然，除了明确标有具体年代的写本外，弄清某个写本的成书年代及相关的历史文化问题，是写本学的重要的课题。
3，古藏文写本分类
古藏文写本可分为两个大的类型：吐蕃写本（即佛教前宏时期写本）和10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写本（即佛教后宏时期写本）。
吐蕃文书写本按发现或保存地区而言又分三种：敦煌出土吐蕃文书、西藏遗存的吐蕃佛教写经和印度塔波寺发现的佛教写经。敦煌文书主体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和英国大英图书馆。另外国内主要有河西走廊保存的一批敦煌佛经写卷。西藏的佛教写本保存在哲蚌、萨迦、吉茹、聂塘、夏鲁、色喀古托、托林、崇噶曲德和布达拉宫等寺院宫殿。安多、康区寺院亦有少量遗存。
10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写本，主要包括目前西藏及其他藏地遗存和流传的佛教、本教的宗教文书（包括伏藏）和历史、人物传记等的写本。其中这一时期抄写或撰写的最为知名的写本除了佛经写本外还有：《瓦协》（即通常所称的《巴协》）、娘•尼玛伟色所著《娘教法史》、《弟吴教法史》等历史著作和一些高僧传记等。
佛教后宏时期出现了许多托名为吐蕃文书的“伏藏”，无庸置疑，这类文献中引用了不少吐蕃时期珍贵的资料，但经过多次的抄录、改写，这类写本已经没有保留多少原始写本的众多特点，无原始写本之风貌。
二、藏文古写本研究渊源
藏族学者对古藏文写本的研究源远流长。早在16世纪觉敦•仁钦扎西的《古今词语辨析》一书对古代写本涉及的上千词语的语意进行了辨析，近代著名学者更顿群培在其著作中对古词语的语意、书写形式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
19世纪三、四十年起，藏文文献开始在西方的流传，国外藏文写本的研究在国外古藏文写本研究有近80年的历史，但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则是近二十年来提出并逐渐趋于完善。
奥地利著名学者Prof. Ernst Steinkellner 和瑞士学者安•克丽斯蒂娜•谢勒•肖布（Cristina A. Scherrer--Schaub）于1999年发表的《敦煌和塔波古藏文写本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是古藏文写本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她根据敦煌、中亚古藏文遗书和印度塔布寺保存的古代佛经写本提出了古藏文写本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并提出了研究写本特征的9种方法，富有启发性。安•肖布教授的文章是我们在古藏文写本中所收获的最重要的成果。毋庸讳言，由于国外学者的研究所依赖的写本主要是流落在国外的敦煌、新疆的遗书和拉达克地区藏族文化圈保存的佛教写本，而未能接触到西藏本土丰富的写本，故其研究的局限性不言而喻。
三、古写本研究方法
本文在安•肖布教授富有创造性文章基础上，根据写本学的相关义，结合笔者多年来对古写本研究的一些思索，进一步提出写本学研究所涉及的一些方法问题。本文认为，古藏文写本研究方法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写本的物质载体； 2．书写工具笔墨；3．字体的书写风格4．具有年代特征的特殊字体；5．书写中的特殊符号；6．写本中的插图、绘画；7．书头符号、点符、句符；8．特殊语法现象和术语；9．具有年代特征的语言风格；10. 写本的空间布局；11．页面的设置和页码的标注；12．正字法词典；13．书尾的结束语特点；14．梵文的藏文拼写法；15.书写者的姓名研究；16．写本末页的题记；
四、关于新发现的苯教写本
2006年在西藏山南地区措美县当许镇噶塘蚌巴奇古塔发现了古老的苯教写本，运用写本学的方法，笔者认为是吐蕃时期的写本，因为有以下特点值得注意：
1．字体的书写风格为楷体与草体混合体，是敦煌文书最常见的书写风格；
2．语言风格古朴、简练，与11世纪以后形成的华丽、冗长截然不同；
3．具有历史烙印的特殊术语；
4．字音的点符、句符，与、吐蕃碑文及敦煌文书相同；
5．书头符号为敦煌文书最长见的符号相同；
6．书写中的特殊符号只能在敦煌文书中找到相同的例证；
7．写本中的插图、绘画，与敦煌文书风格相近；
8．某些具有吐蕃文献特征的特殊字体；
9．书尾的特殊书写风格和术语。
该处出土的写本已经出版了《当许出土古苯教文书合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20世纪初我国敦煌出土了一批珍贵的吐蕃古藏文写卷后，其中一大批文物及学术价值极大的有关历史、经济、伦理道德、苯教仪轨等方面的文书流落海外，目前分别收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伦敦大英图书馆等西方图书馆。1940年起法国藏学家拉露、英国藏学家托玛斯先后刊布了他们所编辑的其中部分文献的目录、拉丁转写文和译文。但对大多数藏学家来说，以往无法直接接触和阅览这部分文献。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藏族学者更顿群佩游历印度、斯里兰卡时期曾有幸接触了西方学者刊布的部分历史文书。国内学者近几十年来也堪布了一些敦煌遗书的相关文章。这次拟出版的四部苯教文书包括三部苯教仪轨文书和一部苯教医方文书，是吐蕃时期的极其珍贵的写本，也是继1900年敦煌出土了大批吐蕃文献以来在西藏本土第一次发现出土的苯教文书，是令国内外藏学界十分振奋的一次重大发现。
2．八世纪中叶吐蕃赞普赤松德赞采取扶持佛教，迫害苯教的政策，使苯教文献遭受了灭顶之灾，或焚烧，或水没，或以“伏藏”之名藏于塔中、岩石缝隙、寺庙建筑之下，只有极少数留传于民间。11世纪佛教后宏时期，人们对残留的吐蕃时期的文书和写本进行改写，或增或删，并不少文书以“伏藏”为名假托为吐蕃文献。11世纪以后，吐蕃时期的文献除佛教写本留传于世外，学者们断定苯教、历史类文献的原始写本在西藏本土及藏地基本绝迹。这次蚌巴奇古塔出土的吐蕃苯教文书得以重见天日，使藏学界有幸目睹千年之前的珍贵写本，可喜可贺。
3．长期以来国内外留传的苯教文献基本上属于11世纪及其后的改写本，而吐蕃佛教经典写本虽遗存不少，却深藏于寺院、宫殿之内，常人难以寻觅。蚌巴齐古塔出土的吐蕃苯教文书的出版将是继20世纪敦煌吐蕃文献刊行后，为我们提供的又一次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吐蕃文献的难得机缘。
4．眼下国内外熟知的吐蕃或11世纪前文书的有四类：吐蕃金石文（包括国内外）、敦煌、新疆出土的文献和藏地寺院所藏佛教经典。除此以外，西藏本土从未发现与敦煌吐蕃文书属于完全同一类型的非佛教文献写本。长期以来藏学家们渴望在西藏本土有所发现，蚌巴奇古塔出土的苯教写本了却了藏学家们的心愿。
5．目前，国内外藏学界研究吐蕃时期苯教的学者对文献的使用基本束搏上于11世纪及其后问世的历史宗教文献，一直苦于吐蕃时期权威文献的匮乏。已出版的四部苯教文书是吐蕃时期的极其珍贵的写本，其遣词用句、书写形式全然具备敦煌吐蕃文献的特点，史料价值极高，学术研究价值极大，是研究吐蕃历史、宗教、文化、医学的权威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