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藏地地理环境上的封闭和历史发展的缓慢，有关藏地新闻史方面的资料极其稀少。因研究藏地新闻史的缘故，于2000年进藏寻觅《西藏白话报》实物，却在藏地自治区档案馆意外发现《藏文白话报》一种一函三册，不胜惊喜!

据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新闻史专家白润生先生的研究，藏地最早的报纸当属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创刊的《西藏白话报》，而目前在西藏博物馆仅存清宣统二年(1910年)8月印制的一份篇幅7页的残报，正文皆为藏文。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藏文白话报》在北京创办，这是有关西藏的第二种报刊，至1952年10月1日《西藏日报》的前身《新闻简讯》创刊，西藏新闻事业在漫长的时空中，便仅存上述二种报刊，一在拉萨，一在北京，足见其珍贵。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此次在西藏档案馆见到《藏文白话报》之前，没有任何公开资料有该报在西藏收藏的记录。据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徐丽华撰文介绍，该馆存有《藏文白话报》第一号(1913)到第十四号(1915年)共35册。《全国中文期刊联名目录》(1916年12月版)、《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1982年2月版)均未收入《藏文白话报》。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亦无收藏。徐研究员据此判断：“此刊国内仅为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所独存。”这是不确切的，因为笔者于2000年7月7日在西藏档案馆亲眼目睹了在此收藏的《藏文白话报》中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七月第七号实物，共三册，是由该刊主办者“蒙藏事务局”用白布包裹邮达西藏的，连邮包上邮票的图案也清晰可辨。这便说明，《藏文白话报》虽主要由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所藏，但它并非惟一的收藏者。此次在藏发现《藏文白话报》实物，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

一、刊物历史及内容简介

《藏文白话报》由中华民国政府专门负责少数民族事务的职能部门——蒙藏事务局创办。中华民国成立后，废止了清政府的理藩部，于1912年在北京设立蒙藏事务处，同年7月更名为蒙藏事务局，隶属国民政府内务部，1914年5月改为蒙藏院，与政府各部并列，直属于总统。其后在秘书科设办报处，全权负责《藏文白话报》的编辑出版工作。

1913年元月，《藏文白话报》正式创刊。每月一册。年 12册。笔者看到的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七月第七号，幅面为23.7cm×16.5cm，开本大于#$,，订口在上，上下翻动石印。虽命曰“报”，但装订成册，类今日之杂志。内容以汉、藏两种文字对照排列，汉文在先，藏文在后。分设“图书”、“法令”“论说”、“要闻”、“文牍”、“小说”、“遗补”等七个栏目。后附“广告”。栏目名称以汉文楷体横书，下印藏文，红色印刷。正文(无论汉、藏文)皆墨色印刷。以下依照栏目先后次序分别解释：

封面：彩色印刷。封面中央上方为两面交叉的“五色旗”。旗面有红、黄、蓝、白、黑五色，以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封面文字自右至左横排三行，每行上下藏汉文相匹。最上为报纸名称——“藏文白话报”，中间为出版时间与期号——“中华民国二年七月出版第七号”。下为当局准许发行的标志语——“中华民国邮政局特准挂号认为新闻纸类”类似当今之刊号。“新闻纸”为当时对报纸的称谓。最下端有“本期奉赠”四个字，说明该刊并未以新闻商品自视。封面四周镶蓝色方框。

编辑说明：草体横书。无题目。其内容类今之“编辑说明”。原文为：“本报特别启事本报原为答问杂録专件三门只因限于篇幅皆缺第八期补空阅报诸君谅察是荷此启”。意即因篇幅原因，以前开设的“答问”、“杂录”、“专件”三个栏目本期空缺，只有等到下期恢复，以求读者谅解。

图书：类今之图片(有文字说明)。本期刊印一大幅五种绘图，折叠装订于册页之中。图画名称为“蒙回藏王公等爵图章”，分别为红色嗣王爵章、白色贝勒爵章、蓝色亲王爵章、绿色贝子爵章、蓝色辅国公爵章。色彩艳丽如初，极具文化、社会价值。

目录：竖排。标明七个栏目的先后次序与页码。与今报刊不同的是，页码编号仅限于栏目之内，并不全册通编。

法令：刊《临时大总统令(中华民国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类今报纸刊登之国家政策法令。

论说：刊《辨惑》一文。为长篇说理文，主要谈论中央与西藏地方之关系。涉及民国治藏、佛教、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进藏等内容。全文主旨在于维护藏汉团结，强调国家统一，取意积极，内容丰厚。

要闻：刊《印花税之作用，续第六期》。“印花税法施行细则”，第五条——第十八条。“财政部通告”。可见本栏目内容为当局有关财政政策的连载，与现代“新闻”的内涵有较大差距。

文牍：刊《蒙藏事务局呈 - 大总统开单代递西藏旅京同乡会代表江赞桑布等品请钧鉴并- 批(附单)》。此为西藏旅京同乡会给蒙藏事务局并转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上行公文。在这篇呈文中，说明为弥补国会独无西藏人民代表之缺憾，由西藏方面萝卜桑东珠尔等成立西藏旅京同乡会，作为西藏选举机关之事，并表示要“黾勉从公，竭力传布五族共和之大旨，解释西藏同胞之误会，同享五族共和之幸福”。为向大总统表示“服绥之德”，谨呈西藏地方特色礼品一批——哈达一方，镀金塔一座，藏红花成匣，藏香成匣，五色氆氇各一疋。

小说：刊《合力原理》一篇。全篇以师生对话形式，用浅显文言文写成。故事情节相当单纯：一位教师用生活中的事例劝说一位独往独来、性格孤僻的学生，指出“盖天之事，独力者难成，合力者易举，未有不藉人力而能自己有成者。”学生幡然悔悟，并以此告诫人们知“合力之利益”，勿“自处于孤立。”

遗补：刊《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部分。

广告：刊二则广告。不若今之单一商品的广告， 而类似于公益性的“招商广告”，并特别声明“概不收费”，意在鼓励边疆与内地人民开展积极的贸易交流活动，促进相互了解、共同繁荣。

二、新闻史价值

《藏文白话报》具有很高的新闻史学价值。考察该报存本，至少可以发现如下特点：

(一)《藏文白话报》内容基本具备了近代报刊应具备的论说、新闻、副刊与广告四大要素，当属近代报刊无疑。当然，这只是从整体构成而言，涉及到 各个组成部分，也各个不同。本期“论说”《辩惑》，相当于今之“社论”，立论深远，篇制宏大，力求主导全国民族事业方面的舆论，表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并将该栏置于全册前端，显示出对报刊言论的重视，与王韬、梁启超开创的新闻“政论传统”一脉相承。这篇论说也成为本期内容的灵魂。

“新闻”部分并未鲜明地突出新闻的特性。虽命曰“要闻”，但并不是关于一个或数个重大新闻的报 道，而只是公布了有关税收方面的一个法令。这大大地削弱了《藏文白话报》的新闻性与信息功能，表明该报并不以对新闻事件的报道为旨归，而在于对相关政策的诠释与宣传。此种定位应该与《藏文白话报》较长的出版周期(一个月)、遥远的发行距离(边疆)和民族事务的特殊性有直接关联。据考证“要闻”栏在民国四年四月(1915小说”，其实也刊登散文，并不仅限于“小说”，编者只是以“小说作为文艺作品的总称而已。该栏与“要闻”栏目其后一同取消。本期刊登的作品《合力原理》一篇，从主题、人物、形象、语言到结构方式似无大新意，但作者倡导“合力”，反对“孤立”，很有些暗示民族大团结的深意，立论就有些不同凡响了。“广告”一项很有特色。本期二则广告原文并不长：“广告之广告一 $ 自前年反正以来，商务停滞，现在大局渐定，所有蒙古、新疆、西藏贸易需要必多凡西帮、津帮、湘帮、川帮及其他各商，往各边地行商愿登告白者，于本报奉赠期内，概不收费。或内地各种贸易，愿以蒙、回、藏文登告白者，本处代为翻译，亦不取费。广告之广告二：现在五族大同，凡内地人可往各边地贸易，蒙、回、藏人民亦可向二十二行省贸易，彼此均极欢迎。如蒙、回、藏人民愿来内地贸易者，所登告白概不收费。”此可谓“广告”的“广告”，意在引导内地人到疆做生意，边疆少数民族也可以到内地做生意，既免收刊登费，也免收翻译费，诚恳之心可鉴，体现了编者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注和民族平等的理念。此外，广告免费应与本刊的免费赠送机制亦有关联。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一般被视为近代报刊四大要素的“论说”、“新闻”、“副刊”与“广告”，虽在《藏文白话报》中均有排列，但各自比重与今所流行者大有区别。在此，“论说”最被看重，“新闻”和“副刊”尤其是本应成为报刊主体的“新闻”并未摆到应有位置。广告虽有特色，但引导多于商业利益，免费刊登则说明此时的广告并未实现商品化。这虽与现代报刊业的宗旨和游戏规则大相径庭，但也体现了此时报刊的状况，表明《藏文白话报》的政治、政策功能远远大于信息沟通功能。

(二)宣传意味浓厚，政治色彩鲜明。《藏文白话报》发刊词中指出：“蒙回藏之于汉满，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优秀贵族”，创造了灿烂文化，而近代以来的落后，“实由数千年墨守君主专制之政体。”由于种种原因，发生在不同民族间的争斗，“其结局无论孰优，孰劣，孰胜，孰负，约而言之，自相残贼而已。而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蒙、回、藏享受权利与汉、满平等”，“我四万万同胞，一德一心，尊重国权，崇尚人道，新邦缔造。”“本报发刊其用意以中华民国优待蒙、回、藏，与以前君主专制时代不同;蒙、藏事务局优待蒙、回、藏，与以前理藩部时代不同，取其施行政令公布周知，免致传闻失实，且冀蒙、回、藏同胞，以中华国民为前提，合力并进，岂不懿欤”。在此，编者表明了办刊的政治基础是确认蒙、回、藏满、汉五族同为黄帝子孙，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和国家统一、民族平等的实现。同时，规定了办报的宗旨是公告民国的政策法令，推动各族同胞齐心协力，共建中华民国。可见，《藏文白话报》对政治功能的强调远胜于新闻报道功能，这种定位不仅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重视政论传统的体现，同时为自己确定了“政治报刊”的基调。它的特色、价值与缺憾皆缘于此。

 

《藏文白话报》的栏目设置与内容也充分证明了这种判断。在本期的七个栏目中，除“小说”以外图书”是介绍蒙回藏王公等爵图章，“法令”是临时大总统令，“论说”为谈民族问题的社论，“要闻”载印花税法，“文牍”刊西藏旅京同乡会给蒙、藏事务局的呈文，“遗补”为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即使广告，也是在宣传有关民族政策方面的内容。看来，对有关政策的宣传成为本期报纸的主要内容。它的政治色彩远比新闻色彩更为鲜明。从这个意义上说藏文白话报》更像民国政策所属民族事务机构—— 蒙藏事务局的“政务公报”。在当时极为闭塞，且对中央政府相关政策所知甚少，甚至有误解的情况下，可以想见，僧俗官员看到如此明确传达治国治藏政策的报纸，心中有多么兴奋。《藏文白话报》总纂徐敬熙称：该报“发刊以来，边陲各界大受欢迎。刊发请益之文电络绎不绝于道，益坚边氓内乡之心”。边境安定与民族团结，“其文字收功，远轶于武力”。时北京《新中国报》报道，《藏文白话报》邮寄至四川西部，转发到喇嘛庙和当地头人。喇嘛在阅读之后视之为“神奇世宝”，不仅读给大家听，还供奉殿中，影响力还扩大到民间。地方官员还逐级向蒙藏事务局呈文，要求“中央添赏数分以备观览”，并获得了批准。显见《藏文白话报》的宣传功能与特定读者对象的阅读需求达到了一致，效果良好。

(三)藏、汉双语印刷，利于藏、汉读者阅读，大大扩大了其影响范围。不仅藏族同胞可读，不通藏文，但关注西藏事务。熟悉汉文的其他民族读者亦可读。汉文在先，藏文在后，所有内容均译自汉文。既体现对藏语言的尊重，表明该刊的指向性，又反映出汉语作为全国通用语的现实，显示了民族平等的观念。汉语部分采用浅显文言文，文不加点，但粗识文墨者便可以断句、理解。

三、结论

《藏文白话报》无可掩饰地保留了中国近代报刊向现代报刊过渡的痕迹。它虽称为“报”，分设栏目，具备了“论说”、“新闻”、“副刊”、“广告”等四大要素，但真正的新闻报道几近于无，作为现代新闻本质的信息沟通功能远远未能发挥出来;在装订形式上，依然采用册页式，且装订线在上端，还没有转化到单张“新闻纸”的基本形式上来，更像一本杂志;不署主编名称，更无责任编辑姓名。除政府法令外，个人或集体作者的文章、作品如社论《辩惑》、小说《合力原理》等亦无著者姓名、称谓。无版权页。无主办单位名称。版权、著作权归属不明确;无定价，免费赠送，不具备商品特征而未进入市场;栏目分类有重复交叉现象;不设总页码，只在栏目内编出页码，缺乏总体感，如此等等。反映了它作为新闻媒体的自身缺陷，但同时也客观地记录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存在，具有新闻史研究的特殊价值。

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看到的《藏文白话报》，虽不是该报在全国的最早发现，亦非惟一实物存在，但却是该报在西藏的首次发现，有着特别的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价值。它至少说明《藏文白话报》并不仅仅收藏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它对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过直接影响，并成为西藏新闻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德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