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吐蕃佛教对党项人的的影响
西夏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关系源远流长。由于地域和族群的关系，吐蕃人和党项在历史和文化方面有诸多的共同之处，宋人称“大约党项吐蕃，风俗相类”，④传为阿底峡所掘伏藏《柱间史》记载，松赞干布的第三位妃子木雅女茹雍东萨尺尊主持修建了查拉贡布神殿（即岩神大黑天神殿），还在女妖魔窟旁的一岩石壁上勒石作大日如来像；另在宫殿的西北面，为阻断厉鬼出没之地而起造白塔，举行佑僧仪式，⑤并主持修建了米茫才神殿（mig－mang－tsal－gyi－lha-khang）。⑥松赞干布命人在弥药热甫岗地方建造了佛寺，并以弥药人为监工在康区建造隆唐准玛寺。⑦在吐蕃地方也有很多来自党项的僧人和学问僧。⑧据《木雅五学者传》记，热德玛桑格大师等五位学者，早期都无一例外的去过吐蕃地区，在桑普寺求经学法，还到过夏鲁、萨迦、那唐及觉木隆等地寺院，学有所成。⑨宋人周辉撰《清波杂志》云：“蕃方唯（西夏）僧人所过，不被拘留，资给饮食。”⑩可见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早在吐蕃时期就已经开始，西夏佛教实际上受到了西藏前弘期佛教的影响；与此同时，党项人的佛教上师对吐蕃佛教尤其是吐蕃后宏期佛教的兴起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并为11世纪藏传佛教支派进入西夏佛教体系奠定了基础。
当吐蕃王朝在卫藏的统治走向衰弱、朗达玛赞普灭佛之时，与吐蕃在种族和文化上具有亲缘关系的党项人乘机填补了这一空白，取代吐蕃成为吐蕃东北部这一广大区域的佛教文化中心；《西藏王统记》描述这种局面时，将卫藏形容为黑暗之域，并说在近一百年的时间内连佛法的名字都无人谈及。［11］卫藏的僧俗为避灭法战乱，取道各路逃离卫藏，来到与党项人杂居随多康学法和从事宗教活动，以至于多康成为10至11世纪佛教传播的中心，下路弘法的起点。东津初祖拉钦·贡巴饶赛（952～1035年）就是宗喀德康（今青海循化黄河以北）地方人，［12］据说大师曾从弥药上师学法。［13］拉钦驻锡丹迪寺时，朗达玛大妃那囊氏之子永丹六世孙益西坚赞派卫藏十人赴丹迪学法，其中有前藏赴多康的鲁梅（另一种说法称鲁梅是贡巴饶赛的弟子楚·喜饶乔［mtshur shes rab mchog］的弟子）。［14］鲁梅等受戒弟子陆续返回卫藏的时间是在975年以后，在卫藏各地广收门徒，其弟子有“四柱八梁三十二椽”之说，并在卫藏建立了很多的寺庙，剃度了很多的僧人，并形成了各自的传承。他们所属的寺庙正是11世纪前后在西藏艺术史上有重要意义的那一批卫藏早期寺院，其建寺的时间正好是鲁梅等人返回卫藏的时间。作为西夏佛寺主体，建于都城兴庆附近的寺院，在时间上也都在这一时期。［15］
从以上史实我们可以设想，正是以鲁梅为首的一大批赴多康学法的僧人，将多康党项等地包括佛教艺术在内的佛教文化传入卫藏，因为卫藏的佛教传承完全中断了近一百年，所有的寺庙、佛像等等几乎被彻底毁坏，没有多康边地保留的佛教文化传承，卫藏佛教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复兴。然而，多康党项等地保留的吐蕃佛教艺术遗存应该是前弘期末由东印度传入西藏的波罗风格。在党项故地的近一个世纪，这种艺术风格融进了某些当地的艺术成份，而这些当地的艺术成份本身就是多元风格的组合体，其中包括传自西域的中亚风格和经由中亚传入西夏的东印度波罗风格，所以，11世纪西藏艺术中出现的中亚特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夏艺术作为中介来实现的。虽然，我们并不能将藏文史书中提及的多康地区完全与党项人生活的地区等同起来，将10世纪前后的多康地方化的吐蕃时期遗留佛教看作是西夏立国以后的西夏佛教，但是，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兴盛。我们今天在西夏人活动过的地区都可以发现西夏地方化的藏传佛教遗存，这些遗存连接成若干条西夏艺术向外传播的通道，将西夏与西藏联系在一起。［16］我们可以认为，出现在11世纪前后卫藏寺院中的壁画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夏艺术”的逆向影响，扎唐寺的壁画某些风格成份就是如此。然而，必须加以确认的是，以上谈到的“西夏艺术”仅仅是一种笼统的概念，因为我们设想的西夏艺术对藏传艺术的影响发生在藏传佛教前宏期的初年，此时西夏还没有建国，生活在这一广大区域的党项人的艺术创作根本无法称之为一种艺术流派，更谈不上对其他域外艺术的影响，所以，这种影响只是7世纪以来中原艺术对吐蕃艺术影响的继续。
二、西夏建国以后藏传佛教的弘传
西夏王朝的建立经历了众多的磨难，从唐时党项人在吐蕃势力挤压下的多次辗转迁徙，经五代时期与诸藩镇政权的周旋，直到李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国，可以说是从列强夹缝中成长起来的。西夏的人民经历了太多的颠沛流离和无尽的战乱，他们希望有一种宗教能够及时地解除心灵的苦难，舒缓精神的压力。西夏社会的这种特征导致了西夏佛教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极强的实践性和高度的包容性。这种佛教并不重视其遵循何种流派，奉行何种教义，而是强调通过直观的可以操作的宗教仪式让信徒取得精神安慰感。西夏大规模的译经与刻经活动，究其本质，并非要建立自己的佛教体系，而是西夏王室这种情绪的宣泄，所以，西夏佛教同时将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兼收并蓄地融合在一起，极为侧重藏汉佛教中有关实践的内容并因此看重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中噶玛噶举派的教法具有明显的实践色彩，正好迎合了西夏佛教重仪轨重实践轻理论的特点，使其在西夏朝野得以迅速地传播。
西夏建国后，早期曾与河湟吐蕃首领唃厮啰产生矛盾，之间不断发生战争，西夏腹背受敌，形成被吐蕃、北宋夹击的形势。秉常时期，皇太后梁氏为联络吐蕃，以自己的女儿向吐蕃首领董毡之子蔺圃比请婚。乾顺时期，西夏国相梁乙埋又向吐蕃首领阿里骨为自己的儿子请婚，后来吐蕃首领拢拶又与西夏宗室结为婚姻，双方关系有所改善，交往比早期明显增多。［17］可以说整个12世纪，西夏没有和吐蕃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一直是和平相处，近一百年的和平时期为西夏和吐蕃的文化交往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18］而河湟吐蕃佛教的兴盛则为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西夏建国前后，正是唃厮啰政权统治的河湟一带佛教盛行的时期。现存西宁北山的土楼山石窟壁画，就是河湟吐蕃时期藏传艺术的留存。西窟可见大日如来圆形构图坛城。［19］宋绍圣中（1094～1097年），武举人李远官镇洮，奉檄军前记其经历见闻，撰《青唐录》，云“（青唐）城之西，有青唐水，注宗哥，水西平原，建佛寺广五六里，缭以冈垣，屋至千余楹，为大像，以黄金涂其身，又为浮屠十三级以护之。阿离骨敛民作是像，民始贰离。吐蕃重僧，有大事必集僧决之，僧之丽法无不免者。城中之屋，佛舍居半；唯国王殿及佛舍以瓦，余虽主之宫室亦土覆之”。［20］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当时青康城佛教的鼎盛，佛寺几乎占据了城市建筑的一半，并且能造高达13级浮屠的镏金大佛像，其造像技艺之高超可以想见；《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宋熙宁五年十月（1072年），宋军收复镇洮军（熙河）接收归附吐蕃各部后在当地建寺，以“大威德禅院为额”，这里的“大威德”疑为密教神灵，［21］因为“大威德”一词专指rdo－rje vjigs－byed，梵文Vajrabhairava，况且这是安抚吐蕃部落所建寺院，若是，那么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藏传密教造像在这一地区流行在有明确纪年的最早记载。
《青唐录》撰写的时间正是在西夏建国的初年，青唐吐蕃部落保留的吐蕃前弘期的艺术（11世纪初年西藏本土后弘期艺术风格还没有建立起来）如何不传播到与之杂居的西夏人那里？所以，我们在讨论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时，应该充分考虑河湟吐蕃对西夏的影响。如上所述，藏文文献记载吐蕃佛教在西夏建国以前很长时间就已经传入迁徙至内地西北的党项人中间，笔者以为其年代最晚应该早于大师贡巴饶赛，因为大师曾向西夏上师学法。至西夏建国初期，藏传佛教似乎已经盛传开来，乾顺天佑民安五年（1094年）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铭》的西夏文部分末尾列举了修塔的有关人员，其中有“感通塔下羌、汉二众提举赐绯和尚臣王那征遇”。西夏文的“羌”字音“勃”，正与吐蕃的“蕃”字同音，此字应是吐蕃的称谓，可知当时凉州已有管理蕃汉事务的僧官。［22］事实上，西夏与吐蕃的关系实际上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密切，远在1036年西夏攻陷瓜沙之际，张掖河流域的人们已经普遍使用藏语。《宋史·夏国传》记：（德明之子）元昊“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在他新制西夏文字以前，所谓“蕃字”指的就是藏文，因此元昊早年就已和藏传佛教发生关系，应该是可以肯定的。［23］如1045年，西夏派僧人吉外吉、法正等到宋朝，感谢宋朝第二次赐经事。这里的“吉外吉”，应为藏文chos－rje的译音，意为法王，是藏传佛教高僧的一种称号，萨迦派即以chos－rje称萨迦班智达。［24］又如，1093年西夏建感应塔及寺院，完工后立碑志庆，碑文末尾的名单中有“庆寺都大勾当铭赛正嚷挨黎臣梁行者庆寺都大勾当卧则罗正兼项直罗外母罗正律晶赐绯僧”之句。“都大勾当”在黑水桥碑藏文中作spyi－vi－zhal－snga－ba，可能相当于后期藏传寺院中管理行政事物的机构spyi－ba；“卧则罗正”可能就是藏传寺院的领经师dbu－mdzad－slob－dpon。［25］1098年（永安元年）《敕赐宝觉寺碑记》提到在甘州建卧佛寺的西夏国事嵬名思能早年曾随燕丹国师学习佛理。这里的“燕丹”，当即藏语的you－tan，可能这位国师来自西藏，也可能西夏国师以藏语作为国师称号。［26］此外，西夏境内又很多的吐蕃人，他们主要使用藏语。这是藏传风格佛教艺术在西夏广为流传的因素之一。在吐蕃撤出河西敦煌和于阗一线后，藏语文直到10世纪仍被作为官方语言而普遍使用着，［27］以至于藏人出家也要层层考试才能度为僧人；［28］西夏人在吐蕃人聚居的河西立碑时不用西夏文而用藏文，如乾祐七年（1176年）于甘州城西张掖河桥畔之《黑水建桥敕碑》表明，可见此地使用藏文的时间已经不短了。［29］今存敦煌写本《嵬名王传》，则是西夏民间用藏文字母代替西夏文拼音写成。［30］
此外，藏语文在西夏境内还是诵读佛经的必备文字之一，如乾祐二十年的大法会“念怫涌咒，读西番、番、汉藏经”，将藏语经文（西番）放在首位，可见藏语在西夏佛教活动中的地位。克恰诺夫认为，西夏国内佛教徒学习藏语文是强制性的。他还以法典为例，说明藏语的重要性。据统计，要求用藏语诵读的佛经有：《文殊室利名经》、《毗奈耶决定伏波离所问经》、《大方光佛华严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切恶道消除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无垢净光明摩诃陀罗尼经》和《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多经》等。［31］综上所述，西夏建国以后藏传佛教的流行实际上是党项人的佛教与吐蕃前宏期与后宏期交替时期佛教关系的继续。因此，我们在分析包括黑水城在内的西夏藏式风格作品时，并不能将这些作品的出现年代严格限定在噶玛噶举和萨迦派僧人与西夏朝廷发生联系之后，而应该考虑党项人和吐蕃的关系，西夏早期、中期和河湟吐蕃佛教的关系。假如没有两者之间地域、民族与宗教之间绵长深厚的历史联系，很难设想10世纪前后后宏期在吐蕃复兴，11世纪后弘期初年由阿里等地进入卫藏的修行上乐金刚金刚亥母本尊坛城的密法几乎同时能够在西夏的广大区域流行。
西藏艺术史家在讨论由西藏使夏的僧人上师时，一致将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的弟子藏巴顿库瓦入藏作为藏传佛教绘画进入西夏之始，并以此作为西夏藏传风格绘画断代的依据，［32］从而将出现修习上乐金刚根本续双身像的西夏绘画断代在1189年藏巴顿库瓦使赴西夏之后。这种断代无疑是错误的，还会产生一些断代上的矛盾。例如出自贺兰县宏佛塔——一种唐宋以来流行的密檐式砖塔而不是喇嘛塔——的上乐金刚像，其建塔的年代有可能早至元昊时期，此塔没有重新装藏的迹象，我们很难将它们断代在藏巴顿库瓦入夏之后，即1189年以后，所以，与藏传佛教在西夏传播的历史进程相对应，西夏故地佛塔所出藏传绘画作品表明，早在元昊时代这些作品已经存在，［33］至少在仁宗（1139～1193年）初期，藏传绘画已经盛传开来。确凿的文献表明，在噶举派僧人到来之前，当时有来自印度、克什米尔和西藏的僧人久居西夏从事译经事业。例如，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重刊的汉藏合壁偈子，原是仁宗朝从梵文原本译为西夏文、汉文和藏文的，明刊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vphags pa shes 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 yon tan rin po che bsdud pa tshig su bcad pa）保留了一篇明代的序言和一篇原有的西夏题记（仅用汉文），其中提到6个人，有梵文译者遏啊难捺吃哩底，上师拶也阿难捺，主校波罗显胜。据范德康考证，遏啊难捺吃哩底梵文为anadakirti，还原为藏文为kun－dgav－grags，断定他是一位吐蕃僧人，拶也阿难捺的名字出现在众多的藏文和西夏文的佛经跋页中，据考他是来自克什米尔的上师。作为译经职位最高的上师，按照西夏僧官制度，应为藏人，所以史金波先生认为波罗显胜是西藏僧人。这些僧人的活动年代大多都在仁宗初年。［34］其时，噶玛噶举和西夏的联系还没有见诸记载。
此外，我们从西夏大藏经所刊刻的木刻画也可以印证如上记载。西夏文佛经译自汉文的经典一般时代较早，所译藏文经典的时代多在后期。现在黑水城出土或者其他博物馆所藏的带有西藏绘画风格的版画常常被认为是出自西夏文译自藏文的经典，联系到西夏和西藏当时的教派联系的历史事实，常常将这些作品的断代定得较晚，而事实并非如此。带有藏式风格的绘画不仅出现在西夏文佛经中，而且也出现在汉文佛经中。笔者检出西夏雕印的汉文带有波罗卫藏风格的版画最早的作品出自正德十五年（1141年）《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经首版画佛像；［35］其后有天盛十九年（116年），仁宗仁孝印施汉文《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36］其中的木刻版插图带有典型的卫藏波罗风格，般若佛母的背光式样与扎唐寺壁画大背光及柏兹克里特石窟同期的背光式样相同，更为突出的是环绕主尊的菩萨的头饰与扎唐寺以及后来的夏鲁寺、敦煌465窟等的菩萨头饰完全一致，画面众菩萨以七分面朝向主尊的构图方式与扎唐寺以及465窟窟顶壁画大致相同。［37］这件作品的存在本身说明，在1189年噶玛噶举僧人使夏以前的1167年就有了藏传绘画的雕版印画，其传入西夏的年代应该更早，现藏印度博物馆的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刻经版画残片与此经应该是同时代的作品。［38］又如西夏乾祐二十年（1189年），仁宗印施西夏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其时作大法会凡十昼夜，敬请与会的众国师据说都是西藏高僧。在这部汉藏风格合壁的经前插图中，西藏风格被置于右侧卷首最为尊贵的地位。作品中主尊的身相、佛龛宫殿的样式、两侧的立兽以及上面提到的菩萨三角形头饰，都与同时期的唐卡作品相同，但是构图方式更像扎唐寺壁画，实际上反映的是汉地中亚的风格。上述木刻作品与1229年至1322年刊刻的《碛沙藏》版中的带有西藏风格的插图在人物造像和母题细节上截然不同，例如，后者作为主尊的佛像已经没有了黑水城版画中与唐卡造像完全相同粗短脖颈，菩萨三角形头饰倾向于圆形，等等；此外，刀法趋于细腻，线条更加细密、流畅和圆润。这些图像都出现在1302年杭州刻印的元《碛沙藏》中，说明当时汉地所绘有关藏式风格的作品造像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39］以上的木刻版画都有比较明确的纪年，这就为本文论述的黑水城唐卡和西夏故地佛塔出土的西夏藏传绘画提供了一个相对的时间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