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西藏建筑艺术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是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在元代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它所带来的新样式，尤其是经堂建筑模式，对后来的西藏经院式建筑艺术模式有直接的奠基作用。有元一代，代表着西藏寺院建筑经典之作的萨迦寺、夏鲁寺，其最为突出变化还是汉藏建筑艺术风格的融合，无论是萨迦南寺方形城堡式建筑样式，还是夏鲁寺绿釉琉璃瓦建造的汉式歇山顶和飞檐翘角，都有力地证实元朝西藏宗教建筑特有的新气象。二是一种新型的“喇让”建筑类型的出现，作为萨迦地方政府的官衙或法王的府邸，它显然体现了西藏早期政教合一制度在建筑上的物化，因而这种建筑样式在西藏的建筑史中也就具有特殊的意义。“颇章”、喇让”建筑林立，可谓是萨迦派寺院集团自元朝以来出现的一大景观，它反映了萨迦王朝作为西藏最早的政教合一政权的历史文化特色。元朝西藏建筑出现的这些新的发展与变化，得力于萨迦派受到元朝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例如 1268 年萨迦本钦释迦桑波在建造萨迦南寺佛教大殿与都却喇让时，能够从卫藏地区十三万户抽调人力物力，这显然是之前的宋朝及之后的明朝时期一般教派所力不能及，而唯有清朝格鲁派建造布达拉宫时才可能有过的情形。因此，元朝的西藏建筑艺术，虽然发展时期并不长，但这些新的变化与发展本身，在西藏建筑史上却有着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元朝藏传佛教寺庙建筑整体的发展模式与宋代西藏有较大的区别，一317是时期长短不同 ；二是涉及教派不同 ；三是建筑艺术的影响源不同。宋朝长达三百年，正是后弘期藏传佛教寺院文化进入教派初创，教派支系形成，各教派主寺院与子寺院建设的重要时期，此时寺院建筑的繁荣昌盛不仅遍布西藏各个地区，也遍及各个教派 ；而元代不足一个世纪，宗教政策上又独尊萨迦派，因此，元朝西藏宗教建筑得到重大发展的也主要是萨迦派和一些在萨迦王朝时期改宗萨迦派的寺院 ；当然，也正是由于萨迦派与元朝统治集团的特殊关系，藏汉文化的交流亦得加强化，因此，元朝西藏寺院建筑，无论是建筑格局、建筑样式还是饰件技术，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元朝内地建筑的影响，甚至出现了西藏建筑史上不多见的汉藏合璧式建筑样式的经典之作——萨迦南寺与夏鲁寺建筑艺术。出现于元朝萨迦派的“喇让”建筑最初大抵源于有很高政治地位的萨迦教派高僧处理私人事务的办事处，后来成为昆氏家族重要支系的府邸，并逐渐演变成一般行政机构办事官邸。值得注意的是“喇让”这一类型的建筑，在西藏与青海藏区两地似也流布出不同的传承，在西藏地区，尤其是卫藏地区“喇让”主要演变成为重要教派的“颇章” 汉文直译为“宫殿”），更接近教派领导人的行政官邸兼寝宫 ；而在青海地区，“喇让”这一名称仍在延续，是寺院中不同系统活佛的府邸，在功能上更接近元朝最初的起源。由于萨迦派与元朝皇室在政治与宗教上的特殊关系，元朝统治阶段在元朝基本上采取了独尊萨迦派的做法，给予萨迦派以管理西藏地方事务及统领全国释教的特权，是故，这个原本偏安后藏西部的萨迦派不仅获得政治上极高的荣誉，还因此得以大力发展自己的教派，一跃成为西藏最有势力的教派。为了能够适应萨迦派的这一新的巨大的变化，萨迦派从八思巴时代开始，便开始建造一种在功能上接近今天藏区大寺院内的活佛府邸的“喇让”（亦称“颇章”）建筑。
萨迦南寺平面图
寺的平面示意图，示意图中拉康喇让的建筑物便是元朝时由八思巴大师授意建造的第一座“喇让”建筑。据史载，1268—1274 年期间，几乎是与建造萨迦南寺大佛堂同时，萨迦派领导人便在萨迦大殿南面建立了“拉康喇让”，即法王喇让（亦称法王颇章）[1]，拉康喇让为三楼一顶式建筑，其高度与康萨钦莫大殿大致相等，该喇让在八思巴 1276 年返回萨迦时已经落成，并成为八思巴在萨迦南寺内的驻锡之地，1280 年八思巴也是圆寂于这座法王喇让。八思巴时代，萨迦王朝的四大喇让均已建成，其中三大喇让，即仁钦岗喇让、都却喇让和细脱喇让，均位于仲曲河北岸本波山脚下的北寺一带，只有拉康喇让建在萨迦南寺康萨钦莫大殿的南侧。“喇让”建筑最初只是作为萨迦派最高首领的私人居所和处理他私人财产的建筑，但后来便逐渐成为萨迦王朝掌管地方政权的官邸。萨迦王朝出于管理西藏的政权需要，在很短的时间里便修建了萨迦昆氏家族的四大“喇让”，四大“喇让”中除拉康喇让外，其余三个喇让都集中在仲曲河北岸的萨迦北寺一带。由此看，萨迦南寺、北寺自元朝时分工已逐渐明确，萨迦主要佛殿和法王颇章集中于南寺，南寺显然已成为萨迦教派的宗教圣地 ；而北寺这边佛殿个体面积较小，布置分散，但多“喇让”，乌策大殿后来成为萨迦寺的图书馆，而其东侧的南朔拉康，后期则已经成为地方行政机构所在地，它的旁边则是细脱喇让。2005—2007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张建林研究员通过对北寺目前较大的都却喇让遗址的清理发掘，认为都却喇让（图 2 中的“德确颇章”）为早期建筑，目前遗址内的建筑大致分为三组，呈品字形排列。这三组建筑的功能分别是Ⅰ区是法王寝宫，由大厅和卧室等组成，大厅内墙局部尚保留有壁画遗迹 ；Ⅱ区后来成为藏药加工厂，清理出不少加工藏药的工具和藏药原材料等遗物 ；Ⅲ区是护法神殿，清理出排列有序的护法神塑像残部。
北寺德确颇章平面遗迹分布图
（二）阿里的古格王宫建筑遗址
古格王宫建筑的源流，从渊源上看，直接继承的是吐蕃王朝赞普的宫殿建筑传统，这与西部阿里三围诸小王国的国王在血统上是承袭着吐蕃赞普世系的出身相关。而这种王宫城堡式建筑类型，后来又被清朝初年格鲁派达赖喇嘛系统修建的拉萨布达拉宫所继承。因此这一系统的宫殿建筑，从一开始就具有比较明确的王统的色彩，也是西藏社会极为发达的宗教建筑群中不太多见的体现王权统治色彩的城堡建筑。这样的宫殿城堡在建筑上的特点也很突出。
1. 古格王宫遗址建筑具有宏大规模，阿里地区的古代城堡因其通常总是依山而建，往往更能凸显其巍峨雄伟的气势。
2. 职能上的综合性。很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特有的地理环境，城堡建筑往往是古格王国的首选类型，而这种城堡本身，也就决定了王宫遗址中建筑类型的多样化。建筑遗存就功能划分有宗教建筑、居住遗迹、仓库设施、军事设施、道路和暗道等 ；而就建筑类别来分，有房屋、碉堡、窑洞、塔、防卫墙等 ；两者往往交错在一起，如宗教建筑中的殿堂属于房屋类，供佛洞又属于窑洞 ；同时居住遗迹亦包含房屋和窑洞两种，王室成员与贵族居住房屋，而普通百姓则居住窑洞。与萨迦派创建于元朝的“喇让”建筑在职能上相对比较单一的性质，形成较大的区别。
3. 古格王宫建筑的思想基础还是王权凌驾于宗教之上，虽然王室对宗教的尊崇在宗教建筑上体现得很清楚。1985 年西藏文物普查队的调查报告里提到 ： 古格政权的特点就在于自始至终保存着王权的独立性和至尊地位。这不但在史籍中有所记载，古格故城壁画中的一些画面也反映了这一情况。拉康玛波（红殿）的‘礼佛图’中，王室成员居无量寿佛左侧，依尊卑秩序排列，僧侣居佛左侧，僧俗分明，不相混杂……从古格故城的建筑布局也可看出，王宫、议事厅等建筑全部位于山顶，形成一个居高临下的王宫区，而佛教殿堂寺院却主要分布在山坡或山脚下，明显以王宫为中心，而不像萨迦政权、帕竹噶举政权及后来的格鲁派政权那样以寺院为中心。”[3]
4. 非常突出的军事防御性质。萨迦南寺壁垒森严的城墙虽然也显示出明确的防御性，但军事色彩并不明显。比较而言，西部古格王国在历史上显然面临着更多的被侵略或被威胁的危险，“为了抵御外部入侵，古格王国把都城和一些下属治下的城堡都建成了一个个军事据点，尤其是古格故城的军事防卫设施建筑，堪称是西藏建筑中防卫设施的杰作”[4] 古格王宫遗址在城址的选择上，首先把军事防卫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来考虑，故城所在的土山、南半部三面都是悬崖，险不可攀，山顶的最高台地则四面临崖，筑一周防卫寺并夹以碉堡，仅有一条隧道通往北侧坡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王宫区就建在山顶台地上，居高临下，总览全城，东、西两山谷及北部开阔地甚至象泉河谷地也尽收眼底，整个故城的防卫设施布局是经过精心设计、周密配置的，守则坚、攻则便，完全是一套成熟的立体防卫体系 [5]。另外，在古格故城遗址里还遗留下种类繁多、制作精良的兵器，其中有近距离的格斗兵器，远距离的杀伤兵器和自身防御兵器，如果没有频繁的战争和防御上的迫切需要，古格人不会把如此多的物力和人力投入到军事设施建筑、兵器制作等方面上来 [6]。
总之，古格王宫建筑与萨迦教派的“喇让”建筑，虽然在性质上主要属于世俗与政权结合的产物，但在起源上却是有差别的 ：古格王宫建筑从王权世俗建筑起源，王宫遗址中确实有不少的佛教建筑，也显示出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古格王国并不从属于某一教派，且王权一定凌驾于教派或宗教之上，这点与吐蕃王朝时期赞普政治体系是相同的，赞普家族根据政治的需要选择自己所需的宗教，苯教或者佛教，汉传佛教或者是印度佛教等。古格国王也同样根据政治的需要选择教派作为本国的国教，直贡噶举派、萨迦派抑或是格鲁派，在古格王国灭亡的最后一段时期，古格国王甚至选择基督教作为国教，并最终因为这一冒险的选择而使国王派政治势力与格鲁派宗教势力之间的矛盾激化，从而导致偏安西部 700 余年的古格王国最终灭亡。而元朝的萨迦王朝的基础是萨迦教派，政权出自于教派，从而发展出西藏中世纪最重要的政教合一制度的范式。从这个角度看，清朝时格鲁派修建布达拉宫，其建筑思想应当是结合了古格王宫建筑与萨迦王朝“喇让”建筑两种世俗性建筑类型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是象征着王权的宫殿城堡式建筑，另一方面是教派系统的政治化与世俗化。
二、元朝西藏的寺院建筑
元朝不仅是萨迦派在政治与宗教上获得最大发展的时期，也是萨迦派寺院建筑艺术的辉煌时期，据藏文史料文献记载与新中国以后历次对萨迦寺古代寺院群的考古调查与记录，萨迦南寺是目前西藏自治区境内保存相对完整的元代藏传佛教文化的建筑群（虽然以后历代有一定的扩建与增设），与此同时，萨迦北寺在元朝时也迎来了它的另一个扩建与修缮的高峰期。北寺目前也保存了一定数量的元朝建筑遗迹。
据《萨迦世系史》、《汉藏史集》等藏文文献记载，萨迦南寺的建造与完善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 13 世纪后半期，即 1268—1274 年间的第一任乌思藏本钦释迦桑布与第二任本钦贡嘎桑布任职时期 ；第二个阶段是在 13 世纪末至 14 世纪初叶，即 1295—1305 年间，此时正值阿迦伦出任第九任乌思藏本钦，夏尔巴绛漾仁钦坚赞主持萨迦寺时期。第一个阶段直接与八思巴作为当时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帝师，正处于“皇天之下，一人之上”的如日中天的高贵地位有关 ；而第二个阶段虽然八思巴已经圆寂，但萨迦派的势力仍是炙手可热之时，不仅源源不断地向元大都北京元朝中央政权持续输送着继任的国师，执掌着乌思藏十三万户的僧俗统治大权，也因为元朝统治者重新恩宠达尼钦波而加强了萨迦派内部的力量。两个阶段虽然之间相隔 20 余年的时间，但这两个时段均处于萨迦派与元朝统治集团政治上的上升与鼎盛时期，萨迦南寺的建造，正是在调配了整个乌思藏各地的人力基础上，才可能成为集中体现萨迦王朝非同寻常气魄的一组宏伟雄奇的古建筑群。
萨迦南寺是一座城堡式的宏伟建筑群，平面呈方形，总面积 14760 平方米。主体建筑是大经堂，即“康萨钦莫大殿”，座西朝东，门向东开。经堂总面积为 5775 平方米（阔十一间，深五间，四十柱，为一横的矩形殿堂），四周建有高达 16 米的板筑土墙，墙体厚 3.5 米。大经堂正殿由 40 根巨大的木柱支撑直达殿顶，最粗的柱子直径为 1.5 米，细的也有 1 米左右。其中最著名的柱子是前排中间的 4 根。关于这 4 根柱子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四大名柱说，即“忽必烈皇帝柱”（Se-chen-ka-pha），据传为忽必烈所赐，因忽必烈是修建萨迦南寺的最大施主，故以皇帝之名命名此柱以示纪念 ；猛虎柱（sDag-bo-ka-pha）相传此柱由一猛虎负载而来 ；野牛柱（bzong-bo-ka-pha）传说为一头野牛用角顶载而来 ；墨血柱（Nag-bo-gzag-izag-ka-pha），据说该树巨大且有神性，伐树时流出黑血，故以此名。第二种说法是这 4 根最大的顶柱名为“加那薛禅杰布卡瓦希”，意为 4 柱是由元朝皇帝忽必烈赐给的 4 根顶柱。一层大经堂高 10 米，上面还有一层。元朝西藏重要的寺院建筑的重要经典之作，同样不能不提到后藏日喀则地区的夏鲁寺。这座始建于宋初后弘期初期的古老寺院在元朝迎来了她发展的黄金时期。夏鲁寺在元朝时的重建，有两个重要的背景 ：第一个重要背景便是担任夏鲁万户长的戒氏家族由于与萨迦昆氏家族联姻，作为萨迦昆氏家族的舅父一系，夏鲁寺修缮时，便得到元廷的直接资助与扶持 ；第二个重要背景则是由于著名的藏传佛教大师布敦仁波钦主持于夏鲁寺，因而它的修建过程本身便也显示出不同凡响的特色 ；而这两个重要背景，都为夏鲁寺在元朝时的重建与修缮，增添了相当特殊的历史文化的蕴意。夏鲁寺的建筑风格相当独特，在西藏寺院建筑唯它为典型的藏汉合璧式建筑，底层主殿为集会大殿属于藏式结构，二层则是汉式四合院布局，轴线明确，东西配殿左右基本对称，四个殿堂均有汉式琉璃歇山顶和飞檐翘角 [7]，尤其是其绿色的琉璃瓦，远远望去非常独特。
元朝时期得到较大发展的主要是萨迦派寺院，一段时期里，大凡萨迦派高僧大德走到的地方，例如卫藏、藏北、安多藏区以及河西走廊等，不仅许多寺院的创建与萨迦派直接相关，更有不少早期的寺院在元朝时一度改信于萨迦派。
前者如青海安多藏区，不少寺院最初的建立便是在萨迦派的直接影响下创建的，例如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夏琼寺、隆务寺等创建于元朝末年的寺院，最初均是由萨迦派僧人所建，夏琼寺因宗喀巴大师早年在这里修行，后来成为格鲁派的发祥之地 ；而隆务寺最早建于元朝末年，在 1426年时又由萨迦派高僧三木旦仁钦扩建发展，之后由于其弟罗哲僧格佛学知识渊博，被明朝宣德皇帝封为“弘候妙悟”国师，故明万历年间改宗格鲁派。
甘肃省内河西走廊在元朝时也是萨迦派、噶举派十分活跃的地区，河西地区早在蒙元尚未统一全中国的半个世纪前已是蒙元军事集团向西北、西南开发的重要据点，13 世纪中叶，萨迦派第四祖萨迦•班智达、第五祖八思巴等萨迦派领袖人物在河西走廊东端的凉州府活动频繁，不仅与蒙古族皇室成员建立起蒙藏民族之间最重要的政教联合，更以此为契机，进而与元朝统治集团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以后萨迦派在河西地区的传教活动势头亦是愈演愈烈，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空前盛行。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莫高窟北区，大片洞窟群的考古发现证实，元朝时期，这里是藏传佛教僧侣们的修行地 ；而敦煌、安西、张掖、武威等地蒙元时代的石窟寺壁画的发达，也证实这些地区，尤其是甘州（张掖）、凉州（武威）两地是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尤其是萨迦派香火甚旺的地区。蒙元时期，萨迦•班智达按佛教天地生成的理论，在凉州创建了凉州四部寺（这些寺院不全是当时新建的寺院，有些是萨迦巴将原来的佛寺改为萨迦派的寺院 [8]），四部寺以凉州城为中心，象征佛教之须弥山，东南西北四部寺象征世界之四大部洲，这四部寺便是凉州城东南之白塔寺、西南之金塔寺、西部之莲花寺、西北之海藏寺。另外凉州一带的霍家寺、安国寺、多塔寺、大佛寺（天梯山石窟寺）、庆平寺、白莲寺、相排寺和金刚亥母极乐寺等，也多为萨迦派与噶举派的寺院。甘州著名的宏仁寺（大佛寺）、西来寺、白塔寺、崇庆寺、佑善寺、圆通寺等在西夏蒙元时期也大多如此。
后者多是元朝改宗萨迦派的古刹，这类古寺多年代久远，吐蕃时期多属于宁玛派，至元朝萨迦派执掌藏地政教大权时便不免改宗萨迦派，待清朝时格鲁派一统藏区时，又改宗格鲁派，例如山南地区的桑耶寺、山南扎囊县的扎塘寺等都在一段时期内改宗过萨迦派，但这类寺院自然也存在着当萨迦派政治势力衰退之后又改宗其他教派的可能性，例如相当部分寺院在清朝以后便又改宗格鲁派了。
三、寺院建筑形制的演变
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宿白教授在对西藏历代寺院建筑的平面布局、基本形制和建筑饰件样式（主要是寺院佛堂中的柱头托木样式）进行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将卫藏地区的寺院发展演变史分成了五个时期，而将西部阿里古格地区的寺院发展史分成四个时期（阿里地区的佛教建寺活动始于后弘期之初的 10 世纪 ；而卫藏地区的建寺活动早在前弘期的吐蕃王朝时期便已开始 ；这也是为什么卫藏地区会比阿里古格地区多一个时期的缘由）。如果要将中部卫藏地区与西部古格王国的建筑阶段相互对应，那么，古格地区的一期当会与卫藏的二期相对应，而古格地区的二期相当于卫藏的三期，并依次类推下去。在宿白教授的这个分期里，元朝时期正好与卫藏寺院的第三期、西部古格地区寺院的第二期相当（13—14 世纪）。此一时期西藏的寺院建筑，在布局平面与建筑形制上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以萨迦南寺康萨钦莫大殿和夏鲁金殿为代表的出现了新的布局变化的寺院类型（见图 3），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称这一种类型为 A 类型；另一种是虽然也显示出一些变化、但更多是继承了早期卫藏寺院建筑传统的寺院类型，例如建于 13世纪后期的噶当派修建的日喀则那塘寺措钦大殿（见图 5），14 世纪中叶修建的山南地区扎囊县的亚钦寺的经堂，另外如前所述的古格王国托林寺内的杜康殿及古格王宫遗址（古格故城）王宫区Ⅵ区以 F27为中心的寺院遗址等，也都属于这一类，古格地区 14 世纪以前主要是噶举派内的直贡噶举派在该地区传教，早期古格佛寺多隶属于直贡噶举教派。这一类我们称之为 B 类型。一 般 而 言， 第 一 种 类 型（A类型）主要还是以萨迦派或与之关系密切的教派（如布顿活佛传承的夏鲁派）；而第二种类型（B 类型）则主要是噶举派中的诸支系。由此可见，两者的不同更多的还是反映在第一种类型的寺院与元朝政治及图 5 日喀则那塘寺觉冈大殿平面图。
萨迦南寺康萨钦莫大殿初建时平面示意图
统治集团关系密切，政治上的强势也反映在建筑的规模与形制上，而第二种类型多是与政治关系不很密切的教派，它们一方面较多地继承了卫藏地区早期寺院建筑的模式，但在元朝时期这一整体形势下，也多少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B 类型较多地继承了卫藏早期寺院传统模式，但新的变化已然出现。早期寺院建筑多以佛堂为中心，围绕着佛堂的外匝建转经甬道（礼拜道），佛堂前面设立经堂部分，但佛堂与经堂面积均比较小。
山南玉意拉康平面图
图 4 是乃东县玉意拉康一层平面图，该建筑一层前设门廊，经堂，后接绕设转经甬道的佛堂，这一圈转经甬道外围的左、后、右三面另设第二环外转经甬道。这种平面格局与山南桑耶寺乌策大殿的平面布局很相似，所不同的只是规模大小 ；另外除了它多设立了外转经甬道这一点外，其余部分与 11 世纪末叶创建的山南扎囊县境的扎塘寺一层平面布局也很相似。新的变化出现于 13 世纪中叶，后藏日喀则那塘寺的觉冈大殿（却康殿，即那塘印经院，见图 5，那塘寺觉冈大殿平面图）建于 13 世纪中期，大殿南向，入门右侧有东向小室，有门道，门道后原是阔、深七间、四周绕有回廊的大天井，其后为阔九间、深三间的经堂。经堂后为周绕转经甬道的佛堂，佛堂阔七间、深三间，呈现为横矩形。“经堂与佛堂部分似多旧制 ；而经堂前言周绕回廊之大天井和经堂两侧的小佛堂则俱非原式”[9]。而觉冈大殿佛堂、经堂与转经甬道的平面布局与建于 13 世纪后期的萨迦南寺康萨钦莫大殿原初格局显然是很相似的。如果将那塘寺觉冈大殿佛堂、经堂及转经甬道部分与玉意拉康底层平面图作比较，不难发现，其变化主要反映在 13 世纪以后建造的殿堂，其佛堂、经堂的面积都明显扩大，尤其是加大了横向（阔）的扩展，佛堂与经堂合起来整体看为方形，而佛堂与经堂分开看，便成了两个横向的矩形，这与早期佛堂呈纵向矩形，前面的经堂呈横向矩形的平面布局有所不同。当然后来的演变方向便是横向（阔）尺寸不变或变化不大，再扩展时便不断拉长纵向（进深的）尺寸了，例如阿里托林寺的杜康殿等。佛堂、经堂，尤其是经堂部分面积的扩大，原因很简单，是因为进入到 13 世纪以后，各教派受授的学僧数量在增加，诵经的地方亦需要随之增大。
日喀则那塘寺觉冈大殿平面图
建于元朝 B 类型的寺院佛堂，与 A 类型区别较大的方面一是从建筑规模上看，没有 A 类型那样宏大气派 ；二是一般没有显示出其突出的防御设施 ；三是其寺院建筑布局与建筑材料与技术，受内地影响较小，而更多因袭西藏之前的寺院建筑布局。如 13 世纪后期噶当派建造的那塘寺大殿，便继承了拉萨曲水的聂塘度母佛堂的形制，仍保留着转经甬道围绕着横长矩形佛堂的早期样式，但扩展了佛堂前经堂的面积 ；另外西部阿里古格王国托林寺的杜康殿也显示出同样的形制特点。
如前所述，A 类型寺院建筑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其主要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夏鲁寺金殿（夏鲁寺大经堂）一层平面图
参考文献
[1] 《萨迦世系史》记载 ： ……次年，本钦释迦桑波为萨迦大殿奠基动工，调动十三万户之民众担任工役。后来本钦贡噶桑波继续修建，完成了萨迦大殿的全部
工程。此外还修建了仁钦岗拉章、拉康拉章、都却拉康。”见《萨迦世系史》，陈庆英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147 页。
[2] 张建林著，西藏萨迦寺考古发掘与调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8 北京国际藏学332
藏式建筑艺术
讨论会《论文提要集》（汉文版），2008 年，179 页。
[3] 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古格故城（上卷），文物出版社，1991 年版，315 页。
[4] 同上，第 316 页。
[5] 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所编的《古格故城》中说 ：在防御战中，总指挥部门居于山顶是再合适不过，“北面扇面开阔地上横拦以墙，构成北侧外围防线 ；那布沟以东土峁上设置碉堡和防卫墙，与土山东侧相呼应 ；土山北侧坡地上分层筑防卫墙及碉堡，层层把关。碉堡、防卫墙、暗道相互勾通，连接，较好地解决了兵员输送调遣的问题。”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古格故城（上卷），文物出版社，1991 年版，316 页。
[6] 古格王国地处西藏西部边陲，其东部是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卫藏地区，由于与卫藏相距甚远，在古格王国长达 700 年的历史中，没有受到过来自东面的威胁，但就西部的小环境而言，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古格王国的北、西两面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喀什噶尔、克什米尔 ；南、东南面为宗教变化纷杂的印度、尼泊尔 ；西邻的拉达克虽然宗教文化同宗，民族同祖，血脉同系，但拉达克王国一直对古格王国怀有野心 ；如此，古格王国的北、西、南三面已然形成一个威胁圈。据西方学者的研究，1337—1338 年之间，印度穆罕默德・土格鲁克自德里率十万大军入侵喜马拉雅山西段，在山地遭遇激烈抗击，并以全军覆没而告终。1532—1534 年之间，喀什噶尔的苏尔丹赛伊特曾派遣梅萨海达进军拉达克与阿里地区，不久被逐出。（英）海格《剑桥印度史》第三卷，伦敦，1982 年，转引自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古格故城（上卷），文物出版社，1991 年，315 页。15 世纪以后，对于古格王国而言，较大的危险更来自其同宗兄弟国拉达克，两国之间在 15 世纪初、16世纪末先后发生过战事，虽然中间一度有过和亲，但最终古格王国的灭亡还是因为 1630 年拉达克军队的围困与入侵。
[7] 何强著，夏鲁寺的建筑与壁画，《南方民族考古》（4），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 年版。
[8] 蒲文成著，甘青藏传佛教寺院，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9] 宿白著，西藏日喀则那塘寺调查记，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
1996 年版，120 ～ 121 页。
[10] 张建林著，西藏萨迦寺考古发掘与调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2008 北京国际藏学讨论会《论文提要集》（汉文版），2008 年 10 月，179 页。
[11]宿白著，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 年版，194 页。
[12] 阿旺・罗桑嘉措著，郭和卿译注，西藏王臣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明轮藏式建筑研究论文集104 ～ 105 页。
[13] 宿白著，西藏寺庙建筑分期试论，《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 年，19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