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问题研究评述

  

　　藏彝走廊地区系指川、滇西部及藏东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该区域也是我国藏缅语民族的主要分布区域。现今我国境内17个藏缅语民族中,除土家族分布于川、鄂、湘交界区外,其余16个民族在藏彝走廊地区均有分布。藏缅语民族在境外的分布也主要集中在与藏彝走廊南端相邻近的缅甸、泰国、越南、孟加拉、老挝、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以上事实足以说明,藏彝走廊地区不仅是藏缅语民族分布的中心区域和主要活动舞台,同时也是藏缅语民族起源、发展、融合、分化及其迁徙流动的最重要的历史区域。

　　关于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的共同起源地,目前民族史学界普遍的看法,是西北地区河湟一带,认为历史上由河湟地区南下的古羌人是构成今天分布于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的一个共同祖源。支撑此看法的主要依据,是《后汉书·西羌传》中关于古羌人自河湟地区向南迁徙的记载,这也是人们论及藏彝走廊藏缅语民族起源时引用最多的一条史料。此记载明确提到,在秦献公时代(前384~362年在位)秦国势力向西拓展,西北河湟地区的羌人首领“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既然“将其种人附落而南”,且“或为氂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那么显然进入了藏彝走廊地区。不过,此记载所以成为将藏彝走廊地区各藏缅语民族的共同祖源归结为由西北南下的古羌人的依据,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即它是目前我们在汉文史籍中所能找到的惟一最早记录河湟一带古羌人向藏彝走廊地区迁徙的史料。汉文史籍较确切记载藏彝走廊地区古代人群活动情况时间较晚,是从西汉武帝时代成书的《史记》才开始的。其后《汉书》的记载基本承袭《史记》。直到晋代常璩所撰《华阳国志》和刘宋时范晔所撰《后汉书》中才对藏彝走廊地区各部落人群的分布、活动情况有更详细的记载。《后汉书》的成书年代较《史记》晚了500余年,较《汉书》晚了400余年,但其《西羌传》中所记秦献公时河湟羌人迫于秦之压力“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史事,却为《史记》和《汉书》所不载。但该事件发生年代甚早,在战国前期,是目前所见关于西北河湟地区古羌人与藏彝走廊地区发生关系的最早记录。所以,民族史学界遂将《后汉书·西羌传》中这一关于河湟地区古羌人向南迁徙的记载,作为解释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人群起源的一个重要证据。
　　此外,从学术史背景看,以上观点的形成并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还与自上个世纪以来民族史学界对纳西族和彝族这两个藏彝走廊中重要民族之族源问题的认定与探讨有密切关系。自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民族组的组织下,在全国开展了广泛的民族学田野调查,也揭开了运用现代民族学理论与田野调查方法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序幕。一批训练有素的民族学、历史学前辈学者开始投身于西南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的实地考察与研究。随着考察与研究的深入,对藏彝走廊中一些主要民族之族源问题的探讨也渐趋活跃。如关于纳西族的族源问题,章太炎先生在刊于30年代的《西南属夷小记》一文中即提出:“唐所谓么些蛮,即羌种之流入者。”此后,从事纳西族和西南民族研究的许多前辈学者如方国瑜、任乃强、徐中舒以及近世学者如李绍明、汪宁生、尤中、王宏道、李近春、王承权、和绍武、张增祺等人也都主张或认同纳西族渊源于古羌人的观点。方国瑜与和绍武先生认为:“摩沙夷来自河湟地带南迁的古羌人,与旄牛羌有亲属关系。”尤中先生云:“摩沙夷也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纳西族源于河湟地区古羌人之南下的观点,事实上已成为今天关于纳西族族源问题的主流观点。
　　对彝族族源的认定,也出现类似情形。尽管学术界对彝族族源的看法分歧较大,有“卢人”说,“濮人”说,“僚人”说,“高加索人种”说,“马来人种”说等不一而足,但彝族主要源于西北南下之氐羌人却仍是较流行的观点。方国瑜先生在《彝族简史》一书中明确指出:“彝族祖先从祖国西北迁到西南,结合古代记录,当与‘羌人’有关,早期居住在西北河湟一带的就是羌人,分向几方面迁移,有一部分向南流动的羌人,是彝族的祖先。”并认为:“‘彝族渊源出自古羌人’的提法是可以成立的。”不过方先生同时也注意到彝族有较明显的复合特征,故对于彝族的族源,方先生还作了这样的认定:“彝族是许多氐羌部落和别的部落经过长时期的融合而形成的,是在西南地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们共同体。”此外,李绍明、吴恒等也均认为彝族的渊源是出自古羌人。
　　我们知道,彝族与纳西族是藏缅语彝语支民族中的两个主体民族,他们同彝语支其他民族间存在密切亲缘关系。既然彝语支两个主体民族均被认为是源于由河湟地区南下的古羌人,是古代氐羌的后裔,那么很显然,整个彝语支系统的民族也必定是古羌人后裔。再推而广之,既然分布于藏彝走廊地区的藏缅语民族是一个有亲缘关系和共同起源联系的人群共同体,那么,藏彝走廊地区的整个藏缅语民族也就同样应当源于由河湟南下的古代羌人。由此建构了整个藏缅语民族的源流体系。当人们在面对藏彝走廊中一些族源线索稀少、历史面貌较为模糊的藏缅语单一民族时,往往依据有关藏缅语民族的这一整体族源体系来推定其族源。如有学者在谈及独龙族的历史源流时即写道:“由于人口稀少,历史上又处于不断迁徙和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因而,在元之前的汉文史籍中,独龙族先民的确切族称难以考定。若从语言系属上分析,凡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中国各民族先民,都与我国古代氐羌部落集团有密切的族源关系。独龙族的先民也应该是氐羌族群的分支之一。”因此,有学者从语言系属关系角度对藏缅语民族的族源作了如下认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今藏缅语族即藏、彝、哈尼、白、羌、普米、纳西、傈僳、拉祜、土家、景颇、阿昌、珞巴、门巴、基诺、怒、独龙等17个民族语言中的1 000个左右常词中,具有同源关系的占1/5左右。语言上的同源关系充分说明上述17个民族具有共同的渊源,即他们都是古代号称‘东方大族’的氐羌后裔。”
　　民族史学界关于藏缅语民族是渊源于自西北南下的古代氐羌人群的这一流行观点,反过来也影响从事藏缅语研究的学者,并为其所接受和认同。戴庆厦先生对藏缅语民族的族属源流及演变即作了如下阐述:
　　现代藏缅各族同出一源,先后皆从古代氐羌人中分化而出。后来又在极其复杂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据史料记载,氐羌人是分布于我国西部从云南北半部经四川西部到陕西、甘肃、青海一带的游牧民族,战国秦献公时,北方的一部分氐羌人南下到今大渡河、安宁河流域,与原来分布在这一带的氐羌族众会合,成为今藏缅族各族的主要来源,其中的一支僰人,便是今白族来源的一部分。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出现了滇僰、叟、爨、‘昆明诸种’等新族名。汉代的滇到了唐代主要变为白蛮,白蛮逐渐演变为今日的白族。汉代以后在云南分布最广的‘昆明’人到唐宋时期称为‘乌蛮’,‘乌蛮’又逐渐分化出今天的彝、哈尼、纳西、拉祜、傈僳、阿昌、景颇、独龙、怒等族。”
　　戴庆厦先生的这段论述,虽不排除有个人的理解与认识,但显然主要吸收和综合了民族史学界对藏缅语民族历史源流较普遍的看法,也代表了从事藏缅语研究的学者对古羌源流说的接受与认同。由此可见,古羌源流说实已成为有关藏缅语民族起源的最具代表性的观点。
　　不过,在藏缅语民族的族源问题上,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学术界的另一种声音,这就是对藏缅语民族氐羌起源说的质疑。早在20世纪30年代,前辈学者蒙文通先生对西南地区各族之族属面貌即有如下一段论述:
　　“史既载羌人支分西南下,而《西南夷列传》又有‘皆氐类也’之说,世遂有谓西南之族尽羌种者。然《西羌传》言羌‘被发为俗’,‘产牧为业’,‘不立群臣,无相长一’。《魏略·西戎传》言:‘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俗能织布、善种田,畜养豖、牛、马、驴、骡。……皆编发’。则汉魏以来之氐自与羌异,不得目为同种也。且史、汉之述西南夷也,夜郎、靡莫、滇、邛都,‘皆鬼结,耕田,有邑聚’;桐师至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徙、笮都,其俗‘或曰土著,或移徙’。则其类固繁,决非曰羌、曰氐足以概之。”
　　这里,蒙先生根据《史记》、《汉书》所记西南地区各部落人群种类甚多、习俗各异之情况提出“其类固繁,决非曰羌、曰氐足以概之”,对当时流行的“西南之族尽羌种者”的观点提出了明确质疑。嗣后, 20世纪60年代,马长寿先生也对彝族和纳西族二族是否确为南下的古羌人后裔提出如下异议:
　　“羌的南下开始于秦献公初立之时,即公元前384年。其后子孙分别为越巂羌、广汉羌、武都羌,则在公元前384年之后。当此之时,难道云南地区就没有彝族、纳西族,而此二族都是羌族的子孙吗?且《西羌传》(《后汉书》)所述南下的羌族只到达越巂郡,并没有记载到达云南的事,那么又根据什么说西羌到达了云南境内呢?”

　　马先生这段话提出两个重要问题: 1·在史书所记的羌人南下之前,今天藏彝走廊中彝族、纳西族两个民族分布的地区是否有人居住?如果有,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群?这是氐羌南迁说所必须面对和回答的一个问题; 2·《后汉书·西羌传》中仅提到羌人最南只到了越巂郡,所有史籍中实际上均找不到羌人曾抵达今云南境内的记载。所以,提出彝族、纳西族渊源于羌人之说,并无直接的史料记载可资印证。

　　张增祺先生对彝族源于南迁的氐羌人也提出异议。他认为彝族的“轴心”是历史上的“昆明”人,“羌人南迁是在‘秦献公初立’的公元前384年,此时,滇西地区的昆明人不仅早已存在,而且由新石器时代进入发达的青铜文化时期。”他根据大量考古资料提出:“昆明并非源自西北地区的羌人,而是活动于怒江、澜沧江河谷的土著民族。”这与马长寿先生所认为“云南为彝族的起源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的观点颇相吻合。
　　20世纪80年代初,蒙默先生发表《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一文,该文依据对史籍所载西南夷人群的梳理分析,并佐以大量民族学材料,从民族系统上提出一个新的观点,认为汉代西南民族除了“氐羌”之外(南方还有越、濮),还存在另一个大的人群系统:即被史籍称作“夷”的人群系统,蒙文称“夷系民族”。蒙文分析和论证了汉代“夷”系民族各支与近世彝语支各族之间的渊源关系,认为汉代西南地区的“夷”系民族乃是今天彝语支民族的主要先民。
　　毫无疑问,蒙默先生提出的观点,对于我们从民族系统上更具体地区分和辨析藏彝走廊地区古代人群族系面貌及演变源流开启了新的视野,有很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对于过去将藏彝走廊地区的古代人群笼而统之均归结为南下之羌人这一传统观点所无法解释的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途径,也对我们从更深入具体的层面来认识藏彝走廊地区的古代人群面貌及其发展源流提供了新的思路。蒙默先生的观点发表后,对西南民族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1992年出版的《纳西族史》一书中,采纳和吸收了蒙默的新观点,作者依据蒙文所提出的“夷”、 “羌”有别及“夷”系民族为今彝语支民族之先民的观点,首次将纳西族的族属归入了“夷”。
　　综上所述,关于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的起源问题,我们实际上看到三种主要观点:
　　1.主张藏彝走廊的藏缅语民族渊源于由西北南下的古羌人,这是占主导地位的观点。
　　2.对藏彝走廊地区的藏缅语民族是否皆是南下羌人后裔提出疑义,并进而提出土著起源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虽不完全否认有羌人南下,但认为文献所记羌人南下时间较晚,而考古发现证明,在此以前藏彝走廊地区早已有人群活动,故提出土著起源说,这突出表现在对彝族族源的认识上,马长寿和张增祺均提出彝族主要应源于当地土著人群。
　　3.提出藏缅语民族的起源,除氐羌外,还存在另一个系统,即“夷”系民族系统,认为今彝语支民族主要源自古代的“夷”,而非氐羌。也就是说,藏彝走廊地区的藏缅语民族除源自由西北南下的“氐羌”人群外,还有另一大的人群系统,这就是史籍中被称做“夷”的人群系统。
　　归纳起来,关于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学术界主要有三种意见: 1.氐羌南下说。2.土著起源说。3.夷系民族说。不过,从实质看,这三种意见实可归纳为两种: 1.氐羌南下说, 2.认为氐羌只是来源之一,除此之外还应有其他的来源,这个其他来源,或认为是土著,或认为是“夷”系民族。
　　综合来看,目前关于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的几种观点,均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环和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氐羌南下说必须回答的问题即是:这些在秦献公时代以前就已经居住和活动于藏彝走廊中的人群是什么面貌的人群,他们从何而来?是起源于当地的土著人群还是同样属于较早南下的氐羌人群?他们与秦献公时代南下的羌人之间是什么关系?等等。但这些必须回答的问题至今却仍无圆满的答案。
　　再以持南下氐羌之外还存土著或“夷”系人群来源的观点看,同样存在许多疑惑和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首先,藏彝走廊地区是否确定存在着一个真正由本土起源的人群系统,这一点在考古上尚有待于进一步的证明。目前在藏彝走廊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存和遗址,多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其年代最早仅达到距今5000~5500年左右,那么这些在距今5000余年前活动于藏彝走廊地区的人群是起源于当地的土著还是同样由某一外部地区迁入藏彝走廊的,这一点目前仍不清楚。
　　其次,从蒙默先生提出的除氐羌之外还有“夷”系民族观点来看,蒙默先生仅依据汉文史籍对汉代藏彝走廊地区的人群的记载,指出当时除了氐羌人群之外,同时还存在“夷”人群系统。但“夷”系人群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他们最早从何而来?是当地的土著抑或是较早的外部迁入者?同时史籍中为何将他们称作“夷”?他们与氐羌人群之间有何区别与联系?这些问题目前均不十分清楚,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此外,还有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在藏彝走廊藏缅语民族的共同起源的问题上,无论是氐羌南下说,还是认为在氐羌南下外还存在其他的来源如土著或夷系人群,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是根本对立和不能协调的,因为藏缅语民族既然是一个有共同亲缘关系及共同起源系的人群集团,那么,其共同起源就只有一个,同样其祖先人群最初发源的起始地域也只有一个。这就意味着,对藏缅语民族的祖源而言,氐羌南下说与土著起源说这两种观点从根本上是相互排斥的,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其中一个是“源”,那么另一个就只能是“流”。这就像一条河流,真正的“源”只有一个,而其他后来汇入的“流”则可能有若干。因为,对于藏缅语民族的起源而言,究竟是源自西北南下的氐羌人群还是源于当地土著?我们必须在两者间进行选择。
　　以上,我们对学术界关于藏缅语民族共同起源的几种主要观点的缘起、过程及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很明显,从以上情况来看,几种观点尽管都有所依据,但同时也均明显存在一些缺环和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这些缺环很大程度上乃是由文献史料的匮乏所造成。从目前情况看,要想把藏彝走廊藏缅语民族的共同起源问题探讨引向深入,仍面临着很大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是史料记载的尤其是关于藏彝走廊地区早期人群活动情况的史料记载严重匮乏。此外,我们不难发现,目前形成的关于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的几种观点,无论是羌人南下说,土著说或“夷”系民族说,其所依凭的证据均主要为文献史料,所以,鉴于史料中有关藏彝走廊地区早期人群活动的记载严重匮乏的情况,对该问题的研究要在现有史料文献的基础上取得新突破显然十分困难。因此,笔者以为,今后欲将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并得出较为清晰和准确的认识,至少需要在研究视野与路径上实现以下两个转变:
　　其一,由过去主要依据文献记载来进行探讨的途径转向主要依据考古材料并将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结合起来进行探讨的途径。自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藏彝走廊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特别是目前在藏彝走廊北端所发现的三个时代甚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即昌都卡若遗址、四川丹巴中路罕额依遗址和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这三个遗址的年代均达到距今5000年左右,其中茂县营盘山遗址的上限年代可达距今5500年。且三个遗址均出土有同时代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风格的彩陶,其陶器、石器类型和特点也明显带有一些甘青地区的文化因素。这些都为我们了解距今5000年前藏彝走廊地区人群活动及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信息。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茂县营盘山遗址附近还发现了距今4500年左右的沙乌都遗址,该遗址所出土的陶器、石器等在文化特点与面貌上却与营盘山遗址存在明显的差异与不同,但却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有密切关系。这是否反映藏彝走廊地区的原始人群早在距今5000年前已经开始出现了分化?抑或反映新石器时代进入藏彝走廊地区的原始人群来自不同的方向或是进入该地区的时间各不相同?这些问题都尚有待于作全面的比较与梳理。倘若能将对考古文化的分析研究同文献记载相互结合与印证,则我们对于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问题的认识就有可能变得更为具体、清晰并取得新的突破。
　　其二,由过去主要注重文献探讨转向注重对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各民族所保留的史诗、传说及相关的文化痕迹的发掘并将之与文献探讨相结合的研究路径。现今分布于藏彝走廊地区中的藏缅语民族有一个突出特点,普遍存在关于其祖先来自北方的迁徙记忆,这些祖源记忆与迁徙传说多保留于各民族的史诗、传说和相关文化痕迹之中。其中特别是彝语支民族所保留的源自北方的祖源记忆与迁徙传说最为突出。值得一提的是,在藏彝走廊地区的许多民族中至今尚保留一种独特的“送魂”习俗:即在丧葬仪式中要特地请巫师念“送魂”经,目的是将死者的灵魂一站一站地送回到祖居地,而送魂方向则都无一例外地指向“北方”。上述这些文化现象实际上透露了有关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融合、分化及其迁徙流动的许多重要历史信息,具有极重要的价值,且正好可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所以,倘能对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的史诗、传说及相关的文化痕迹作充分关注与发掘,并与文献记载相互佐证,必会大大拓宽我们的思路与视野,并将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问题的探讨引向新的更深入、更具体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