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远寺

一
这段历史在康巴虽然没有封尘，但在人们心中似乎已经淡忘许久，也许没有人想过要翻开它裹着的封皮。就像高原上一只常见的装酥油、糌粑的獐子皮袋，当剥开它那厚实的外皮，封尘袋内的香气就一飞出来，扑进人们的双鼻。于是人们便细细地体味、感受。
打开这段历史的并不是我，而是在１９９９年春节前后，中央电视台播放、火了神州大地的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由此有的康巴人便想到了那位穿龙袍、住皇宫的真龙天子――雍正。当年，这位远在北京皇宫的人，挥毫御批，降旨康巴。于是在康巴厚实的土地上为历史写下厚重的一笔。
听着康巴人叽叽咕咕的谈论和面红耳赤的争辩，带着几许疑问，沿着康巴人指示的方向，我走进了史册的迷宫，走进了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地方――惠远寺。
惠远寺在康巴高原上的道孚县协德乡。虽然它早已载入史册，但久未造访，又地处寒寂的关外，光顾的人不多，而我去惊扰，并不指望能有什么收获，只想了却一个心事，想看看它的模样，听听它的呼吸，当然也想拾到几许先人遗下的碎片。
这个寺院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雄伟壮观，土坝、大殿、房群、柏树，组成了一方冷清的建筑，几个喇嘛，几条小路、几个村落、几个村民组成了一幅高原风景画。荒脊的山岳、流泻的小河、沉寂的土地勾勒出康巴特有的景致。我对着眼下的这一切暗自发呆。是呀，这里静静的悄悄的，躲开了繁华都市的喧闹，躲开了人际尘寰的拥挤，独自隐藏着一个时代的缩影，一段时代的故事。而看到它的残破高墙，还有那些残存的墙基，又会想到它昔日的辉煌。
于是我仿佛走进那一堆堆史料，穿过一列列清朝兵阵，穿过浓浓的高原迷雾，穿过闪闪的寺院酥油灯光，去谛听喇嘛的诵经声，去观看藏民为舞狂跳。于是在世纪风的吹动中，一个关于寺庙的传奇，在古老的康巴高原活蹦乱跳了出来。
二
噶达，当然不是诸葛亮盔下设炉造箭，早已闻名康巴的那位将军――郭达的音译。
它是个地名，在道孚县协德乡，距康巴高原的历史文化名城康定仅百余公里。据说，这是为纪念唐朝时藏王松赞干布的大臣噶尔东赞为逃避唐军追赶在此脱险的意名（藏语，噶达为脱险之地）。千年的传说分不清界限，但浩浩荡荡的大军却可以成为幻景，哒哒的马蹄声依旧在高原显得空廓而响亮。
历史延续到清朝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浩浩大军又开到这里，把这里的历史又翻动了一页。当时，西藏上层勾结准噶尔军队，亮起寒光闪闪的藏刀，把叛乱的杀气密布拉萨。为避免劫难，在清廷的安排下，一位穿着袈裟，手执念珠，执心恬静的大师，带着佛光降临噶达，他叫噶桑嘉措，是神圣的七世达赖喇嘛。可以想象，当时他带着惊恐和疑虑，可是，一看到眼前腾然的金光和背后的五彩晚霞，以及平畴沃野，他浑身为之一震，手捻佛珠，朗声发愿，从今要在此广结佛缘，使之成为圣地。
大师来此，何处住锡？清庭拨银十五万两，移山填湖，抬来了３０人扛抬的巨柱，上至军队协统，下至士兵，还有土司、头人、奴隶，纷纷前来，把自已的信仰、祈愿、祝福和汗水、干劲、智慧融进了厚实的土墙、庄重的塑佛、神圣的殿堂。于是一座有楼阁殿堂１０００多间、平房４００余间的雄伟寺庙屹立在高原深处，显得神秘而吉祥。
比之于布达拉宫，它没有那样高大；比之于扎寺伦布寺，它没有那样久远；比之于大昭寺，它没有那样辉煌；就是与康巴的众多寺庙相比，它也没有那种留连忘返的魅力。然而，七世达赖喇嘛在此寺住了五年，避开了刀光剑影，搏斗撕杀，在青灯照耀下，他细细悉阅一叠叠经书，把一束束佛光撒播康巴。准噶尔兵败，叛乱平息，七世达赖欣然返藏，入主布达拉宫。从这个意义来讲，如果布达拉宫是他的王宫，那么该寺就是他的别墅；布达拉宫是他神经中枢，那么该寺就是他的静养场所。
在历代的达赖喇嘛中，七世达赖在历史上的功绩可值得大书一笔。除了在佛学、哲学方面的贡献外，他在西藏创立了“噶夏”制，这相当于“内阁”制或部长会议制的管理制度，在当时以至一个时期都具有先进性和进步意义，这种制度在西藏政教合一的体制中，一直沿袭到新中国的五星红旗飘到拉萨。同时，他修建了今天藏族人点头称道的“罗布林卡”夏宫，以至于今天的拉萨人有了一方休闲的胜地。
正是有了上述的经历的缘故，雍正亲赐“惠远寺”名，并御制寺碑，追述建寺缘由：“用纪文丰碑以昭示久远……”后又赐惠远寺“九龙九狮”佛教最高荣誉，从而成为西藏王宫的直辖寺庙。
三
惠远寺的历史虽不久远，但它的底蕴是深厚的。一旦走进它，摄取寺貌，听听佛教故事，看看唐卡壁画，探寻历史遗迹，都令人思索回味。而留在我记忆深处的是石碑。立于庙门前那雍正御制石碑不必说，而另外一尊石碑却更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那尊石碑就是果亲王诗碑。
果亲王允礼，是康熙皇帝第十七子，雍正称帝时任命他管理工部、户部，分管理藩院。当七世达赖返藏时，雍正命他代表朝庭并与章嘉图克图国师统办七世达赖返藏事宜。他不辞千山万水，鞍马劳顿，穿过中原大地风尘，翻越秦岭高山，奔袭邛雅长途，飞渡泸桥险关，顶着岁末的高原风雪，走进惠远寺，宣谕圣旨，会见达赖，奖赐重召，安抚土司，布施僧侣，济贫慰民……安排就绪，果亲王回程复命前，写下一诗镌刻惠远寺前：
          曙色欢欣动列屯，西南蜀国共朝暾。
          滴酥熬芋充供佛，宣德还称乐至尊。
果亲王当然想不到他写诗的心境、诗意会在文革十年动乱时招来粗暴行为的破坏，也更想不到还有我这个陌生人会闯入那冷清的惠远寺，走近诗碑来读这些文字。我踏着松散的碎石，一步一步走向前去，辨识和解读断碑残存的字迹，但见草书俊逸遒劲，意境深遂久远。可以这样说，优美的字迹，是果亲王心境的流露，而深远的意境，则是有为之君治国安邦的写照。
如果这尊诗碑有形可触的话，那么还有一尊无形的诗碑立在康巴人的心里，就影响力而言，后者比前者更广更远，无形胜有形。那诗碑就是触犯众怒的《七笔钩》。果亲王住惠远寺一月有余，曾为清朝江山的巩固和藏区的稳定写了厚重的一笔，就因为他在惠远寺写了以咏康地、咏土司、咏衣服、咏饮食、咏居住、咏喇嘛、咏妇女为题的《七笔钩》，揭示了康区一些落后的方面，讥讽了康俗康地，使每位康巴人读后顿时怒发冲冠，以致在民国２７年，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参议马鹤天来康作《反七笔钩》矫正。时至今日，很多康人谈到那首《七笔钩》仍然龙颜大怒，都斥之为反动之词，有损民族团结，而对那首《反七笔钩》大为赞赏，顿感扬眉吐气。凭心而论，康区当然不是朝庭大臣嘲讽的对象，而诗中揭示的落后方面却应成为一声警钟。同时作为一个康巴人而论，那首千千万万康巴人称道的《反七笔钩》依然存在着极端偏激之词，如“咏衣服”词：
我有羊裘，欧美呢绒不须求，革履家有牛，皮帽山有兽，何必缎与绸。氆氇耐久，博带宽衣，古风今依旧。因此把洋服泊品一笔钩。
这不难看出词中的狭隘心理和历史的局限。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康巴，一些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虽然使之久远，却包涵着盲目性，有的缺乏人类、历史、社会前进的价值启蒙，而是以康巴人的情绪，去证明现象。坐井观天，固步自封，是难以走出大山的。果亲王的《七笔钩》和马鹤天的《反七笔钩》虽然只是文人的文字游戏，也没有必要去为之辩明事理，而历史的进程则需要我们作出明确的评判和选择。笔底的苍凉和冷峻，多少埋下了历史情绪和狭隘心理，而其中今天有多少可以留存，有多少可以校正，值得人们深思。比如不应该因为赵尔丰是清朝重臣被人民推上断头台而全盘否定他在康区的“改土归流”（其实今天治理藏区的一些作法乃是过去的延续），不能因为刘文辉是国民党大军阀而否定他在藏区的兴学办厂……社会评判应具有历史的眼光，这才是一种明智的目光。
四
康区有句流行的口语：爹亲娘亲，没有舅舅亲。我这个它乡异客，对这话实在感到不解，冥思苦想，辗转反恻，也得不出要领。是呀，难道给了他（她）刚毅、勇敢的父亲竟然没有舅舅亲？难道滋养抚育他（她）成人的母亲，居然没有舅舅亲？
对于这个留在大脑多年的疑问没想到在惠远寺找到了答案。
离惠远寺不远的口子西村，是一处清泉流泻、经幡缭绕的胜地。百年前的一个夜晚，一声婴儿的啼哭，叫出了高原的黎明。家境的贫寒，并没有引来亲邻对小生命的祝福，而破舍空腹又威胁着婴儿的生命。直到七天后，一位修行悟道的喇嘛登门祝福，向劳苦的孩子母亲奉上一段黄绸和充饥的糌粑，才保证了生命的延续。随后，这位僧人经常将化缘而来的食物钱粮接济这家。孩子刚会说话，说的第一句话是称这位僧人为“舅舅”。四岁时，天空飘来佛国妙音，孩子成为转世灵童――十一世达赖喇嘛。于是那位叫洛让热杰的僧人被封为“戈教堪布”（意为随时在身边），成为小达赖的形影不离的随从，后又被其赐封为惠远寺第一代“戈教活佛”。
没有舅舅的关爱，这个孩子早已夭折；没有舅舅的呵护，这个孩子也不会成为雪域圣地的主宰。岁月悠悠，日月轮回，舅舅的生命终结了，小达赖凯珠嘉措形影不离的随从消失了，１７岁的达赖也被人毒死了，年青的生命消失在一个深深的长夜里，而灵魂到天国云游去了。
这个故事既让人心紧滴泪，又让人闭目深思。那位从苦难中挣扎成长的灵童终于走上了神圣的布达拉宫，他本可以在佛号经卷中为普渡众生大展鸿志，直至涅磐圆寂。但是大树折断，小树难生。邪恶、残暴、奸佞斩断了圣灵魂气，而留下了哀怨的吟唱。当寺院的一位大师讲完这个故事后，他略有所思道：
          幼树需扶持，小孩更需护养。
 我在经堂徘徊，这两句话在耳边重复，我不知不觉又步出了寺院。寺外，空寂无人，浩浩气流依然穿行。大山不语，小河畅流。
五
上述之事既是故事又是历史。深刻的故事使我在离开寺院前禁不住止步再次用眼光亲吻寺庙。宫殿式金瓦顶楼，配以金幢宝瓶，法轮异兽；彩绘檐檩，浮雕门窗，肥梁胖柱，庭院宽敞，布局严谨，楼堂庭廓；殿宇轩昂，铺陈富丽，一点也看不出寺院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更难以听到它曾遭受劫难的疼痛呻吟，倒像一个新生婴儿那样鲜亮可爱。现在我无法描述那些劫难，无法想象那毁灭时的可怕情景，无法猜度那三次（１７９３年、１８１１年、１８９３年）大地震毁灭万物的恐怖，也不知当时那些僧人、喇嘛、主持们在目睹灾难降临的心情和表情，但有关资料作了这样的记录：“天昏地暗，黑云压城。视野所至，满目疮痍。楼台亭阁，椽柱墙瓦，组成碎片残垣。僧斋禅院，无从辨认。”后来，由于寺庙位于地震多发区，在建置存废上虽有争执，然而嘉庆皇帝挥笔御批：“朕对该寺另有恩宠，准许照旧保存……”正是有了恩宠，寺院香火才得以一代代延续。
天灾的残酷无情令人猝不及防，而人祸的残烈又是那样令人胆颤心寒。在那场众所周知的十年动乱中，惠远寺同样遭受了粗暴的践踏。以“社会主义文化占领封资修文化阵地”为借口，实行反文化的举动，一些造反派挥舞钢钎二锤冲进寺院，砸毁庙宇，洗劫文物，捣烂佛像，撕碎经籍，砸烂诗碑……自然的残暴毁坏它，人间的邪恶要侵害它，但寺庙有幸，１９７８年后的春风吹拂，国家再拨巨款第四次将它修复，使历史悠久的寺庙旧貌换新颜。
尽管如此，它今天的规模与辉煌仍不能与当初相比。当初为保护七世达赖，与惠远寺相邻的街村驻有一个“协”（相当于旅），官兵共有三千多人。有了兵马阵列和闪光的刀枪，使之周围帐篷密布，商贾云集，藏汉文化在这里交融，为道孚、雅江等县城奠定城市基础。虽然它今不如昔，但我们没有必要用摇头和伤感来祭奠它，文化的传承、文化的认同和历史的脚步汇成了历史向前的豪迈、壮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