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藏汉分离及藏缅语族内部各语言分离时代
计算出语言分裂的时间深度是历史语言学最具有挑战意义的工作之一。Swadesh受到化学上发明的碳-14年代测定法的启示，认为可用基本词汇作测量单位，他假设基本词在漫长的时间跨度上的取代比率，是相对稳定的，每1000年的保留比率为 80%，即r=0.8。如果两种语言La和 Lb分离的时间Td是在2000年前，那么La和 Lb所保留的比率为 0.8×0.8，即最初词汇的0.64。
如果我们用P(La、Lb)来代表两种语言中保留的基本词汇的比率，词源统计分析法的公式可写为：
P(La,Lb)=r2t
t=lg(P(La,Lb) )/(2 lg r)
根据以上公式，如果t=2,那么P(La,Lb)的值接近41%。如果t=3,那么 P(La,Lb)的值接近26%。如果已知P(La,Lb)的值，那么，就可计算出任何一对相关语言的t值，得出这两种语言分离的时间Td。比如说，如果两种语言保留有26%的共有基本词汇，它们分离的时间则在3000年前。
下面是我们根据12支藏缅语族语言的共享的基本词汇比率，运用词源统计分析法，计算出藏缅语族内部各语言分离以及藏汉分离的时代。表中数字代表距今的相对年代，例如古汉语与藏语分离距今约2755年左右，而羌与藏分离距今约1511年左右。这仅仅是个大致的推算，并非绝对年代。
假定两种语言失去联系后，在词的保留方面互不影响，那么，共享的基本词汇的比率必定是两种独立保留的基本词汇的产物。两种语言的核心词共享程度的比率不同，其分裂年代的时间深度是不一样的。学术界采用每1000年的保留比率为 80%或 85%这两种计算方法。我们认为采用每1000年的保留比率为 80%的计算结果较符合人文学科的研究结论。当然，我们还要考虑到树图的每个分级层次的结合点，往往会因为新的层次的接触产生新的词的共享度而跟上一层次的语言词的共享度有所差别，所以，注意排除各个层次的借词是很重要的。
人文学科表明，夏、商、周三代时期是前藏缅文化与前汉文化反复冲突接触的时期，以黄帝为代表的华夏集团以中原为中心建立夏王朝，这应是汉语族的直接先民；以炎帝为代表的东夷、“三苗”等南方民族取代夏，建立商王朝，但中心仍在中原。实现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大融合。以西北地区甘、青文化圈为主的羌戎民族南下中原，建立周王朝，这是前藏缅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文化的大融合。所以、直至诗经时代，藏汉关系仍很密切。
藏汉分离年代与人文证据大致相同。
而藏、羌分离时代跟唐代藏族“吐番”王国的建立的时代相合。
五、藏缅语族与其他语族的关系-区域文化共同体接触融合的结果
1、藏缅语族与汉语的关系
学术界一般公认藏缅语族与汉语之间存在着发生学关系。检查106核心词，藏缅语族与汉语的同源词远高于苗瑶语族与汉语同源词，以公分母算有38个，其中以与羌语同源最多，有34个。“我”藏缅语族与汉语古今音义几乎完全一样。
2、藏缅语族和苗瑶语族各自的区域特征明显，各自有一批不同的特征词。例如“我、牙齿、火、头、手、鸟、血、烟、死、杀、盐”等。（因限于篇幅，相关词表省略）。
3、有一些跨语族及跨语系的同源核心词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和汉语同源的，例如“月、干（干枯）、脖子、舌头、圆、满、来、角、眼睛、鼻子、耳朵、名字、路、给”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词，南岛语跟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壮侗语族和汉语同源，例如“箭(射、弓、弩 )、脚(跤)、风(飞廉)、舌头、月亮、米 (稻)、路、巴 (猪)、飞、树、皮肤、油脂、马”等。
而南岛语跟苗瑶语族、壮侗语族同源的核心词则更多，例如“死、杀、穿山甲、地 (田)、盐 (卤)、我、火 (苗瑶外 )”等。
六、关于东亚语言与民族演化进程的几点思考
1、文化 -文明，多样性与同一性。
文明的交流和传播。
古藏缅语很可能与斯达罗斯廷Sergai Starostin主张的“汉语-高加索”语系有关。
M.Rulen将南亚语、苗瑶、台、南岛划归南方语系Austric，而将汉藏语归入德纳-高加索语系Dene-Caucasian。
最近的考古研究证明小麦、青铜器、铁、车马、土坯建筑技术、先进的农耕灌溉技术为西方欧亚草原传入，经新疆 ---甘青--华北(龙山文化--华夏区)，铁是古藏缅人---周人(羌戎民族)用马车载到华夏族的中原地区的。家马、骑兵、驯马技术由乌克兰草原传入。
青铜器、铁、车马等非常成熟突然出现在晚商时期，并非中原地区新石器时期以来的延续性发展，而是欧亚北方草原文明传播的结果。
例如，“马”在藏缅语语言中形式变异很大，但显示同质性，所以中国学者往往构拟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上古汉藏语形式，具有词头、词尾和复杂的复辅音形式。实际上，“马”应是西亚借词。考古学证明，中国北方地区龙山 -夏商时期没有发现家马的证据，马骨很少，与人没有关系，但中、西亚马骨、马车大量出现，5000年前已有驯马文化。家马-成熟的马车突然出现在晚商殷墟墓地。“马”的大量出现和传播不超过 4000年。所以，其形式应该并不复杂。
2、区域文化的交互作用圈理论。
多元一体---独立的土著文化单元----文明中心。
一方面，我们应认识到前汉藏语时期多种语言文化系统同时并存的格局，另一方面应认识到各系统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例如，青铜器的制作中心在黄河中游地区，而矿产资源却来自长江中游地区，显示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之间的交互作用。但最终黄河文明影响长江文明，藏缅语汉语影响苗谣语壮侗语。这就是我们对不同文化区域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的认识。
语言的分化与融合是语言发展中的两种不同形态，龙山---夏商时期主要为语言的融合时期。语言形成因素的多源性和复杂性。一些语言主要受一个来源的语言因素的影响，形成单一构成语言形态长期稳定发展的局面。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语言则同时或先后接受了几个不同来源的语言因素的影响，形成完全变异的复合语言形态。所以，我们主张语言的演化为多线演进模式，而非单一的演进模式。著名的考古学“重瓣花朵”理论即强调区域文化的交互作用，也强调文化中心区域向周边地区的幅射作用。这个理论很值得语言学借鉴。
3、“主流文化”“汉化”与“地方化”“非汉化”的两条演化路线以及族群、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强大的政治因素在语言文化的发展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自龙山---夏商时期起，到封建时代的科举政治，前汉语族所在中心 --中原语言文化一直为统治地位，所谓“逐鹿中原”，中原---边缘的关系一直是持续动态的。藏缅语语言中的白语和土家语的形成和变化应作如是观。
4、地域文化传统是语言分布格局的基础。
环境对语言发展的限制、阻隔封闭作用和语言对环境的适应这是方言形成和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前藏缅民族---羌周原先是定居的农耕社会，但4000---5000年前气候突然变化，沙漠化形成，前藏缅民族---羌周由定居的农耕社会转变为畜牧业为主的狩猎游牧社会，因争夺生存资源，其与中原关系则更为密切，藏缅语和汉语发生大融合。
综前所述，我们对古藏缅语的形成和演变提出一个假设：古藏缅人来自非洲，经过高加索、中北亚进入中国，但进入的时空不一致，又发生与土著人的杂交融合，形成相对独立的语言文化系统格局，但经龙山 -夏商以来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各个相对独立的语言文化单元经过换用规则，产生相似性，这便是汉藏语系诸语族形成过程的基础。
结语：
本文首次运用词源统计法作藏缅诸语言关系及其时间深度的研究，与传统分类相比较，虽然材料和方法不同，但分类的结果与传统分类大致相同，并能发现传统定性分类的缺陷，用数理方法测量出语言亲缘关系的相关“程度”。同时树图研究证明白语、羌语、土家应当分别独立为一个语支，这对解决长期以来的学术界因为传统的分类而产生的争论，提供一个数理分类的样品。以100核心词为对象，计算及分析汉藏诸语言的同质性和多样性、变异性，语言的同源和接触等各种复杂关系。计算出藏缅诸语言分裂的年代，其结果与人文科学研究结论大致相同。希望揭示东亚语言与民族演化进程的特殊性以及历史比较法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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