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静训金银高足杯和毕克齐镇高足杯形制相似的器物曾在黑海沿岸的彼尔塔瓦市郊出土。马尔萨克认为它们应为黑海北岸游牧民族制作的遗物,而且类似的器物在6—7世纪从匈牙利到乌克兰的所有草原地带都有发现,但其渊源应为古代罗马造型艺术的影响。
李静训墓出土的金银高足杯,杯体较浅,为圆底碗形高足为喇叭形,从足的顶部开始逐渐向外撇；高足中间仅有一细小的突棱。这种杯与毕克齐镇高足杯,乃至黑海地区和古罗马——拜占庭的作品相似。总之,高足杯最初应是罗马风格的器物,拜占廷时期仍然沿用。唐代的高足杯类,可能源于拜占廷的影响。当然,由于萨珊帝国控制着中国通往拜占廷的要道,不能排除这种影响是间接的。
中国发现的一些仿金银器皿的铜、锡、陶瓷高足杯,大都出于南方的湖南、湖北、江西地区,时代最早的为东晋、隋。这一特别现象似乎与拜占廷和中国的关系相吻合。《三国志》引鱼豢《魏略·西戎传》的记载：大秦“常欲通使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萨珊朝时这种情况更为严重,拜占廷则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查士丁二世于公元568年曾遣使到西突厥的可汗庭,想绕道与中国交往。裴矩的《西域图记》序也记载了通往拜占廷的三条商路,“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林国,达于西海”。此路须绕道黑海,大致经过黑海北岸出土高足杯的地区。而最重要的还是通过海路,如,公元531年拜占廷曾鼓动其盟国埃塞俄比亚国王与印度发展贸易,将中国丝绸输往其国,虽未成功,亦可见其对通过海路与中国交往的兴趣。海上交通,对拜占廷并不陌生。《后汉书·西域传》载,东汉初,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与海中,利有十倍”；《梁书·诸夷传》载,“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檄外来献,汉世唯一通焉。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足见中国通过南海与罗马——拜占廷交往的历史悠久。因此,隋唐时期中国南方出土较多的铜、锡、陶瓷高足杯系仿罗马——拜占廷器物的可能性更大。
几十年来,中国出土了较多的拜占廷遗物,如新疆、甘肃、陕西、内蒙古、河北等省区的许多地点发现
有拜占廷金币。金币多为6世纪后期到7世纪中期所铸,此外,还有一些玻璃制品的传入。因此唐代金银器皿中的高足杯类很可能是受拜占廷器物的形制影响而制作的。近年,在青海海西州乌兰县铜普乡与都兰县香日德的吐谷浑吐蕃墓葬中各出土有1枚罗马金币和1枚拜占廷金币,其中1枚的年代为5世纪中叶,比中原地区的年代稍早。郭里木墓棺板画中的高足杯图像,也应视为是受拜占廷影响而制作,当然亦不能排除吐蕃与唐朝互为影响的可能性。
在研究了吐蕃使用的胡瓶和高足杯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探讨射牛图。人类早期思维建立在二元逻辑之上,吐蕃人亦然。苯教是一种原始萨满教,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形式在苯教中便表现为把所有的崇拜对象,都用“好”的神灵和“坏”的鬼怪这种两分法给区别开来。牛作为苯教中最重要的崇拜对象之一,亦用这种两分法给区分开来。出现在青海岩画中的牛可分为野牛、牦牛和黄牛三类,这三类牛均作为崇拜对象而加以表现。汤惠生曾罗列了作为神灵和鬼怪的牛的文献材料。
作为神抵的牛:
① 《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最初起源于牦牛羌；敦煌石窟藏文资料也称吐蕃聂墀赞普从天降至地上,做了“六牦牛部”的首领。
② 止贡赞普之妃曾为马牧,一日,妃于牧马处假寐,得梦,见雅拉香波山神化一白人与之缱绻。即醒,则枕籍处有一白牦牛,倏起而逝。迨满8月,产一血团,有如拳大,微能动摇,……遂以衣缠裹之,置于热牦牛角中,数月往视,出一幼婴,遂名为“降格布·茹列吉”,藏文茹列吉意即“从角中出生的人”,在藏史文献中，茹列吉是耕稼和冶炼的发明者。
③ 雅拉香波山神是西藏众土著神灵之一,后来被收为佛教的护法神,他常常以一个大白牦牛的身形现身为莲花生。
④ 亚东河谷地区的达唐聂日山有一地方保护神,名牛头罗刹,“有紫红色的罗刹身,长一个黑牦牛头”。
⑤ 《斯巴宰牛歌》斯巴宰杀小牛时,砍下牛头放高处,所以山峰高高耸；斯巴宰杀小牛时,割下牛尾置山阴,所以森林浓郁郁；斯巴宰杀小牛时,剁下蹄子撒天上,所以星星亮晶晶；斯巴宰杀小牛时,剥下牛皮辅地上,所以大地平坦坦……藏文斯巴,意即“宇宙”和“世界”。
⑥ 英人托马斯辑录的古藏文卜辞,其中有一段卦相云：在冰雪山峰上,野牦牛站立着,永远是雪山之王。卜辞为：此卦为福泽少女之卦。若卜家室和寿考,尊崇此神和母系神灵,将受到保佑若有可供养者,当供养；遇见佳人,可成婚,当益子嗣。
作为鬼怪恶魔的牛:
⑦ 藏王达玛即位后灭佛,佛教徒说他是牛魔王下界,所以在他的名字前加了一个牛字,以为溢号,故史称朗达玛。
⑧ 敦煌古藏文写卷记载一则神话云：3匹马在外碰到了野牦牛,马敌不过野牦牛,马大哥被牦牛用角挑死。马弟弟后来找野马帮忙,但野马不肯,马弟弟只好找人帮忙,并答应永远供人骑乘,最后人用弓箭射死了牛,替马报了仇。
⑨ 《大臣遗教》载,聂墀赞普对于当时的6个问题忧虑不已：偷盗、怒气、敌人、牦牛、毒和诅咒。
⑩ “……一头4岁的黄牛冲进了大海。这头黄牛东碰西闯,所到之处立即疫病流行,没有谁能治得了……这正是莲花生大叔为了得到龙女,所以把疫病毒菌塞进了黄牛的角里,又对黄牛施以咒语,才使得整个龙界陷入混乱”。
从上面的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一般说来,牦牛（尤其是白色的）象征着“好”的神灵；野牛（大抵是黑色的）象征着“坏”的鬼怪和恶魔。在早期藏传佛教仪轨书中所记载的关于不停地处于斗争状态的天神和恶魔,便是分别以黑白两种不同颜色的牦牛或鹰的形象出现。事实上,在藏族古代传说中,最原始的神都与牛有关。白牦牛一般代表着山神和大地之神。作为驯养动物,牦牛所代表的山神或大地之神实际是一种与文明社会息息相关之物；而野牛作为对立物,代表着与文明相对立的自然界。黑白牦牛在这里作为隐喻来指自然与文明、原始与进化。从《斯巴宰牛歌》中可以看出,牦牛是神话创世纪中的主要角色。这里的世纪应该是指那种更多与文明相关的东西,即文明与秩序,这在材料②、③中表现得尤为明确,即牦牛从天上降到人间,给人类带来了耕作、冶炼和宗教。材料⑥告诉我们牛（这里虽然说的是野牛,但作为观念上的牛,种类上的区分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还可以宜人家室,牛与文明社会的联系更为密切和具体。作为观念上对立的牛,材料⑦所反映的是佛教与苯教之间的斗争,是一个进化与原始之间斗争的隐喻。佛教进入藏地后,显然以一种更加文明的面貌而出现,从而去改造和替代原来的苯教。牦牛作为苯教神抵臣服于莲花生后,成为佛教的护法神,其中最重要的形象便是大威德布畏金刚,造型为9头,正面为牛头,34臂,16足,怀拥一女性,身着蓝色,足下踩一鹿或牛。密宗教法说他是大自在天之子,经常犯恶,故观音菩萨化为一女性去感化他；同时他又有护法之善,善恶集于一身。由原来对立思维的两极分别由不同形象来表现,到后来由一个形象来兼替,可以看到佛教对早期藏族思维形式的影响,以及佛教兼并融合苯教的过程和痕迹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