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

  大舅已经病入膏肓了，头发和胡须都变得花白，人也消瘦得不成样子。
都是“疯水”把他祸害的。我从县城经过几里灰尘弥漫的乡村路去看望大舅，刚落座，大舅妈就例行公事般当面数落大舅。乡村俚语有时还真深刻，一个“疯水”就把酒的危害说得入木三分。大舅照例露出一排白牙笑，眉边和嘴角的皮肤折出几条干涩的皱纹，脸上满是宿醉的残局。
我们已经没有多少共同话题了。自从大表哥尼玛，也就是大舅的长子去世后，大舅就已经不关心身外事了，包括我们这些侄辈的工作和生活。他的世界里除了他自己和酒，就只剩下朝晚礼拜的神佛了，季节的变更，世事的变迁，似乎都与他无关。要不是查出他得了肝癌，也许今天我也不会登门造访，就算来，也不会带上酒。他没有多少日子了，用医生的话说，趁他能吃能喝，啥都别拦着，免得将来遗憾。
我和他对坐于窗前的木榻上，中间隔着一盆炭火和煨在炭火上从壶嘴里冒出热汽的酥油茶壶。
大舅，最近身体好些了吗？我打破了沉闷的气氛。
他连连点头：咱们家的诗人来了。我好着呢，好着呢！
喝酒要适量，别每次都喝醉，那样太伤身体。
这次他却摇头：酒这玩意，量最不好控制，喝了一杯想二杯，总是没够。
我捕捉到他嘴角浮起的一丝浅笑，转瞬即逝。这一刻，我猛然醒悟，我们所刻意隐瞒的病情，很可能早已被他察觉。难怪他对自己的病情不闻不问。大舅是何等聪明角色，这些日子家人的言谈举止，能不让他看出破绽？
我用铁钳扒拉着炭火，盘算怎么和他交谈下去。
大舅从皮垫上抬起半边屁股，吃力地伸手够住碗柜第二格，取下两个小瓷碗放在桌上，朝我带来的酒瓶努努嘴：咱爷俩喝两杯？
我不由得笑了：我正劝你少喝呢，你可倒好，还拉上我一起喝。
他也笑了：藏家男人喝点酒不算啥，何况你还是个诗人，只要别像你大舅这样死喝就成，毕竟你还年轻。
溢出瓷碗的酒香顿时让大舅憔悴的脸泛出一抹淡红，仿佛没有酒精帮忙，他的血液就不会流淌。他迫不及待地端起瓷碗，美美喝了一大口。一直坐在他身后灶台边的大舅母眼眶发红，忙不迭地用衣袖擦拭眼泪。

    大舅是乡城知名的人物，这都因为他曾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银匠。大舅的师傅噶地中里，解放前就有“神匠”美誉，经他手做出的金银器，几乎都成了十里八寨人家的传家宝，无论佛具、首饰、刀具还是日常所用的器皿，放在哪里，都会透出一种华贵脱俗的气息，令人刮目。解放后的几十年间，噶地中里一直没机会重操旧业，一则因为他本人曾经在民改时参与叛乱，被判刑蹲过多年劳改农场，出来后又被打成“地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直干的是为生产队喂马的活，二则那时人们的头脑中充斥的都是另外一些美好狂热的东西，不再有人找他做奢侈的金银器物。他那小小的银匠铺柱斜梁塌，几乎成一堆废墟了。
据说唯有那么一次，区委书记扎西把他从马厩里叫出来，给他十几块袁大头和一把日本刺刀，命他三日内配一只刀鞘。噶地中里不敢违命，头两天半时间都用来打理工具和银匠铺，最后半天才锻打刀鞘。寨子里的人看见废弃已久的银匠铺里冒出黑烟，过去看究竟时，一只新鲜出炉雕刻完毕的刀鞘已经亮闪闪躺在风箱旁的木槽沿口，鞘壳上的飞龙身姿飘逸，似乎稍有风吹草动就会腾跃而起，刀柄上的莲花枝瓣灵动，几乎可以闻到花香。
这把银刀被扎西书记视若珍宝，平时都是红绸包裹，深藏箱底，轻易不拿出来示人。而他那支五四式手枪，却随意挂在柱头或放在枕下，并不那么经意，有一次被十岁的小儿子悄悄偷去打兔子他都不知道呢。这成了乡城的一个笑谈。
之后，在扎西书记的关照下，生产队分派噶地中里的活越来越轻。因为那把银刀的故事，人们对他也是尊崇有加，早把那顶“地富”的帽子从心底拿掉了。到八十年代初包产到户的时候，他们家也分得十几亩地，日子逐渐好起来。
当衣食无忧的人们开始怀念金银器装缀的岁月的时候，蓦然发现全县唯一健在的银匠噶地中里，已经被无情岁月催老了。他太老了，厚厚的镜片放大了眼角皮肤的肌理，却难以让他看清眼前的故人，一双青筋毕现的手，手指弯曲如弓，撑一下木榻的扶手，也要瑟瑟抖抖摸索半天。
大舅就是在那当口拜的师。
大舅本是个木匠，心灵手巧，能自己画图雕刻一些鸟兽花草什么的，在乡城也算小有名气。当寨子里的一些小伙子纷纷托人来找，想拜他为师学习木工时，却惊异地发现，他已经不做木匠，拜在歇手已久的噶地中里门下做起了银匠。

大舅不止一次对我讲过拜师的情景。他说那天噶地中里老人正坐在银铺门前花开得正艳的梨树下，拣起被风吹落到身前的一瓣梨花，用手指揉碎，凑近鼻尖闻呢。有一对喜鹊在梨树的枝丫间悄无声息地跳窜嬉戏，仿佛不愿惊扰树下的老人。
在大舅的描述中，这对喜鹊至关重要。用他的话说，喜鹊的出现，预示了上天不忍噶地中里的手艺失传，注定要由他去传承。我还记得他说到此处时那副踌躇满志的样子。我想象不出假如当初树上是两只乌鸦或麻雀，大舅的说辞又会怎样。
大舅告诉我，噶地中里其实不是一位善于拒绝的人，他没费多少口舌，就让老人点了头。大舅说拜师之后，老人的高兴程度并不亚于他，好像他也在一直等待这一天。

大舅确实是聪明人，他看到了富起来的人们的新需求，也看到了发家致富的新门路。他知道做一名银匠，不仅有不菲的酬金，还有另一笔隐性的、大大超过酬金的收入，那就是金银余料。按理说，银匠接活的时候，别人送来的金银原料都要过秤交接，那精致的小秤杆必须升得平平的，成品也须同秤交割，在一般人看来，并没有机会昧下余料。我就这个问题问过大舅，他也不瞒我，把嘴凑近我耳边说：收交不换秤，这是行规，但谁说过不能换称砣？从他神秘而狡黠的神情，我看见了另一个陌生的大舅。这一刻，我所熟悉而敬重的他，俗不可耐，匠气十足。
换秤砣？难道别人不会发现？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以为大舅会有复杂的技术性答案。不料他却说：能得到上好的金银器物，谁会计较一点边角余料？再说换下的秤砣也不过几粒麦子的差别呢。
后来大舅盖起了富丽堂皇的四层碉楼，还为尼玛表哥举行了令人艳羡的盛大婚礼，而他那逐渐发福的身体，也愈发像一个秤砣了。一直到尼玛表哥出事前，大舅一家的日子就像他从噶地中里手里接下的银匠铺冒出的青烟，蒸腾直上，惹人注目。
大舅从师一年之后，噶地中里老人离世。这位经历漫长风雨飘摇年代的老匠人，把他的银铺交给关门弟子和唯一传人大舅，安详地走了。由此，大舅成了乡城炙手可热的人物，上到达官富商，下到村夫农妇，一谈到他，都是搜肠刮肚极尽艳羡之词。而他的手艺，确实也得了噶地中里老人的真传。尤为乡人所称道的是他打的刀具，轻巧精美，锋刃可削铁，鞘柄纹饰华贵灵气。因为最是有利可图，大舅几乎只做银刀，很少接繁琐精细的银器活。那几年，大舅做的银器上那标志性的波浪符号，成了乡城最著名的民间商标，甚至出现了不少假冒伪劣品。
正当人们对大舅和他的银器趋之若鹜的时候，退休多年的扎西书记在村长大嘴布珠的陪同下突然造访。据说他们来的时候，大舅正在银铺的火炉前忙乎，用长长的铁钳扒开红得发紫的炭火，从中夹出一把已经成型的通红的刀片，锻打几锤，随手扔进水槽淬火。刀一入水，在突兀而绵长的“扑哧”声中，槽里的浑水顿时开了锅，一股夹杂着木炭和金属味的白雾射到银铺低矮的木梁上，浸得木梁湿漉漉的。水槽口的裂缝中，齐整整插着一排未开刃的反射着火光的刀片，有点像县里开干部大会时插在后幕上的红旗。
 据说扎西书记只在大舅银铺里呆了几分钟，也没和他说话，摇着头就出来了。大嘴布珠向大舅点点头后匆忙跟出来，刚好听见扎西书记一句自语：木匠毕竟是木匠。一天以后，这句话就插上翅膀到处乱飞。这并不奇怪，因为第一个听见这句话的人就叫大嘴。
 大舅并没有为扎西书记的话而沮丧，他甚至来不及仔细考量，接不完的活才是那时的他最大的烦恼。名利之间，他只在意利。在他看来，只要有了足够的财富，其他一切都会随之而来，并不需要刻意寻求。我记得那时的他几乎白天黑夜都在银铺里忙活，脸上抹着烟黑眉头挂着炭灰，看起来又黑又丑，但精神头十足。我劝他收几个徒弟，自己也好歇歇手。他听后那惊诧而又不屑的表情让我终身难忘。他盯着我的眼睛说：啥？你这孩子咋这么傻，我现在收徒弟就等于把财路往外推，你怎么连这道理都不懂？
他已经完全钻到钱眼里去了。周围的亲人、朋友、乡亲好像也在用认同、羡慕、崇敬等各种方式拼命把他往里推。后来他想让尼玛表哥接他的衣钵，但尼玛死活不肯，父子俩为此还大吵了一架。尼玛不肯的主要原因，其实是我的一番直言相劝。
 对于大舅不收徒的理论，我无言以对。想起扎西书记的话，我觉得，大舅现在连木匠也不是了，他只是搭在银器与金钱之间的一具肉桥了。我流露出的诗人在这个时刻应该有的厌恶表情被大舅看在眼里，但他什么也不说，只摇摇头，坐到风箱前开始锻造又一把银刀。从那时起，我渐渐疏远了大舅，有时见面连话也懒得说几句。而大舅对我却依然像过去那样好，有一次还托人从成都给我买了一部新款手机，让尼玛表哥送了过来，说我用的那部太旧，作为家族里唯一的国家干部，还是个诗人，有点跌份。我自然不好拒绝，但也没怎么用它，那部锃亮外壳的手机，我老觉得像是一堆卷着边的碎银片，拿在手里还烫手呢。
 尼玛表哥结婚那天，我带上了那部新手机，特意在大舅面前接拨了几个电话，为的就是让他看见高兴。表哥的新娘并不是他相好了多年的秋措，而是大舅为他选中的邻寨的一家“门当户对”的富庶牧户的女儿，叫央措，结婚前大舅一家只有大舅见过那位姑娘呢。婚礼上，我问表哥：秋措怎么办?表哥苦着脸朝大舅努努嘴：你去问他。
 大舅脚穿镶彩毡靴，身穿豹皮袍子，头戴印度礼帽，一会儿高声招呼客人，一会儿又对帮忙的亲友指手画脚，拖着圆滚的身子忙得不亦乐乎，浑身透着一股夸张劲儿，仿佛今天的新郎不是尼玛表哥而是他。
 尼玛表哥热闹而铺张的婚礼，被乡人谈论了半年多，直到后来城里的一位暴发户举办了另一场更奢侈的婚礼。有趣的是，那次城里婚礼的新娘正是表哥的老相好秋措。据说这位漂亮而心气很高的姑娘出嫁前给夫家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要办一场乡城人没见过的盛大婚礼。这场婚礼让大舅和尼玛表哥都郁闷了一段时间，只是他们郁闷的原由各有不同。尼玛说：可怜的秋措，她不会幸福的。而大舅则是一句酸溜溜的话：这么虚荣的姑娘，幸好当初没让尼玛娶她。
 后来，大舅家新装修了经堂，并从遥远的尼泊尔请回了三尊价值不菲的铜佛，又一次制造了具有轰动效应的乡间话题。大舅的银铺，依旧人来人往，这些人不是揣着钞票取货的，就是带着金银定做器物的。而尼玛表哥也终于不再挂念秋措，和也有着几分姿色的央措嫂子亲密地出双入对了。
记得小时候，老师要我用“幸福”造句，我写的是：我走在路上很幸福。结果老师打了个叉。我一直觉得我当时就表现出了诗人的潜质。但老师不是诗人，他不认同走在路上就可以幸福。现在，说到大舅一家，我还得说：大舅一家走在他们的路上很幸福。
 后来有一次，尼玛表哥带怀孕的央措进城检查身体，到我家住了一宿。晚上我们喝了点酒，尼玛表哥的话明显多了起来。他一脸认真地说他预感央措怀的不是凡胎，很可能是某位活佛或高僧转世。这话听得我笑了起来。尼玛说完也跟着笑，他说这话他只跟我讲，连他父亲他也懒得说。
 尼玛表哥讲了一件事：他和央措结婚几天后，有一对燕子也到他们三楼新房外的木檐下衔泥筑巢，每天穿梭往返，辛勤忙碌。燕巢筑好以后，偶也有其他燕子飞来抢窝，这一对燕夫妻拼了命保护爱巢，一次次击退进犯者。尼玛和央措怜惜它们，有时也伸手帮它们赶走来敌，并时常在檐下的天台上撒些谷米给它们。一来二去间，屋里和檐下的两对伉俪有了默契和信任，雌燕甚至敢落到央措手上啄食了。近日，燕窝里孵出几只雏燕，燕夫妻寻食归来喂食时，雏鸟的叫声便像音乐般美妙而充满生机。因为表哥夫妇也在孕育新生命，一股温暖的情愫便流淌在新房与屋檐之间，于朝朝暮暮中传递着鸟与人同样的关于生命的感动。那一天，尼玛表哥起床推开门，看见屋檐上有几十只燕子一字排开，安详而温和地鸣啾着，像是在轻声商量什么。接着，不可思议的事出现了，尼玛表哥看见那对燕夫妻正在燕巢与檐脊间来回忙碌，它们一只只接同伴到巢边看望巢里的雏燕，然后又一只只送回檐脊原来的位置，秩序井然，煞有介事。原来是燕群在朝贺燕夫妻添丁呢。尼玛表哥看得呆了，赶紧叫央措出来，央措都忍不住哭了。到最后一只燕子探望完毕，燕群才一块儿结队飞走，燕夫妻停在檐上欢鸣着道别。
 这是啥景象，你见过吗？尼玛表哥得意地伸出杯子问我。我听得有些恍惚，他所讲的，我别说见，就连听也是第一回。我一度以为这只是一个编造的故事，表哥在逗我玩呢，但转念一想，别说憨厚的尼玛表哥，就算让自恃诗才过人的我来编，也绝编不出如此经典的场景。
这是否是一种征兆？难道我的银匠大舅家里真要诞生金龙银凤之胎了？从尼玛表哥的角度来看，燕子的事让他有那样的联想也不足为怪。我看着已经完全陷入美好憧憬的表哥，说了一句：别乐了，这份幸福还没到手呢。
 这句话证明我除了是一个思维活跃的三流诗人以外，还似乎具备哲人的特质。因为，这份表哥所期待的幸福，就在檐下雏燕出窝学飞的第一个清晨，化为血水从央措的身体里流走了。央措流产了，而且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医生告知她今后绝不可能再生育。
我知道央措嫂子流产的事后，还没来得及前去看望，另一件更加不幸的事接踵而至。这一次，尼玛表哥死了，追着他那还未在人间谋过面的骨肉，去了另一个世界。
 央措流产后，尼玛表哥的失落和痛苦可以想象。那些天，他混迹于县城的各种耍乐场所，经常夜不归宿。大舅在深夜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都是让我出去找找尼玛，每次我都可以在酒吧或是赌馆里找到他。有一次我找到已经醉酒的表哥，把他带回家后，给大舅打电话报了个平安。电话那头的大舅居然哭出了声：好侄儿，你要好好劝劝他，你的话他听得进。我说尼玛表哥本来就不是瞎胡闹的人，让他放心，过一段时间会好的。不料他却说：孩子，你不知道，尼玛糟践自己，不光是因为孩子没了。央措如今不能再生了，我和央措家父母都商量好了，想让央措离婚在家的姐姐把央措换回去，他死活不依。你说他怎么就这么死脑筋呢！你会写诗，懂的道理多，一定得劝劝他，我家不能绝后啊！
大舅的一席话让我哭笑不得。我也觉得自己懂的道理还真不少，真正不懂的，却正是电话那头喋喋不休的大舅。
 我挂了电话，听见歪躺在沙发上的尼玛表哥在不停嘟囔什么，仔细一听，原来是在叫秋措。我自语了一句：乱了。
 尼玛表哥死在一个细雨迷蒙的午间。他和秋措的男人在县商贸中心门前打架，互捅了十几刀，雨水和着血水从台阶流到街面，染红了十几米的街区。一股血腥味从此滞留于此，经年不散。看见斗殴的人都说那是他们所见过的最为惨烈的场面，两个人互不躲闪，只一个劲地把手中尺把长的血淋淋的佩刀送进对方身体，戳进去很快，拔出来却挺费劲。伴随一声声刻意忍痛的压抑的哼声，鲜血四溅。一位正巧打着伞路过的老人这样感慨：这两个孩子呀，像在用心做一件需要俩人配合的事呢！
 我赶到现场时，警察还没到。已经被人们拉扯开的尼玛表哥和秋措男人相对半躺半坐于长阶两头，手里还提着刀，都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我一把抱住尼玛，他含混地叫了一声弟弟，眼睛并不看我，只死死瞪着对手，又说了一句什么。事后我仔细回想分析，他说的好像是一句“好样的”。他在称赞对手呢！这时秋措也赶到了，她嚎哭着抱住她的男人。表哥是听着秋措的哭声在我怀里断气的，跟着，秋措的男人也死了。当县医院的一帮医生匆匆赶到，手忙脚乱进行无济于事的抢救的时候，人们掰开秋措紧搂住男人的手臂，把她拉开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两个男人的死一定与她有关，怒火攻心，冲过去一把抓住她的衣领，使劲甩了她一耳光。秋措惊愕、痛苦、无辜交织的表情，瞬间就让我为自己的轻率后悔了。没有人上来劝阻我，仿佛周围的人都跟我有了共识，断定祸事就是因她而起。
尼玛表哥和秋措男人斗殴的起因，成了一个谜，公安局也没查出来。目击者说他们分别从不同的方向而来，见面后也没有争吵，直接抽刀厮杀起来。我猜测他们可能在电话里约了决斗。
几年后，我在汉地一个集镇上偶遇远嫁她乡的秋措，肥臀圈腿的农妇模样，一度叫我不敢相认。但我还是从她眼睛里看见了曾经属于她的美丽，这份美丽连着那令人唏嘘的往昔。我没有向她表达歉意，她脸上的惊喜告诉我，她现在也不会责怪我。我们站在人声鼎沸的街边，拉着手热切地交谈了几分钟。她还关切地问起了尼玛表哥家的近况，话里不时夹着一些纯粹方言的汉语词汇。我很想问问她尼玛表哥和她前夫争斗的原由，但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我知道那件事对于她来说是一个要极力忘却的梦魇，不忍心勾起她的伤心回忆。道别时，我双眼发潮。我知道能在尼玛表哥离世几年后，在远离家乡的一个汉地乡间集镇遇见她，除了天意，别无解释。这都是后话。

尼玛表哥死后，作为银匠的大舅连同银匠铺的青烟都从寨子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足不出户的消沉的大舅。开始几天，他把家里的银器一件件拿出来，反复端详擦拭，不时唉声叹气。后来，就把银器随意堆在客厅角落，再也不去触碰它们，自顾自倒酒痛饮，醉了就睡，醒了又喝，每天吃的食物几乎还没有灶膛前的灰猫多。不管谁劝他，他都耍酒疯骂人，有时骂着骂着，突然又会嚎啕大哭。那些日子，我母亲每隔几天就要去看他，每次回来，眼睛都会红肿。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个月，大舅终于病倒了。而且，被医院查出了大问题。
住了一个多月的院，大舅就闹着要回家。看着他的气色有所好转，医生和家人也就同意了。我借朋友的车去医院接他，他的主治医生认识我，特意把我叫到一边嘱咐，这种病，千万不能让病人知道病情，否则，病人的精神一垮，什么药也不起作用，很快就会死的。他还说，病情已到晚期，大舅时日无多，要吃啥喝啥都随他。
于是，大舅回家后，又继续喝起了酒。家人先是假意阻拦，后来索性不再劝他，一切都顺他意。而他，似乎也从医生和家人的言行察觉到什么，从不和家人谈及病情，该吃药时吃药，想喝酒时喝酒。他和亲人之间，隔着一层泛着药味浸着酒香的窗户纸，谁也不去捅破。
我这次去看望他，本来也是见一回少一回的心理，他让我陪他喝酒，也不再推脱。我们喝了约莫大半瓶酒，大舅就不胜酒力，斜躺在坐榻上睡着了。大舅妈给他盖上一件薄毡毯，他无声无息地蜷缩于里面，只有毡毯不易察觉的上下起伏，让人知道他还喘着气。
我走的时候，大舅母送我到寨口。她一路不说话，只是抑制不住地哭。到最后辞别时，她把我名字叫成已故表哥的了。她说：尼玛，你走好。这一回，她哭得更伤心，有几位过路的妇人见状上来劝慰，劝着劝着自己也开始抹起眼泪。我也忍不住流泪了，这泪水，一半为尼玛表哥和大舅，一半为眼前苦命的大舅妈。

大舅病危那天，我正好在前往大舅家的半道上，车里还装着两瓶酒。我觉得我和大舅之间是存在心灵感应的，因为头一天晚上我梦见大舅的银铺又开张了，一股青烟从银铺的烟囱里冒出几十米高以后，滞悬半空，渐渐积成一团蓝色的烟云，在阳光下显得飘逸而美丽，几乎可以用惊艳一词来形容。这好像就是大舅即将离世的先兆。但我不知道这团既不升空也不消散的烟云，代表的是他对人世的不舍还是不屑，或许兼而有之。这应该是连大舅本人也没有答案的问题。
我心急火燎地赶到大舅家，大舅的病床前已经围了一大堆人，有女人嘤嘤哭泣，村长大嘴布珠在低声呵斥：要哭出去哭，别搅病人的心。看见我，大嘴布珠如释重负：谢天谢地，孩子，你可来了，他一直念叨你呢。
大舅的脸色白得像我办公室里的打字纸，口里只剩下微弱的气息，眼睛半睁半眯，睫毛上还挂着几颗细小晶莹的泪珠。我终于明白“奄奄一息”是怎么一回事了。接着，我又见识了“回光返照”是咋回事了——听见我的声音，大舅的眼睛突然睁开。我抓住他无力耷在一边的枯瘦的手，感觉他的手指里慢慢积蓄起了力量。他居然握住我的手，蠕动着干涩的嘴唇说话了：你们都出去，让我跟侄儿讲几句话。
大嘴布珠推了推犹豫不决的大舅妈，对大家说：都出去吧，他这口气就是给他侄儿留着的呢。
人们出去后，在大舅示意下，我拿了一床棉被垫高枕头，扶他半坐了起来。
在我的人生中，这是最为艰难的一次交谈，短短几段话，大舅用了几十分钟，中间还喝了几口水，吐了几次痰。
大舅说的第一件事是他一直对我们隐瞒的一个秘密。他说他拜师时，噶地中里老人曾告诫他，做银匠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原因有二：一是会经不住诱惑贪图别人的金银余料，积累不义之财，留下身后罪孽；二是打造的刀具一旦成为凶器，银匠就和帮凶无异，传世的刀具越多，罪孽也越深重。银匠把握不住自己积下的罪孽，吃斋念佛都枉然，一定会现世现报。噶地中里说许多历史上有名的银匠之所以大多结局惨淡，佛法盛行的藏地之所以自古不把银匠推崇为好行当，原因均在于此。在噶地中里的坚持下，大舅立下重誓，答应除了酬金，不贪金银，多做器物，少打刀具。
说完这事，大舅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我也陷入沉默。几只麻雀在窗外的柳树上欢鸣，从窗口看出去，浓绿的树荫里，只看见枝条在晃动，并不见麻雀的身影。
大舅说的第二段话很短，原话是：违背誓言的报应来得真快，噶地中里在天上看着呢。孙子在娘肚子里就没了，儿子也凶死街头。做银匠这么些年，和最终失去的东西相比，我得到的是些啥呀？孩子，你知道杀死尼玛的刀和尼玛杀人的刀出自哪里？都出自我的手呀！
我形容不出内心的震惊和悲凉，只呆呆地盯住无力呜咽着的大舅，也不知如何劝慰。我只觉得眼前这个行将就木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挽留的必要了，对于他来说，这世上所有的幸福，都是别人的，他自己拥有的，是可怕的心灵煎熬，死去，才是最好的解脱。

大舅的后事办完后，我特意去看了看尼玛表哥新房屋檐下的燕巢，巢口缺了一块，露出里面的干草和羽毛。而朝贺燕群曾经停留的檐脊上，长了一排青草。我不知道明年那对燕夫妻或它们的孩子还会不会回来，如果回来，因为见不着尼玛表哥夫妻，它们一定会度过一个寂寞的春天。
依照卦示，大舅就埋在小银铺西面的山坡上。新坟与旧铺之间，有一条蜿蜒小路相连。这条路，我一直觉得是我的银匠大舅在世时，来来回回踩出来的。这是他在生前就为自己准备好的一段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