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史籍记载还是发现的实物，都可以证明吐蕃金银器从造型、纹饰、制作工艺等诸多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成就，与中原唐朝和中亚、西亚金银器相比较，其中一些精品的制作水平已达到与前者大体相当的程度，表明吐蕃已成为当时东亚地区一个重要的金银器生产制作中心。
吐蕃金银器从造型上看既有杯、盘、碗、壶等各类生活用具，也有耳坠、戒指等首饰以及作为服饰上装饰品的各类牌饰，还有马具、马饰等富有民族特色的金银饰件。此外，用作器物表面装饰的各类金银饰片也很流行。从装饰风格上看，吐蕃金银器流行狮、羊、鹿、立鸟、立凤、独角兽等各种动物纹饰，同时也流行忍冬、卷草、缠枝花草等各种植物纹饰，还创造出一批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纹饰母题，如交颈立鸟、带翼异兽、人面鸟身与鸟足的异人、两相扶持的醉人、胡旋舞人等。在制作工艺上，吐蕃金银器采用了捶揲、鎏金与镀金、掐丝、焊缀与镶嵌、雕刻与錾刻、错金、包金与贴金等多种技法，从而形成吐蕃金银器造型生动、纹饰丰富多彩、富于民族气息的独特文化面貌。
带把杯上的异兽。 （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收藏）
历史上中原王朝的文献记载也证明吐蕃朝贡的金银器具有很高的水平，即使是在高度发达的唐代金银制造工艺中也独树一帜。例如史书记载，唐代显庆二年（657年）吐蕃赞普派遣使节向唐王朝贡献了一座金城，城上不仅立有狮子、大象、骆驼、马等动物，动物之上还有骑手。与这座金城同时贡奉给唐王朝的还有金瓮、金颇罗等金器。又如，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吐蕃再次遣使向唐王朝贡献方物，这次献上的贡品当中有金银器玩百件之多，“皆形制奇异”，唐朝皇帝为了让百官群僚都能够观赏到这些来自高原的珍奇异宝，特指令将这些金银珍宝都陈列于都城的提象门外，“以示百僚”。那么，吐蕃金银器的真实面貌如何？它们是否真如文献记载的那样精彩动人呢？
美国学者谢弗在其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中译本名为《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曾经这样赞叹道：“在对唐朝文化做出了贡献的各地工匠中，吐蕃人占有重要的地位。吐蕃的金器以其美观、珍奇以及精良的工艺著称于世，在吐蕃献给唐朝的土贡和礼品的有关记载中，一次又一次地列举了吐蕃的大型金制品。吐蕃的金饰工艺是中世纪的一大奇迹”。
西藏拉萨大昭寺吐蕃银壶。
海外的吐蕃金银器收藏
一些吐蕃金银器流传到了海外。其中保存在美国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内的三件吐蕃银器堪称传世品中的佳作。这三件银器中，一件是银质角杯，一件是带扳手的敞口银杯，还有一件是高颈的银瓶，均采用捶揲工艺制成。所谓“捶揲”，唐代也称为“打作”，按照齐东方先生的解释，捶揲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锻造或打制，其技术可以是冷锻，也可以经过热处理。这种工艺是利用金、银质地比较柔软、延展性强的特点，将自然或冶炼出的金银锭类的材料捶打成各种形状，供进一步加工使用。捶揲技术可以追求优美而写实的艺术表现，既可以制作器物的形体，也可以制作装饰花纹。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三件银器都是首先捶揲出器物的基本形状，然后再捶出器物表面凹凸起伏的各种花纹、人物、异兽图案。从这组银器器口可以观察到，在捶打的过程中使用了内、外两层银板，主要以外层银板成形，内层银板主要作为衬托。在器形和纹饰基本形成之后，再在外凸的图案上錾刻出更为细腻的纹样。
在每年大昭寺供奉班德拉姆的仙女节上，这个吐蕃银壶还在使用。记者 杜冬 摄
拉萨大昭寺吐蕃银壶
近年来，在海内外调查发现了一批吐蕃时期的金银器，让我们得以窥见唐代吐蕃金银工艺的高超水平。其中器形最大的，是今天保存在拉萨大昭寺内的一件银壶，这件银壶的造型十分特别，它的上端开有圆口，口缘饰八曲纹，口沿的下方做成空心立体羊首，羊首的后侧竖起两耳，羊首前端上下唇间衔有一个圆管形小流，羊首下为喇叭状的细颈，颈上端饰弦纹、四瓣毬纹各一匝，颈下部接球形瓶身。纹饰部分有鎏金痕迹。银壶上的纹饰十分丰富多彩，口部的外壁饰山岳状花瓣一匝，颈身相接处装饰联珠纹、叶纹、四瓣毬纹和弦纹组成的纹带。在银壶的主要位置，有一组生动活泼的鎏金图像，饰有单人弹琵琶和成组人像各二组。其中弹琵琶者将琵琶置于背上，双手背于身后，呈“反弹琵琶”的姿态，与著名的敦煌壁画中的反弹琵琶如出一辙。另一组人像中，有一位系有“肇囊”的壮汉正在弯腰扶持另一位脸上长着络腮胡子的醉汉，另一位穿着高靿靴的青年男子屈蹲在醉汉的胯下，抱持着他的右足。从画面上看，这几位人物都是深目高鼻的胡人，似乎是在一场痛快淋漓的开怀畅饮之后，正在“家家扶得醉人归”。对于这件银壶的来历，学者们有不同的推测，由于它具有浓厚的域外文化色彩，有人认为它可能是制作于中亚呼罗珊一带，也有人认为它可能是属于波斯或粟特系统的银器。至于它是因为什么原因流传到了吐蕃都城逻些（今拉萨市）今天已经无从知晓，学者们推测它有可能是一件战利品，也有可能是通过“高原丝路”贸易交换而来的一件商品，甚至不排除是吐蕃掠获的突阙、波斯向唐王朝的一件朝贡品。
银质角杯。（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收藏）
大昭寺吐蕃银壶线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