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宋史》称西夏为“夏国”，《辽史》《金史》和《元史》称“西夏”，《长春真人西游记》称“河西”，《蒙古秘史》称“唐兀”，马可波罗《游记》称Tangut（唐古忒），西文对西夏的称呼即出于此处。西夏人自称“大夏”、“大白上国”、“白上大夏国”，1038年建国（宋仁宗景佑五年），传十位皇帝：元昊——谅祚——秉常——乾顺——仁孝 ——纯祐——安全——遵项——德旺——（目 见），1227年为蒙古所灭，历时190年。
　　②党项羌与吐蕃正式发生联系是在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松赞干布遣使入朝，唐太宗遣冯德遐为使下书临抚。松赞干布又听说突厥、吐谷浑“皆得尚公主”，乃遣使送币向唐朝求婚，太宗没有答应，松赞干布大怒，“率羊同共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亢，走青海之阴，尽取其赀畜。又攻党项，破之。勒兵二十万入冠松州。”（《新唐书•吐蕃传》这是见于汉文史籍的党项与吐蕃的最初接触。）
　　③张云：《论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第114～131页。
　　④《宋史•宋琪传》。
　　⑤ Bkav-chems-ka-khol-ma,pp.231-232:devi phyi ma ru yong stong bzav khri btshun－yin／des brag lha nwgon povi lha khang gi rmang gting ngo／此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藏文版仅记载木雅妃建造了神殿，没有提到勒石造像之事，此书卢亚军汉译本（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上文字不知据何种本子而来。
　　⑥黄颢：《＜贤者喜宴＞译注》，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但《柱间史》记米茫才神殿为来自李域的妃子李姜通萨尺尊所建：devi phyi ma ni li lcam mtgon bzav khri btshun yin／des lha sa mig mangs tshil gyi lha khang gi rmang bding ngo.
　　⑦此事见藏文史书巴沃•祖拉成瓦：《贤者喜宴》，黄颢译注本，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另见黄颢：《藏文史书中的弥药（西夏）》，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⑧这些僧人名前往往冠有“木雅巴”（mi－nyng－pa）、“木雅”（mi－nya）或“咱米”（rtsa－mi）的名称，如《贤者喜筵》所记生于下多康弥药地区的高僧咱米桑杰扎巴（rtsa-mi sangs-rgyas grags-pa）是一位著名的西夏译师，也是蔡巴噶举派创始人贡唐相喇嘛依止的上师之一，在贡唐相喇嘛的传记中对这位上师有记载，生于多康木雅咱米地方，曾任印度金刚座寺（印度比哈尔的超岩寺）的堪布20年之久。其事迹还见于《青史》（郭和卿译本第44～67页，罗列赫译本第49页），很多西夏唐卡中的上师像，很可能就是描绘这位上师。另外，据《巴协》、《青史》记载，赤松德赞为弘扬佛法派遣巴塞囊和桑喜前往汉地迎请高僧，同时也请来了“木雅和尚”，他们成了赞普的上师，教授大乘密教理论，此后并形成木雅上师传承（郭和卿译《青史》，第517、518页）。
　　⑨高景茂译《木雅五贤者传》，转引自张云：《论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第114～131页。
　　⑩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乌王考》，见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第684页。
　　［11］“彼时，佛法弘扬于多康之地，而藏地却无佛法，成为黑暗之域。”（de ltar khams na sangs rgyas kyi bstan pa dar bzhing／bod na chos med pat mun pavi smag rum du gyur na）这种卫藏没有佛法的黑暗年代，大约一百年左右：“藏王朗达玛阴铁鸡年（辛酉年，即会昌元年，公元841年）灭法，阴铁鸡年（辛酉年，唐昭宗光化四年，公元901年）佛教余烬复燃。或云历时六小甲子，然实际上是八小甲子。在此98年中，就是佛教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de ltar rgyal po glang dar mas lcags mo bya la chos snubs／lcags mo bya la bstan pavi me ro langs nas／lo skor dguvi bar du dbus gtsang na chos med do zer kyang／nges pa can du lo skor brgyad／lo dgu bcu go brgyad kyi bar chos kyi ming tsam yang med do／）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藏文本《西藏王统记》，第240、242页。
　　［12］《安多政教史》所记：“圣教在多麦地区的弘传，虽然没有前弘期与后弘期之分，但毫无疑问在前弘期时，许多智者、成就大师、法王和大臣们以公开或不公开的方式为众生作过弘法传承，这是存在的事实。尤其是当朗达玛毁灭西藏地区圣教之后，在吉祥曲沃日山（chu bo ri）的禅院中修行的约尔堆（gyor stod）的玛班•释迦牟尼（dmar pan shvakya mu ni）、哲穹多（drsd chung mdo）的约格迥（g－yo dge vbgung）、嘉热巴（rgya rab pa）的藏热赛（gtsang rab gsal）三人用骡驮上律部经论，逃往上部阿里，又从那里转往葛逻禄（gar log），由此取道霍尔地区，经多麦南部白日（be ri）的察措湖（tshva mtsho），来到黄河峡谷的金刚岩洞、安穹南宗窟（an chung gdn gnam rdzong）、丹斗寺等处修行。有一天，被黄河边的一位牧童发现了，他于晚上在人群中议论此事，宗喀地区的一位叫做穆苏萨巴尔（dmu zu gsal vbar）的年轻人听见后，产生信仰，请求剃度。于是，藏任亲教师，约和玛二人任规范师，度其出家，授比丘具足戒，命名为格瓦饶萨（dge ba rab gsal）。后来由于学问渊博，洞晓义理，被人们尊称为贡巴饶赛（dgongs pa rab gsal）。”吴均等汉译本页22。然而，更多的文献将贡巴饶赛看作是前藏彭域地方人，后移居青海化隆丹迪寺。《藏汉大辞典》介绍贡巴饶赛事迹云：“贡巴饶赛大喇嘛……生于拉萨东北之彭域，移居青海境化隆县丹迪地方。”今青海互助所存白马寺，即是大师圆寂后其弟子修建。
　　［13］《安多政教史》，吴均等汉译本，第23页：“（贡巴饶赛）从上述亲教师和规范师即北方木雅噶的郭戎森格扎处学习津经”，这里的“木雅噶”藏文作mi nyag gha．
　　［14］《西藏王统记》（1981年民族出版社藏文本）第242页：“当恶王（朗达玛）灭法后约八十余年，桑耶小王擦那益西坚赞为施主，送弟子赴多康求戒，其首次求得戒律者，则名为卫藏七人。”（rgyal po sdig can gyis chos bsnubs nas lo brgyad cu lon pa na bsam yas kyi mngav bdag／tsha na ye shes rgyal mtshan des bdag rkyen mdzad nas khams su sdom pa len pavi thog mar／dbus gtsang gi mi bdun du grags pa ni／klu mes……）又如《巴协》所记：“彼时，在多麦康区的师徒传承并没有中断的消息就传开了。吐蕃地方有信仰而且想行佛法的人便都到康区去寻求戒律。后来，有卫藏的鲁梅等12人也到康地学法。学成返回卫藏时，连同途中遇到一起回去的一人，共13人”（dus de tsa na mdo smad kyi khams na mkhan slob kyi bkav rgyud ma chad par vdug par grags／bod dad pa can chos bya bar vdod pa kun sdom khams su len par vgro／pgyis［dbus gtsang］klu mes la sogs pa mi bcu gnyis lam nas… log pa gcig dang bcu gsum vod／）。见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本，汉文版第72页，藏文版第203页。
　　［15］有纪年可考的寺院如位于兴庆府东的高台寺（1047年）与承天寺（1055年）。
　　［16］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一书对西夏境内的寺院逐一进行了分析，将其概括为兴庆府－贺兰山中心；甘州-凉州中心；敦煌-安西中心即黑水城中心（第122～125页）。这几个中心现在都发现了藏传佛教遗迹，如东部的宏佛塔、拜寺口双塔以及出土的唐卡和木雕上乐金刚像等，青铜峡一百零八塔及附近的喇嘛塔内发现的两幅唐卡，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百眼窑石窟（蒙语阿尔泰石窟中）的壁画（王大方等：《百眼窑石窟的营建年代及壁画主要内容初论》，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版）；西部的安西榆林窟西夏晚期藏密洞窑形式及壁画（张伯元：《东千佛洞调查简记》，载《敦煌研究》1983年创刊号），安西千佛洞第5壁窑门北侧壁画中的藏式佛像以及五个唐石窟的藏传密迹等（张宝玺：《五个庙石窟壁画内容》，载《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1期）。
　　［17］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51页。
　　［18］参看杜建录：《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第136～151页。
　　［19］该窟东窟壁画有宋宣和三年（1121年）游人题记，可见这些壁画是1121年以前的作品。参看张宝玺：《青海境内丝绸之路故道上的石窟》，刊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第150、151页。
　　［20］祝启源：《唃厮啰：——宋代藏族政权》第276页：（国主）处理军政大事的店堂旁边就供有“金冶佛像，高数十尺，饰以真珠，覆以羽盖”。宋神宗熙宁七年（107年）《广仁禅院碑》描述河湟吐蕃云：“西羌之俗，自知佛教，……其诵贝叶傍行之书，虽侏离［乌决］舌之不可辨，其音琅然，如千丈之水赴壑而不知止。”张维：《陇右金石录》，转引祝启源第278页。
　　［2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九，熙宁五年十月甲申记事。
　　［22］见注［17］，第52页。
　　［23］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第23页。
　　［24］语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6，转引自史金波：《西夏佛教的流传》1986年第1期；参看陈庆英：《西夏与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关系初探》，载《藏学研究论丛》第46、47页。《西夏书事》亦有记载：“（元昊）遣蕃僧吉外吉法正等报谢景佑中所赐经”，事在宋庆历五年即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八年，其时宋与西夏已成和议，此年元昊即先后遣使贺宋正旦及宋帝生辰，宋亦颁历于西夏。
　　［25］罗福颐：《西夏护国寺感应塔碑介绍》，载《文物》1981年第4～5期，收入《西夏史论文集》第452～458页；陈庆英：《西夏与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关系初探》，刊《藏学研究论丛》第46、47页。
　　［26］史金波：《西夏佛教的流传》1986年第1期；参看陈庆英《西夏与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关系初探》，载《藏学研究论丛》第47页。
　　［27］乌瑞：《吐蕃统治结束之后甘州和于阗官府使用藏语的情况》，参看巴黎《亚洲杂志》1981年第81～91页。
　　［28］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云：“潘、汉、羌（指藏人）行童中有能晓颂经全部，则量其业行，中书大人承旨当遣一二□（人），令如下诵经颂十一种，使依法颂之，量其行业，能颂之无障碍，则可奏为出家僧人。”参看史金波：《西夏的佛教制度》，载李范文编：《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313页。
　　［29］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
　　［30］参看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考释》，载《西夏研究论集》第115页。
　　［31］张云：《论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第114～131页。
　　［32］有关噶玛噶举派和西夏朝廷关系的记载，最早的是蔡巴•贡噶多吉所撰《红史》，但广为学界所知的却是噶玛噶举派僧人巴沃•祖拉成瓦（1504～1566年）撰《贤者喜宴》。书中在叙述西夏王统时记载：西夏王泰呼非常崇敬一世噶玛巴都松庆巴，曾派遣使臣人藏延请都松庆巴到西夏传法，都松庆巴未能前来．便派遣弟子格西藏索瓦来到西夏。藏索瓦被西夏王尊为上师，传授藏传佛教的经义和仪轨，并组织力量大规模翻译佛经，极受宠信。后来都松庆巴在他所建楚布寺修建白登哲蚌宝塔时，西夏王又献赤金图格及经幢、华盖等各种饰物。都松庆巴圆寂后，在其焚尸处建造吉祥聚米塔，藏索瓦用西夏的贡物，以金铜包饰此塔。这段记载十分重要，几乎国内外涉及西藏与西夏文化关系时都要引用，并作为断代的依据。笔者将这段原文引述如下并加以翻译：
　　对此，泰呼王说：“法王都松庆巴到了楚布寺驻锡于此，我邀请他前来，但未能成行，但您《都松庆巴）的使者，新收的一个弟子可作应供。”于是格西藏波瓦去了西夏，做了西夏王的上师。后来，西夏王又献楚布寺白登哲蚌白塔的金银包裹和华盖等物。
　　vdi la rgyal po thvi hus chos kyi rje dus gsum mkhyen pa mtshar [mtshur] phur phebs te bzhugs pa la spyan vdren btang bas ma byon／ vo na khyed rang gi sku tshab gsar pavi slob ma zhig mchos gnas su gtong bar zhus pas dge bshes gtsang po ba btang ste rgyal pos bla mar bskur／ phyis mtshur phuvi dpal ldan vbras spungs kyi mchos rten la gser zangs kyi na za dang bla res sogs bskur ba yin／
　　同样的记载也见于《贤者喜宴》中都松庆巴的传记部分。书中讲到，都松庆巴为藏索瓦讲法时预言，藏索瓦将成为西夏王的上师。这里所记载的西夏“泰呼王”为第五世，按西夏帝王顺序应为仁孝。仁孝在位时间为1140～1193年，与都松庆巴在世时间大体相当。“仁孝”二字的西夏文读音为“尼芍、勿”，与藏文“泰呼”（the－hu）音近。可见遣使入藏迎请上师，后又贡献饰物助修佛塔等活动当在仁孝时期。后代藏文文献中对甘青多麦地区宗教史实记载尤详的《安多政教史》也叙述了这段史实。《贤者喜宴》还记载了蔡巴噶举派喇嘛相的弟子藏巴顿库瓦等师徒七人先到蒙古地方，后转道西夏，在西夏担任翻译，讲授三宝密咒。这位上师在成吉思汗毁灭西夏并破坏西夏寺院时，曾劝说成吉思汗修复佛寺，据说这是最早见到蒙古人的藏人。这位喇嘛相还指点雅隆地方人查巴僧格到西夏地方修习，作了西夏王的上师，在西夏的果热衮木切及帕底地方弘扬佛法。东嘎仁波且编注《红史》对藏巴顿库瓦所作注释云：“藏巴顿库瓦（gtsang-pa-dung-khur-ba），又名藏巴顿库瓦旺秋扎西，他是贡唐喇嘛相（1123～1194年）的弟子，最初受西夏的邀请，为西夏王的上师，并在西夏弘扬了蔡巴噶举的教法……生卒年不详。”然而，成书时间远远早于《贤者喜宴》，由噶举派支系蔡巴噶举僧人蔡已司徒•贡噶多吉所撰《红史》（成书于1363年）在其叙述西夏王统与都松庆巴传记时却没有提到西夏王邀请都松庆巴赴西夏之事，只是在叙述蔡巴噶举教派史时记载，藏巴顿库瓦为贡唐喇嘛相的再传弟子，其所从上师为涅麦仁波且。这位藏巴顿库瓦与上面提到的格西藏索瓦和格西藏波，都是一世噶玛巴都松庆巴和蔡巴噶举派上师喇嘛相分别派往西夏的弟子。笔者认为格西藏索瓦、格西藏波同为一人，《贤者喜宴》在叙述西夏王统时将这位使者写成“藏波瓦”；但在叙述都松庆巴传记时又写成“藏索瓦”；《红史》称藏巴顿库瓦等方“众格西弟子”。值得注意的是，喇嘛相出家时依止的根本上师咱米泽师就是来自弥药，所以他派弟子赴西夏传法亦顺理成章。喇嘛相生卒年为1123～1194年，都松庆巴生卒年1110～1193年，所以，《红史》记载的藏巴顿库瓦，其生卒年极可能与喇嘛相的生卒年相当，考虑到藏巴顿库瓦是再传弟子并曾劝说成吉思汗不要毁坏佛寺，其生活年代当在1150至1227年之间。此外，《萨迦世系史》记载，萨迦第三祖扎巴坚赞的弟子有一名叫国师觉本者，前往米涅（西夏），作了米混王之应供喇嘛。扎巴坚赞的生卒年为1147至1216年，他的弟子的活动年代应与藏巴顿库瓦的活动年代大致相同。可见同时前往西夏的并非只有噶玛噶举派的僧人。因而西夏存留的藏传绘画并不能只用噶玛噶举在西夏弘法的史实来解释。
　　［33］据黄颢先生所说，建于1098年的张掖大佛寺中大佛颈部刻有藏文aom的六字真言之第一字。《马可波罗行记》则说大佛寺内杂有喇嘛像。甘肃炳灵寺石窟（1098年）也发现有藏文和西夏文同时出现的咒语（参看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57页）。
　　［34］参看如下论文：罗昭：《藏汉合壁“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录》，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范德康：《拶也阿难捺：12世纪唐古忒的克什米尔国师》，陈小强、乔天碧译，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14集，第341～351页；邓如萍：《党项王朝的佛教及其遗存——帝师制度起源于西夏说》，聂鸿音、彭玉兰译，载《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笔者以为“波罗显胜”的“显胜”是藏语的rgyal－mtshan。
　　［35］此卷编号TK－164，经首有3幅版画。经首有口传此经者的署名：“天竺大船弥怛五明显密国师在家功德司正嚷乃将沙门拶也阿难捺传”，这是藏汉合壁“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中的国师又一次见诸文献，这位僧人活动于仁宗初年的判定是正确的。其中“天竺大船弥怛”中的“天竺”是概指来自克什米尔的僧人，不一定确指印度。“大般弥怛”无疑来自梵文的“班智达”（Pandita）。此经书影参看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附录页15；整个经最后的残片上有仁宗的年号：“奉天显道耀武宣文……去邪淳睦懿恭皇帝”，刻印日期阙佚，但后序发愿文中说刻此番汉经的目的是纪念去世的父亲崇宗皇帝（1087～1138年），孟列夫认为大概不早于崇宗去世3周年，不晚于曹皇后去世后3周年，1167年的TK－128说曹皇后已去世3周年。崇宗的称号是1141年从金得到的，这个日期是最可能的刻印日期。
　　［36］此经插图见于编号TK－128的卷子。后序发愿文中有刻印日期：“天盛十九年岁次丁亥五月初九日”。
　　［37］史金波等：《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卷卷首插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997年版。
　　［38］［39］参看Karmay, Heather, Early Sino-Tibetan Art, Warminster，1975年版，第36页，图版16～22、26～30。
　　［40］此处的“□□上师”或许是后面“大乘要道密集”中的“大宝上师”，即藏文的rin-chen。
　　［41］见注［17］，第143～147页。
　　［42］这幅文献梵文本收在Kazi Dewa-samdup, ed., Shrichakrasambhara Tantra: Abuddhist Tantra, Calcutta: Thacker, Spink and Co., 1919; reprint, New Delhi: Aditya Prakashan,1987 Shinichi Tsuda, The Samvarodaya-Tantra: Selected Chapters, Tokyo, The Hokuseido Press, 1974。这份藏文文献的英语译文见Huntington, Susan L., I Huntington, John C., The Art of Pala India
（8th-12th centuries）and Its International Legacy: Leaves From the Bodhi Tree, Seattle and London, 1990, pp535-540. Appendix II: The Iconography of Cakrasamvara and the Deities of His Mandala.
　　［43］《西夏佛塔》第53页。孙昌盛：《拜寺口方塔始建年代考》，载李范文主编：《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版，第359～365页。
　　［44］因为方塔同时发现了乾祐十一年（1180年）仁宗仁孝皇帝的发愿文，由于方塔1990年被炸毁，难以判定现在收集到的经文是1075年修建方塔是作为塔藏放置还是方塔寺院的收藏。
　　［45］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20、21、229～234。
　　［46］陈庆英：《西夏及元代藏传佛教经典的汉译本——简论［大乘要道密集］（［萨家道果新编］）》，载《西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1～9页。
　　［47］这里的巴波无生师，笔者检出藏文为bal-po skyes-med，参看《红史》藏文本第80页。关于这里涉及的藏文名称，笔者将另文研究。
　　［48］“孤噜”似为guru，即“上师”，藏文文献经常以此替代bla-ma。
　　［49］聂鸿音先生认为西夏人翻译藏文为西夏文遵循如下规律：意译与音译合壁或全部意译的规律。这里出现的“大宝”为意译，“辣麻‘’为音译，“巴波无生”（bol-po-skyes-med）则是音义合壁。
　　［50］《西夏佛塔》图版一○；第46～49页。
　　［51］《俄藏黑水城文献》第5卷，第224页。
　　［52］同注［50］。
　　［53］［清］赵翼：《陔余丛考》，记载清初陕西边群山中“僧人皆有家小”，认为此乃西夏所属甘、凉一带“旧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