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强调在语言上狠下工夫呢?人所共知，《格萨尔》之所以对群众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唱艺人都有很高的语言艺术，不仅说出来听得懂，唱出来悦耳，而且说的话唱的歌都富有情趣，令人欲罢不能，非听下去不可。这一点，是藏族古代作家没有做到的，也应该成为藏族当代作家的努力方向。毋庸讳言，今天的藏族文学作品同《格萨尔》的语言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个问题的关键，不仅仅是提倡用通俗的藏文写作就算完事，更重要的是把通俗的藏文锤炼成为文学的语言、艺术的语言，即最能打动读者之心的语言，这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格萨尔》的语言是几代艺人的才华结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的作家要攀登语言的顶峰，不是靠自己苦思冥想，也不能抄袭名家的名句，唯一的办法就是到群众中去学习群众的语言，积累大批活的语言材料。但这还不够，还应该在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上有一定的修养。应该看到，今天的藏族作家，运用藏文写小说，写诗歌、写戏剧、写散文，只有几年的工夫，经验不多，正在探索的道路上前进，不像老学者运用古藏文那么熟练那么有水平，更不像民间艺人对群众语言掌握得那么得心应手。这就要求年轻的作家们一边写与一边学，为提高语言艺术付出艰辛的劳动。
为什么又强调注意群众的喜爱呢?这也是从《格萨尔》得来的一条重要启示。从各地调查的情况看来，凡是人民群众最喜爱的《格萨尔》故事，说唱艺人都做了最大的努力，不断丰富故事的内容，不断改进说唱的艺术，因而越唱越好，反过来又增加了群众的兴致。这就是说，群众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带有天然的合理性，总是具有最重的分量。哪个艺术能抓住群众的心，能博得群众的喝彩，哪个艺人就有英雄用武之地。藏族当代文学也是如此，这几年发表的作品，从数目上看是不少的，从品种上看是比较齐全的，其中不乏受到群众赞许的上乘之作，代表了藏族当代文学的高水平，这就值得一切作家很好地研究，总结它的成功经验。当然，这只是学习的一个方面，不是放弃自己的文学独创性，也不是要向其他民族的文学名著学习，只是说，必须认真对待群众的反映，是万万忽略不得的。
为什么还要强调发扬作家自己的优势呢?这同样也是从演唱《格萨尔》艺人那儿总结出来一条经验。艺人们演唱《格萨尔》，可以说各有千秋。在甘青地区者用安多藏语演唱，在康区者用藏语康方言演唱，在西藏者用藏语卫藏方言演唱，都是发挥自己的语言特长，去满足当地群众的需要。在演唱内容方面，也是多少不一，能说唱几十部的是少数，能说唱几部的是多数，能说唱某些片断的则到处都有，有的专门演唱长篇大宗，有的专门演唱精彩章节。在演唱条件方面，有的艺人焚香请神，有的艺人边喝酒边演唱，有的艺人拿一顶帽子才能演唱，有的艺人一定要摆一面镜才能演唱。总之，每个艺人有每个艺人的拿手好戏，每个艺^有每个艺人的演唱习惯，每个艺人有每个艺人的表演艺术，都是扬长避短，因而取得成功。
藏族当代作家，也应该根据各自的生活阅历、文学素养、写作特长，安排自己的写作活动。长于诗歌则写诗歌，长于小说则写小说，长于戏剧则写戏剧，长于散文则写散文，无论坚持传统的旧写法，无论探索现代的新写法，不管是哪一种流派，不管是哪一种风格，都是藏族文坛之一花，都应该受到尊重，都应该得到发展，都不要拘泥于一种模式，都不要褒这一家贬那一家，应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像《格萨尔》那样自由创作，才能不断地繁荣，手能取得作品的丰收。
第三，《格萨尔》的成书过程，一般的讲，基本上有三个步骤：一是民间先有故事的梗概，且得到部分群众的喜爱，在部分地区流传，二是民间艺人根据流传的故事做基础，进行演义加工，使之更丰富更有趣，再经过一代一代艺人的修改、补充和提高，在思想和艺术上日臻完善和成熟，三是由知识分子用藏文记录，成为固定的抄本。这种写定本，必然有一些文字的加工。由此可以看出，《格萨尔》不是少数人短时间写成，而是人民群众提供素材、民间艺人精心创作、知识分子协助写定，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成为一部作品。很显然，民间艺人是《格萨尔》无可争议的真正作者，他们被称作不识字的作家是当之无愧的，文学史一定要记下他们做出的巨大贡献；人民群众是《格萨尔》第一手材料的提供者，是《格萨尔》作品忠实的听众和权威的审定者，自始至终是《格萨尔》坚强的后盾；知识分子是《格萨尔》的热情支持者，在写成定本和出版工作中出了大力，有一份功劳。这就是说，—部《格萨尔》的问世，民间艺人起着主导作用，首先要从人民群众中选取最有价值的题材，第二步要进行认真创作和认真演唱，虚心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再作润色加工，尽量使人民群众满意，最后，取得知识分子的协助，由口头文学变为书面文学。
《格萨尔》走过的道路，最宝贵的经验就是作者的创作总是和读者的爱好，愿望和要求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总是把读者作为依靠和服务的对象，而且总是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和丰富的智慧创作出合格的作品，给读者最大的艺术满足。这种把艺术植根于人民群众、为满足群众艺术欣赏而献出毕生精力的创作道路，有一点特别值得藏族当代作家借鉴，那就是民间艺人在群众当中演唱自己作品、修改自己作品、锤炼自己作品的作法。这本来是民间文学传下来的一条宝贵经验，后来也，逐渐地被一些著名作家所重视。如果今天的作家也把自己写成的作品，先给不识字的群众读一读，或者让识字的群众看一看，认真听取他们的反映，以此来检查哪些写得成功、受到欢迎，哪些是败笔、不受欢迎，从而有的放矢地进行修改，这样做，不但能有效地提高作品质量，而且也会有助于增强作家的文学修养。
上面所谈，主要是《格萨尔》本身的一些长处和对藏族当代文学可能产生的作用。此时，大家都高兴地看到，在许多出版社陆续出版一部一部《格萨尔》藏文原著和汉文译本的同时，一些藏族文学工作者还把《格萨尔》的重要篇目，有的改写为简短故事，有的改编为戏剧或曲艺，有的编绘成连环画或卷轴画，变成别树一帜的《格萨尔》新花，为藏族当代文学添了新光彩，进一步扩大了《格萨尔》的社会影响。
应该看到，一百多卷的《格萨尔》，是千百个民间艺人在不同时间、用不同手法创作的，因此同样内容的一个篇目，也因作者不同而在内容上、风格上有很大差异，而各个不同内容的篇目，又在人物和事件的叙述上有不相协调和前后矛盾之处。更重要的是，在肯定《格萨尔》是世界名著的前提下，也不能否认由于各种原因尚有一些糟粕成分。这就是说，今天的《格萨尔》仍是一块巨大的璞玉，还需要具有高明手艺的文学巨笔，把这一百多卷的《格萨尔》系列故事，加以科学地研究，理顺其脉络，统一其内容，集中其精萃，突出其主题，保持其风格，剔除其糟粕，减去其重复，写成一部更精练，更生动、更有民族特色、更有典型意义的《格萨尔》，这是时代提出的新任务，这个新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在藏族当代作家的肩上了。
做这样一件工作，是民间文学发展的规律，中国文学史上早有先例。任人尽知，誉为中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原先也是民间流传的故事和简单的书面文学，经过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这些文学大手笔，才驰名中外的。
《三国演义》，讲的是公元二三世纪的事情。从李商隐的《骄儿诗》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诗句来看，至迟晚唐就有三国故事在民间流传。到了宋代，有了专门说三国故事的民间艺人。金元演出的剧目即有《三战吕布》、《赤壁鏖兵》等三十多种。在此基础上，元朝刊出了《全相三国志平话》，这是民间传说中三国故事的写定本。这本书虽然粗具《三国演义》的规模，但有些情节很离奇，描写有些粗糙、文词也有些鄙陋，人名地名也不准确。罗贯中根据上述民间传说和民间艺人的话本，戏曲，运用陈寿的《三国志》等正史材料，结合自己丰富的社会经验，写成了中国第一部章回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
《水浒传》，是根据宋江等三十六人在梁山水泊起义写成。宋末元初，龚开有《宋江三十六人赞》，但他笔下的人物都以流氓盗贼面目出现，与民间传说对宋江的评价完全不同。《大宋宣和遗事》也涉及了水浒故事，内容比较简单，只是展示了水浒传的原始面貌。在元代，除了艺人讲述水浒故事，还有一批水浒戏，水浒英雄由三十六人发展到七十六人，最多成了一百单八好汉，施耐庵就是在宋元以来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话本、戏曲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写成这部农民起义的名著。
《西游记》的成书，酝酿了七百年。公元七世纪，唐玄奘费时十七载，前往天竺取经，形成一系列取经故事。吴承恩把这些故事做素材，写成了一部优秀的神话小说，在主题思想上，冲淡了原故事的浓厚宗教色彩，丰富了作品的现实内容，将宣扬佛教精神、歌颂教徒为主的故事改造成为有鲜明民主倾向和时代特征的新作品，在人物处理上，对唐僧给予了严格的批判，使之退居次要地位，使体现人民理想孙悟空成为中心人物，以讽刺幽默的笔调赋予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
这些成功的再创作，对于《格萨尔》的再创作，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如果说，民间艺人创作的一百多卷《格萨尔》，是献给藏族文坛的一块巨大璞玉，那么，藏族当代作家就应该像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那样，以自己的文学天才，把这块璞玉雕琢成更美更光彩夺目的藏族文学之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