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关大捷后,战士们在欢庆胜利。　　　新华社发

▲这是1945年8月21日,日本投降代表下机后乘坐插有白旗的降车,绕场一周示众。“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落芷江”。今年4月,位于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首次对外公布日本在芷江投降的多张彩色照片,这些照片由当年美国飞虎队队员约瑟夫·德拍摄。　新华社发　

▲江西德安万家岭大捷纪念园浮雕。

▲台儿庄,李敬善房子上的弹孔。

然而,70年前的一场战争把千千万万像他们这样的普通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也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命运。

70年后,101岁的张正国住在湖南芷江木叶溪村的木屋里,偶尔还会梦见打仗,大喊“冲啊”。而在河南信阳的长台关乡,98岁的胡利东在自家堆满蜂窝煤的砖房里,历数当年战友的名字。

“那几年,我把这辈子的仗都打完了。”胡利东说。张正国则感慨:“要是当年打仗死了,也就看不到今天的好日子了。”

从白山黑水到长城内外

打响第一枪

1931年,父母早亡的张正国寄住在叔叔家。14岁的胡利东还在和三个小伙伴一起放牛。

在遥远的欧洲,德国魏玛共和国的经济危机正促使各阶层矛盾不断激化,两年后希特勒上台。

在中国东北,日本军国主义已开始行动。1931年9月18日,日军入侵沈阳,进而占领东三省。

日本染指东北的目的在《田中奏折》中写得很清楚:“我对满蒙之权利如可真实地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为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

“九一八”成为一个被历史铭记的日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说,东北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日本是最早形成的战争策源地,日本点燃了法西斯对外侵略战争的第一场战火,中国人民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

从义勇军到抗日联军,东北抗日力量与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年的斗争。抗联领袖赵尚志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赵尚志的老父亲没有落泪,平静地对家人说:“我死后,在我坟前戳个板儿,上面写上‘赵尚志之父’五个字足矣。”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朱成山统计,东北14年抗战中,有70位以上的中共将领献出了生命。“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实属罕见。”

1932年,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事端。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

“西方对日本干涉上海的行为感到震惊,认为这是侵略。”美国学者唐纳德·乔丹在《China's　Trial　by　Fire》一书中写道,“然而世界范围内严重的经济衰退、随之而来的军队缩减以及牵扯到遥远而复杂的中日对抗中的不情愿态度,使得他们没有阻止在上海的日军。”

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总指挥是蒋光鼐。今年80岁的蒋建国保留着当年父亲发出的电文复印件。这份《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写道:“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19路军全是步兵,武器落后,士兵多是广东人,穿着草鞋短裤。”蒋建国说。

后来,蒋光鼐给1932年底出生的女儿取名“蒋抗日”。

不久,抗日枪声也在华北响起。1933年3月到5月,中国军队在长城一线抗击侵华日军进攻。

少将旅长高建白之子高振宇从父亲的笔记中看到这样的记录:“冷口防线上黄风阵阵刮起,黄沙弥漫,飞速地扫射着我们”,然而,“官兵士气高涨”。

“几处高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来回拉锯。每次拉锯,都有一批勇士倒下。”高建白写道。

大刀成了长城抗战的象征。赵登禹将军的女儿赵学芬回忆,父亲组织大刀队夜袭日军阵地,“日军当时死伤惨重,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脑袋就掉了。”

如今,将士们奋战过的这片土地满目苍翠,唯城墙上斑驳的弹孔提醒后人这段历史。

1933年,张正国参了军。三年后,放牛娃胡利东也和三个小伙伴一起当了兵。

从卢沟烽火到百团大战

中国孤军奋战

　　蝉鸣声中,卢沟桥矗立在北京西郊的永定河上,桥上石狮形态各异。这一有着八百多年历史的古老建筑仍然吸引着各地游客。

　　然而胡利东记忆中的卢沟桥则是另一个样子。

　　“桥很宽,上面可以走好多坦克。”这位河南老兵回忆道。1937年7月,他随部队驻扎在卢沟桥外。

　　关于“七七事变”,历史是这样记载的:7月7日夜,日军一部在卢沟桥附近借“军事演习”之名向中国驻军寻衅,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此要求被拒绝。日军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动攻击并炮轰宛平城。中国第29军奋起抵抗。

　　“七七事变”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

　　两年后,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全面爆发。“中国是最早抗击轴心国侵略的国家。”英国历史学者拉纳·米特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写道,“早于英、法两国反法西斯战争两年之久,比美国参战早四年。”

　　这是一个落后农业国家抵抗一个新崛起的近现代工业国家之战。“步兵夏天穿着蓝灰色的棉布制服,冬天只是幸运的人有棉衣或者羊皮衣服。”安东尼·比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写道,“他们脚上穿的是布鞋或者草鞋……他们没有钢盔,除非他们能够从死去的日本兵那里得到,他们会自豪地戴上。”

　　胡利东记得,当时一个连只有两挺机关枪、二十多支步枪——那种“汉阳造”还是晚清时期的武器,“剩下的人全拿着大刀片”。因为是新兵,他拿的也是大刀。

　　战斗非常激烈。“日军用的都是三八式步枪,还有百十辆坦克和四十多架飞机,机关枪扫射像刮风一样。我们伤亡很大,一倒一大片。一个连一百六十多人上去,下来只有五六十人。”他说。

　　战斗中,曾在长城挥舞大刀奋勇杀敌的赵登禹牺牲了,29军副军长佟麟阁也为国捐躯,成为全面抗战爆发后殉国的第一位高级将领。

　　7月17日,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发表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9月,由中国共产党倡导、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胡利东所在的队伍被重新整编,成为张自忠的59军。

　　那年中秋,张正国所在的73军整装待发。“很多老百姓都在路边给我们送糖、送茶叶和月饼。”他说,包着月饼的纸上写着“抗战必胜”。

　　他们去的地方是上海。日军于1937年8月13日向这个金融商业中心发动进攻,意图三个月内灭亡中国。而淞沪会战就打了三个月。

　　“我们接到命令,不能让日本军舰进长江。”张正国说。他们在陆地上,用的是中正式步枪,一次装五颗子弹。

　　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日军占领上海,又长驱直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开始了长达六周的大屠杀。

　　很多人会用“东方的奥斯维辛”这样的字眼来形容那场劫难。英国诗人奥登1938年在《来自中国的十四行诗》中写道:“地图上可以找到某些地点,那儿人民正笼罩在邪恶中,比如南京,比如达豪。”在达豪,纳粹德国最早建立了集中营。

　　南京大屠杀后,日军南北夹击苏北的交通要塞徐州,而中国军队也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

　　张自忠带领59军到了山东临沂。

　　“当时天冷,雪过了膝盖。”胡利东说,“对面是精锐的板垣师团。”

　　由于雪大,能见度低,日军飞机无法攻击,坦克也走不了。胡利东他们就在望母山一带和日军战斗。

　　胡利东用大刀砍死了三四个鬼子。“已经顾不得套路了。敌人刺刀过来,抓住,然后就砍。”他一边比画一边说。

　　在他的记忆中,中方伤亡很大,地上的雪变成了红色。有战友倒下,一会儿血就不流了,被冻住了。

　　他的左侧颈部有一个凹痕,是在那次战役中子弹擦过留下的。

　　59军成功拖住了敌人。随后,在距临沂一百多公里的台儿庄,展开了更加惊心动魄的战斗。

　　战役于3月23日爆发,距西方战场上德国吞并奥地利刚过去八天。三天后,日军从清真寺二百多米外的中正门攻入台儿庄。而中国士兵经过七天七夜的拉锯战终于夺回清真寺,并歼灭了最后一批两百名日军。

　　居民李敬善4月中旬回城,先回来的人已掩埋了遍地的遗骸,但直到第二年冬天他家屋前屋后的土地都是黑色的。年幼的李敬善最初不知何故,直到有天下雨,地面的水变红了,他才知道,原来那是渗进地里的血,吓得不敢出去玩。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好几年,雨水才由红色变成粉红色,最终血完全渗下去。

　　台儿庄一役,中国军队伤亡失踪7500余人,歼灭日军一万余人。这是全面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1938年5月23日,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题为《一场胜利使台儿庄成为中国最著名村庄》的报道:“以其历史转折意义而闻名的小城镇有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现在又增加了一个,那就是台儿庄……”

　　事实上,台儿庄之前,中国军队就已经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领导的红军改编成了八路军、新四军。1937年9月,在长城著名关口平型关,八路军115师将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装入埋伏圈,毙敌1000余人,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

　　南京陷落后,武汉成为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中心,很多企业也沿长江撤到这座城市,曾经的战时难民晏阳初把这一转移称作“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撤退”。

　　为保卫武汉,人们拿出积蓄支援抗战。即使远在西北部的新疆,各族群众都纷纷出钱为中国军队捐飞机。

　　武汉的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一首名为《保卫大武汉》的歌曲。“我们要坚决地保卫着她,像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

　　彼时,西班牙马德里反抗独裁统治的战斗正如火如荼进行着,慕尼黑协定于当年9月签署,吞并奥地利的德国瞄准了捷克斯洛伐克。“斯大林担心来自西方德国的威胁。”安东尼·比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写道,“他开始给国民党派军事顾问。”

　　武汉会战可能是胡利东和张正国距离彼此最近的一次。

　　胡利东随部队到达信阳。他仍然没有枪,武器是手榴弹和大刀。

　　“鬼子在城里,我们夜里偷袭。”他说。最初,每个连挑出60人组成敢死队,搭梯子翻过城墙。能回来的敢死队员,有时有一半,有时只有三四个。

　　第四天,胡利东进城。鬼子从梦中惊醒,拿起枪准备战斗。胡利东面对的是一个看上去20岁左右的日本兵。他左手夺过鬼子的枪,右手拿刀从对方颈部斜削了下去。

　　当时,张正国在江西九江。他记得自己在战斗中了毒气。“一时间眼睛看不到,说不了话,失去知觉。”他说,“好多士兵都中了毒气,失去了战斗力。”

　　战斗不管白天黑夜都在持续。永修县居民李屏水看到日军投下了照明弹,“地下连针都能看见”。

　　张古山数次攻守相易。“白天,日本用飞机轰炸,炸的坑很大很多,一眼看过去一大片,有两个筛子那么大。”现年83岁的李屏水说。　

　　而在夜间,时任副旅长的张灵甫率敢死队赤膊攻山,手臂上绑着白毛巾。“摸着穿衣服的就是日本人,就打。”

　　双方伤亡惨重。“人和马的尸体在山上堆满了。死人身上的苍蝇飞起来一大片,太阳都能遮起来,蝇蛆的蛹壳有一尺高。”李屏水说。

　　战争结束后,山上的树光秃秃的,树枝都炸掉了。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子弹壳。李屏水还用弹壳去换过盐,一斤子弹壳可以换一斤盐。

　　几乎家家户户都捡到过刀。“日本人的刀好,中国的刀挖出来就锈了。”他说。他们还捡到过手表、金牙、钢笔。“日本人的表小,跟现在的女式手表一样。钢笔上面有日本字。”

　　李屏水当时并不知道,那场被称为“万家岭大捷”的战役将载入史册。

　　“那场仗在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打了半个月。中国军队第一次全歼日军师团,在武汉会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以时间换空间,保证了国民政府转移。”九江市史志办副主任柳秋荣说。

　　“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有生力量却极大消耗。”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说,“1938年前后,日本希望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斗。他们本以为占领武汉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结果日军却付出了四万人伤亡的代价。“武汉会战标志着日军战略进攻阶段的终结。”张海鹏说。

　　作家王树增表示,武汉会战消耗了日本国内的资源,将其拖入了战争泥沼,使其进攻东南亚的计划受阻,这是他们非常不想看到的。

　　日本防卫厅档案显示,为了准备武汉会战,日本“没有余力应对苏军”。

　　英国学者拉纳·米特指出,“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四年里,中国一直孤军奋战,独自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他说,“此后四年,盟军在欧洲与亚洲两个战场同时作战,均获得胜利,其中中国的持久抗战功不可没。”

　　中国在抗战最艰苦时期,受到考验的是民族信念和毅力。

　　1940年,日本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一面积极推行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一面以大规模军事行动和对重庆、成都的狂轰滥炸逼蒋求和。“东方慕尼黑”的乌云笼罩中国。

　　“我相信蒋介石是不会投降的,但当时已有不少人主张和谈,包括当时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王树增说,“中共领导的百团大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动的,以决死作战的方式遏制了投降的风潮。”

　　1940年8月,八路军指挥部动员一百多个团对日军发起大规模攻击,拔掉了敌人的碉堡、据点,炸毁了交通线。

　　老百姓非常支持百团大战。董保和当时任县妇委会主任,发动妇女给将士做鞋缝袜烙煎饼。“许多人穿的还是草鞋,全县妇女姐妹白天晚上忙着纳鞋底,想着为抗战尽一份力。”

　　周金花当时八岁,她和家人一起炒黑豆,没有黑豆了,就炒小米给战士们吃。

　　百团大战历时三个半月,毙伤日伪军共25800余人,俘虏日伪军18600余人,破坏了铁路、公路和桥梁,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食品。

　　阳泉的百团大战纪念馆有一个相册,是从一名日本军官处缴获的。相册蓝布的封面已破损,里面贴了16页照片,记录了这名军人的变化。

　　最初的照片中有天真的孩子和身穿和服的家人。在初中班级合影的照片旁边,主人工整地用钢笔写下所有人的名字。后来,年轻人穿上了军装,站在吉普车旁或伏在壕沟里。有一张照片,他手拿刺刀,得意地站在一片房屋废墟中。

　　那段时间里,延安成了中国抗战的一个中心。在这里,毛泽东写出的《论持久战》,成了中国抗战的指导理论。

　　张海鹏认为,抗战中,正面战场牵制了日军在中国一半的兵力,另一半则被牵制在敌后战场。

从全民皆兵到国际阵线

东方主战场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美国军事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时,日本侵入东南亚广大地区。

　　1942年1月1日,包括中国在内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决心共同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最终形成。

　　英美非常担心日本会与德国法西斯在中东会师。

　　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中,米特说:“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就是‘确保中国持续参战’,以此牵制身处中国内陆的大批日军。在同盟国的整体部署中,中国的战略地位也极其重要。”

　　“我必须指出,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本十五个师团,也许会有二十个师团腾出手来。”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说,“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

　　在中国,不分军民,都投入了抗战。

　　山东临沂板泉镇的渊子崖村是一个宁静的村子,崭新的水泥房整齐排列在主街两侧。村口的一座烈士塔显示这里曾发生过激烈战斗。

　　1941年12月19日,一个汉奸队到村里索要钱粮,被愤怒的村民打走。“汉奸向日军报告,说村子里有八路军,日军当时在这里有一个团,大约一千人。”67岁的林祥松说。他的父亲和爷爷都参加了战斗,爷爷是当时的村干部,后来是武工队队长。

　　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日军和伪军把村子包围。“日本用小钢炮打村子的围墙,集中火力在东北角,打了一个缺口。”他说。

　　86岁的林凡坡当年只有15岁。“开炮以后村里成了一片火海,都不敢睁眼了。”他说。

　　日军炸开缺口后,六七十个手拿大刀和猎枪的青年组成自卫队迎敌,其他一些身强力壮者也拿起铁锨和农具自卫。

　　林凡坡记得有个名叫林九兰的村民,当时三十多岁,鬼子进来一个他就砍一个,一共砍死七个,最后全家13口人都牺牲了。

　　林庆海和林庆一是兄弟俩。他们的茅屋被日本人烧着了,两人便每人抱着一个鬼子冲到火里,同归于尽。

　　在那一仗中,村民以147人牺牲的代价打死了日军和汉奸112人。

　　在今天看来,“汉奸”是非常不光彩的角色。然而在那个年代,不少人在特殊情况下做了伪军,后又加入抗日阵营。

　　邢祚光1909年出生,去东北“闯关东”。因为懂日语,他被安排到山东沂水县担任伪区长。

　　据他的外孙刘华磊讲,1941年1月,他决定“反正”,跟他一同起义的有112人。

　　“正月初四,他请来戏班子进入据点,唱了一上午戏。”刘华磊说。午饭过后,他又安排了牌局,并在晚上大摆酒席,20个日本兵都喝醉了。于是他们趁机把日本兵杀死了。

　　“这件事严重分化了日军和伪军之间的信任。”刘华磊说,“此后华东华北的不少日军伪军就分开驻守了。”

　　当时有一个外号“蛤蟆”的日本兵没有死。抗战后期,他加入了八路军的抗日反战同盟。“蛤蟆”回国后,1985年还让他的儿子来中国看望过邢祚光。

　　“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写道,“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

　　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愈显重要。

　　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朝鲜、越南、缅甸、泰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波兰、丹麦等数十国的正义人士参加和支持了中国抗日战争。

　　总共有2000多名苏联飞行员参加了援华志愿飞行队,帮助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有200多人牺牲在中国战场。

　　1942年春,盟军形成了在中国战区的统一指挥体系,越南、缅甸、泰国也被归于中国战区。在重庆黄山保留了抗战遗址群。这里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

　　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于1941年正式创立。百名飞行员中,有40名来自陆军航空队、60名来自海军及海军陆战队。

　　中美两国在“驼峰航线”投入2000多架飞机,共运送了约85万吨的战略物资,约有1500名中美飞行员坠亡在中国的西南边陲。　

　　“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中国员工很棒,他们会尽力来帮你。很多员工都是技术工。如果现在我可以见到他们,我会给他们一个大大的熊抱。”服务飞虎队的第64航空站修理中队美国大兵汉克·特斯克回忆说。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谈到了抗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这一点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东西。”

　　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认为,中国抗战并非孤立存在,它与世界格局联系在一起,构成二战史的一部分,也构成人类战争史和文明史的一部分。

从日落芷江到战后秩序

和平的光芒

　　芷江侗族自治县位于湘西,山清水秀,世界上最大的风雨桥静静伫立,任物换星移。这里,是日军侵华战争的终结点。

　　张正国记得,日军到湘西时,实力已大不如前。

　　“原来一节一节很大的火车运输军火和很大的炸弹,后来改为汽车运,炸弹也没有什么威力了。”他说。

　　1943年2月,苏联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这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折点。是年9月,意大利投降,法西斯轴心国阵营开始瓦解。

　　这年的12月1日,《开罗宣言》由中美英三国首脑共同发表,宣示了协同对日作战宗旨,确定了对日本侵略者的处置问题。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

　　中国战场的战斗更为激烈。老兵吴淞对被称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的常德保卫战记忆犹新:1943年12月3日,“从德山老码头到孤峰岭,不到一公里就死了1400多人。”

　　苦战六天,中国军队收复常德,固守核心阵地的“虎贲部队”57师8000余人仅83人生还,吴淞所在的营只剩三人。

　　侵略者越来越举步维艰。当欧洲与太平洋战场的英美盟军与苏军向德意日法西斯发起战略反攻时,东方主战场的中国军人也拉开了对日反攻的大幕。

　　在滇西、缅北战场,中国驻印两个师全面反攻,连败日军第18师团。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抢通中印公路。

　　在敌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各根据地周边展开反攻,并进军中原、湘粤、苏浙,向敌后之敌后挺进。一年间,共作战11000多次,解放上万村庄,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

　　1945年4月,德国首都柏林被攻占,希特勒自杀。

　　“这时,中国军队有了美式装备,美国人训练中国军人打枪,用美式步枪,白天和晚上用的子弹都不一样。”张正国说,“以前我们打仗是被人追着打。到湘西会战时,我们可以用燃烧弹来烧日本兵,火光烧红半边天。”

　　89岁的老兵刘道民当时在空军做通信员。“常常可以看到飞虎队的美国兵。”他说,“当时在芷江有一条美国街,他们有时去那里喝啤酒。”

　　1945年4月,湘西会战爆发。王树峰认为,日军这一仗打得并不十分理智,“飞虎队的飞机给日军造成很大损失,日军是为了炸机场发动的战斗。”

　　芷江机场原是清朝的操兵场,二战期间成为远东盟军的第二大机场。

　　当时刘道民在机场负责报告天气。“这个战役关系到芷江机场的存亡,每个人都要拼尽全力,我也不能懈怠。”

　　他看见飞机不停起飞,投了炸弹就返航,第二批再起飞。

　　龙潭战场的鹰形山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春天山坡翠油油的,“打完仗我们回去,什么都烧光了,一片焦土,到处是白色的硫黄弹碎片,还有硝烟味,特别呛。”70岁的当地居民吴盛墉说。

　　回到村里后,吴盛墉看到了打赢龙潭战役的51师贴出的标语:“回来赶快春耕”。

　　从那以后,当地百姓再没被日军骚扰过。今天,这座山已更名为“英雄山”。

　　美国《纽约时报》称:“芷江会战胜利佳音,可视为对日战争转折之暗示。”果然,没多久,日本投降了。

　　8月15日晚,吴盛墉看到有士兵用机枪打信号弹,像烟火一样把整个龙潭照亮了。“放了个把小时,我知道肯定打了大胜仗。后来听说是日本投降了。”他说。

　　正在湖北南漳县修筑工事的胡利东见到一个通信员跑来说:“别筑了,日本投降了!”他们高兴得鸣枪庆祝,发泄似的大喊“打倒小日本”。

　　他们的总司令张自忠1940年在湖北的南瓜店牺牲,成为抗战中牺牲的最高将领。师长向他们正式宣布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有人抬出了张自忠的遗像。“所有人一起敬礼,有的背过身去抹眼泪,有的大声哭起来。”

　　在通信部门工作的刘道民从电台得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太好了,不用再跑警报了。”

　　当时没有收音机,他和几个朋友就抬着40多斤重的美式发报机在十里八乡转,向百姓播放这个大好消息。

　　“听到消息的百姓把帽子丢到天上,拥抱、欢呼、放鞭炮庆祝。”他回忆时仍很激动,“我们回到单位已经深夜两点了。第二天红色的鞭炮纸铺在地上厚厚的一层。”

　　后来不知是谁在芷江的东城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庆五千年未有之胜利,开亿万世永久之和平”。

　　受降仪式于8月21日在芷江县城东的七里桥举行。刘道民记得,“从机场到驻地的200米路两侧站满了人。”他说。日方受降代表今井武夫下飞机后登上插有白旗的吉普车。留下来的视频中,日方代表频频擦汗,不知是因为天气还是心情的缘故。

就这样,全面抗战打了八年终于落下帷幕,中国山河在被日军侵占十四载后被收复了。

　　“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中国早在1938年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拉纳·米特说,“那将给日本控制整个亚洲大陆提供有利条件,加速日本对东南亚的扩张。一个屈服的中国,也更利于日本入侵英属印度。”

　　抗战胜利70周年前夕,中国官方发布了这样的统计数字:

　　——日本投降前夕,日军在中国战场兵力为186万人,其海外总兵力358万人,在华兵力占其海外总兵力的50%以上；

　　——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毙伤俘日军150余万；

　　——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占各国伤亡人数总和的三分之一；

　　——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参与战后秩序的设计与战后国际组织的创建。”王建朗说。

　　据他介绍,中国与美、英、苏领衔签署26国《联合国家宣言》；先后与同盟国商讨和签署《莫斯科宣言》、《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对战时问题和战后秩序做出安排；参与联合国机制的设计,参与《联合国宪章》的制定,并为维护弱小民族平等权利作出独特贡献；参与审判战犯、对战败国进行占领改造等战后惩处措施的设计等。

　　“其中,《联合国宪章》中关于民族自治、民族独立的内容等,是中国对国际秩序设计作出的独特贡献。”王建朗说。

　　张正国1950年退役。当时,他们的排长摆了一桌酒席,说“你们辛苦了,以后不用再打仗了”。他到了林业部门工作,经人介绍和一位小他16岁、名叫龙成英的姑娘结婚,生了一儿一女。胡利东解放后到一个供销社当司务长,有两个女儿。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中国历经巨变,发展迅速。

　　2008年,在北京——当年全面抗战开始的地方,中国第一次举办了奥林匹克运动会。　

　　2010年,在上海——中国军队两次和日军苦斗的战场,中国首次举办了世界博览会。

　　这一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张正国的儿子常给他讲些国家大事。胡利东却总念叨和自己一起参军的三个放牛娃。

　　“尚德强最年长,在湖北牺牲。”他说,“陈运生在炮兵团当班长,高个胖乎乎的,被敌人的炮弹炸死了。”胡利东哭着把遗体抬到山边,挖了个坑,连大衣和他的其他物品一起埋了,用炮弹箱的木板做了个碑,用铅笔写上“信阳长台关陈运生”。张富田和他一起回来了,十年前过世。

　　提到那个碑,胡利东沉默了,眼圈红了。“我老了,走不动了,要是能走动肯定想看看,再去总司令的纪念堂去拜祭,跟他们也说说这些年的事儿。”

　　(新华社记者王海鹰、袁慧晶、史林静、任丽颖、刘翔霄等参与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