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古代传统体育项目中，有一种骑在马上以杖击球的运动项目——马球。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吐蕃赛马、马术的发展，出现了需要高度技巧和严格训练的马球运动。随着这项运动在吐蕃的广泛开展，并使马球传入唐朝，流行于中原地区。

马球这一运动形式除了马以外，主要器械为球和杖。其中的球仅如拳头大小，是用质量轻而韧性的木料制成，中间挖空，外边涂上颜色。而打马球的棍子叫“球杖”、“鞠杖”。马球运动是一项竞技性和娱乐性很强的体育运动项目，古称为“击鞠”，它又和古代以骑兵为主的作战形式极为相似，既可锻炼军人的身体素质和培养机智灵敏的反应能力，又能提高策马作战的技巧，有利于作战水平的发挥。

藏族从古自今称球为“波罗”。对这个词，学者们的意见不一，有的认为这是波斯语；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系由古藏语演化而来，马球源于西藏。①著名藏学家王尧在他的《马球（polo）新论》中指出，马球最早起源于吐蕃，这一点从藏族最早的一本词汇集《翻译名义大集》中可以得到确认，成书于公元八至九世纪的这本书就载有“polo”一词，即是说在藏文中也有“polo”一词，在这之前，美籍德国学者劳弗尔：（Bertnod Laufer1874-1934）他在《藏语中的借词研究》（载M《通报》1916年卷）一文中说“在（英语中）我们最有意思的藏语借词是polo，马球戏。《本世纪词典》和《大英百科词典》都认为它出自藏语。”应琳也在《英语中的藏语借词》一文中指出：“‘polo’是从藏语的一支方言借入英语的，有时与英语词ball连用，作polo-ball，ball用来说明polo是一种球或一种游戏”。而polotist则是“马球队员”。对此,阴法鲁教授已于五十年代著文做过详考，指出：“马球之戏”藏语谓之“波罗”，唐代所谓之“金波罗”当即指此而言。……欧美及阿拉伯语称“球”为“颇罗，”均源自藏语。（载《历史研究》1959年6月号）从这些学者的论述来说，马球理应当是起源于吐蕃。当时的吐蕃是以牧业为主的马背民族，会骑马成为人们生存与争战的主要方式，在马背上开展各种技巧的马上运动，成为当时人们的娱乐方式。使 “波罗”球成为在马上玩的一种运动形式，并形成吐蕃广泛开展的马球运动。马上运动仍然是今天西藏最普及、最激动人心的体育项目。从马上拾哈达、马上射击等项目的一些动作中，不难看出它们与马球运动的“亲缘关系”。这与藏民族自古是马背民族是分不开的。

据《敦煌写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略》记载，吐蕃王子从小就得学习骑马。吐蕃当时处于内忧外患，又受外来的威胁，为扩充疆域，增强吐蕃实力，加强对青藏高原的统治，除采取一些防范措施和扩大军队编制以外，还建有强大的骑兵部队，特别重视军队体育运动和习练马术，以加强军事训练。其中马球运动作为一种经常性的军事体育项目在吐蕃王朝军队中蔚然成风。赤德松赞时，已非常注重对于作战英勇之士的褒扬与升授，并且注意对他们的培养，教以善良、正直二事，对军士教以谋略武艺，注重从马球运动中培养和选择骑兵人才，这样不但为统治阶级搜罗了一批性格武勇剽悍的骑士，还给技艺高超的运动员创造了以马球运动晋升仕途的机会，从而在客观上激发了许多军人参加马球运动的积极性，促进了吐蕃马球运动的发展。所以，对吐蕃来说，马球运动是较为突出的一种重要的军事体育训练项目，马球运动成为当时提高骑马作战技能的好方式，使马球运动在军队中异常活跃。随着吐蕃马球运动的开展，使这项在当时带有军事性质的运动走出了吐蕃疆域，由吐蕃传入唐长安，并向中原一带扩展，吐蕃马球的魅力使后来唐朝朝野上下竞向趋之。

不少学者认为，西藏当是马球传入汉族地区的途径之一。从有名的长安马球赛，可了解到唐和吐蕃马球赛的盛况。②史书《封氏闻见记》载：景云中,吐蕃遣使迎金成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尚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这是一场由吐蕃球队与唐宫廷队举行的一次马球对抗赛，而且皇宫队输了。这说明吐蕃球队具有较高的球技。时元（玄）宗为临淄王, 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元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其都满赞咄,犹此仆射也。中宗甚悦,赐强明绢数百段。即是说：709年，赤德祖赞遣使者尚赞咄、敏悉猎向唐朝为赤德祖赞求婚，唐中宗允嫁金城公主，并在蓬莱宫大殿请吐蕃使者观看马球赛。吐蕃使者要求和唐比赛。中宗先让宫中供奉与赛，决数局吐蕃皆胜。当时临淄王李隆基等与吐蕃使者队比赛，互有胜负。唐中宗大喜，欲与皇后、公主、大臣等赋诗联句。敏悉猎也要求参加联句，韵律严谨，才思敏捷，并作结句云：“玉酿由来献寿觞。”中宗大悦，赐给敏悉猎以衣服等。这里真正把宫廷球队与吐蕃球队两队不同民族的对抗赛情景再现出来了。③当时比赛的盛况唐代诗人沈全期作诗赞云：“今春芳园游，接武上琼楼。婉转逐香骑，飘摇拂画球。俯身迎未落，回逐傍流,只为看花鸟，时时误失球。”唐代诗人杨巨源在《观打球有作》中也写道：“新扫球场如砥平，龙骧骤马晓光晴。入门百拜瞻雄势,动地三军唱好声。王勒回时沾赤汗,花鬃分处拂红缨。欲令四海氛烟静,杖底纤尘不敢生。” 唐诗还记有：“侧身转臂看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又说：“击鞠（即球）由来岂作禧,不忘鞍马是神机,牵缰绝尾施新巧,背打星球一点飞。”蔡孚亦为诗云：“金键玉凿千金地,宝仗雕文七宝球。”（按：马球手乘马,手持球仗,驰击用革或木所做之球,球上涂色雕纹,谓之“七宝球”）马球自吐蕃传到唐朝，成为唐宫廷的热门游戏，出了好几个球迷皇帝，唐玄宗在年轻时就是个“深夜打球不知归” 的球迷。

到唐太宗时，马球运动有了更大的发展，太宗十分重视马球运动的开展，曾下令让唐人向西蕃学习打球。《封氏闻见记》载：“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曾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胡（指蕃人）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蕃疑朕爱此,骋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球以自诫。”看来焚球并未戒球，禁止一种体育活动并非那么容易，尤其当它带有群众性的时候。在《封氏闻见记》中还提到“太宗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即是说，长安城里，西蕃人爱好打球，唐太宗是早有所闻的，下令让唐人向西蕃学习打球。唐太宗令习打球，是对少数民族文化及外来文化能采取兼收并蓄这一正确政策的必然结果。唐太宗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同时也是从我国历代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的历史教训中，找到了如何对待“戎”、“狄”的妥善办法。所以，当唐太宗听见有西蕃人打球时，觉得它有利于提高骑马技术（唐太宗十分重视骑马的），也有利于克服“贵中华，贱夷狄”的弱点，便有“比亦令习”之举。“比亦令习”不但说明了唐太宗是一位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君主，而且也反映了在唐太宗以前，唐代长安城里除了西蕃人打球以外，再没有其他人骑马打球这一事实。“比亦令习”的结果，首开了唐人打球的风气，这标志着马球运动在唐代的兴起。由吐蕃传入唐朝的马球已设有球门，双方4-10人参赛。骑手盛装，骑骏马，手执4尺长头形月牙拐的藤杖，争击一枚朱红漆的圆球。马球后来被唐朝作为训练骑兵的“军中常戏，”因而“虽不能废”。1972年在乾陵发现的唐章怀太子李贤的墓,其墓道西壁上即绘有完好的彩色马球比赛图,可见吐蕃马球在汉地影响之深。④

吐蕃另有“骑马之戏”,在长安也受到皇室官员的赞赏,此“骑马之戏”似即马术。桑耶寺落成时举行过盛典,其间即有精彩马术表演。据《全唐诗》（卷二）载：“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正月五日,移仗蓬莱宫大明殿,会吐蕃骑马之戏,因重为柏梁体联句”,当时吐蕃重臣名悉腊也赋诗联句。⑤

关于吐蕃马球传入唐长安的情况，《封氏闻见记》载：自松赞干布以来，吐蕃曾大量派遣学子在唐长安“国学”就读，于是这些学子将马球技艺带入长安，并传给唐人。史书《新唐书·吐蕃传》有一件有趣而有力的材料：“显庆三年，（吐蕃）献金盎、金颇罗（金马球）等，复请婚。”吐蕃藏族献马球说明，一是因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嫁于吐蕃二王，两地间使者往来频繁，经济文化密切，马球正是在这时期传入唐朝，也反映了历史上藏汉和亲与民族团结的意义。隋唐史研究专家韩国磐教授在《唐朝时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一文中说：“吐蕃人喜欢打球，当时汉人球艺系从吐蕃学来，至少也是汉人学打球的对象之一”。“所以，不仅汉人文化大量输入吐蕃，吐蕃的文化艺术对汉人也很有帮助。”（见《隋唐五史论集》）二是吐蕃时期，马球运动曾盛极一时，吐蕃马球水平的高超当时闻名遐迩，马球作为一种体育活动受到普遍重视。《资治通鉴》的作者就充分肯定了唐中宗李显在推动唐代马球发展中所起的影响和作用。书中说：“上（指唐中宗）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卷二百零九，景龙二年）在唐中宗的影响下，一些皇亲国戚、达官贵人，都投身马球活动，而且球技都很好。

唐中宗以后的唐朝历代皇帝也都重视马球运动所具有的军事训练的特殊意义和作用。把马球运动作为当时提高官兵骑马作战技能的好方式。据《新唐书·兵志》记载：“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增至七十万六千。”军队在各地修筑的马球场地很多，有的可容纳上万士兵住宿。如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军事重镇——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名城，唐朝在敦煌地区驻守有大量军队，修筑有多处马球场。敦煌遗书P·3239《甲戌年邓弘嗣补充第五将头牒》记载“领步卒虽到场，列阵排军，更宜尽忠而效节。”在敦煌遗书中还有许多关于归义军马球场管理中所支出的账目单。⑥《温汤球赋》记述唐玄宗在诏令中充分肯定马球运动所具有国防和治安的双重意义：“兹艺精炼，古来罕见；宇今斯成，伐谋足擅。可以震叠戎狄。康宁宇县。”军队中除了日常性的马球活动之外，每年还利用冬闲时节，在临潼组织军士举行大规模的马球表演，以此作为全国性的示范。唐德宗李适在位时，韩愈写的《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一诗说：武宁节度使张建封率军驻守徐州，每天黎明时分，组织好士兵的百来匹军马，在方圆千里、平坦如砥的球场上进行马球比赛，场面惊心动魄。韩愈诗中认为“此城习战非为剧”。唐代诗人扬巨源《观球有作》一诗对军队中马球活动作了肯定，说“亲扫球场平如砥”，“动地三军唱好声”，所以这样，是“欲令四海气烟静，杖底纤尘不敢生”。⑦

然而，西藏古代的马球运动从吐蕃开始，传到唐长安后演绎出了许多故事，流传下来不少诗篇。遗憾的是，吐蕃时期的马球，这项曾使唐朝“朝野上下竞向趋之”，又令人心动的马球运动在后来消失了，而且在西藏各地寺院壁画中对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如抱石、摔跤、赛马、射箭、武术、气功、杂技、游泳、赛跑、棋类等均有形象描绘，而作为王者的马球运动却在各地寺院壁画中不见其踪影，在藏文史料中我们也很难找到与吐蕃马球运动的更多实证。马球运动在西藏的消失成了千古之谜。它是怎么消失的？在西藏各地寺院壁画中又不见其踪影，也许永远是一个谜。更有待于藏学家和体育史学家的考证研究。

注释

①②关东升主编《中国民族文化大观（藏、门、珞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238页、第238页。

③参见《封氏闻见记》和《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第389页（范学宗、王纯洁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④⑤黄灏《唐代汉藏文化交流》载《藏学研究文集》 ，民族出版社，1985,第212-213页。

⑥⑦林琳《唐宋军队的马球运动》载《文史杂志》，2002（2），第70页，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