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塔尔寺大金瓦殿的格萨尔王壁画[①]

       内容摘要:《格萨尔》壁画是《格萨尔》文化艺术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格鲁派的重点寺院之一塔尔寺大金瓦殿内绘有格萨尔王壁画,在学术界享有名誉,但至今未有该壁画的绘画年代、风格、内容等方面的阐释。因此,本文[②]通过实地田野调研的方法,搜集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对格萨尔王壁画艺术作了初步的解析。
       关键词:格萨尔王;壁画;解析

       众所周知,《格萨尔》壁画是藏族《格萨尔》文化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要绘画在寺院和一些高僧大德家中。从事《格萨尔》图像艺术研究多年的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杨铭嘉介绍,“《格萨尔》图像艺术可分为格萨尔唐卡、面具、壁画、石刻、雕塑和插图等几个传统类型。”[③]我们从历史遗存看,壁画和唐卡具有独特的传统工艺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方面占据重要地位。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传教士们在拉达克地区发现了有关《格萨尔》的壁画”[④]。这些壁画除在中央画有英雄人物格萨尔之外,还绘有岭国妇女和英雄,以及天神形象比如南曼嘎毛等。据当地人的说法,这些绘画大多绘于1842年(多格拉战争)之后。《格萨尔学刍论》中记载,“1930年前后,著名民族史学家任乃强进入炉霍考察时,在格聪活佛的私寺中见到了一幅巨幅壁画,从描述的内容来看是关于《霍岭大战》的绘画。……内容情节以主神为中心形象,然后展开史诗情节的绘画在早期发现的唐卡中也是比较多见的。”[⑤] 据有人介绍八世达赖喇嘛时期(1662—1777),罗布林卡内的龙智花园中的措基宫殿内绘有赛马称王、北方降魔与征服霍尔等壁画。[⑥] 以上论述能体现《格萨尔》壁画以《格萨尔》史诗流传地区非常流行,四川色达县色尔坝拉则寺在百年前建造的格萨尔小殿中绘有格萨尔壁画,至今完好无损。
       一、格萨尔王壁画的绘画内容
       塔尔寺[⑦]壁画是藏传佛教艺术品之一,是最富有特色的一种艺术形式,被称为“艺术三绝”中的一绝。《格萨尔》文化专家学者徐国琼、任乃强、降边嘉措、杨恩洪、角巴东主、丹曲、李连荣、青措等在研究中提到塔尔寺的壁画,然而没有详细的表述。格萨尔王壁画绘画在塔尔寺大金瓦殿三楼北门左方的外回廊墙壁上,是在墙面上嵌上木板刨光处理,用胶和石膏合成的白浆打底绘画的单幅壁画。涉藏省区流传的格萨尔王图像多为天神之子,英勇威严、神通广大、为民除害,造福百姓,保家卫国的形象,以骑马征战的场面为主,“侧身骑在左向奔驰的赤兔马身上。他身穿铠甲,头戴战盔,盔顶旗幡迎风招展,左手持长矛,右手握马鞭,左悬弓鞘,右挂箭囊,足登战靴,一副英武战将的恣态。赤兔马身备黄色金鞍,鞫鞯齐全,左向奔驰在莲花座上,背上载着神态功武的格萨尔。”[⑧]而塔尔寺大金瓦殿的格萨尔王壁画的背景为祥云,神态以文,脸型丰满,肤色洁白,扬眉瞪目,山羊胡须,神情自若,盘坐在宝座上,头戴孔雀翎和日月的毡帽,内穿绿色衬衣,外穿红底金色叶子法衣,披白底浅金色叶子披风,胸前配有圆光镜和金刚杵。右手持珍宝,左手自然下垂,前方供有在木质聚宝盆中的火焰宝,聚宝盆右下角供有海螺,左下角供有火苗,壁画下方标有藏文的“?????????????”格萨尔王四个字。整个壁画高为117厘米,宽为48厘米,成为了既是客体化了的崇拜对象,又是美化寺院建筑的装饰品。与普通的图像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格萨尔>与藏族绘画》中,“人现正面,左手持旗子,右手执如意鞭,身穿护身甲,肩披红彩带,腰配宝剑,背插长矛,红缨迎风飘扬,头戴铁盔,盔顶加配连环宝珠,预珠旁高插令旗,跨下赤兔马,马现侧身红鞍鞯红辔红缨,颈吊银铃,尾打环结,四蹄彩云缭绕,势如凌空飞驰,人马精神抖擞,虎虎有生气。”[⑨]《格萨尔煨桑颂》中记载,“军队之王格萨尔,乳白色身发金光;头戴无敌珍宝盔,上插鹏翎和旗幡;额间日月放光辉,身穿宝铠光闪闪;黄金镶嵌铠甲领,美丽战袍织锦缎。左手握着犀利长彩矛,指向天空唤神兵。右手握着吉祥如意鞭,挥向虛空唤熬兵。两足踏着白银镫,呛呛发响唤厉兵。右挎猛虎咆哮囊,内插神威霹雳箭。左悬金钱豹皮袋,内放雪白宝雕弓;杀敌宝剑放袋内,开山巨斧囊中藏,胯下骑着赤兔马,华丽屉毡软绵绵。宝驹四蹄压大地,召唤龙兵罗刹兵,十三战神绕左右。大王雄兵光照人。”[⑩]而塔尔寺大金瓦殿的格萨尔王壁画区别于民间流传的图像,以神态文的形象勉唐的画派绘画。
       二、格萨尔王壁画的绘画时间
       塔尔寺的大金瓦殿是根据香萨阿切按宗喀巴大师的遗愿, 1379年,寺院周围的五部族及信徒们的支持下建成以菩提树、十万狮子吼佛画像等为胎藏的莲聚宝塔。1622年,按三世达赖索南嘉措生前遗愿,重新翻修宝塔,依当时西藏佛塔式样改建成菩提塔型,并建房覆顶,正式成为塔殿。
       那么大金瓦殿三楼的格萨尔王壁画的绘画年代什么时候呢?应该从修建大金瓦殿三楼后绘画,这是毋庸置疑的。据资料显示,“土鼠年(公元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由青海蒙古和硕特部亲王扎西巴图尔,郡王额尔德尼济农及千户索南扎西等人作施主,进行扩建塔殿。金兔年(公元1711年,康熙五十年),郡王额尔德尼济农再次施黄金一千三百两,白银一万二千两,由第十八任法台却藏·洛桑丹白坚赞主持,派泽东夏茸·罗桑端月却吉坚赞等负责管理,请来内地祁铜匠等技术工匠将大殿扩建为15根柱子的3层重檐歇山顶式宫殿建筑,将瓦顶改建成镏金铜瓦。法台出资制造了以坛城为主的一些供器,和500修密僧人一起举行了开光大典。自此大殿始具规模,并有了赛尔东钦莫(大金瓦殿)之称。” 随后大金瓦殿进行了三次重新修建,《青海塔尔寺维修志》[11]中记载:“第二十四任法台参卓堪钦·格敦端智在任法台期间,欲在大金瓦殿脊安装金顶和吉祥宝瓶,派人将自己的意图以文的形式呈报了当时任西藏郡王的颇罗鼐·索南多杰,郡王披阅了呈文后欣喜万分,随即施白银二万七千两,并派遣以管家喀措哇为首的一批能工巧匠,从1739年农历6月启程,9月抵达塔尔寺,立即组成一个施工作坊,从12月3日开始动工建造,3个月完成了抽换二层的一些房木,重新修建第三层的工程。金猴年(1740年)正月初五日开始,洛丹昂仁拉隆泽巴负责制作铜瓦和铺设铜瓦衬木的工作,冉旦做冶金、煅金、磨金、鎏金,殿顶全部铺上鎏金铜瓦的工作,至4月全部完成。以工匠饶喜旦正才昂、绘画师才让为代表的30名工匠于9月5日来到塔尔寺,从8日开始镀金,绘画壁画,彩绘梁柱、枋木、斗拱、桁条、飞檐、门窗等。”于1741年(金鸡年正月初十)全部工程完工,正月十三、十四两日举行了盛大的开光仪式,并设宴招待西藏施主及大小工匠和负责人,邀请了各大寺院的住持、堪布及各类管理人员,仪式上举行了精彩的歌舞表演。
       “木猴年(1824年)2月,阿嘉等活佛筹资白银二千五百两,由索尔加管家和阿嘉侄子二人负责,维修墙垣、绘画壁画、四角飞檐上安装藏语称“曲森”(即镏金鳄头),屋檐铜制镏金莲瓣饰、四角风铃等。木鸡年(1825年)9月23日,法台、退任法台当彩活佛、医药学院堪布等举行了开光仪式。”
       “1926年2月,九世班禅罗桑图丹却吉尼玛大师驻锡兰州时,派司膳堪布到塔尔寺,给大金瓦殿佛前献十九两黄金制造的金灯盏。1935年4月12日,大师亲莅塔尔寺,首先在大金瓦殿内献千灯(点燃千盏酥油灯称千灯或千供)。9月份,施银元一万枚,金箔(叶子金)万余张及各色上等矿物质颜料,请了黄南地区五屯绘画艺人将大金瓦殿彩绘一新,用银元一万枚和各色颜料制作了狮子吼晒大佛的佛像一幅,9月7日,在晒佛坡前为新制佛像作了开光仪式。”
       以上资料中显示,1711年、1740年、1824年、1935年等四次重大修缮,每次重修都邀请绘画艺人进行了壁画的绘画。比如,1740年邀请了工匠饶喜旦正才昂、绘画师才让为代表的30名工匠;1935年邀请了黄南地区五屯绘画艺人。在资料中无法确定格萨尔王壁画绘画时间,一段时期在格鲁派各大寺院里排斥和阻止在寺院阅读《格萨尔》史诗部本。“公元10世纪出现许多割据政权后,后弘佛教也出现了教派支系,宁玛、萨迦、噶举等教派竞争发展中,也出现过运用民间格萨尔说唱形式,以宣扬自己教理者有之,但是搀杂佛学之类也没有改变格萨尔主题。所以那种形式也只能是有总结试图利用一面,不能认为是宗教文学。如属宗教之艺格鲁派寺院中不能说唱格萨尔故事的禁令会成为反佛行为,那自然是天大的过错。再说在国外的部分早已改信了伊斯兰教的居民中,不会仍挂格萨尔身像恭听其故事了。”[12]当时误导在格鲁派寺院中禁止阅读《格萨尔》史诗时期应该是篡改贡唐·丹白准美(1762～1823)的经典而民间流传开始的,因此,我们可以排除1824年后绘画。这里需要澄清的是贡唐·丹白准美的经典中未能找到该叙述,不再详细赘述。那么我们可以依次推断格萨尔王壁画最晚也是1740年绘画的。
       黄南热贡郭麻尔的文物收藏者仓旺更登丹巴看了格萨尔王壁画说,“应该是十九世纪,属安多地区流行的勉唐画派。”[13]
       著名学者徐国琼说,“十九世纪藏族著名学者玛哈班智达·米庞(1840-1912)也写过类似的《格萨尔王煨桑颂》。人们把格萨尔这位英雄神格化,向他煨桑(烧香)祭奉。”[14]在塔尔寺格萨尔王壁画的出现产生了不同的两种民间传说,修建大金瓦殿时,殿堂的大梁多次未能上梁,祈求很多地方神也未能上梁。当时按照塔尔寺一位高僧大德的要求,祈求供奉了格萨尔王后如愿上梁,殿堂修建完成后为了纪念并供奉格萨尔王,在殿堂三楼外回廊墙壁上以地方神的形式绘画了此佛像。
       另一种传说是,当时在塔尔寺地区人们的生活不得安宁,诸事不顺,有一个妖魔在作怪,为了降服妖魔,平安和谐,绘画格萨尔王壁画,格萨尔王作为战神供奉祭拜,从此消除了灾难。以上两种传说是塔尔寺的高僧大德口述和民间的传说记载。史诗《天岭卜筮之部》中叙述,格萨尔原是天神白梵天王之子,因为人间妖魔横行,黎民涂炭,天神不忍黎民受苦才派神子下凡拯救黎民的。因此,塔尔寺是以战神的形式供奉的,藏族著名学者米旁·朗吉嘉措[15]把格萨尔当成佛教的护法神,为了供奉格萨尔王著作了《敬奉格萨尔颂词》,“认为格萨尔有四种形象,即:国王、护法神、本尊、英雄,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文、武、权、胜四种形象,不同的时候,他以不同的面貌岀现,起不同的作用。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降妖伏魔,宏扬佛法。”[16]该书中还论述了怎么供奉格萨尔,准备哪些供品,念哪个经,举行哪些仪式等内容。西德学者自马茨仁也曾写道: “在德格,格萨尔被人们奉为战神。在这个地区十分流行崇拜格萨尔。几乎家家都有格萨尔的塑像和画像。”[17]在涉藏省区,《格萨尔》史诗流传地区以史诗化讲述故事,神格化供奉祭拜,这是很常见的。
       如果该传说为依据,格萨尔王壁画的绘画年代追溯为1711年(金兔年,康熙五十年)。当时,“郡王额尔德尼济农再次施黄金一千三百两,白银一万二千两,由第十八任发台却藏·洛桑丹白坚赞主持,派泽东夏茸·罗桑端月却吉坚赞等负责管理,请来内地祁铜匠等技术工匠将大殿扩建为15根柱子的3层重檐歇山顶式宫殿建筑,将瓦顶改建成镏金铜瓦。法台出资制造了以坛城为主的一些供器,和500修密僧人一起举行了开光大典。自此大殿始具规模,并有了大金瓦殿之称。”[18]1711年,已扩建了大金瓦殿的三楼,那么格萨尔王等壁画应该是当时绘画完成。
结束语
       上述论述认为,研究《格萨尔》壁画要解析塔尔寺大金瓦殿的格萨尔王壁画是必不可少的课题,是具有独特风格的《格萨尔》壁画,常见的格萨尔形象文、武、权、胜四种中以文的形式绘画,作为战神供奉、祭拜。绘画时间以民间口述为依据,应该是初次修建大金瓦殿三楼时所画,是1711年。当时,填补了《格萨尔》图像以“文”形象所绘画的空白,为研究佛教文化艺术及藏族壁画提供了珍贵资料,具有艺术、欣赏、收藏、研究等价值。

参考文献:
[①]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雄史诗<格萨(斯)尔>图像文化调查研究及数据库建设》阶段性成果,2017年11月立项,项目批准号17ZDA160。
[②] 2018年4月3日与青海省《格萨尔》史诗研究所副研究员巷欠才让等一行3人赴塔尔寺考察调研格萨王尔壁画。2018年4月19日与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诺布旺丹、青海省《格萨尔》史诗研究所所长黄智等一行4人再次调研。
[③] 邓之湄,《多学科视角丰富格萨尔文化研究》 [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 8 见
[④] 石泰安,《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研究》[M],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2-123页。
[⑤] 李连荣,《格萨尔学刍论》[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42-43页。
[⑥] 益希旺姆整理,《征服魔国》[M],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前言。
[⑦] 塔尔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也是青海省的名胜古迹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⑧] 徐国琼,《格萨尔唐喀》,《格萨尔学集成》[C],第四卷,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3080页。
[⑨] 丹曲,《<格萨尔>与藏族绘画》[J]《西藏研究》,1997年第一期,第94-95页。
[⑩] 赛什喀·耿东额主嘉措,译文载《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第八集。
[11] 杨贵明、景朝德编著,《青海塔尔寺维修志》[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11页。
[12] 黎宗华,《关于藏族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J],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三期。
[13] 2019年3月28日通过手机微信采访。
[14] 徐国琼,《格萨尔唐喀》,《格萨尔学集成》[C],第四卷,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3081页。
[15] 米旁·朗吉嘉措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人,居噶寺的活佛,属红教派。他博学多才,一生著述甚丰,在佛学、历史、语言学,文学等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
[16] 降边嘉措,《藏文文献中的<格萨尔>》,《格萨尔学集成》[C],第三卷,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1663页。
[17] 徐国琼,《格萨尔唐喀》,《格萨尔学集成》[C],第四卷,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3079页。
[18] 杨贵明、景朝德编著,《青海塔尔寺维修志》[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11页。
来源:中国社科院《格萨(斯)尔》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民族艺术研究所编《国故融新知——格萨尔史诗学术七十年》,2021年3月,西藏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巷欠才让,笔名恰嘎·觉如,男,藏族,中共党员,青海省文联格萨尔史诗保护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任青海省青年联合会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社科界别副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曲艺家协会、青海省专家人才联合会等13个协会的会员。主持参与国家级项目17项,其中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国家级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项目1项、自主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部项目、青年项目等10项。发表论文46篇,出版著作3本、古籍整理7本,媒体上发布文章、消息70余篇。获得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项等科研成果奖及相关荣誉奖22项。应邀参加“首届全国青年藏学研讨会”等学术会议40余次,参加“青海省‘四个一批’优秀人才培训班”等11期培训班。2016年入选青海省“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培养拔尖人才;2018年入选青海省文化名人暨“四个一批”优秀人才;2019年青海省人民政府授予“青海省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2021年入选青海省“昆仑英才·高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领军人才;2021年入选国家级人才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