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建筑文化的特殊性

    在广袤的青藏高原,矗立着风格多样的藏式建筑,藏族建筑不仅作为社会历史的活化石,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一种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纵观藏式建筑文化,不论是寺庙建筑,还是民居建筑,无不充分地显示出丰富的藏传佛教内涵和悠久独特的藏区风情及民俗特点,同时也反映出藏族人民的思想感情以及能工巧匠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形成了与自然环境、宗教和民俗文化,以及社会背景相协调、相映衬的建筑风格。下面我就对这几个方面来进行一些剖析。
    一、青藏高原特殊的自然环境“打开世界地图,你就会看到在亚洲大陆的南部,有一块颜色桔黄,形似驼鸟的土地,它包括我国的西藏自治区、青海省以及甘肃省的西部、四川省的西部。它就是面积200余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地球上地势最高,被人们喻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1〕。青藏高原不仅是我国乃至世界地壳最厚的地方,同时也是我国乃至世界地形最复杂的地区之一。由于特殊的地质地理环境,造就了它特殊的气候、特殊的生物链。
    1、藏族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利用性
    青藏高原为藏族人民建造房屋提供了丰富的建筑材料。广袤的青藏高原为藏族建筑提供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石材和黏土,除草原牧区外,其余大部分地区都有大片的原始森林,成为藏族建筑的又一大材源。藏族建筑的大宗建材主要为石材、黏土和木材三大类。千百年来,藏族人民在修房造屋时,创造了一整套营造方式,沿袭着以下两个取材和用材的习惯。一是依照当地建材资源状况来确定房屋的基本结构,如果当地黏土土质好,同时取材又近,那么常修建土木结构的建筑物,所采用的施工建造方法则为墙体的夯筑法或土坯砌法。如果当地盛产石材,则修建石木建筑结构的建筑物,所采用的施工建造方法则为石墙体的砌筑法。倘若当地黏土、石材、木材兼有,则根据主人的习惯和所好而定。此种现象在一些地方存在,甚至于一个村庄内同时存在,在一幢建筑物中亦存在。在一幢建筑物中泥、木、石三种结构兼而有之,通常称之为混合结构建筑,其基本层次为地基基础和底层为石砌墙体,二层以上墙体为夯筑土墙,在三层或四层夯筑土墙的一方,还专置一间或两间木楞子(崩空)建筑。靠近森林地区的村寨,建筑物则显得过于奢华,整幢建筑物除少量泥或石墙围护体外,其余全部使用木材,将建筑物建造成一种特色鲜明的木楞子(崩空)结构建筑。在木材和石材均十分缺乏的地区,例如在阿里扎达一带的古格故城遗址、多香城堡、卡尔普遗址、达巴遗址等,都是依照当地土林而建造的穴居土窑建筑;二是对就地所取之材使用的直接性。凡砌筑用的石块和夯筑用的泥土则是边采边用,仅仅是用以覆盖屋面和抹墙用的泥土,需要泥筛筛选出夹杂在泥土中的小石子而已,充分保持了材料的天然性特点。由于石块和泥土经久耐用,所以,藏族在建房过程中,有拆旧翻新的习惯,除腐朽或虫蚀的木材不能再用以外,其余泥、石材料可再次或多次使用。藏族建筑一旦修好,若无大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害或施工中出现的质量事故、人为的破坏,其使用寿命是相当长的。
    在青藏高原上还有很多天然牧场,以牧为生,以牧为业是当地牧民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牧民们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一来在草原上缺乏建材,若取土采石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二来是“居无常处”。所以,建造(创作)了既便于拆卸,又便于安装;既轻便,又实用的帐篷作为他们的居所,这种帐篷的主要材料来自于他们放养的青藏高原特殊畜种———牦牛。用牦牛的毛织成的毛褐子,然后缝制而成。这种牛毛帐篷与我国乃至其他一些国家牧区的帐篷,在功能上是一致的,但结构(用材的材质)、色彩、形状上都有显著的区别,从而成为藏族民居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青藏高原上的一大建筑景观,同时也充分体现出就地取材的特点。
    2、藏族建筑与自然环境的适应性
    青藏高原特殊的自然环境,一方面为藏族的建筑提供了丰富的建材资源,另一方面无情的自然灾害和严酷的生存环境却给藏族的建筑提出了挑战。在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中,对建筑物影响较大的不利因素是气候寒冷和多风,有利因素是阳光充足、气候干燥。所以,人们在修房造屋时,比较注意保暖和避风。一般地说,将建筑物多建在背风向阳的地方。房屋开门、开窗都为顺风向,而不逆风。在居住建筑的中心活动室,常设以锅庄,特别是在冬季,锅庄内的火昼夜不灭,以保持室内相对较高温度。厕所则设在楼层上并附着于主体建筑的主墙体体外。这种高厕是为防止冬季粪便结冰,层层堆垒而高出厕位,从而影响人们大小便,同时保证室内的卫生。
    藏区的自然灾害较多,对建筑物的危害和影响较大的自然灾害主要有地震灾害、雪灾、泥石流灾害等,其中又以地震灾害最为突出,所造成的损失最大。青藏高原是我国地震活动最强烈的地区之一。在广大藏区的建筑物当中,除少数部分地区修建的木结构“崩空式”建筑具有较强的抗震性能外,其余多数建筑为土坯房、夯土和砌石碉房。在长期的建筑实践中,藏族工匠不断总结经验与教训,无论在建筑物的平面空间布置、地基选择,还是结构构造等方面,均对传统建筑作出了相应的抗震设防措施,相对减轻了地震对建筑物所造成的损坏程度。
    藏族建筑除了在注意防寒、防风、防震的同时,还在“藏族住宅顶层作各式挡风屋、挡风墙和设风门,在下面各层做天井、天窗、梯井等,采用各种遮挡与开敞相结合的办法,取得了室内平静、无风、透光、通气、暖和的环境空间,虽不十分理想,但却基本上是他们生产、生活上对自然条件中有利因素的利用和对不利因素的克服,这也是他们在长期的建筑实践中,不断认识不断总结的经验”〔2〕。
    3、藏族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协调性
    “人类的生活方式、习俗传统、思维观念实际上都与生态环境有着多维度密切关联,直接作用于生态环境,并主导和制约着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3〕。由于藏族建筑的主要建材源于当地,而且宜土则土、宜石则石、宜木则木,且二次加工少,始终保持了与当地地貌的一致,让人们一看就会感觉到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性。青藏高原空气洁净、清新,能见度高,各种自然景观的色彩都显得十分强烈、鲜明,绝少给人以含蓄和朦胧之感,湛蓝的天空和湖泊,晶莹剔透的雪山和天上的流云,夏天绿色的草原和莽莽原始森林,秋天金色的麦浪和秋草,明媚的月亮和灿烂的阳光给人们对建筑色彩装饰的启示,并且将这种领悟倾注于建筑物的装饰色彩上,加之建筑物的大面积装饰色彩的材料也取自本地的一些红土、白土等。特别是撒落在草原上的黑色牛毛帐篷,远远看去,就仿佛是倘徉在草地上的牦牛。这些都充分地显现出一种自然美与和谐美。一些大型建筑群如布达拉宫以及西藏的许多城堡,都喜欢建在山顶之上,体现出山一般挺拔而雄伟的气势。
    无论是高山还是低谷的建筑群落,一般都较重视对环境的保护和绿化,绿化包括种草、植树。在一些藏区寺庙附近的森林,还常常附以宗教的色彩,视为神树和神林予以珍护,从而使大量栖息于林地、草地的动物也得到有效保护,充分地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特征。这就是藏族建筑中潜意识的生态观。
    二、特殊的民俗文化居住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四大要素之一,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存在着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空间———建筑。在历史的进程中,人们以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和创造才能,努力使自己的基本生活空间以自身的审美情趣赋予它艺术的生命。藏族建筑是将藏族艺术推向辉煌的最厚实的基础,也是形成鲜明的民族风格和艺术特色、蕴含深厚文化内涵的底藴之所在。它以其独特的个性直观地展示了藏区居住文化的魅力。
    1、藏族建筑聚落的基本形态
    藏族建筑早期聚落无论在农区还是牧区,主要是以部落形式出现的;藏区社会进入封建领主制后,出现了以封建领主为核心的新的聚落形态;同时随着藏传佛教形成后,宗教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还出现了以寺庙为中心的聚落。上述三种形式的聚落形态并存的局面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由于生产方式的缘故,在农区、半农半牧区三种聚落形态并存的现象普遍存在,而在牧区,除部落聚落以外,其他两种聚落形态不明显。在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大多以堡寨为基本单位。“从生产要求来看,住宅群的分布是按耕地同牧地的面积大小而定,少则三五家,多则十几家乃至几十家,也有个别地区在一百家以上。住宅较多的地区,都是土地肥沃、水草丰茂、气候较好和交通方便之地。从社会情况来看,藏族人民信奉宗教,在寺庙周围形成喇嘛住宅群。为了防止野兽和抵御统治阶级掀起的械斗,便自然形成被迫集居,有些还有高大碉楼,外人称这些集居群为‘寨’,寨与寨之间的距离,近的只有一二百米,远的六七公里乃至几十公里”〔4〕。
    在藏区最具代表性的聚落是宗教聚落,宗教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增添了藏区民居的魅力,如拉萨的八廓街民居群即是围绕大昭寺发展起来的,是城镇宗教聚落的典型代表。农牧区的民居聚落的形成以寺院为中心,自由布置,彼此错落,形成不相联属的格局。
    2、藏族建筑的装饰
    藏族是一个爱美也善于表现美的民族,因而对于居所的装饰也十分讲究,常见的有在室内墙壁上方绘以吉祥图案,客厅的内壁则画蓝、绿、红三条色带,以寓意蓝天、土地和大海。日喀则的民居在门上或绘制日月祥云图,或悬挂风马旗,而昌都芒康的民居则竭力渲染外墙和门窗,富于彩绘装饰,气势不凡。
    富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是西藏民居区别于其他民族民居的最明显的标志。民居室内外的陈设显示着神佛的崇高地位。不论是农牧民住宅,还是贵族上层府邸,都有供佛的设施。最简单的也设置供案,敬奉菩萨。富有宗教意义的装饰更是西藏民居最醒目的标识,外墙门窗上挑出的小檐下悬红蓝白三色条形布幔,周围窗套为黑色,屋顶女儿墙的脚线及其转角部位则是红、白、蓝、黄、绿五色布条形成的“幢”。在藏族的宗教色彩观中,此五色分别寓示火、云、天、土、水,以此来表达吉祥的愿望。
    还有以墙体装饰表达藏传佛教派别的。如萨迦民居的墙上涂有白色条带,在条带上再涂以相同宽度的土红色和深蓝灰色色带,中空为白色,在建筑主体或院墙直角转弯处及较宽的墙面上,还自上而下地用土红色和白色画出色带,以标识该地区信仰的是萨迦派。
    值得一提的还有藏族民居屋顶上的装饰。屋顶上的四角搭建有插放五色旗幡的墙垛,分别象征蓝天、白云、红火、黄土、绿水。旗幡上印有祈福消灾的经文,在每年新年和重大喜庆节日时还要更换。此种装饰是藏族民居最富有民族特色的装饰之一。
    3、藏族建筑的建房习俗
    藏族对于建房十分重视并有诸多讲究和禁忌。从破土动工至新居落成乔迁,每一个环节都极为重要。整个建房过程中较大的仪式有六项,即造址、奠基、立柱、封顶、竣工和乔迁仪式等,并且都有极富民族特色的礼俗活动。这些礼俗活动的意义在于祈求吉祥、驱邪避魔、希望房屋永固,同时也是对神的供奉和敬畏,也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向往。开工之前,须延请活佛高僧占卜,以示凶吉,确定房屋的最佳方位和开工时间;动工之时,必须按照藏历中所规定的吉日择时动土,其方位须遵照天文学中的星相学说法选定。在广大藏区,建房习俗也不尽完全相同,但是基本都大同小异。
    三、特殊的宗教文化
    纵观艺术的历史发展,它总是同宗教的发展相伴随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在古代是宗教的需要推动着艺术的发展。差不多所有的艺术形式及其表现手法都是先在宗教中孕育成熟,然后才摆脱出来表现世俗的内容的。还有不少的艺术形式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宗教某种内容的启示或刺激而出现的。而宗教在各地传播的同时往往也同时传播了艺术,促进了世界各国艺术的交流和发展。除此之外,由于宗教利用艺术,因而它自身就客观上也保存了许多历史艺术。建筑艺术受宗教的影响最大。所以有人说:宗教是推动建筑艺术发展的主要力量〔5〕。
    1、佛教的输入
    藏族最初信奉一种原始宗教———苯教,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7世纪初,佛教从印度、尼泊尔和中国唐朝内地传入西藏,经过三百多年的佛苯斗争和融合,到11世纪开始形成带有强烈本土色彩的佛教———藏传佛教,即通常所称的喇嘛教。从吐蕃王朝(7～9世纪)起,宗教就渗入政治,影响着西藏社会的各个方面。自13世纪西藏纳入中央王朝的管理后,相继由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而其他藏区则开始了七百余年的土司制。宗教势力与土司制相联盟,使藏传佛教以压倒一切势力,渗入于藏区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成为藏文化的核心。宗教文化自然就在藏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藏族建筑也就受到宗教文化的熏陶。
    2、宗教在藏族建筑中的体现
    从普通的民居直到规模巨大的藏传佛教寺庙,从建筑物的选址动工直到新居落成乔迁,无不流露出宗教的身影。“藏族寺庙艺术是宗教意识的载体,也是民族精神的物化”〔6〕。除纯宗教的寺庙建筑外,诸如宫殿、园林建筑、庄园、高碉、民居,乃至桥梁等建筑物均不同程度地带有宗教色彩。以民居为例,除家家户户均设置供佛的经堂外,在建筑物平顶的一角设有专门供祭祀用的煨桑的“松科”;一些地区在屋顶插嘛呢旗,一些地方在院内树“古达尔”;有的在大门门楣上镶嵌刻制的“十相自在图”,有的安放白石,有的搁置牦牛头骨或羊头骨;也有的在墙外面上绘制“拥忠”图案;室内堂屋的中柱是一个家庭的神圣之柱,柱上常挂以哈达、武器、谷物之类的物品,以示对祖先的崇拜;在内墙及壁柜上绘制一些以示吉祥的图案。在桥梁建筑中,虽然桥梁本身无宗教色彩,但人们出于对宗教的信仰,便在桥栏上悬挂嘛呢旗,或是在桥头设置嘛呢堆,以增加宗教氛围。
    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是779年建成的桑耶寺,该寺是在赤松德赞的主持和倡导下修建的,位于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境内雅鲁藏布江北岸的哈布日山下,依山傍水,气势宏伟,以金碧辉煌的“乌孜”大殿为主体,组成了一个庞大、完整的建筑群。桑耶寺建筑群体的整体构思,就是按照佛教的宇宙形成说为基本出发点,使每一个单体建筑的建筑形式和位置,都具有独立的象征意义。同时又将各单体建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总体的建筑格局,以此表现佛教对宇宙形成的基本观点。这种典型的象征性建筑艺术,为后来兴建的诸多藏传佛教寺庙,乃至其他建筑,创立了典范。
    四、外来建筑文化
    外来建筑文化一般指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别的国家的建筑文化输入;另一方面是指在我国内部的其他民族的建筑文化输入。
    1、外国建筑文化输入对藏族建筑的影响
    据史料记载,外国建筑文化较大范围地输入藏区并对藏族建筑产生一定影响是在公元7世纪初中叶,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建立强大的吐蕃王朝以后,最具代表性的是国内外考古学家考察中所披露的“西藏古代大石遗存”(大石建筑文化),这种大石建筑遗迹是青铜器时代以前的建筑文化产物。“在世界的东、西方以及亚洲南、北地区的大石文化传播交流过程中,西藏高原都是主要的通道地区,在某种意义上,西藏高原神秘的大石遗迹正是欧、亚两大洲‘大石文化’连接带上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是高原古代建筑艺术中具有抽象美的‘纪念碑’,同时也是世界性大石文化传播带上的一座‘路标’”〔7〕。
    吐蕃王朝建立之后,随着吐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雄才大略的松赞干布开始加强对外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其中对外联系的国家是印度和尼泊尔等。在对外文化交流过程中,由于印度、尼泊尔等国当时都是信仰佛教的国度,所以对吐蕃的宗教文化影响最大,佛教开始传入吐蕃。外来建筑文化和其他佛教艺术都是伴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传入的。从艺术角度而言,犍陀罗艺术在印度、尼泊尔等国盛行,这种艺术随着佛教的传入也同时输入到吐蕃。就建筑而言,影响最大的是西藏的佛教建筑,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建筑物一个是拉萨大昭寺的兴建,另一个就是拉萨的查拉路甫石窟的建造。大昭寺和查拉路甫石窟的建造在当时有两大特点,一是由于佛教刚刚传入吐蕃,佛教建筑还是一个新的建筑形式,所以,均请来了外国的工匠(主要是尼泊尔工匠),通过直接传播来建造。二是移植性突出,即是说从建造形式到结构等诸方面都是在很大程度上照搬,还谈不上与当地传统建筑的融合。大昭寺的平面布置当时就是按照佛教坛城的理念来设计的,而查拉路甫石窟则是典型的犍陀罗风格。此外,从大昭寺中的狮身人面托木雕塑,还可窥其西亚文化的缩影。
    从7～14世纪,藏族建筑通过国外佛教传播因素的影响,吸收了国外建筑主要是佛教建筑和艺术的成分,并逐步融入到本土建筑文化之中,其时间大约为7个世纪。之后,随着藏族建筑文化的日趋成熟,西藏藏传佛教在世界佛教中地位的确立,印度、尼泊尔以及克什米尔等地的佛教文化反而受到西藏的影响,所以,逐渐减少并反向输出。
    2、我国中原及其他地区民族建筑文化输入对藏族建筑的影响
    我国汉族及其他民族建筑文化的输入对藏族建筑的影响与国外建筑文化输入的影响相比较,有如下突出特点:一是延续时间长,其下限时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及以后;二是文化的输入特别是建筑文化的输入,绝不仅仅是佛教建筑文化艺术,它包括佛教建筑及其文化、宫殿式建筑、城池建筑,乃至民居建筑和其他建筑制造技术;三是所受影响是由东向西渐进的,首先是四川、云南、青海和甘肃藏区,其次是卫藏,再次是阿里等西部地区;四是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建筑文化输入的影响逐渐加强,与外国建筑文化输入相比较,呈现反比状态;五是汉族及其他民族建筑文化输入的影响中,汉族建筑文化的影响是占主导地位的。
    根据西藏昌都卡若遗址的考古发掘证明,在距今约4000年前,该遗址曾出现干栏式楼居建筑,有关专家认为,这种建筑形式的出现,可能是受到早期南方少数民族建筑文化的影响。通过与卡若文化遗址形成时期大体相近的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建筑物相比较,早中期的建筑物都存在较大的相似之处,后期才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差异。由此看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藏区远古时期的建筑文化就存在与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汉地较大规模的建筑文化的引进,亦是从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开始的。641年,文成公主嫁到吐蕃,“传说随带去的谷物三千八百类,牲畜五千五百种,工匠五千五百人……和文成公主嫁到吐蕃的同一时期,中原地区的农具制造、纺织、建筑、造纸、酿酒、制陶、冶金等生产技术和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陆续传到吐蕃,这些物质和精神的文化对吐蕃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8〕。文成公主入藏后,对吐蕃建筑产生直接影响的典型建筑物便是遐尔闻名大昭寺和小昭寺。在大昭寺建筑的有关记载中,记述了该寺在选址过程中,文成公主曾多次根据汉历观测法进行推算选址;在建筑物中,结构部分所采用的梁架、斗拱和藻井,特别是人字大叉梁的运用等等,均体现出唐代汉地的建筑遗风。小昭寺建筑更直接地体现出了比较浓郁的汉式建筑风格,是一座汉藏建筑结合的典范。
    在其他藏区,也有不少吸收内地建筑结构与风格的典型建筑。如青海省乐都县的瞿坛寺,该寺建于1391～1392年,后经多次修建,成为青海地区一座建筑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一方名寺,建筑风格源自北京的一些宫廷建筑。青海湟中县的塔尔寺也是一座极负盛名的格鲁派寺庙,它的建筑物中除较多地吸收了汉式建筑艺术风格和技法外,还吸收了当地其他少数民族建筑的成分。在四川、甘肃、云南藏区的汉藏杂居区及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杂居或相邻地区,其藏族建筑除吸收汉式建筑的成分外,有的也吸纳了其他少数民族建筑的成分。
    藏式建筑艺术是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随着藏文化的发展而演变,尤其与藏文化核心的藏传佛教关系极为密切。一部藏族建筑史几乎是整个藏族宗教史的反映。在藏族建筑的整个发展进程中,既注意吸收汉地和其他民族的建筑艺术和建筑技术,又保持本民族的建筑特色与风格的传统性,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本民族建筑事业的发展。藏族建筑的风格,既多源又多元,它促进了民族性和地方化、宗教性和世俗化的历史嬗变。由此,形成独特的藏族建筑艺术,它不仅推动了中华建筑史,而且也在世界建筑史上堪称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