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语（bod skad）是藏族的通用语言，按现代语言学分类，藏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根据使用的人群，藏语可以分为农区话和牧区话。根据使用的地域，藏语可以分为卫藏（dbus gtsang）、康巴（khams pa）、安多（a mdo）三大方言区，此外，还有许多地域性的次方言，如木雅话、嘉绒话等等，藏语谚语说“一位喇嘛一套法，一条山沟一种话” （bla ma re re chos lugs re | lung pa re re skad lugs re），形象地反映了藏语方言的复杂情况。
藏语口语虽然有方言差别，但书面语则基本一致。传统认为藏文是藏王松赞干布派遣大臣吞米·桑布扎前往印度，参考梵文字母创制，时间大概在公元7世纪左右，但藏文的实际创制年代可能更早。藏文是拼音文字，有30个字母，4个元音符号，书写方式是从左至右。
藏文字母与西文转写对照表
藏文（bod yig）的创制从一开始就与印度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吞米·桑布扎不仅创制文字、编写语法，教授王臣，还亲自翻译了一些佛典，因此，藏译佛典的历史距今也有1300多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藏族人不仅翻译了卷帙浩繁的佛教典籍，还用藏文记录了民族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丰富的藏族文化典籍，据统计，在中国56个民族中，用藏语书写的藏族文化典籍的数量仅次于汉文典籍。
佛教文化圈若以语系划分，可以分为以巴利语为代表的南传佛教文化圈，以汉语为代表的汉传佛教文化圈，以及以藏语为代表的藏传佛教文化圈。约略而言，南传佛教文化圈保存了早期佛教和部派佛教的诸多典籍，汉传佛教文化圈保存了初期和中期大乘佛教的诸多典籍，而晚期大乘佛教的诸多典籍则主要保存在藏传佛教文化圈。
我们一般把藏传佛教的历史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两个时期，藏译佛典的历史也可以大致以此为参照，分为吐蕃时期译经和后弘期译经。佛教典籍的藏译一开始是在吐蕃王室的支持下开展的，印度译师和藏族译师通力合作，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对翻译对象的选择、翻译体例的规范、以及翻译成果的编目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看法，并诉诸文字，对后代的翻译起到了垂范和指导作用。
翻译的佛典主要来自印度，但也有少量译自汉语、于阗语等其他语言文字。对翻译佛典所用的藏文，也从拼写、词汇等角度进行了规范，去除掉了一些当时认为不合时宜的用法。在翻译上提出三大原则，即翻译要符合语法学理论，要忠实原文，译文要通顺易懂。在此基础上编订了用于指导翻译的《翻译名义大集》（bye brag rtog byed）和《声明要领二卷》（sgra sbyor bam gnyis），前者是梵藏辞书，对一些重要的佛教术语、典籍等按照分门别类的方式给出对应的梵文藏文，从中可以看出藏族人对佛教的整体认识和把握，说明藏族人虽然没有系统翻译部派佛教的典籍，但是对部派佛教的典籍并不陌生；后者是在对梵文尽量采取意译的指导原则下，以词汇分析的方式说明一些重要词汇的翻译方法，从中可以看出藏族人对佛教术语的内涵和外延的把握。
（日）榊亮三郎编《翻译名义大集》扉页
前弘期翻译的佛典一般存放在吐蕃赞普的行宫，对这些佛典的整理编目形成了早期的三大经录，其中《丹噶目录》（dkar chag lhan dkar ma）流传至今，《旁塘目录》（dkar chag 'phang thang ma）历史上一度认为散佚，今日也得以发现，唯有《青浦目录》（dkar chag mchims phu ma）还没有发现。《丹噶目录》内分27个条目，记载737部经论；《旁塘目录》内分32个条目，记载960部经论，从中可以看出大部分重要的显教经论当时已经译出，而且编辑的原则是按照大小乘、三藏、部帙多寡的方式进行，可能受到了汉文经录编撰方式的启发。
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旁塘目录及声明要领二卷》封面
西藏档案馆藏《声明要领二卷》写本
吐蕃时期，藏族曾一度占据敦煌，在敦煌进行以藏语文为媒介的文化活动。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为研究藏族译经史增添了重要材料。敦煌的藏译佛典，有的可以与传世文本相参照，有的可以补传世文本之不足，有的甚至是孤本、珍本。敦煌藏译佛典的研究对整体意义上的佛教研究无疑会起到极大的推进。
敦煌写本《十地经》
敦煌藏文写本
与前弘期相比较，后弘期的藏译佛典主要偏重于密教典籍的传译，译经的地点也不限于藏族本土地区，而是随着求法僧人的活动，延伸到了克什米尔、印度等地。大部分的译文也还是印藏译师合作的结晶，这一时期的翻译，无论从持续的时间、参与的人数、还是翻译的数量来说，都远远超过前弘期。
大约从13世纪开始，藏族人对翻译佛典进一步进行整理编目，按照佛陀言教和印度论师撰述的原则，形成了《甘珠尔》（bka' 'gyur）和《丹珠尔》（bstan 'gyur），即佛语的翻译和论典的翻译，这种分类的原则很可能是基于仪式的需要——对僧人而言，《甘珠尔》是严格意义上的佛陀本人的开示，具有极大的加持力，在仪式上往往需要整部念诵，或是整部加以供养。
与汉译大藏经相比，《甘珠尔》和《丹珠尔》中不包括藏族僧人的论著，藏族僧人的论著一般以文集（gsung 'bum）的方式流传，属于藏外文献。藏译佛典中也很少看到同本异译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编辑原则所致。一是在藏译佛典的编撰过程中，如果有同本异译的经论，编撰者一般会选择他所认为的较为精良的一个译本，其他的则予以淘汰。一是后代的译者如果获得新的梵文本，一般会与前代的梵文本或藏译本作比较，并尽可能在先代译文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随之而来的结果则是一部既不同于旧有译文，又非真正意义上的“新”译本的诞生。
现有资料表明，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大规模地编订藏译佛典始于那塘寺（snar thang dgon pa），俗称那塘古本。那塘古本今已不存，但由此肇始，系统抄写、刊刻藏译佛典逐渐蔚为风潮。明永乐八年（1410），根据那塘古本在南京刊刻了《甘珠尔》，史称永乐版，这是历史上第一套刻本《甘珠尔》，以后又有丽江（'jang sa dam）、北京、德格（sde dge）、卓尼（co ne）等刻本《甘珠尔》和《丹珠尔》问世，其中利用率比较高的是北京版和德格版，尤其是后者，以校订精良、刻板清晰、错误率低而著称于世。随着历史的变迁，上述印本的刻板除了德格版以外，其他均已不存。
永乐版《甘珠尔》后序
德格版《甘珠尔》木板
《甘珠尔》和《丹珠尔》除了刻本，历史上还有诸多写本。目前已知的著名写本有江孜天邦玛（rgyal rtse them spangs ma）写本、拉达克朵宫本（la dwags stog mkhar）、普扎本（phug brag）、协噶本（shel dkar）等。明清之际，《甘珠尔》还有内府写本，如明景泰写本、康熙、乾隆泥金写本藏文龙藏经等，其中康熙泥金写本藏文龙藏经原藏紫禁城慈宁宫，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影印出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现代书籍装帧的形式校勘、出版了《甘珠尔》和《丹珠尔》，于2008年完成。对《甘珠尔》和《丹珠尔》文本谱系的研究，厘清各个传本间继承发展的关系，将是藏译佛典研究的方向之一。
保存在蒙古国国立图书馆的江孜天邦玛系《甘珠尔》写本
康熙泥金写本藏文龙藏经
无论从规模还是内容而言，藏译佛典都堪称文化宝库，其中《甘珠尔》含显教经典361部，密教经典757部，共计1,118部，用纸4万多张（双面书写）；《丹珠尔》含显教论书754部，密教论书2,623部，共计3,377部，用纸7万多张（双面书写）。
藏译佛典与汉译佛典译经数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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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
藏译（部数） |
汉译（部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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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珠尔》 |
显 |
361 |
1,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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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
757 |
6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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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珠尔》 |
显 |
754 |
1,247 |
|
密 |
2,623 |
163 |
|
藏语文不仅是研究佛教文献不可或缺的经典语文之一，也是研究佛教思想，乃至人类文明的重要语文之一。
首先，虽然藏语和梵语分属不同的语系，但二者都属于拼音文字，在构词法和句法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加上传统的藏文文法也是将自身置于梵文文法的背景中进行论述，使得藏语文能准确地传达梵文本中的信息，包括一些虚词、动词前缀等，在从事梵藏佛典文本校勘的时候，藏译佛典因其翻译的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梵文原典的文意，厘清原文的文脉和晦涩部分。从这个角度而言，不懂藏文，无法进行佛典对勘研究，更不用说以文本为基础的佛教文献研究。
其次，相较于卷帙浩繁的藏汉译佛典，我们现在所知的梵文原典是少之又少，并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经、律、论三藏，而且已知的部分也有残缺不全的情况，更不用说历史上一些重要的佛教经典，尤其是属于晚期大乘佛教的密教典籍并没有梵文本留存于世，甚至也没有汉文译本，因此，无论是对密教典籍和晚期大乘佛教思想研究而言，还是对整体意义上的佛教文献和思想研究而言，掌握藏语文都成为研究者的基本要求。
再次，仅就藏汉佛教的研究而言，要想厘清历史上的藏汉佛教交流、藏汉经典互译情况，也得借助于藏语文资料，有些汉文资料在流传过程中有散佚的情况，这时候藏译材料就更为珍贵，例如，唐代新罗僧人圆测撰著的《解深密经疏》由藏族译师管·法成（'gos chos grub）译为藏文，后来汉文原文部分散失，现代观空法师将缺失部分从藏文重新回译为汉文，使得这一重要佛教典籍的全貌得以复原。
第四，藏族人在学习、借鉴印度佛教和周边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合，著书立说，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为佛教思想的继承、发展、深化和创造性诠释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人类文明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想进行藏传佛教，乃至藏族文明的研究必须对藏语文有精深掌握。
鉴于藏文文献对于佛教研究的重要性，国内外均很重视藏译佛典的搜集整理、翻译研究。在文献搜集整理方面国外较为著名的机构有原意大利亚非研究院的藏学家图齐（Giuseppe Tucci, 1894～1984）藏品、日本东洋文库藏品、以及1999年由吉恩·史密斯（E. Gene Smith, 1936–2010）创立的藏传佛教资源中心（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简称TBRC）。
藏文文献的搜集整理还有很多工作可做，而文献的翻译研究尤其需要重视，大量的藏译佛典以及藏族高僧大德的文集还没有被翻译为其他文字，更谈不上研究。可喜的是，国外的钦哲基金会（Khyentse Foundation）于2009年启动了一项佛典传译的百年计划，计划将《甘珠尔》和《丹珠尔》翻译成英文，以及其他现代语言，同时，钦哲基金会与台湾法鼓山佛教大学合作，启动了藏传佛典汉译暨翻译人才培训计划，准备将一些缺乏汉译的重要藏译佛典译为汉文，这说明藏译佛典在佛教研究上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重视。
北京大学的藏语教学始于1946年，于道泉先生于是年回国，在季羡林先生创建的东方语文学系担任藏语组组长，任课教师还有王森、金鹏、韩镜清等先生。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的藏语教学划归中央民族学院。
于道泉先生（1901～1992）
2004年，在段晴教授推动下，北京大学梵语、巴利语专业开设了藏语选修课，2005年，藏语选修课有了专任教师，授课对象面向全校研究生，藏语课再次回到北京大学课堂，不仅有了基础藏语的教学，还开设了藏学典籍文选、藏文宗教哲学文献选读等研究性课程。选修藏语课的学生来自全校各个院系，还有日本、韩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留学生、外校学生以及社会上对藏语和藏族文化感兴趣的人士选修旁听。无论出于兴趣或专业需要，课堂上大家的学习热情都很高涨，有的学生学习后前往国外著名大学，继续从事与藏语文相关的学习研究。
与课堂教学相应，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已出版多部梵藏汉对勘的学术成果，并致力于藉由文献校勘，彰显梵藏汉等多语种介入下佛教研究的独特视角，力图在文本学意义上推进佛教的整体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