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介绍藏区木刻印刷术的历史发展，详细说明德格印经院木刻版的印刷特点及生产过程，分析研究了德格印经院版画除有不同时代，不同画派风尚外，制作有严格的量度标准和绘制法。
关键词： 德格印经院   木刻版画   独特风格  藏传佛教艺术

     一踏进仅有300年历史却驰名中外的德格印经院大门,人们被一幅幅巨大的壁画所吸引。大殿两侧的壁画，是第42代德格土司丹巴次仁（1678-1738）于1729年建造印经院时留下的，画面气势宏大，构图和谐、自然，色彩艳丽，强烈明快，加之主体画面有大面积着金，而使整个壁画显得更加富丽堂皇。印经院库藏的27万余块木刻版涉及学科广泛，内容丰富，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佛教经典，如大藏经即《甘珠尔》、《丹珠尔》以及各种论述：二是藏族著名学者文集；包括医学、逻辑、历史、传记、天文地理、星象历算、工业建筑、辞书文法、诗词音韵、格言歌谣、音乐绘画、雕刻泥塑和工艺美术等；三是藏传显密宗教仪轨法本。其中某些珍本、孤本尤为世人瞩目，在国际上已极难寻的。其藏版之巨，远胜拉萨布达拉宫印经院和甘肃拉卜楞印经院，居藏区三大印经院之首。“文革”期间，一批批造反派人冲入德格印经院，一口咬定印经院里藏的都是沾满“封、资、修”毒菌的“四旧”要彻底焚毁“印版”。这时，自身难保的一些干部不顾一切，与部分不顾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的僧俗群众一起，费尽心机，软磨硬抗，终于保住了德格印经院与印版。
    藏族的木刻版画和木刻经籍，也并非从一开始就刻在木版上,它也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这种历史的变化，表明了藏族先民们的认识和发明创造的阶段性，也反映了各民族的相互交融以及文化的相互交流，比如，藏族的“象雄文”创之初由于受物质条件和认识事物的局限，使得先民们选择了生活中最为常见和最为普通的，随手可取得物质作为记录之物的表现，“象雄文”刻在石头和木头上或者写在木牌、树皮、骨头、兽皮等等上。当在藏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对事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能创造出生产工具之后，说明藏民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达到了一定高度，或者藏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之后，得到启迪，经过不断学习、模仿，并在实践中摸索出经验，继而我们目前所说得藏族的木刻印刷术就有了。则为我们提供了记载木刻版画和典籍所用物质的历史演变过程。
    相传在藏王松赞干布（629-650）时期，创造了藏文楷书。此后，从公元七至九世纪便开始了藏地的人佛教经典籍整理翻译汇辑编目工作，经历了松赞干布、赤松德赞（755-780）、赤德松赞（804-815）、赤祖德赞（815-836）四大赞普。公元八世纪后期，赞普赤祖德赞兴建桑耶寺，剃度藏族人出家，建立僧伽，从汉地、印度等地礼请汉印僧，与吐蕃本土的译师一起组成翻译队伍，设立译经场，把散存在各地的文献加以汇辑，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翻译编写，并汇辑成经典，因之目前《大藏经》中有藏语体系。译师们把保存在登迦宫所有的《甘珠尔》和《丹珠尔》收集起来，编成《登迦目录》；把存放在钦普宫的所有《甘珠尔》和《丹珠尔》 收集起来，编成《钦普目录》；此后，又将旁塘宫里的《甘珠尔》和《丹珠尔》，收集起来，编成《旁塘目录》。三次编目形成了藏文早期的三大目录。这是结集藏文佛典的开始。尽管吐蕃王朝时期藏文档案和书籍的翻译整理编目是比较全面的，目录与图书分类也是很科学的，但由于条件所限还未刻印出完整的《大藏经》。公元十三世纪时，翻译佛教经论工作基本完成，此对西藏藏文经论的汇集起了促进作用。这时还没有专门从事印刷工艺的机构，而大量的经典和文集都以手抄本流传，其中有一些是用金汁、银汁书写的。藏区木刻印刷术最早出现于何时虽然没有明确文字，但据相关史籍记载，木刻印刷的技术在藏区最迟是公元十四世纪末开始发展起来的，迄今为止发现的由珠青•乌金巴所著《时轮注释》印本是最古老、较完美的木刻印刷板，时后《宗喀巴文集》、《萨迦五祖文集》等著作和法本陆续刻版印刷。明代丽江木氏土司的极盛时期，木氏土司木增（1598-1646）邀请第六世红帽系活佛却吉旺修、第五世司徒却吉坚参和噶玛伦珠到云南丽江府刻印了丽江版《甘珠尔》。丽江版《甘珠尔》是南京永乐版和北京万历版藏文《甘珠尔》刻版印刷后在藏区首次刊印的藏文《甘珠尔》版本。也是至今遐迩闻名的德格版《甘珠尔》的蓝本。
    据《德格土司传》记载：“德格土司第四代法王松吉登巴时完成雕刻梵文、梵文转写藏文、藏文三种合壁的《般若波罗蜜多经八千颂》由第二十四代俄尔堪布•松吉彭措（公元1649-1704）主持开光仪式并编写了目录。此书后记中记载“这部经书的刻版和印刷在德格地区尚属首次，愿雕版印刷佛法事业在此地兴旺发达……。”敦译师•却珠所著《藏文文法》（德格版）一书后记中记载：“此文法注释是学习藏文者不可缺少的一书，该书是由德格土司松吉登巴出资，于第十二饶迥的木猴年（公元1704年）4月在德格伦珠顶雕版印刷，愿饶盖众生！”又据《萨迦格言》（德格版）后记中也记载： “该书于第十二饶迥木鸡年（公元1705年），在德格伦珠顶由松吉登巴出资雕版印刷，发行雪域，愿佛法圣教在诸方弘扬光大，永远住世！”。此外，还有一些修法仪轨方面的法本也是在这个时期刻制的。由此可断定，德格印经院院藏印版历史只少可以上溯到公元1703年前。早于建院时间26年。由于所刻典籍底本的搜求、选择及其编辑严格，校勘精审，到刻印考究等各个环节，都力求精审，藏区称之为“德格印经院本”，为典籍流通中的善本。雕刻技工来自四面八方，精于刻制的技工及学徒。在最盛期，如《甘珠尔》刻制期间有60多名缮写员，10名编审师，400多名刻工以及100多名杂工。
    德格印经院库藏木刻版分为书版和版画，均是以凸线为主构成白多于黑的复制木刻，版材皆采用致密坚硬的桦木。书版，两面刻制，有手柄，便于执持，刀功深沉稳健，字迹清晰，文字秀丽，均采取横书右行，成长条形卷子式刻本样式，便于翻页诵读。珍贵的经典著作，函首页的书名以画纹或佛像装饰，并配以插图。书版的规格按其版心边框的横长与纵宽，尺寸可以分为特长、长、短、中四种。特长者80公分以上，主要是用来作为供养佛像或佛塔装藏咒文；最常见的是60至70公分长，称为箭杆本；中等的40公分左右长，称为一肘本；短者25公分左右长，称为短小本。印版纵宽约5至7公分，厚约3公分。每一套书的印版都是一致的，多者一套书有几百函，如大藏经即《甘珠尔》、《丹珠尔》；文集或丛书类一套书有几十函；少者有几个、几十、几百块不等，每块的正面左边版头上标有函号和页码。背面左边版头上标有部别，相当于书眉。
    版画大的高100余公分，宽70余公分，小的高80公分，宽60余公分，最小的高20公分左右，宽15公分左右，均厚约4公分左右。大部分版画为一面。多者一套画像几十块版画，少者一块一套，每套是完整的内容。其题材多为佛本生故事即释迦牟尼佛降生世前所经历事迹；有佛经故事即释迦牟尼佛降生为净梵王太子以至成佛的一些事迹；有经变故事即佛经故事的形象描绘；有藏传佛教密乘百部本尊的各种金刚造像；有藏族史诗中格萨尔王调伏妖魔鬼怪事迹；有《伏藏宝》中专门用作密宗灌顶时所需的各种本尊、佛、坛城，密续仪轨中所做的手势（手印），相关吉祥图等图片；有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有取材于藏族社会历史和生活习俗的历史画和风俗画；也有反映藏族天文历法和藏医学等实用教材画和插图等。版画内容广泛，想象力丰富，浓墨色彩且清新典雅。不受空间的限制，也不局限于大地、海洋、时间的约束，颇能代表西藏不同画派的特色。更具有宗教性、艺术性和文物性，充分体现了藏区佛教绘画与木刻艺术的神妙，是不可多得的精品。
    德格印经院现存版画中具有代表性的版画有：《罗汉图》23幅、《释迦牟尼佛神变祈愿图》15幅、《八变莲花生大师神号图》9幅、《释迦牟尼佛十二弘化图》9幅、《藏传佛教八派修道教理图》9幅、《俄尔派坛城图》7幅、《莲花生大师的八种神号图》、《十六罗汉图》、《六长寿图》、《掘藏师传图》等各2幅、《三十五尊毗卢遮那如来图》、《毗卢遮那修法图》、《忏悔所向三十五佛图》、《佛陀师承图》、《长寿拓尊图》、《狮面空行母图》、《空行母佛土图》、《汤东嘉布图》、《宗萨•绛央钦则图》、《极乐世界图》、《皈依解说图》、《萨班•贡噶坚参图》、《四兽和睦图》、《药师八如来图》、《绛央洛德旺波图》、《文殊菩萨图》、《燃灯佛图》、《二十五君臣图》、《不动金刚佛图》、《不空羂索观世音图》，《格萨尔王图》、《喜金刚图》、《八尊宝帐怙主图》、《喜金刚师承图》、《大威德金刚图》、《救八难度母图》、《绿度母图》、《白度母图》、《大威力明王图》、《莲花生大师图》、《千手千眼观世音图》、《四臂观世音图》、《大白伞盖图》、《金刚手大势至菩萨图》、《金刚萨埵图》以及密宗本尊坛城1、龙达2、觉达3、风俗和装饰等内容的版画。更具有特色是《伏藏宝库》中的小图片，这些图片是专门用作密宗本尊灌顶仪轨时所需的各种神、坛城、八祥瑞等图片，每块版画长75cm，宽15.5cm，在每块板上刻制长为12cm，宽为10.5的5幅小图片；《般若波罗蜜多经八千颂》（此版2002年4月获准全国首批登录中国“档案遗产”之一）和《甘珠尔》、《丹珠尔》经版两头绘有释迦牟尼佛十二弘化等等题图或正文中的插图。这些版画，从时间上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十八世纪（开创时期）；二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 鼎盛时期）；三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印经院的木刻版制作材料选择红叶桦木。砍伐秋季刚落叶的红桦木，截去节疤，选用纹理较细的树杆截成若干段，将木块劈为厚约5cm左右的板块，把板块就地上架，燃起微火熏烤，待木板烘干后，放进羊粪中沤一个冬天，到次年4月，再将木板取出水煮，尔后将木板再行烘干，推光刨平，至此，印版的初胚加工方告完成，可供给刻版之用。木刻版的刻制工作更为艰辛，印经院选聘藏文知识高深渊博的名士，将所要刻制的图书进行严格细致的三级审校，才可由聘请的藏文书法技艺精深的学者严格按照藏文书法正楷要求开始横版书写工作。他们将图文描绘在半透明的薄纸上后反贴在板面上。刻工们便依据纸横上的色差进行刻制工作，刻完后编师们在清样上还要进行三校，版面改动较多的必须进行重刻，一版的进行补刻。直至完全准确无误时将印版放在酥油里浸泡一天后，取出晒干，再用一种名叫“苏巴”的植物根熬水洗净晒干，至此一块印版的制作才算全部完毕，可入库上架和进行印刷。通常情况下，技艺娴熟的1名工人每天能完成一张书版的单面刻制，版画刻制工作量更大。
    印刷时间因德格地区地处高寒，冬长夏短，春秋相连，约有半年时间不宜印刷。一般每年印刷时间例定于藏历三月十五日始，九月二十日止（公元5至11月）。具体操作方法是：各小组从磨墨组和裁纸组分别领取墨汁和纸张，负责印刷的工人把裁好的纸一迭一迭放在盛满清水的大盆里适度浸泡，再适当晾干，由坐在操作凳上的印工，将印版斜放在面前躺板上，左手拿纸，右手持卷布滚筒，待侧坐一旁的抹墨工人持墨筒在印版上抹匀墨汁后，左手将纸铺放在印版上，右手持滚筒在印版自上而下缓缓推过，左手提起纸张放置一旁，一页书便算完毕，如此往复。再将印版翻至背面印够数量，才换另一张印版。待每天所印完毕后，一张张晾干,再清理汇册。一套书全部印完。印版印过后，每两年用水清洗干净一次。装订组便从库房领出印好的书页，按页码顺序将每部书分拣配齐，再将配齐的书分部集放在磨书架上，每函书之间夹一张红纸以示区别，然后用加楔方法将磨书架的书籍挤紧，平放在板上装订工人持粗刮刀不断推、拉，刮去超过磨书架框沿的书页毛边，基本上刮平后，又换刀孔较细的刮刀再行推磨。直至书籍边沿完全平整，再涂上一层红色颜料，稍稍晾干，撤开磨书架，将每函书上各另封面封底，用绳扎紧，标好左边书头上用纸做的函头标签，标有简略书名和函序，函序一般是按藏文字母顺序。这样一套书的印刷才算完毕，可入库销售。德格印经院一直保存使用这样的木刻雕版包装印刷术，在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承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雕版包装印刷术凝聚着我国造纸术、制墨术、雕刻术、摹拓术等优秀的传统工艺，是世界现代印刷术的最古老的技术源头，对人类文明发展和文化传播有着突出贡献。
    藏传佛教在元、明、清三代获得了长足的蓬勃发展，藏区各地以雕塑、壁画为主，包括唐卡、版画、工艺等各种美术形式，作为寺庙建筑神圣空间的装饰品，其创作也达到高朝。在藏区各地星罗棋布的寺庙中，无不塑像庄严，壁画绚烂，唐卡琳琅，彩幢飘扬，香烟弥漫，一派浩瀚的曼陀罗坛场的氛围，具有震慑人心的宗教审美效应。这与内地汉传佛教美术的式微，尤其是蕴涵其中的宗教价值的贬值，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谱写了元、明、清三代佛教造像史，包括菩萨的造像史上辉煌的篇章。
    藏传佛教造像不仅仅是为了对一般的信徒进行宗教教义的宣传、说教，而且与密宗修行者的修持活动有着直接的联系。藏传佛教的修持具有严密的仪轨、义理和神秘、奇异的色彩，所谓“三密为用”、“四曼为相”，也就是修行者通过对本尊的颧相达到“三密相应”、“即身成佛”。喇嘛、本尊、佛陀、菩萨、护法、坛城、佛塔等雕塑或画像，都以备修法时供奉、颧相。其除有不同时代，不同画派风尚外，制作有严格的量度标准和绘制法。因此，藏族的木刻版画创作首先是由画师图样描绘。这是创作版画最关键的一步，决定着版画造型的成败。可以说，每一位木刻版画创作的画师，都是顶级画师。如，在印经院所藏版画作者中：司徒却吉迥勒、珠巴普布泽仁、增巴江拥、、嘉绒拉堪、唐拉泽旺都是藏区鼎鼎有名的画师。然后创作完好的画图交去刻工雕刻，刻工由从刨光、刮平木板到上板、雕刻，这不仅是高度的脑力劳动，而且也伴着体力劳动，再由印工在布或藏纸上印刷。这样不难看出一块木刻版画的制作是画师一人，刻工又一人，印工另一人，画、刻、印是分工的。画师受人尊崇，而刻工和印工便不被人所重视了。但整个程序中，每个工匠都要发挥他们的那个行业中熟练的个人技术。是他们每一个勤奋努力的艺术成果。最后印好的版画由喇嘛开光加持，才能成为一幅具有加持力的精美完好的版画。就可以用来修法时供奉、颧相或者用来做唐卡画的底本。
   总之，从历史的纵向横向看，德格印经院版画既保存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又不断吸收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是不可多得的藏传佛教绘画作品，其中所包涵的艺术性和文化价值有待于我们去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德格土司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已成为历史。历任德格土司也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德格土司及其创造的文化对藏族文化的发展有着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德格印经院的保护和利用，为现今如火如荼的旅游开发提供了充足的文化源泉，也促使藏族文化得以在旅游大潮中继续传承和发扬下去。
参考文献：
1、根秋定孜主编：《德格印经院藏传木刻画集》，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
2、根秋定孜主编：《唐拉泽旺作品精选》，四川民族出版社，2006年。
3、噶玛降村：《浅谈德格印经院及其藏版》汉文，《西藏研究》1994年，第1期。
4、噶玛降村：《德格印经院的刻版印刷术》《东方艺术》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