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地印经院

（一）
    康巴有一句俗语：不到关外（指康定折多山以西），就不算到了康巴；不到德格，就不能真正了解康巴文化；不看印经院，就空到德格转。
    德――格――用舌尖微微卷起，轻轻一弹，“德格”便随张开的牙缝跳出。当我轻轻地念叨这两个字时，心中便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缠绵。
    打开四川省标准地名图，就会发现形如“口”字的德格版图镶钳在金沙江畔，与西藏隔江相望。量量距离：哦，与省会成都相距近千公里，可谓是一座地地道道的边城。不可思议的是，偏居一隅的德格却是藏区三大古文化的中心之一，与西藏拉萨、甘肃夏河齐名。何以如此？多年生活在康巴的我，长期以来一直被此疑问所困而不得其解，直到１９９７年夏的一天亲临德格后才恍然大悟。那一天，省领导陪同国务院扶贫办的领导到康巴考察扶贫工作路径德格，而我作为随行记者前往。在考察工作之余，县里安排工作组参观印经院。说老实话，当时我对此不以为然。是呀，对于一个生活在藏区２０余年的人来说，什么名刹没见过？什么菩萨没拜过？印经院又有什么值得观看和引人驻足的？第一眼亲吻印经院时，我并不清楚它的神秘、博大。而它似乎很识时务，并不想抓住这个机遇，向来自中央、省的领导和我这个作为记者的文化人推销自己，也不像一个苍老的妇人硬要朝自己的梯田状的脸上涂脂抹粉，引起世人重视，而是一声不响地安坐在县城一隅，依然红色土墙，黑色墙帽，一派素洁。可是当印经院的管理人员介绍后，一些勾人向往的称呼就留存心间，比如什么“藏族地区璀灿的文化明珠”、“雪山下的文化宝库”、“吉祥聚慧院”等等。
（二）
    其实，上述的荣耀光环，是来自于二百多年前的平实，而这个平实，又来自于一个土司头人的神话与刻在历史上的印痕。
公元六世纪，藏王松赞干布的大臣噶尔东赞的后代避难到康区后，生活在金沙江一带。传至三十代时，这个家族的传人索郎仁青为元朝帝师八思巴的膳食堪布，受到宠幸而获得“四德十格”之大夫称号，于是受封于朝庭。对于这个家族的历史，《元史》记载为：该家族治地在吐蕃时期所划分的“下多康”（今康区）六岗的“勃波岗”（今白玉一带），后随着势力扩张，举家迁至德格。“四德十格的本意为，八思巴称索郎仁青具有“法、财、欲、果”圆满的四个条件和“草、土、水、石、木各占二格共十格（即远近草木美，田宅土质美，饮灌水性美，砌磨石质美，屋薪木材美）的优秀品质。为了家族的兴旺和势力扩张的需要，他们将德格演变成了地名词汇。它涵盖的疆域为川、藏、青三省区共计１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法国、浙江省三分之二的版图。当时，这个家族在她的首领的率领下，转战金沙江两岸，来到沙鲁里山脉下的地方，建起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土司王国，于是这个阳光普照的地方便崛起了一座小城――德格。
头上闪着先辈带来的荣耀光环，脚踩战马踏出的广阔土地，这个家族的后代、第十二代德格土司土登泽仁并没有踌躇满志。为继续扩充疆域，巩固完善“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作为执掌德格地区军政大权的土司土登泽仁意识到，早已创造过文字的藏民族，长期在马背上的征战几乎不间断的焚烧着脆薄的“纸页”，自己再不能像过去以愚昧之举吞食易碎的智慧。能不能通过“文”的办法而达到“武”的效果呢？从而为漫长的历史找到一处栖息之地。于是他决定修一座藏文印经院，以弘扬佛法，从而达到控制佛教，巩固家族统治的目的。
    当我翻到这些史料时，不禁面带喜悦，觉得作为膘悍的藏民族，除祟尚武力外，还有另一面；作为反动的土司头人在战乱的漩涡中还有高洁的篇章。就拿印经院来说，经书是供给寺院的，控制了经书，就控制了寺院，控制了寺院就控制了一方土地。如果用熊熊燃烧的战火去征服一方土地 ，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不必说，还会给自己带来血光之灾。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的占领远比武力征服更重要，更有意义。
    印经院是宗教文化圣地，该修在什么地方呢？有一天，土登泽仁思绪万千，闲庭信步，走出官寨，只见刺亮的阳光恩赐地照拂着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山体，空旷的山野上那疏落的植被，连同官寨的金顶都燃烧成金黄色，那些通往河滩的裸露的砂石滚烫得如同一颗颗朝圣的心灵，在阳光下发出光辉；而寨前寨后的村庄和成片的树林，堆砌成片的金色，灿烂辉煌如梦境。一曲曲经声如歌如唱，金顶、红墙、转经筒在眼前晃动，彩色的经幡在哗哗飘响，香雾缭绕的经堂颂经的真言……如果说在当时这些景物只是出现在土登泽仁脑海里的幻景的话，那么突然发生在他眼前的情景就使他惊异万分。一位藏民赶着驮牛行至土司官寨前，驮牛不知何故受惊撒蹄而奔，将所驮货物抛洒满地。土登泽仁大惊，上前询问，乃知这位藏民是从金沙江对岸而来，他刻制了一部《称多》的经版特来敬献土司。此地紧依官寨，后靠大山，前临小河，经版满地，佛法无边。土登泽仁闭目默念后，倾刻转恕为喜，连声称好：印经院修在此地。于是建在官寨旁的印经院的轮廓在他的脑屏上飞速勾勒。
一座占地近三千米、共三层、建筑面积近万平方米的楼房在今天看来并不是什么大的工程，可是在两百多年前（１７２９年）的藏区，要修此建筑，那的确并非易事。当时，土登泽仁征集上千差民，砍伐木料，平整土地，开山凿石，刻制经版，这些基础的、筹备阶段的工作尽然耗时十年，直到土司魂归天国。不知土登在世时是如何向后人作的交待，也不知他立下了什么家规，就像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那位传说中平凡而伟大的愚公一样，在修建印经院中，老子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有孙子，一代代土司义无反顾地接替了前任土司的担子，风雨无阻，大步前行。那些差民们以子换父，以弟换兄，长期艰辛劳作，无怨无悔。经过四代土司，费时３０年建成了这座三楼一底的印经院。

（三）
    中国的万里长城被列为世界八大奇迹。
    中国藏区的《格萨尔》被称为世界最长的史诗。作为《格萨尔》故乡的印经院的经版，也可谓是一个奇迹、一部史诗。边远落后的德格，要在２００多年前承载藏族文化、弘扬佛法的重任，那的确显得过于沉重。可是这个家族及德格人硬是挺起胸膛，挑起了这幅重担。就像当年修万里长城一样，成千上万的差民把心血和汗水、智慧全部投进了印经院，才带来了今日印经院的万里墨香。想想吧，在今日印经院的库房里，存放着２０多万块印版，在这些印版中，有经文，有史籍，在画版，储存着藏族文化中百分之七十的古籍。虽然这些印版并不能成为万里长城，可它们却是藏族文化的长城，文化的史诗，文化的奇迹。其它不论，仅看看印版的制作就会震撼已人心。
    印版以红叶桦木为材料，每年秋后差民们上山伐木，选择顺直无结疤的树干，截成长１０――１００厘米、厚５厘米的木块，用微火熏烤后，放进粪池沤制一个冬天，到次年将木块取出水煮烘干，推光刨平后作胚板。雕刻人员根据技艺精湛的书法家直接或写在纸模上的文字进行雕刻。通常情况下，一个技艺娴熟的工匠每天只能完成一块印 版的单面文字的刻制工作。比如，闻名全藏区的《甘珠尔》，是由一百多名书法家花了三年时间，五百工匠雕刻了五年才完成全书２１３部的印版的刻制工作。如果没有这些印版，或许藏民族的文化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无处可寻。由此而论，保存这些历史的印经院，是否有重新认识和进一步发掘的必要？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在修印经院中，大多数差民是以支差方式来参加伐木、运木、雕刻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义务投工投劳，没有报酬，没有荣誉，他们默默无闻，将信念、热血刻进了一块块印版，铸进了厚实的土墙。因为，这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制版的历程就是通向圣洁之路，所有的付出就是对佛法的祈祷，所有的虔诚都将在来世回报。他们是为感召而来，为诱惑而来，用信念与虔诚刻下寻佛的足迹。其实，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的苦难，土司头人又给了他们那么多的摧残，他们的生活又是那么艰辛，但他们无意怨恨，反而用热情抚摸土司头人在他们身上留下的鞭痕，让文明事业的热量驱寒避风，把忍辱负重、不屈不挠的藏民族的刚毅品格刻进了印版，刻进了历史。

（四）
    印经院，不单纯是“院”，按照今天的话说，则是出版社、印刷厂的综合体。要管好这个综合体并非易事。同时管好几年易，长期管好难。幸好印经院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如有藏版库防火、防虫、防潮的管理制度；印版出入库要履行检查、登记、签名手续；不经土司允许，任何人无权更改版面和处理印版。这些管理制度在当时来说，无疑具有先进性。然而对于这个土司家族来说，修建管理这座印经院到底是一种荣幸，还是一种责任。家族成员依照家规一代又一代承担起印经院修缮管理大业，而随着家族的繁衍，不是每一位成员都能继承前辈遗志担当起文化传承的重任的。在１９世纪末，第十九代德格土司切麦打比多吉执政时，土司之妻玉米折登仁嘎不知是与丈夫性格不合、志向不同，还是另有新欢，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日子，将库房的部分印版装在驮牛驮马的背上，伴随着驮铃声声，这些印版还有她的感情就送到了数百里外的赡对（今新龙县）的藏官手中。后为了那白花花的藏洋和可怜的自私心，她又将《宝库论》共三万块印版私售他人。售出了印版，换回了银钱，满足了私欲，但失掉了人格，丧失了尊严。
    在那场名为“文化大革命”，实为“反文化的乱革命”运动中，印经院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了冲击。一次，一群造反派要冲进印经院“扫除四旧”，千钧一发之际，一位喇嘛从院内冲出，他裸露身体，叽哩哇啦，扑向造反派的头子又抓又骂，这些造反派见遇到了“疯子”，只得退避躲之。当然这位喇嘛并非疯子，也不是装疯卖傻，而是他为舍身护院而采取的谋略。有幸的是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保护工作，仅仅只流失２００多块印版，尔后群众又陆续交回了１００多块印版。
    印经院主要靠差民支差和纳贡（造纸）来维持，而土司通过出卖经书将钱财装腰包，这不能不是一种“压迫和剥削”。然而对于用“邪恶”手段换来的钱财并没有完全用来挥霍，而是注入了“文化大业”的成份，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司的“邪恶”就有一定进步意义。而那些差民们无怨无悔的付出却是为藏族文化的兴旺而挤出的乳汁般的滋养。
    毫无疑问，德格土司家族的文化良知在现在并没有完全失去光泽。除了土司家族外，还有大量的藏胞努力保护这座印经院，使它没有随着岁月剥蚀而成为废墟。在现代社会，这项保护工作已成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一代代文管人员呕心沥血整理文库和修复印版不必说，仅是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国家拨巨款一次次对印经院进行大规模维修。现在印经院已成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观光的好去处。印经院的印版当然有待于发掘和整理，但在现代信息社会里，它存在的意义不在于、也不是以印版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文化在政治、军事斗争和社会生活中是何等的重要。
    当然，内容丰富的藏医药文献，已在印经院古为今用。被国家列为“七五”期间重点科研单位的德格藏医药研究所，根据印版内容，组织藏医进行古典医药研究，已整理出《四部医典注释》等十余部医药学典籍，研制出数十种治疗慢性疾病、具有神奇疗效的藏药已在社会声誉雀起。同时印经院丰富的文化积累已吸引了大量中外学者的目光，我国史学界的泰斗之一、四川大学教授任乃强，藏族第一个博士格勒，藏族第一个马列主义哲学家平措汪阶等都到这里考察。
    印经院的文化流泽告诉人们一个真理：文化是一种世代性的积累。改变民族精神素质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是这个过程应该缩短一些，否则漫漫无期的岁月就会使人痛心疾首。而且作为印版史籍的积累保存者，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发挥着文化人也不能替代的作用。这本身就是对文化的一种谕讽。
    说到土司，使人联想到五十年代轰动全国的那部电影《农奴》，进而想到土司都是剥人皮、抽脚筋、挖眼睛的刽子手。也许土登泽仁土司以及这个家族中其他土司，确实对奴隶和差民干过惨绝人寰的罪恶，然而就因为有了这座印经院，就可以对这个家族重新认识。１１代德格土司四郎彭措，为清兵进藏平息准噶尔叛乱派差派马、运输粮草有功，受到雍正皇帝嘉勉。最后一任土司的摄政女王降央伯母因支持解放军进藏有功而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和称赞。就像中国历史上那位焚书坑儒的暴君秦始皇一样，不能因为他的残暴而否认他修筑万里长城的功绩。也不能因为隋炀帝荒淫无度而否定他开掘大运河沟通运输促进交流的历史。
    德格土司家族王国走完七百年的路程后早已随着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的历史步伐而寿终正寝了。而作为传承藏族文化的印经院今日依然屹立在德格县城。德格已成为今天康巴标准藏语的发祥地，不能不说与印经院丰厚的文化积存有关。因而印经院的文化底蕴在于它是藏族文化的一面旗帜。有了印经院，德格文化的份量就有些超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