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绒服饰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据考古资料分析,距今3000多年前,这里的先民已能用线孔很小的骨针缝制衣服,并且有了骨梳及装饰品。
秦汉时期,这里已形成了以定居农耕为主,畜牧和采集为辅的经济形式,麻布和兽皮是当时主要的服装原料,尽管麻线较粗,但已表明手工织物的存在。
史料记载:汉时的冉髋已成为这一地区较大的部落集团,“其人能作旄毡、班罽、青顿、毞毲、羊羧之属”。
这说明当地的土著夷人不仅能编织麻布、鞣制毛皮。而且还能够制作各种毛类织物。到隋唐时,在族源上与汉代冉駹一脉相承的嘉良“以皮为帽,形圆如钵……衣多毛毼皮裘,全剥牛脚皮为靴。项系铁锁,手贯铁钏。王与酋帅,金为首饰,胸前悬一金花。径三寸”。这一段记载,从以帽为主体的头。
一、嘉绒藏族服饰的演变与发展
嘉绒服饰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据考古资料分析,距今3000多年前,这里的先民已能用线孔很小的骨针缝制衣服,并且有了骨梳及装饰品。[1]秦汉时期,这里已形成了以定居农耕为主,畜牧和采集为辅的经济形式,麻布和兽皮是当时主要的服装原料,尽管麻线较粗,但已表明手工织物的存在[2]。史料记载:汉时的冉髋已成为这一地区较大的部落集团,“其人能作旄毡、班罽、青顿、毞毲、羊羧之属”。这说明当地的土著夷人不仅能编织麻布、鞣制毛皮。而且还能够制作各种毛类织物。到隋唐时,在族源上与汉代冉駹一脉相承的嘉良“以皮为帽,形圆如钵……衣多毛毼皮裘,全剥牛脚皮为靴。项系铁锁,手贯铁钏。王与酋帅,金为首饰,胸前悬一金花。径三寸”。这一段记载,从以帽为主体的头饰、服装材料以及身体的装饰多方面形象地描述了嘉良人的服饰习俗,虽未详言其制,但可以看出“裘褐”等的使用。这与高寒的自然环境和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是相适应的,是先民们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同时,从中还可看出部族社会出现了阶级差别,并且在服饰上有了明显区别。需要指出的是,秦汉以后嘉绒这一地区还分布着从西北迁徙来的氐羌部落。外来的氐羌人进入后与当地土著的夷系民族生活在一起,相互交融和影响,故前述的服饰特征中也有着与羌人的某些方面的相似性。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服饰变化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古夷服饰元素奠定了嘉绒服饰传承基础。即便在今天仍然能够从服饰上看到嘉绒藏族与夷人后裔彝语支民族的彝族之间的源渊关系。①(注:嘉绒藏族和彝语支民族传统服饰具有三个主要相似特征:百褶裙、头帕和披毡。详见石硕教授《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213页。)这可能也是嘉绒女性服饰呈现出不同于其他藏族地区服饰的主要原因。二是服饰差异已逐渐成为区分不同部族集团或族群以及同一社会群体内部等级、身份的标志,且服饰特征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如嘉绒先民以金为饰、尚黑,而吐蕃重瑟珠、贵红色。
唐初随着吐蕃兴起并不断东进,诸夷、氐、羌部落先后皆为之所役,使过去处于分散状态的部落连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经过200余年的唐蕃交战,处于川西北地区的部落不断受到吐蕃文化的同化,并最终融合为藏族。在这一过程中,男子服饰逐步与其他藏地服饰相一致,而女子服饰却与藏族主流服饰存在较大差别。也就是说,男子服饰受到吐蕃影响“藏”化更为明显,而女子服饰则较多地保留了本土风格,如辫发盘头、着百褶裙、披毡、贵黑。当然,嘉绒女子的服饰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吐蕃服饰的浸染,与主流藏族服饰也有着共同的元素和特征,如:冬季服装为宽袍、大襟,系腰带,佩戴嘎乌、绿松石饰品等。这种变化,与当年吐蕃与唐打仗时大批士兵驻留该地并与诸羌部落融合的历史事实是密切相关的。嘉绒作为藏族的一个边缘族群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其服饰也在长期的民族分合、交融以及众多部族文化的交流后逐渐形成了与藏族主流服饰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服饰特征。正如戴平先生指出的一样,“一旦民族形成后,它的服饰也基本定格,形成了本民族独特款式”。在这过程中,嘉绒受吐蕃文化的影响持续时间长、力度大、范围广。这突出地表现在服装的穿着习惯、装饰类型以及与服饰相关的审美心理和价值取向都受到同化,形成了“藏”式的风格。因而,隋唐时期是嘉绒藏族服饰发展变迁的一个关键时期。
随着吐蕃王朝崩溃,嘉绒地区复又分裂为多个以吐蕃部落为主体的割据政权。中原王朝实行羁縻政策,随俗而治,开设互市,促进贸易。吐蕃部落及其割据政权与东部的汉地之间发生了以茶马贸易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联系。嘉绒地区是藏地东部茶马互市的集散地,茶马互市使内地的茶及绢锦广泛地进入嘉绒人民的生活。其中,衣料布疋占有很大比重,明代在茂州年销棉布1万匹以上,威州也在万匹左右。绸缎主要销往藏族的上层人士,如土司、头人及寺庙活佛等,而窄布为川中遂宁、安岳等地手工产品,经久耐用,深受农牧区人民欢迎。此外,各部落首领(土司)可通过“岁输贡赋”获得不少赐予,绢帛占的份量较大。在民间,藏汉人民之间生活用品类的物物交换更是经常而大量的。通过茶马互市和朝贡及民间物资交换,汉地布疋织锦日渐成为嘉绒人民生活的需求品,使嘉绒藏族服饰的衣料及其色泽等发生了变化,大大地丰富了嘉绒服饰文化。
清朝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嘉绒服饰特色更加鲜明,地域风格越来越显著。入清以后中央加强了对嘉绒地区的统治,特别是杂谷事件和金川战役之后开始实行“改土归流”,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这种统治方式加强了汉藏的联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土设屯,使嘉绒地区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同时,汉民大量迁入,人口增加,使得商业和手工业也得到一定发展。服装面料除传统的兽皮、氆氇、毪布等外,已能够制作较细的胡麻布和绒毛织品。来自汉区的绸缎、棉布广泛进入老百姓生活。随着与汉、羌、彝民族的交往,嘉绒吸收了外来民族的先进技术经验,丰富了嘉绒民间工艺,使嘉绒传统服饰更为华丽多彩。
由于嘉绒地区自然环境的差异,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与周边民族的接触程度不同,清代嘉绒各地的服饰显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乾隆年间傅恒编撰的《皇清职贡图》及清后期的《绥靖屯志》、《章谷屯志略》等方志都详细生动地记录了嘉绒地区之间的服饰差异特征。威茂瓦寺、杂谷等处,“其民衣服与内地相似”,妇女挽髻裹头巾,长衣褶裙;大小金川男子椎髻蚝帽,短衣褶裙,身佩双刀,妇女“以黄牛毛续发作辫盘之,珊瑚为簪,短衣革带,长裙跣足”。革什咱(属今丹巴)男子戴羊皮帽,短衣短裙,外披毛褐,“番妇发绾双髻,插铁簪长尺许,短衣长裙,颇习耕织”。木坪男子剃发留辫,戴圆顶斗笠,穿长衣披红偏衫,女子双辫盘额前,“著大领短衣,细褶长裙,拖绣带”。
清代,随着清王朝对嘉绒地区封建统治的加强和藏、汉、羌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多,汶川、理县及小金部分住在谷地、城镇附近的嘉绒藏族,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较深,服饰呈现“汉化”倾向也是清时期重要的特征。《绥靖屯志》载:“富者多着袜及薄底平鞋,渐遵汉制矣,贫者则否……其寨首士兵,多从汉制,见汉官执礼甚恭,首戴白毡有盘帽,如汉人草帽样微小……头人则着汉服”。由于上层头人的影响。汉族服饰逐步传播到民间。女子服饰上衣改得短小紧身,斜襟也如汉式。金川一带妇女“如汉人之汗衣,窄袖,长仅及腰,贫富皆同”。《四川通志》嘉庆(卷98)亦载,五屯(杂谷脑、乾堡寨、上盂董、下孟董、九子寨)“屯弁兵等服饰俱与内地相同”,妇女穿短衣长裙,发结细辫,头裹花帕,耳带大环,男务耕猎,女织麻布毪子。另外,男子头缠青布或胡皱帕,留独辫,头戴瓜皮帽的汉族装扮在嘉绒地区皆有出现。
清末民初,嘉绒藏族的服饰在形制结构上逐步趋于一致。男子普遍着大领袍或衫,拴腰带,冬天加羊皮袄;女子穿马甲、长衫、褶裙、花腰带,冷天外加褂子。男蓄发辫,妇女顶头帕。在服装配色、衣料、腰带以及头帕大小、色调、饰品等方而不同地区又有差别。近汉地区或商业集镇,男子留满族发辫,头上包青布帕子或毛巾,着长衫,打裹脚,脚穿草鞋。而偏僻的山区和牧区服饰则宽袍长袖,腰束革带,佩戴藏刀。衣料多为本地的氆氇、毪布、胡麻布等。土司和头人用的则是外地货如哔叽、呢、布和绸等。盛装比日常装繁复、精美,衣料多用绸缎、平绒等制成,衣襟处还镶上水獭皮、豹皮,纽扣用银铜等制成,发辫上要套各种金银制成的发圈,项戴珠串,胸花、嘎乌等。这一时期,服饰在生活中仍有着独特的社会意义,如三十岁以上妇女才能穿白褶裙,女子头帕具有区示婚姻状况的功能。
解放以后,随着土司制度的废除和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推行,藏族地区社会生产关系及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和审美观念打扮自己,而不受千百年来以服饰“昭名分、辨等威”的传统习俗的制约。特别是1954年嘉绒被识别为藏族以后,嘉绒服饰强化了作为文化特征的差异,女性服饰形象成为区别于其他藏族族群的主要特征之一。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些统称为“番”的各地嘉绒藏族逐渐形成了小区域(寨、村、县)的服饰认同。女子传统服装样式变化不大,头饰变化各地有异,装饰更加多样化,服饰对个体人生的象征意义开始弱化。虽然受到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各地嘉绒服饰已不同程度的汉化,但从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资料来看,嘉绒传统服饰仍是大多数嘉绒群众喜穿的服装,只是服装款式和风格又有一些变化,“志书记载的上穿短褂,下穿白褶长裙的装束现在已看不到了”[11],传统服饰在衣料、制作上越来越成品化、现代化、多样化,样式趋向简约、方便,在日常生活中,青年男女更多的是将传统服装与中西成品制服搭配使用。
目前,嘉绒藏族妇女服饰的一致性,表现在方形头帕和前后两片围裙上,当地人称“三片式”。其他部分如服装样式、头帕色彩及绣花图案等则表现出地方性细节差异。因此,依据这些差异特点,可以把嘉绒服饰分为几个不同的区域类型,如丹巴、马尔康、理县为代表的三个区域等[12]。以丹巴为嘉绒传统服饰的典型代表,一般头顶青色绣花吊穗头帕,外着深褐长衫,冬天披方形披风,内穿锦缎上衣,下着白褶长裙,腰前后还各系一条黑色围腰。马尔康一带服饰明显受到安多牧区服饰影响,编细辫,腰系革带并佩饰华丽。岷江河谷的嘉绒藏族受到羌族习俗影响,平时喜穿长衫,系围腰,冬天穿羊皮褂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