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勒博士访谈记

　　甘孜州农奴的孩子——格勒出生时,恰逢甘孜州社会进行变革,之后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和第一个藏族博士,在藏学、人类文化学等多个领域建树颇丰。

　　回首甘孜60年的发展历程,人们总会提及这位“甘孜之子”,甘孜人民把他放在心里、挂在嘴上,每他回乡之时,乡亲们都会捧着甜美的青稞酒和吉祥的哈达去迎接他。格勒博士的心中也时常惦记着家乡,他的亲人。无论是到国外讲学还是在和友人交谈,他都会提及家乡的变化。家乡的现代化进程更是格勒博士关注的焦点。

　　喜逢甘孜建州60周年,本刊特邀记者采访格勒博士,听闻他的真知灼见,寄托一份我们对甘孜未来发展的美好心愿!

　　此前记者没有见过格勒博士,但对他一点也不陌生。我们最常提及格勒博士的是从《西藏一年》一片播出后(格勒博士为此片总监制)。这部人文纪录片已在世界上40多个国家播出,让很多人了解了一个真实的西藏。而熟悉格勒博士的人都知道,格勒博士的著作是很多藏文化研究者深入藏文化腹地的引路标。记得 1995年,格勒博士参与的中国藏学中心重点科研项目的成果《西藏家庭四十年变迁》一度成为我下乡采访的参考书籍。此番为了采访格勒博士,在做案头工作时,我翻阅格勒博士丰厚的学术成果时,不由感悟自己也只触及了格勒博士学术著作的冰山一角。

　　8月的一天,在树荫遮蔽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驻拉萨工作站,记者见到精神矍铄的格勒博士时,他正在从容有序地处理着种种公务。听博士娓娓道来其成长的经历,记者不禁感叹:博士 60年的经历,恰如美丽的甘孜经历的破蛹化蝶、沧海桑田的巨变。

　　格勒童年记忆中的甘孜故乡

　　格勒博士对记者回忆道: “我母亲说不清楚我是哪一年生的,只知道是解放军进藏那年,也就是1950年。我的印象中,我懂事的时候已经有公路、公共汽车等等。这样说来,甘孜州60周年,我也是60周岁。那时我们叫公共汽车“拉瓦噶真”,就是你给他钱他就让你坐。我对飞机也有印象,我们叫飞机“朗株”,就是天上飞的船……

　　这一年,在格勒博士心中真正烙下的印记是他命运的改变。母亲寄托在格勒身上的梦想是,他能从小到寺庙学经,长大后成为一名“格西”。为了这一梦想, 5岁时,格勒就被母亲背到白利寺报名当喇嘛,但是因为年龄太小,只能回家暂住,后又被送到给领主管理经堂的喇嘛处学藏文。

　　读书的梦终究没有依靠出家来实现。

　　1956年,家乡开始了民主改革,区政府办起第一所小学校的时候,盼着儿子靠读书换得出息的母亲,拉着年幼的格勒走上三四公里路,第一个到政府办的绒坝岔区小学报了名。

　　这一步是铺垫格勒通向知识殿堂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许多和他同龄的甘孜孩子都背上书包进入了学堂。进入寺庙当喇嘛这条路不是唯一认字读书的途径了,昔日农奴的孩子也能在朗朗书声中享受读书的乐趣了。

　　格勒博士说: “我读小学时,我的老家开始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这个改革是连我们学生都要参加的,相当于内地的斗地主、分田地,到处都在开斗争会,到处都在分田,像我们家呢,没有房子就分到了最好的房子,父母一辈子希望我读书,唯一的一个儿子、男人,所以我也有机会读书—这个情况呢对很多人都是一样的,这样呢,社会实现了平等,很多人有了生产资料,可以自给自足,最后发展到我们姐姐这样的年轻一代的,通过民主改革,入团、入党,当生产队长……”

　　格勒读小学时,一场社会改革正以“均贫富、分田地”为口号,在格勒的家乡轰轰烈烈地开展着——这场运动因其惠及广大贫苦百姓而深得民心,拥有着广泛的参与性。昔日,只能够睡在农奴主家走廊上的格勒一家有了自己家的房子,而且还是镶着玻璃窗的房子,宽敞明亮的新居让人的内心都充满希望。可以想象到当时格勒一家人是心怀怎样的热爱设计着新生活——现实告诉他们,幸福不是只有存在于虚幻的来世,人生今生就可以拥有人的尊严。

　　新中国藏族第一位博士

　　随着格勒博士在学术上造诣的加深,他取得的成果也与日俱增,他的声名远至国外。

　　1989年春季,格勒被正式被聘任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人类学系教授。随后,他多次赴美讲学,他将家乡的巨变传播到遥远的大洋彼岸。

　　有一次,在美国加州大学人类学系讲学时,格勒博士用幻灯片向他的学生展示着高原美景,其中一张是在飞机上拍摄的——白色云波中几座雪峰凸立,如同幻海中的岛屿。格勒博士告诉大家说:“这就是你们没有到过的高原。因为你们没有到过,所以云海下面发生的事情你们没法猜想。”接着,他又打出第二幅图片,是一位50岁左右的老人身着漂亮的藏装安详地坐在机舱里。他讲解道:“这就是我家乡的农民。”台下惊异之声顿起,美国学生怎么也不能相信那雍容华贵的老人竟是中国藏区的农民。

　　借着这样的讲学机会,格勒博士一次次向世人讲述着藏区的变化。他成长的经历、他的身份、他克己求实的学术精神都使他的讲述具有极高的可信性。他家乡生活的变迁就是甘孜州变迁的最好例证,他的成就也是甘孜州的成就之一。

　　格勒成为藏族第一位博士既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有其客观性——没有甘孜州的民主改革就不会有农奴的孩子上学的机会。而个人的经历也是格勒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他泡在图书馆的时间永远比别人多,他西行阿里,北上藏北草原,南下被称为“藏族起源的摇篮”的山南地区,东行昌都及云南、青海、甘肃诸省的藏族自治州,几乎走遍了整个藏区的城镇乡村,丝毫不顾及健康受损、身体不适等状况,相继完成了《藏北牧民》、《西藏家庭四十变迁——西藏百户家庭调查报告》、《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化》等学术著作,开拓了藏学研究领域的空间,提升了藏学研究的水平。

　　格勒博士说:“如果没有民主改革,我不可能成为藏族第一个博士,我愿意凭借自己学习的东西,自觉地为西藏,为国家民族团结做点事情,这不是宣传,这只是我的一个人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