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的彼岸
一
岁月流逝，渐渐地我领悟了：我与刘洵的相识是冥冥中神的意志。
85年秋天，我去西沙群岛的计划宣告破产，紧接着我收到新疆和西藏发来的回绝信。正是在这个时候，刘洵建议我俩一道去甘孜州。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是在想：如果当年我没有与刘洵认识，今天，我面对的将是怎样的一种人生？
也许，生命中的一些事物就该是没有答案的。不管是对艺术家还是人类自身，未来永远藏着一份未知和神秘是必须的。这是人活下去的理由，也是人类存在的理由。
1986年、1988年，刘洵和我先后离开成都来到了雪域康巴。雪域康巴，这是一条对我们两人都注定是没有归程的路。十余年来，命运以惊人的相似降临到我们身上，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神示。刘洵不断遭遇世俗人间的诋毁和拒绝，他寂寞但奋斗的人生，正是我一步步经历着的人生道路。不同的是，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始终伴随着理想的是迷惘和彷徨。但刘洵是坚定的。从他迈出第一步，他就是从容不迫的；他没有当今泛世界的时代“艺术家”们追波逐浪的浪漫与幸运。刘洵，一个劳动者，用他对待生活的质朴，在心灵辽阔的土地上默默地耕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如果浪漫可以用来描绘艺术家的人生的话，那么，我想刘洵的浪漫是建筑在鲜为人知的内心的黑夜和痛苦之上的。他的那把伴随他走遍雪域康巴，曾经让多少美丽的女子为之情动的吉它,他留在康巴这块土地上的那些饱含着生离死别的爱情故事,就是刘洵给予这个世界的“浪漫”，也是这个浪漫的世界如今对他全部的了解。
二
80年代，对中国和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美好的年代。那个年代，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尚未明了，无论是对于老百姓还是对于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我们这一代人，无不对生活和未来充满了希望和理想。“什么都是可能的”，便是那个美好时代真实的注脚。85年，欧阳从海南岛回到成都。那年，我和欧阳合作写了一部名叫《漫长漫长的童年》的电影剧本。该剧本是以欧阳川大毕业后被发配到海南岛两年的生活为蓝本的。就在该剧本划上句号的那个晚上，欧阳对我说：“明天我带你去见一个艺术家，一个怪人，一个中国的高更，他想去甘孜州。”这个怪人就是刘洵。当时，刘洵与他的妻子于兰住在成都市话剧团的一间老房子里。房子是分给他父亲的，刘洵的工作单位是成都市歌舞团。
第二天一早，我和欧阳走进他的那间旅店一样空空荡荡的家，两张并排着的单人床和于兰脸上从容而温馨的笑容，以及刘洵那张像漫画中的堂•吉诃德似的奇长的脸和身体，便永远地成了他在我心中固定的形象。
正是在那间如今早已拆毁了的老房子里，我和刘洵在相识的一瞬间，便跨越了人类自进入文明以来，人心与人心之间横卧着的黑暗的屏障。只是在未来的日子里，当我们彼此间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才知道，在刘洵让人感到和颜悦色的背后，始终保持着羚羊和智者的警觉。正是缘了羚羊与智者的那份警觉，在面对世俗人间的生死荣辱，喧哗与骚动，刘洵才得以坚守着一个艺术家的良知和悟性。我相信，正是因为他对人间的爱情和他的坚守，在生命和油彩中，刘洵到达了心灵澄明的境界，到达了人类清洁精神的高度。
在85年秋天，我和刘洵认识的那个美丽的早晨，我带他去见了我的学生及我在成都唯一的情人鲜。那是我与鲜的最后一次见面。也就是那个早晨，刘洵对我讲述了他和他大学的女教师的爱情故事。正是这个美丽的女教师，摘取了他的童贞，使刘洵成为一个男人。
就从那天起，我和刘洵走进了彼此的内心；同时，走进了我们一生的牵挂和祝福。
三
田野是在我和刘洵离开成都前，我所认识的成都最生动有趣的一个人物。无疑，田野还是中国行为艺术的先驱之一和行为艺术大师；他整个的生活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悲欣交集的行为艺术史。以人生作为行为艺术的材料，也许这才是真正的行为艺术。当时，他在署袜街有两大间永远向海内外的“神仙”们敞开的私室；此外，他还开了一家成都市最早的咖啡屋。这便是那个时代成都最有影响的艺术沙龙了。不管是谁，不问你来自何方，只要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艺术和爱情，在“田野的沙龙”，都可以得到一杯免费的淡咖啡，有时甚至是一杯苦艾酒。田野把这种凡•高当年喝过的酒，定名为“艺术家之酒”。除此之外，在“田野的沙龙”，最不缺的就是“沙龙主妇”了。她们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艺术家和诗人们存在的背景和梦想；常常比淡咖啡和苦艾酒更有味道，更难以让人拒绝。这也许是，田野在离开成都前始终被拥为中心，最重要的原因吧。
田野的美国新娘──他的玛丽亚妈妈，是“田野沙龙”为“普天下穷苦的艺术家”提供的最后一个沙龙主妇。田野与玛丽亚，几乎就是那个年代，所有梦想去大洋彼岸的中国艺术青年和年轻的中国诗人，翻阅的教科书和指路明灯。正是通过刘洵，我结识了当时聚在田野周围的一批艺术青年和诗人。关于田野的故事，以及围绕着那个年代在成都上演的人间喜剧，是需要一部长篇小说才可能讲述的。
80年代的中国，怀疑主义和彻底的现实主义还没有像今天，渗透到中国大陆和中国人的生活中，人心是朝未来和世界敞开的。当时，英国作家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美国作家奥立尔的《天边外》，是对我们这一代产生过决定性影响的两部著作。在我与刘洵相识前的那段日子，我正加紧与西沙群岛取得联系。西沙群岛，这个比童话还要遥远的地方，是我在梦想世界中为自己选定的“塔西提”。在那个人心向美、人心向梦的年代，朋友们心中都有自己理想中的“塔西提”。刘洵心中的“塔西提”，便是雪域康巴。
在我和刘洵结伴去了甘孜州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从梦想回到现实，从童话走向坚实的大地时，我才看清了西沙群岛之于我，与雪域之于刘洵，其本质是不一样的。为此，我也才真地理解了高更和他的塔西提，理解了刘洵和雪域康巴。
在经过几乎失去心灵和生命为代价的痛苦之后，我才得以看清一个简单的事实：在相同的形式下常常蕴藏着不同，甚至是完全相悖的本质；其间，充满了陷阱。也许，这正是人生的神秘与美丽之所在。
当年，我从梦想开始，最终必然地要遭遇人生的迷乱与彷徨；刘洵起步于坚实的大地与理想，也就必然地一步步地开创了未来坚定的人生。刘洵的选择，与高更的选择，都是脚踏实地的。有心灵的飞翔，也有现实的考虑。1891年6月9日，高更首次踏上塔西提岛，我相信，高更没有想到，这个他梦想中太平洋里的小岛，就是他的海滨墓园。1895年夏天，高更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从遥远的“文明”世界重返同样遥远的塔西提，我相信，这次高更抱定了客死他乡的决心。高更在孤独的内心中，在南太平洋的天幕下，终于看清了他的前定：高更，在走向了灵魂与永生的时候，也走向了他人生的终点和天边外的墓地。
高更最后的日子，用孤独和痛苦去解说是不够的，也是苍白的。在我的心灵逾来逾走进高更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免不了想到刘洵。但我拒绝命定似的预言和联想。毕竟，对艺术家来说，生命是唯一重要的，在生命的火焰还在大地上燃烧的时候，火焰本身比墓地里的故事更加美丽。但有一点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刘洵因种种原因不得不被迫离开雪域康巴和阿坝，如果宽阔的青海能够像母亲接纳一个孤儿一样，接纳刘洵和他的藏族妻子，那么，青海可能是他最后的归属地，而青海湖便是这位至今尚不为世界所知的艺术家埋骨的地方。
四
86年夏天，刘洵率先离开了成都。但是，刘洵的离去并没有改变什么，成都的夏天依然多雾而温馨；梦仍在继续，生活仍在继续。在几乎是同样的夜晚，田野手握烟斗斜靠在他画室的窗下，一边无奈地向我们讲述美国女人的屁股太臭了，做爱时就像一架搅拌机，一边用左手的两根手指撩开窗帘的一角，目光懒懒地注视着窗外的大街和行人，然后微微皱着眉头懒懒地说上一句：“成都的空气很不干净，”随后便暴发出一阵“呵呵”的大笑；而白天，田野步伐坚定地走在大街上，正有条不紊地办理着去美国的手续。从北大哲学系走出来的潘牧师则一如往日，在田野“呵呵呵”的笑声冷却之后，开始他的关于“生活就像是一杯水，但很多人都绕过去了”的经典人生讲座。画家贝多芬继续在他那间不足六平米的寝室兼办公室和画室的墙上，用油彩描绘着他五彩缤纷的“精子的世界地图”。欧阳仍在写诗，正豪情万丈地写他的那首也许比他的激情还要长但永远也发不出去的长诗：《裸体的蒙古亚细亚》。画家张君大部份时间把自己关在军区大院内，一边对着墙上的一块红色的墙布手淫，一边一往情深地呼喊着英格丽•褒曼的名字；余下的时间则废寝忘食地准备中国一家知名艺术院校的研究生考试。金阳仍然奔波于成渝两地他父母与妻子的码头之间，在梦想中不断扩建他打算将来在康巴某个牧场上修建的一座教堂和学校之余，正耐心地等待着来自加拿大的“拯救中国艺术家”的一封信。而流浪到成都的贵州诗人马贼，则在帮田野干完了一天的酒巴招待活之后，用粗壮的贵州口音庄严地宣布：“诗歌拯救中国的时代已经来临。”
1987年秋天，随着田野驾驶着他的美国新娘─“玛丽亚之舟”，漂洋过海，驶向纽约，一个时代的聚会与梦想随之结束了。其间，86年夏天，刘洵只身出走甘孜州，竟然成了这个梦幻时代最悲壮的一幕。刘洵去康定的那个早晨，除他的妻子于兰外，到场为刘洵送行的朋友们，不约而同地朝启动的汽车亮出了刚从书上学来的表示胜利的两根指头，心里充满了一种壮志未酬的神圣的感怀。多少年后，更没有想到的是，在那个秋天的早上赶赴成都新南门中心汽车站为刘洵送行的朋友中，一些人竟成了彼此间“最后的告别”。
五
刘洵是坚定的。但在刘洵坚定的背后，有一颗永远不安定的灵魂。刘洵这一生似乎要在他不安的灵魂，在雪域高原，不知疲倦地漂荡。有时我在想，刘洵内心不安的灵魂，其实就是雪域高原。雪域高原对于他，远不止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这是一片最后的净土”，“是圣地”等等表象的世界；诱使他在这片土地上始终像流云一样的漂荡，除了他总是在心灵中听到从藏地的那些草山的背后传来的声音，这些声音不断地呼唤着他。此外，还与这片土地上的女子有直接的关系。
对于像盛开在他的画布和草坡上的野草野花一样的藏区女子，当刘洵在生活中直面她们的时候，他失落过，痛苦过，甚至绝望过；但与这些让他爱让他痛苦的高原女子一样，他的那颗心，从没有粉碎过。刘洵总是在每一次痛定之后，便又抱定更加澄净了的意志和渴望，继续朝前。或许，这才是刘洵坚定的秘密之所在：对艺术，对生活，对未来，即对他的绘画，对雪域及这片土地上的女子，他从来没有在灵魂深处丧失过信心和觉知。
多少年前，还是在我和他刚认识的那个秋天，我曾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也许我们这一生将会在呼唤女人与女人的呼唤中流浪终生。这不过是少年时代的感怀，但与刘洵这么多年的交往，有一点我看得很真实：如果有一天，刘洵对这片土地上的女子失去了美好的寄往和爱意，那便是他失去这片土地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这听上去像是一句预言。但对于一个坚定的艺术家，预言常常并不能预示着什么；况且，预言并不都是绝望的。
86年夏天，刘洵刚到康定不久，在他给我的第一封信中，便长篇累牍地谈到了一个名叫春的女人。这个名叫春的女人的出现，不仅揭开了刘洵内心生活的序幕，同时还预示着他与这片土地的关系。
那个年代，有太多的东西还没有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比如妓女。当我们想着这个“词”的时候，常常就如同遥想天国里的夏娃一样，心中充满了无限的遐想和种种神奇的情怀。同样是那个时代，除凡•高、高更、贝多芬这样的艺术大师，直接造就了我们今后的人生道路外，另有像华伦夫人、梅克夫人这样的女人中的夏娃，则是我们心目中坚定地寻找的大地与生活。
刘洵信上提到的这个名叫春的女人，肯定不是妓女。她几乎就是我们梦想中集母亲、亲爱的姐姐和情人于一身的女人：我们梦想中的华伦夫人，或我们自己的乔•治桑──¬¬如果她不是少了华伦夫人和乔•治桑的才情和富有的话。
在这个名叫春的女人的心中，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占有和仇恨。她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出去。因为爱，她的手指和目光充满了无限的柔情蜜意与春天般的温暖。而刘洵，也许是被她接纳的世界里唯一的一个在她无限的柔情中歌唱和流泪的男人。
那个年代，中国男人几乎尚处在梦淫时期。这个女人的出现，无疑会让这样的世界燃起大火。火当真在这方土地上燃起来了。男人们的内部在被这把火烧得难受的时候，他们以及代表了他们的母亲、妻子、姐妹的那个世界，也许仅仅是因为畏惧，便开始了疯狂的行动。这把火点燃了刘洵，同时也点燃了那个世界对他的愤怒。刘洵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成了这方土地上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一个人物。除了这把“火”外，另一个重要的起因，便是他的那把吉它。刘洵深厚的古典吉它修养和大师风范的演奏技法，是他在这方土地上燃起的又一把大火。直到刘洵已离开了这方土地多年以后的今天，作为一个画家以及他当年的“风流韵事”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但在刘洵曾经呆过的地方，还不时地能听到人们在追忆往事的时候，带着很浓的传奇色彩和美好的表情讲述着一个长脸的汉人与他的那把吉它。
刘洵不久就离开了康定。88年初，康巴大学在姑咱地区建校，刘洵去了这所大学，成了该校美术系首批元老之一。这年夏天，我在度过了种种关卡后，终于从成都电力职工大学调到了康定甘孜报社。在我到康定的那个夏天，我所面临的与我的心灵和人生有关的第一件事，便是刘洵在一场临近毁灭的爱情悲剧中唯一的见证人。时隔这么多年了，不管是对于刘洵，还是对于这场爱情悲剧中的那个名字与春天有关的高贵的女子，以及作为这场悲剧中的人物之一和见证人的我，那段往事都是不堪回首的。在一个没有月光和星星的夜晚，刘洵像被重剑击伤了的狼，沿着大渡河东岸疯了似的奔跑的形象和嚎叫的声音，不仅对于刘洵是痛苦的回忆，在我的记忆里同样是痛苦的。
其实，雪域高原的女子，被上天在冥冥中选定作为刘洵这一生中的命运女神，康定那个名叫春的女人，以及那个名字与春天有关的美丽的农区女子，都不是第一个；刘洵与这片土地上的女人命运般的相遇，是从我们第一次去理塘看赛马时开始的。
六
1986年夏天，我和刘洵去了甘孜州南部的理塘。理塘是我和刘洵共同喜爱的人之一─诗人仓央嘉措投胎转世的地方。但理塘对于我们的意义还不在于此，更在于理塘作为我们首次进入梦想中的雪域高原，她便以其宽广和友善接纳了我们。是的，理塘接纳了我和刘洵。这对于去“天边外”寻找心灵归属地的我们来说，不是用一个简单的词就能概括得了的。理塘犹如一道门─未来之门，灵魂之门─她为我们敞开了我们脚下的人生，同时也为我们敞开了通向人类家园的必由之路。
12年过去了，作为一名记者，我有太多的机会重返理塘，刘洵同样也有机会，他每年的两个假期都要去藏地的某个地方采风。但从那之后，我和刘洵一直没有再踏上那片土地。这或许是因为我和刘洵的内心仍然都还太脆弱，各人都有一些幻想不忍去破碎和实现；或许是因为我和刘洵都曾经对她许下过诺言，而我们也都知道我们这一生已无法承诺了。我知道，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人，永远都只好存在于我们的梦想之中了。就像香巴拉，对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永远都是他们梦想中灵魂的家园一样，也许青海就是刘洵梦想和现实中最后的香巴拉。但如今，我仍不知道我最后的香巴拉究竟在哪里。
但是，理塘不管是在刘洵还是在我的回忆和生命里，都是具体和真实的。那是因为，对理塘的回忆和怀念，也是对那里具体的人和事的回忆和怀念。被刘洵后来称为理塘志玛的一个藏家女子；我和刘洵在理塘期间，一直为我们提供食宿的姓森的三姐妹；还有不惜与未婚夫决裂，依然给予我们帮助的那个姓穆的汉族女子（她未婚夫是专程从内地到理塘来办理她的调动的），便是其中我和刘洵永远怀念的人。姓森的三姐妹以及姓穆的女子，在我们彼此都不能实现团聚的梦想中，她们是我和刘洵一生的伤痛，也是我和刘洵一生的慰藉。
而理塘志玛，可以说是理塘的天空、理塘的草原带我和刘洵认识的。她就像是草原的精灵，召唤我们走向她的身边。她牧草一样在草滩上缓缓生长的歌声；她的那双飘动着白云深远而辽阔的眼睛；她像土地一样坦然地承受着大地上不幸和苦难的她的心灵，从此便是我和刘洵识别什么是真正的女人与认识雪域高原的底色和背景。
太阳从山头沉下去了，暮色中的白帐房在橘红色的光线里看上去就像是一片白色的墓地。那天是理塘的八•一赛马节。我和刘洵像藏族人一样盘脚坐在开着雪菊和黄色小花的草地上，听理塘志玛向我们讲述她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故事。她的故事对我和刘洵来说，比童话和梦还要遥远。那时，那片白色帐房组成的“墓地”，就淹隐在我们背后逾来逾浓的暮色之中。但是，天空下面的童话并不都是美丽的，除白雪公主外，还有许多是我们尚没有听说过的。如果说，她十三岁那年被四个野兽一样的男人轮奸的“故事”，是童话里的内容，那我情愿没有投生，也不忍再听第二次。但从她望着西边的山外雪花一样的目光，那是佛寂灭的地方，我知道，我心中只有一片空虚和苍白。
我不知道人心究竟能承受得住多少不幸和罪恶。但是，我没有因为理塘志玛的不幸而心碎身死；也没有因此而对这个不仁的世道做些什么。可见人心原本的阴影和黑暗。但是，今天，我想说的还不是这些。这样的人间悲剧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从未停止过，也许我们早已习已为常；而对于如此悲剧下的毁灭和仇恨也同样是见惯不惊了。也许吧。今天，我要说的是，这个当初不足二十岁的小学教师，在向我们讲述她不幸的遭遇时，在她心中没有对这个世界的仇恨，她心中的那盏灯也没有因此而熄灭。她望着渐渐隐没在暮色中的西边的山，手指不经意地抚着一朵嫩弱的野花，对这个世界，对给她带来太多不幸的故乡，她仍充满了无限的爱恋。她向我们讲她的每一个学生；讲仓央嘉措和他的故事；进她自己的未来；讲理塘的山和水，理塘的花草和鸟兽。
暮色退去了，天空中露出闪烁的星星。在星光下，我嗅到了她呼吸中，幽淡像花草般的气息；我看见刘洵两只镜片背后有一团柔和而明亮的目光，露珠似地滴在她的身上。我感觉到刘洵隐在黑夜里在此处又不在此中的恍恍惚惚的身影。刘洵向理塘志玛叨念着同样一句话：愿不愿意离开理塘去康定生活。她淡淡地笑了，随后忽然地对我和刘洵说：明天早上带你们去理塘喇嘛寺背后的一块山坡，那里的花才是最好看的。
我和刘洵一共在理塘住了十天。这十天里，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比许多人一辈子经历的事情还要多。我和刘洵离开理塘的那天早上，姓森的三姐妹，姓穆的女子，理塘志玛，来为我们送行。在汽车开走的那一时刻，我们和她们都默默地流下了眼泪。我们彼此在最后相互注视着对方的目光中，有千言万语，有万语千言，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今生，除了在梦里，在回忆里，甚至在坟墓里，我们都无须说出我们心中那些要说的话。
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得到过理塘志玛的任何消息。后来我听说姓森的三姐妹在多年以后纷纷结婚了，姓穆的女子与未婚夫去了内地。这期间，刘洵给理塘志玛写过好几封很长很长的信，都没有得到答复。好长一段时间，他总是反反复复地对我说，他要调到理塘去工作。对此，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了解刘洵，我深知理塘对我和刘洵意味着什么。
刘洵终于没有去理塘。两年后，在极度矛盾的心情下，他去了甘孜州北部的甘孜县。在此之前，８７年的春节，我和刘洵，还有金阳，曾去过一趟甘孜和色达。此行，甘孜为刘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留下了许多美丽的故事。
甘孜，除开恶劣的生存环境外，那里是一个让人心醉的地方。刘洵在甘孜的两年里，不断写有书信，叙述那里的种种美丽和他的感受。其中一些关于他与当地藏族女子的故事和描述，让我和成都以及康定的朋友为之长久地感动和神往。金阳就曾到那里呆过较长的一段时间，诗人冉仲景来康定生活了十年，唯一一次去关外，也是去的刘洵那里。
正是在甘孜州的两年里，刘洵完成了从自我朝向生命过渡的一大批油画。这批油画以静物为主：木楼的拐角处的一盆西藏海棠；桌面上的书与镜框里的一片树叶；藏地农区的山坡上随处可见的一种叫阿布扎布的花；以及藏地农区另一种常见的野花─深紫色的勿忘我等等。另外则是风景：局部的房子；一小片柏杨林等等。而风景中作为主体的房子，几乎是高原上最常见的那种白墙黑瓦长条状的汉式平房。这种汉式平房是７０年代以前的建筑风格。作为本地特色的藏式建筑，则几乎是作为遥远的背景出现在林地的背后。此外，这期间，藏族女子和喇嘛还没有出现在刘洵的画布上。从刘洵这一时期的油画中，你能强烈地感受到孤独而坚定的人格自我对于美神圣地捍卫；以及雪域仍作为遥远的香巴拉，在刘洵的心灵中被遥远而平静地注视着。
甘孜之行是刘洵人生的一个重要时刻。是理想与现实在生存与毁灭中的一次冲突和较量。对此，刘洵深有感触地说：理想中的现实是虚渺而危险的，唯有现实中的理想最终才能实现生命的完成。除此之外，刘洵在甘孜两年的生活还另有两样“收成”：他第二次不愿言说的婚姻的破灭；以及正是为了他的这个妻子，和捍卫人的尊严，不得不以一腔悲愤亮出的刀，去对抗已不可逃避的世间邪恶，而被迫离开了甘孜。
就这样，刘洵背起他那把心爱的吉它，带着这批油彩尚未干透的画，默默地离开了甘孜这个让他深深地爱着的地方。
七
如果说８６年夏天，理塘志玛带我和刘洵去喇嘛寺后山看野花而误入天葬禁地，刘洵在蓝天白云下奇异地虚脱，随后又神奇般地活了下来是一次对于死亡的体验和感受的话；那么，９２年秋天小伦的自杀，以及９７年冬天刘洵被宣布是“胃癌晚期”，对刘洵来说则是对死亡真正的认识。
就在小伦去逝的第二年春天，在她的坟上孤零零地开了一枝紫色的鸢尾花。刘洵去为小伦上坟时，最先看见了。那个春天，朋友们一直都在谈论这枝开紫色花瓣的鸢尾草。在小伦去逝后的一段日子，刘洵像一头丢了魂的类人猿，不时地在我俩谈及与小伦无关的话题时，忽然地抱住我的肩不停地对我说：“丹戈儿，我们一定要活下去啊！”，眼里滚动着泪水。为小伦的死，也为我们曾经一起经历的那些悲欢离合的往日，刘洵和我用心也用言语彼此许下了对生命的承诺。
９３年，刘洵的创作进入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个时期。画布上出现的是在雪域天空下生长的朴实的花草。这些不知名的花草宁静从容、生机盎然。从刘洵这一时期的画中，已看不到隐藏于景物之外强烈的孤独感和自洁。生命以美的从容与自然之态融入了画布。那些天然生长的花与草，你不但能嗅到生命原质的芳香，而且能体验到一种对清洁的精神与生活的向往。
但在这一时期，藏族村寨、披红色袈裟的喇嘛、身着藏袍的藏族女子，仍没有出现在他的画布上。刘洵把这一时期的绘画称之为草稿和最后的习作。显然，他认为他的创作尚未开始。但对我来说，他的这些关于花草的“草稿”是我所珍爱的。这些“草稿”是我的背景，也是我更深地领悟生命和进入雪域的方向。
87年冬天，因第二次肺炎，我住进了医院。这期间，刘洵也正在经历一场戏剧性的死亡。他被宣布是“胃癌晚期”。无疑，这是一张死亡通知书。
整整两天，刘洵把自己关在成都市音乐学院他父母的家里。两天后他出门了，做的第一件事是去一家保险公司买了一份人生保险。我深知刘洵的用心，这是为他现在的妻子雪梅买的。这个名叫雪梅的康巴女子，是在她就读康巴大学临近毕业的那一学期与她的老师刘洵认识的。婚后，她放弃了家乡，随刘洵一道去了阿坝州，在阿坝师专图书馆工作。雪梅这个比刘洵小一个年轮、善良的藏族女子，她除了对丈夫的爱和一门心思地照顾丈夫的生活外，她几乎一无所有。丈夫精神上的富有和对她的爱，是她的这个家全部的财产。而今，那张医院开出的纸，将把这笔财富全部拿走。除了卖掉尚不为这个世界所认识的画，加上这一笔保险金，也许能让雪梅在他因“胃癌晚期”不幸医治无效后回到康巴老家。在那一刻，这笔卖身的钱比刘洵的生命和艺术更重要。是的，如果死是不可改变的，至少死对于生应该有所作为。在爱的世界里，对生命的尊重，是必须超乎于对死亡的悲悼之上的。
我前面已言明，这是一场戏剧性的死亡。所谓“胃癌晚期”，不过是医院的一次误诊。在中国，这是常有的事。事后，当金阳以他惯常的幽默对我刻画这幕戏剧的细节时，不管是剧中人刘洵，还是金阳和我，在我们心照不宣地相视而笑的背后，心里有一种谁都不愿道破的苍凉与悲悯。
如果刘洵在自知死亡到来的时候，还能够将一份人生保险留给他现在的妻子，以弥补他对短逝的生命与爱的遗恨。那么，对于他在这个世上最牵挂的他的父亲和他的第一个妻子于兰，刘洵生前还有什么可留给他们的呢？
萨特说：人必须选择。是的，因选择你才成为人。因选择才有了确定的人生。但是，同时因为选择，你将成为你自己的魂；因为选择你当背负一生的命运和遗恨。选择，不仅是生命的反叛和继续；选择还意谓着在对一个旧的世界放弃的同时，接受这个世界的抛弃。而常常是你放弃的那个世界，有与你生命不可割舍的一部份。一个活着的世界在你生前永远地进入了你的怀念和追忆，这个世界也就在你的生命中成为一座坟；你便是在你生命中的这座“活死人”的墓地上漂泊的魂。
对刘洵来说，成都、他的父亲、以及他的第一个妻子于兰，曾经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完整的世界，也就是一个美丽的人间。86年，刘洵选择了高原，这个美丽的人间也就随之破碎了。他对他父亲和于兰的爱，从此成为了灵魂中的事，将被他一直带进坟墓。对墓地表白爱的方式，是牵挂与怀念，渴想与祝福，这是没有结局的事业。这是刘洵因选择该担当的命运与人生。
随着刘洵的心灵逾来逾远离曾经属于他的那个世界，他年迈的父亲成了他心灵上与汉地最后的联系。刘洵总是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回一趟成都，全部的心思只是想回家陪陪老人。这是他唯一能够做的了。他知道，这样的时光已经不会再多了。
刘洵的父亲一身胸怀远志，但一生都不得志。老人的一生，是典型的中国士大夫的一生：学有所成，志识高远，把命运与希望寄托于祖国与时代。但像大多数不得志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无论是国家还是时代，都没有给予他们实现人生理想的机会。他们悲剧的人生，其结局有二：一、体悟人生，坦荡地迎接晚霞；二、执着于成功得失，内心凄苦而孤愤。刘洵的父亲属于后一种。在他与孤寂与不平的内心私守的晚年，刘洵，他唯一的儿子，成了老人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也是全部的希望与安慰。老人在他最后的生命中似乎感受到了什么；他一遍遍地在灯下阅读凡•高传,希望通过人类的经验,在死亡到来之前,沟通与儿子心灵的联系。老人努力想找回从他内心和生活中失去的儿子的同时，也在努力地想看见他这一生错失了的那个叫成功的好时光和光荣，实现在儿子的身上。
然而，这个时代，与老人错失了的那个时代，儿子的人生与梦想，与老人几乎已走到尽头的人生与梦想，也许都相距得太远太远了。更重要的是，已没有足够的岁月供老人在夕阳下等待和坚守了。唯一的儿子，也许最终将是老人对这个世界唯一的遗恨。
而于兰，对刘洵来说，则是他内心世界另一种不为外人道的悲凉与遗恨。这是刘洵的秘密，锁在他心中，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秘密。作为一件事件，它发生了，就像死亡，最终降临了一样。而死亡恰恰也是不为外人所道的。我们之所以感知到死亡的具体与无言，正是因为在死亡中锁定了人生壮丽的歌唱。海子说：歌唱然后死亡。我想：真的爱情就如同死亡，是生命的一种形式，或许还是生命最高的形式，最美的形式，最后的形式。
时常，我在面对我永远也无法解决好关于婚姻、关于妻子这一类人的重大问题的时候，我总是想到刘洵和于兰。刘洵与于兰，我和我的前妻猫老鼠，我们曾经就像天国里最后的两对伴侣，在成都一起渡过了我们最后的一段时光。
88年初春，也是刘洵与于兰一起生活的最后的一个春天。于兰从成都到康定探亲，刘洵那时还在甘孜州歌舞团从事舞美工作。这个春天，刘洵为于兰画了一张肖像画。这是一幅把浓厚的东方韵味与西洋古典油画色调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油画。画中，于兰表情柔和而安详，目光如同晨曦下的微光，与无限广远的空间和天幕融为一体。画中人物的神态与表情，是中国“五四”时期，在教会女子学校读书的中国女学生，最初留在黑白照片上的那种常常见到的神态与表情。这是刘洵为于兰画的唯一的一张完成了的肖像画，也是刘洵到目前所画的油画中，唯一的一幅椭圆形构图的油画。在西方，我知道，这样构图的肖像画，常常被制成精美的盒似项链，戴在爱人的脖子上。
那个春天，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于兰。那之后过去了好几年，有一天我忽然听刘洵说，于兰准备去国外生活。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的某个时候，刘洵以于兰的一个熟人的口吻给于兰打了一个匿名电话，约于兰第二天早上在成都人民南路毛主席像前面见面。当天晚上，刘洵赶夜班车从康定出发去了成都。第二天一早，刘洵躲在一家就近的商店里等待于兰的到来。我想于兰到死也许都不会知道，那个晴朗的早上以及那个匿名电话背后的故事了。事后，刘洵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说，他见到了于兰，于兰穿得很好，看上去气色很不错；刘洵最后说，这样他也就放心了。
但愿吧！但愿这个世界比我们希望和想像的更加美丽与真实……
八
96年秋天，我别离了罗柯马草原回到康定。随后的一年，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期。有一种一觉醒来忽然发现被弃于月球上的感觉，生命一下子失去了重量和方向。就在生命的景象如同牛在冬天从口中吐出的热气渐渐冷却和消散的时候，上帝隐退了，只有死亡在启示；在我内心里唯一能听到的声音，便是死神急促的叩门声。
一个接着一个独自寂静的夜晚，有风或没有风，淡紫色的天光与河水的声音从窗户涌进来；我把自己像一条翠蛇一样泡在酒里。但生命竟是如此神奇而不可思议。在往日的岁月里，当生命美丽而灿烂地展示在上帝面前时，生命总是那样脆弱；而当我在无欲于死，生命毫无抗争地呈现在死神面前的时候，生命却奇异而古怪的肥壮，超出了人类的经验和想像。在这样的时刻，我没有因为吞饮三斤甚至更多的高梁酒而随之化着风、化着灵魂，而是像一团雾铺散在地上，但怎么也不能聚集成人形。
在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往日那种只有酒才能招引来的像火焰之舞一样蒸蒸日上的景象消失了。相反，我却在没有任何幻象头脑清醒的黑暗中，神奇般地看见了往日那颗像大地一样跳动的心，像一滩没有颜色的水，流淌在草地上。我甚至还能清楚地看见，就在我眼前的地板上，这滩没有颜色的“水”跳动的形状。那时，我感受到了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清醒；我完全知道，只要我闭上眼睛，从大地进入梦，那么，明天早上我从此将再不会看见：太阳从我窗户外的山那边升起来的壮丽的景象了。
就在我置身于生命最黑暗的岁月里，远在阿坝州的刘洵，却在另一种独自寂静的生命景观中进入了他人生和绘画的第三个时期。藏地的村寨、藏地上空的天空与白云，身披绛红色袈裟的喇嘛、身着藏袍的藏族女子和妇人，以及草滩上吃草的牦牛、完整的土残墙、路等等，终于出现在刘洵的画布上。刘洵这批以完整的藏区景物构图绘制的油画，取材于康巴罗柯马草原牧民的冬季牧村。显然，刘洵这一时期的绘画思想，是朝着他在甘孜时期绘画风格的一次回归。或者不如说是酝酿了十余年的创作思想，臻于成熟了。这是一次升化了的、具有本质意义上的回归。相比之下，刘洵在甘孜时期的绘画，景物是局部的、凸出的，即主体与背景是对立的；生命以独立与自洁表现为画面的宁静，从背景中呈现出来。可以这样说，刘洵这一时期的藏区风景画是人格化了的。而如今，主体与背景的对立消除了；美或生命是整体的、同一的、原初状态的，也即主体与背景就像藏区的景观一样本就是浑然一体的。如果说刘洵甘孜期间的绘画可以用人性自然来定论的话，那么，他在阿坝期间的油画则可以用神性自然来概括。但我想，刘洵此后，也许还会有一次朝着他第二个时期绘画风格的升化与回归。但也许我目前尚没有领悟到其中本身的一致。
金阳在给刘洵的一封信中，把刘洵称之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后的堂•吉诃德。同时，也把世纪末仍坚守古典美学正道的艺术家统称为堂•吉诃德似的人物。在同一封信中，金阳还把我们这个时代称作艺术家最后的时代。我完全能体味，金阳在面对理想与现实人生中，内心的无限悲凉和感怀。我从不怀疑艺术家是被上天施了魔法的，艺术家的一生注定是被地狱诅咒的一生；但我绝不相信“最后的艺术家”与“最后的时代”的末世之说。作为艺术家的人，正如大多数伟大的艺术家都必然经历过的那样，当生命在失去了方向和重量的时候，必将独自承受起全部的地狱。我坚信：作为人的艺术家，如果没有健康地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坚定的生命信念，以此从容而坦荡地直面人生与世界，那么，艺术最终就是地狱，生命本身就是地狱。
回头看艺术先辈走过的路，也审视刘洵和我自己的过去，我知道了：终极地走向灵魂，在到达自在与光明之前，是危险的，这是一条注定没有归程而通向死亡也通向永生的路；对媚俗世界的拒绝，必将遭到那个世界的遗弃。同时，我也知道了：这也是通达澄明的心灵和人类清洁的精神的必由之路。对艺术家来说，被一个时代接受是幸运的，但被人类心灵拒绝则无疑是艺术家的耻辱。
被一个时代接受，同时被人类心灵拒绝，相信这肯定不是艺术家必然的宿命。
从刘洵的人生，我领略了喧闹下的沉寂；从刘洵的画，我更坚定了美是人类永生的信仰。正是如刘洵这样的艺术家：诗人海子、张承志、尼采；画家伦勃郎、高更、凡•高；音乐家肖邦、贝多芬等等，让我懂得：艺术是梦想中的事业和天国的景象，但艺术终究是大地上的事业和太阳下的劳作。
如果艺术像科技和政治一样，也可以称作是一种使命的话，那么，人类二十世纪的艺术已圆满地完成了它的使命─在对本世纪人类孳生的不道德和非正义，在对病态的和伪的艺术进行了彻底而持久地反叛和摧毁的同时，也包括了对这个世界美的和神圣的破坏，对人类健康心灵的破坏。以西方主流艺术为核心的人类二十世纪的艺术，就其“战争性”、“革命性”、“时效性”和“世界性”，以及浓郁的怀疑主义和使命感，都是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
作为在人类漫长的岁月里，曾经如同普罗米修斯盗取的天火一样，照亮过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艺术，今天，已越来越萎缩成了一种职业和行为。因此，在二十世纪人类艺术广大的废墟上，人类若不因“失美而亡”的话，那么，下一个世纪的先锋艺术该是一种对美和神圣的重建，该是对人类心灵形态与情感方式的重建。这必定是人类存在与新世纪人类艺术的必由之路。
曙光从来都是在最黑暗的时候来临。
集东方艺术和思想为一体的中国，会不会是人类艺术在黑暗时代的曙光呢？
无疑，世界渴望和等待着东方艺术（文学）在新的时代给人类以启示和方向。但是，必须看到也必须指出的是：一个多世纪来，中国艺术（文学），在面对似乎是被迫放弃了东方传统美学思想造成的价值真空而无所适从，与在面对西方艺术的辉煌与思维定式同样无所适从的两难选择的困惑中，已经陷落和沉迷得太深、也太久了。如果，中国艺术（文学）一方面仍然沉醉于往昔的光荣与梦想而不敢正视现实及世界，不思进取；另一方面，又海客谈瀛州般地单恋于以西方美学思想和方法论“制造中国叙事文学及艺术经典”，从而在一厢情愿中不能自拔，那么，中国艺术（文学）有所建树并将对世界艺术（文学）作出贡献，仍将是一个美丽的东方神话。
中国艺术（文学），已被时代和世界推向了：或因盲从与迷醉而灭迹，或因重树心灵而开宗立说的前沿。她必须在正本清源后作出选择。这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在眉睫。其实，中国艺术（文学）缺乏的并不是方法论和时代，而是心灵之光。看中国新时期艺术（文学），郭沫若似的写作与人生轨迹，顾城似的艺术与人性的终结，中国艺术（文学）当为此而感到汗颜和觉悟了。因此，只有在艺术创作与心灵中，彻底根除中国文人对生命的自娱和功利；同时，在对中国传统美学及思想作彻底地澄净并为此重写人与世界的形象之后，中国艺术（文学）才有生存的可能和意义。相信，刘洵正是这类被时代和世界呼唤的中国艺术家中的一个。
上帝不断地给予人类以启示。同样，死神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启示着人类。本文正是笔者在死神的启示下，为所有遭受地狱诅咒的中国世纪末的艺术家及朋友们发出的一份祝愿。死神曾告诫我：真的祝愿是没有眼泪和形式的。真的祝愿是对人心所作的一次无言的拜会，是对生命和墓地的一次照明和昭示。
（1998年7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