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题与说明
1.类型学研究中,形名关系(形容词修饰名词的结构关系)一般被看成类型学意义不大的参项,因为形修名语序灵活,形名/名形与VO/OV、前置词/后置词这两个最重要的语序类型参项相关度低,没有什么语序和谐性,与同是名词修饰语的领属性定语和关系从句定语相比,也看不出优势语序的存在,但与指示词定语、数量定语共同修饰名词时存在优势语序(Dryer1992)。我们在藏缅语的研究中,看到以下三个现象:1)形容词作为构词成分和作为句法成分与名词的关系不一样,也就是说,形修名复合词和形修名短语这两个层面的形名关系可能不一样。2)形修名短语中,形容词定语前置还是后置于核心名词在形式和功能两方面都有所区别。3)形容词定语和指示词定语、数量定语共现时存在制约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语言的“形+名”复合词,似乎不难找到形容词前置的理据。如形容词往往不是原型的形容词,或不具备典型的形容词性;表度量的形容词一般不出现在前面;出现在前面的形容词,有不少是动词性较强的。
(二)短语的形修名
“名+形”为主的九种语言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1)“名+形”有双数节律要求,常体现为双音节或四音节,并容易出现语音变化,如声韵母改变、音节缩减等;而“形+的+名”一般没有节律的要求,也没有语音变化。如景颇语:
2)“名+形”结合较紧,不能插入别的成分,结构特点类似复合词;而“形+的+名”结合较松,形容词定语可根据需要扩展(如加状语、补语性的程度副词、或重叠等)表达复杂的概念。
3)“名+形”的语义焦点在核心名词上,而“形+的+名”则在形容词上。因此,语用中若需突出事物的属性,多用后者;而强调事物整体时,多用前者。如安多藏语:2)普米语形容词修饰名词只有“名+形”这一种语序;即使是和数量词组、并列定语同现时,也保持“名+形”的语序。因此不可能像第一类语言那样用两种语序来分别强调属性或强调整体;而且只有当形容词前出现程度副词时,才能将形容词前置。但前置还是后置,语用功能不同。具体为:“名+形”用于表达常规焦点;而“形+名”则用于表达对比焦点。
以上语言事实引起我们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1.形修名的复合词语序在多数语言中基本一致,而且比较固定:除白语是“形+名”外,其余基本倾向于“名+形”(纳西语较特别)。即使在少量的“形+名”式中,也有不少能对其成因做出解释。因而可以认为原始藏缅语形修名的复合词只有“名+形”一种语序。至于短语,现在是两种语序并存,孰先孰后,或是两种语序都有?先有“形+名”、后有“名+形”的认识能找到以下几个理由:
1)“名+形”是无标记的,形容词紧跟名词之后;而“形+名”是有标记的,大多要加结构助词“的”。从词源上看,结构助词“的”在藏缅语里无同源关系,即使是亲缘相近的大多也无同源关系,应是后起的。既然“的”是后起的,以“的”为标记的“形+名”结构应当也是后起的。
2)如前所述,“名+形”是不能扩展的,而“形+名”是可以扩展的,即结构单一的定语后置,结构复杂的定语前置。这在藏缅语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能扩展与不能扩展的相比,后者应当是更为稳固的或先出现的。两种语序似乎是为了满足人类认知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但要证实以上认识,还需要解释以下事实:为什么彝语简单的或复杂的形名短语都只用“名+形”一种语序,普米语只有当程度副词介入时才出现“形+名”语序。
2.形名短语主要用哪种语序与语言的形态是否丰富、动宾语序无关。因为:普米语在几种样本语言中,是形态较丰富的;而彝语则相对贫乏,可二者都主要用“名+形”。白语和克伦语都是动宾型语言,但选择完全相反的语序:白语只用“形+名”一种语序,而克伦语只有“名+形”一种语序。白语的语序无疑与汉语的深度影响有关,而克伦语与东南亚区域的形容词后置有关吗?Dryer(1998)认为地理分布是形名结构的语序选择的主要因素,但究竟有多大的解释力,则值得怀疑。
三、形容词定语和指示词定语、数量定语共同修饰名词时的制约关系
Greenberg(1966)的共性20指出,“当任何一个或者所有下列成分(指别词、数词、描写性形容词)居于名词之前时,它们总是以这种语序出现。如果它们后置,语序或者依旧,或者相反”。这条共性告诉我们:第一,形容词定语虽然不是重要的类型学参项,不如领属定语、指示词定语、数词定语那样与VO/OV、前置词/后置词等参项高度相关,但和其他定语还是存在互相制约的关系,仍是有用的参项。第二,当这三个定语在名词之前时,只有一种语序:“指别词+数词+形容词”;在后时,也只有两种语序:“指别词+数词+形容词”或“形容词+数词+指别词”。相对六种逻辑上的可能而言,存在明显的优势语序:数词居中,形容词离核心名词最近,指别词最远。第三,这条共性实际上有更深远的意义,它体现了包含多个成分的语序研究中需要注意的两大类语序:一是各个成分彼此之间的相对位置,二是各个成分相对于另一成分的亲疏度(相对距离或者说相对接近度)。因此,在名词前的三个定语的语序既体现三者之间的相对位置,也体现它们相对于中心名词的亲疏度;而后置于名词时无法同时保持名词前的这两种语序,于是只能选择保持其中之一(刘丹青2002)。
上述的语序共性及其所遵循的原则是针对没有量词的语言总结出来的,是否适用于普遍具有量词的藏缅语呢?
从上表中不难归纳出以下基本事实:
1.安多藏语、景颇语、独龙语、白语中出现三个定语分别置于名词前后,其他语言都是后置于名词,没有三个定语都前置于名词的语言。
2.数词都必须居后,没有数词强制性居中的语言。
3.在三个定语都后置于名词的语言中,除彝语的指示词(单数)比形容词更靠近名词外,其他语言都是形容词比指示词更靠近名词。
由此看来,藏缅语中三类定语和核心名词的语序基本不符合Greenberg指出的第20条共性。各语言都不出现该共性原则指出的两种语序中的任何一种,其中最重要的不同在于数词不居中而基本居后。原因何在?我们自然会归因于个体量词这一新的参项的介入。如果将量词也纳入参项,那么量词和三项定语之间关系如何?具有哪些语序属性?
“名+形”为主的九种语言中,根据是否有个体量词,量词是强制的还是可选的,可分为以下三类:
1)安多藏语、景颇语:没有个体量词;
2)普米语:有少量个体量词,但大多数是可选的,独龙语个体量词稍多,但有时也可省略;
3)其他五种语言都具有较丰富的个体量词,且多为强制的。尽管我们看不出这些语言间语序属性的明显区分,更难以用一条共性来概括这三类语言的语序共性,但还是可以尝试地用一组相关的共性进行如下概括:
1.当形容词、单数指示词、数词这三种定语共同修饰名词时,如有个体量词,那么:
1)主要和数词、指示词这两种指称性定语相关,和形容词定语关系不大。在数词、指示词中,除数词是“一”外,与数词的关系又大于与指示词的关系。因此,个体量词与三类定语关系度的等级如下:数词>指示词>形容词。
2)个体量词倾向居后,并按关系度等级与数词或指示词共同居后。即:有数词时,与数词居后;没有数词时,与指示词居后(独龙语特殊,但其量词与指示词之间需加助词,并可与助词一起省略)。
3)如个体量词是强制的,单数指示词不可前置于名词。
2.当形容词、复数指示词这两种定语共同修饰名词时,语序倾向为“名词+形容词+复数指示词”。
从上述初步的分析中,我们足以发现藏缅语形修名语序的复杂性。尽管跨语言的类型比较可以揭示语序一些基本的规律,但更多的问题,更深层的理据,甚至是一些特殊现象(如纳西语的形名复合词语序的自由)都还有待于更翔实的语料的收集和更全面入微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