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吐蕃服饰，集中资料作过一些专题研究的，国外学者有德金桑姆（Dejin Zangmo）、休·黎吉生（Hugh Richardson）、海瑟·噶尔美（Heather Karmay）等；①我国学者有王尧先生等。②其他学者对此也偶有涉及，多散见于部分论文、专著中。吐蕃服饰的脉络，就在对材料的搜剔分析中渐渐凸显出来，其中的某些推论对进一步研究颇具启发。
吐蕃王朝时期的人物图像资料，目前所见的并不算很丰富，大概包括唐代阎立本所绘《步辇图》卷轴的摹本，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石窟部分壁画、③绢画，唐昭陵前的松赞干布石像，乾陵前的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率部归唐的吐蕃大将论赞婆、莽布支（即《通鉴》所载“论弓仁”）④二人像，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墓道西壁壁画“客使图”（尚有争议）；⑤而在作为当年吐蕃王朝腹心地区的西藏，由于吐蕃时期兴建的一些重要建筑，如今天布达拉宫的早期建筑部分、大昭寺、小昭寺、桑耶寺等，都曾因天灾人祸而几度遭受不同程度损毁，并经历代扩建，故其中据传为较早时期文物的某些壁画、塑像也难以确认就是吐蕃王朝之物，仅可资参考，比较之下，一些石窟造像如拉萨查拉鲁浦石窟的五尊早期造像、⑥西藏岗巴县乃甲切木石窟第4号窟某些造像⑦的年代更近于吐蕃。
然而，对上述不算丰富的图像资料详加分析整理，参之以文献记载及对相关出土实物的考古研究，使目前关于吐蕃服饰——包括服饰质料、服式、发式、服制等——的认识已不是那么贫乏。⑧本文的意图并非就此作一综述，而是集中于吐蕃服饰中一种较典型的风格——萨珊风格织物和圆领直襟或三角形翻领对襟（或斜襟左社）束腰长袍，谈谈其间体现的文化交流因素以及此服饰风格在藏地流行的时间段。
一、吐蕃王朝时期服饰中的萨珊风格织物和三角形翻须长袍
从图像分析，这一时期吐蕃人的衣着中最常见的有两种服式，即圆领直襟或三角形翻领对襟（或斜襟左衽）束腰长袍（二者关系详见后文）。后者如：敦煌绢画《劳度叉斗圣》（8世纪）（图一），⑨图中人物着三角形大翻领长袍，领缘缀有圆形饰物或纽扣，衣领开口处露出些许里面衣服的前襟，一人所着内衣且可看出明显为左衽。袍身修长，皆束腰带，袖长过手，袖口镶以花色锦缎；敦煌158窟壁画《佛涅一变》中吐蕃赞普像（9世纪初至839年左右）；敦煌159窟、237窟壁画《维摩法变》中吐蕃赞普、侍从形象（9世纪初至839年左右）等。旧题阎立本绘《步辇图》中，⑩禄东赞身着小袖圆领直襟团窠花锦袍（图二），饱长仅过膝，于圆领直襟服式之外，更形象地体现了“萨珊式”风格织锦的特色及其在吐蕃服饰中的使用。细观其锦袍，可见袍衣的领缘、袖口、襟缘颜色较鲜艳，图案也不同，皆为红地团窠立鸟纹锦；其余部分所用锦则较黯淡，团窠内有动物形象，不知是鹿、羊或骆驼。
关于此类图案，随着各地考古资料的丰富，目前已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即：连珠纹尤其连珠圈纹是古波斯萨珊王朝最为流行的花纹；在萨珊风格织物中，以对兽或对鸟图案母题为主，而以各种圆和椭圆的连珠作为图案装饰主题。连珠纹图案于5～7世纪间沿丝绸之路从西亚、中亚传入我国，但在这一时期基本是作为器型排列的边饰。至隋代，连珠纹发展为连珠圈纹，并成为各种器物的主题纹样。波斯锦传入后，约7、8世纪时我国也曾模仿织造。不论其产于何地，凡属此类萨珊波斯风格的织锦，皆称为“萨珊式”织锦（Sasannian’figured silks）。
禄东赞所着的小袖团窠花锦饱，沈从文先生以为应当是《唐六典》提到的川蜀织造的“蕃客锦袍”，每年织造200件上贡；又据杜佑《通典》赋税条记载，扬州广陵也每年织造250件，都是唐朝廷专令织造，以赠予远来长安的使臣作为特别礼物。波斯锦传入中国后，隋唐两朝确曾模仿织造，但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吐蕃所获萨珊风格织锦极可能是属于西方织锦系统的中亚、西亚产品。
7至9世纪的西域，乃是唐、吐蕃、大食三方驰骋争霸、势力消长之地，［11］吐蕃对西域亦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并可在一定限度内凭借其对西域的控制，以贸易、掠夺等方式获取其珍贵物品。《贤者喜宴》载松赞干布之时，“自西方之胡部（sog－po）、泥婆罗，打开了享用食物财宝的库藏”，［12］应该就是这种历史状况的反映。
吐蕃从西域获得的物品中，就包括大量精美的西方丝织物。如果说《步辇图》中吐蕃大相禄东赞身着之长袍所用衣料为团窠立鸟及其他团窠动物纹锦，仅能表明其织锦风格源自波斯式样，却不足以说明其物直接来自西方（因为唐朝也曾模仿织造），那么，青海都兰吐蕃墓葬群中出土的波斯含绶鸟织锦、萨珊波斯婆罗钵文字锦、粟特含绶鸟织锦则堪为确证。都兰各类各型含绶鸟锦的图案都普遍存在一种连珠（也作“联珠”）纹，其表现形式较为多样，如连珠团窠环，以连珠装饰立鸟的底座，或见于立鸟的颈部、尾部和所衍项圈上的连珠装饰，甚至在花瓣边缘也较多见。经分析，出土三类织锦中，后者产自中亚的粟特，属于“赞丹尼奇锦”（Zandanniji）；前两者当为651年波斯萨珊王朝灭亡后，东迁的波斯人在所客居的中亚地方织造的。［13］
在都兰热水第10号墓中，还出土了11支吐蕃时期古藏文木质简牍，经王尧、陈践二位先生考释研究，认为与新疆出土的古藏文木简大致属于同一时期，即9世纪藏文改革之前；据木简文字内容分析，应为墓主的随葬衣物疏，即随葬品的登录文献。通过二位先生的辨读、录写和译文，可发现其中三支上的内容尤为引人瞩目，兹将译文一一照录如下：
M10：4—1黄河大帐产之普兴（bu-shi-ng）缎面，绿绸里夹衣及悉诺涅（sta-nig）缎红镶边衣，黑漆长筒靴共三件。
M10：4—8黄河大帐产之普兴缎面，绿绸里，衣袖镶悉诺涅缎，价值一头母牦牛之缎夹衣一件。
M10：4—10衣袖为红镶边，衣领为悉诺涅锦缎之羔羊皮衣一件。［14］
上述记载中最能引起兴趣的是作为衣服领、袖、襟镶边的红色sta－nig锦缎，即此文中译为“悉诺涅”锦者。当二位先生对这些藏文简牍进行考释时，墓中所出的织锦残片尚未整理研究完毕，仅凭借藏汉对音实难从中西织锦的璨然名目内分辨出一种较为贴切的名称。今据上引许文之研究，都兰出土的两类含绶鸟锦多以红色为地，用其他色线显花，配色鲜丽，且亦多用为衣服的领饰、袖缘、襟饰等，并已鉴定系波斯锦和粟特赞丹尼奇锦。关于赞丹尼奇锦的研究始于1959年著名伊朗学家亨宁对一件中古粟特锦题铭的解读，此后随着各地出土物的增多，研究也日益深入。此锦最初因系在中亚粟特布哈拉（安国）附近的赞丹那（Zandana）村织造而得名，后来布哈拉的其他村落织造的这类锦也叫“赞丹尼奇”（Zandanniji）。都兰古藏文木简记载之“sta－nig”锦缎，若按13世纪左右藏文古籍阐释之古藏文发音规则，较确切的对音当为“斯达尼克”，［15］其音与Zandanniji颇相近。又，尚刚《唐代工艺美术史》认为，Zandanniji也即《元史·百官志·工部》所记载的“撤答刺期”，元代为模仿织造此锦专设提举司。［16］除了在配色、用途、其名称之发音等方面的相近，作为随葬衣物疏，木简文字记录的内容自必与随葬物品相关，虽然由于墓葬曾经盗掘使得今天所见的二者不能一一对应。因此，不妨作一个大胆的推测，即木简中所谓sta－nig锦与粟特的Zandanniji有关。
除都兰吐蕃墓出土的粟特、波斯两类含绶鸟织锦外，唐中叶以后敦煌文书中常见的“胡锦”、“番锦”、“毛锦”等，据析也当属西方织锦。胡锦指来自高昌以西各伊兰语族，包括于阗、粟特、波斯及拜占庭人的织锦。番锦一词则在吐蕃统治时期的沙州等地已非常流行，如P.3432《吐蕃管辖时期（9世纪初）沙州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佛像供养具经等目录》中即载有“阿难裙，杂锦绣并杂绢补方，并贴金花庄严，番锦缘及锦绢沥水，长四箭，阔两箭，贰。”番锦地部多为红色，各文书中明确记载的织锦纹饰有团窠对狮、五色鸟、者舌花等，其中如老舌花则明系昭武九姓的粟特花纹，而五色鸟等在波斯锦、粟特锦中皆常见。番锦多用作丝织物制品的缘饰，可以见得其价格之昂贵。毛锦系一种粟特锦，产自康国等地。以上记述与都兰出土的实物相为佐证，真实反映出当时粟特锦、波斯锦等西方织锦输入吐蕃的状况。［17］
从下文所辑录的图像资料中，我们将会惊奇地发现：萨珊风格织物及三角形翻领长袍流行时期之久远、地域之广阔，在藏族服饰史上不啻于辉煌。
服饰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之一，与其他文化现象一样，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具体到任何民族也是如此。藏族服饰从一个最为通俗的层面上体现着藏民族的文化特性，然而其间又蕴涵了自然环境、经济类型、历史背景、生产技术、审美观念等因素，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藏族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以及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文化交流。无疑，吐蕃服饰中的这一典型风格早已激起部分学者的兴趣，并将探索的目光放到这种通俗的文化载体所蕴涵的文化交流因素上。近代藏族学者更敦群培曾探讨吐蕃赞普的装束，认为“当时与吐蕃关系最友好者要数‘波斯’（ta－zig），当时的波斯国内，不但盛行佛教，仅以博学大德而论，非他国所能比拟。吐蕃的清王臣，似乎也都模仿波斯（ta－zig）的风尚”，又指出具体模仿之处，“据传说，松赞王以红绢缠头，身披五色锦缎半月形披风（ber）”，足着“钩尖之革履”，“此等亦皆同波斯之风俗”。［18］法国学者海瑟·噶尔美在分析吐蕃服饰时，对其中的一种常见式样——圆领直襟或三角形翻领对襟（或斜襟左衽）束腰长袍，虽未进一步阐述其原型具体出自何地或何种民族，但也认为其原应是中亚或西亚的式样，适于骑马民族。［19］在谈到前引更敦群培观点（即“波斯影响说”）时，噶尔美表示：“遗憾的是，他没有给出这些史料的出处。”［20］不知噶尔美女士是否注意到，更敦群培在推测之前已说明乃是“据传说”，而且对此观点也并不确定，故只言“似乎”云云。
前贤之说，亦各有据，笔者在颇受启发之余，检阅资料，发现上述吐蕃服饰中的此种常见式样与粟特民族的一些直接联系，姑妄言之，不过聊备一说，冀有识者能发明此问题之本源。
二、粟特及粟特服饰
粟特系中亚古地名，在乌浒水（即阿姆河）与药杀水（即锡尔河）之间的忸密水（即扎拉夫尚河，Zarafshan）流域。该地于公元前6世纪曾成为隶属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后又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占领。汉、晋时形成康国（都城马拉干达，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儿罕城北郊的阿夫拉西阿卜城址）、安国（都城布哈拉，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城）等城邦国家，我国汉、晋史籍中称这个地区为“粟七”、“粟特”，均系见于祆教经典《阿维斯陀》（Avesta）的Sughda和嗣后见于古典著作的Sughdo、Sogdiana等名的音译。6～8世纪初形成以康国为首的昭武九姓国，随着阿拉伯势力向中亚扩张，粟特于8世纪初为阿拉伯征服。粟特居民属伊兰（Iran）语族，兼营农、牧，更是一个独特的商业民族，在进行丝路贸易的诸国商人中，很长时期内以粟特商队最为有名；此外，粟特人对周邻民族或国家的政治影响，以及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样不可忽略。［21］
（一）关于粟特服饰
关于粟特人的形象，由于手头资料缺乏，笔者未能找到中亚粟特原址壁画的图片，殊觉遗憾。不过，4世纪后即有大量康居（中国史书中又作“康国、悉万斤、飒秣建、萨末鞬”等名）人入居中国；及至唐代，移居葱岭（帕米尔）以东的昭武九姓国人更为可观，且自成聚落，长期保持其民族特征。在我国境内的有关粟特人遗迹的考古也已得到确认，下面即将展现的图像便属此类。
这是几件6～7世纪北齐粟特贵族墓中出土的石刻，包括一对阙型刻石、三块画像石。［22］石雕双阙约于1922年在河南安阳附近出土，不久即流失国外，今藏德国科隆东亚文化博物馆。1924年柏林出版的A.V．勒科克（A.V.Le Coq）《中亚艺术文化史》曾刊登其图片。50年代后，国外学者对其多有研究，G.史卡里亚、B.I.马尔夏克将石阙上的浅浮雕人物与中亚文物，尤其与阿夫拉西阿卜城址（City Site at Afrasiab，即古康国都城遗址）“红厅”壁画作了比较，指出石阙墓主是自康国移居中国的粟特王公贵族。
石阙共两个，为子母阙型，高71.5cm。估计对称置于墓室。阙正面、侧面均刻有浅浮雕人物。且来关注这些人物的服饰。
A阙正面为一列人正走向祭坛，皆穿窄袖长袍，大翻领，前开襟，足着长靴。佩（本字无法显示：“革+占”）鞢带，系刀剑。长袍都有联珠纹镶边。为首者与第三排两人戴帽盔，有垂裙，其他人剪发。其帽盔与圣彼得堡艾米塔什博物馆所收藏的尖形头盔（有联珠包围对瓶图案）很像。B阙正面为一列人恭立向祭坛行礼。施文中未描述其服饰。
A、B阙侧面各刻一祆教祭司（图三），身侧的拜火祭坛正冒着火焰。祭司面相为大鼻、深目、秃顶、连腮长髯，身材魁梧。衣着同前述，惟手执法杖。
画像石A、B、C，有学者认为它们与上述石阙出于安阳的同一北齐墓中。长90cm、高50cm。A板现藏法国巴黎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B板和C板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三块画像石每板有三幅图，中间为主图，左右为配图，如屏风画置于石棺之侧，施文依画情节分别定名为：
主图左配图 右配图
A板 节庆 听乐 饮酒
B板 游猎 谒见 宴乐
C板 出行 观舞 女乐
我们仅从中选取画像石C板左配图观舞图局部，观察其中人物服饰的细部特征。图中场景为胡、汉人物聚会于葡萄树间，其中右侧带冠穿胡服者应为中原人士。主人居中盘腿随意而坐，高举角杯（古代伊朗与中亚流行的贵重酒器）敬酒，身份特殊（图四）。其余胡、汉人物皆“胡坐”（两膝着地，反跖而坐），手端叵罗（粟特语音译，是一种椭圆形碗状酒杯），胡人服饰同前。台下为伎乐，一胡服女子举臂旋转，作“胡旋舞”。
施安昌先生于文中对上述石刻所见胡人服饰作了概括、分析：“人物皆小袖长袍，中间开襟，着软靴，佩宝带，头戴卷檐虚帽。戎装则帽盔。……女子着窄袖圆领袄，长裙，束带自腰垂下，发饰（当系“发式”）为双髻或梳辫。不论男女，衣服的领沿、袖口、上肩和下裾都缘以联珠纹边饰。这是典型的粟特服装，阿弗拉西阿卜壁画（6至8世纪）人物服饰多与此相似。”
不过，窄袖圆领直襟祆与窄袖翻领对襟袍之间，除了短袄与长袍的不同，在式样（尤其是衣领）上应没有根本区别，于此借助唐代妇女着胡服的形象予以分析。
唐代之“大有胡气”，亦体现在生活中的服饰上，不仅男子，妇女也多有着胡服者。沈从文、孙机等先生早已注意到，从考古资料中看，唐代胡服的流行其实在安史乱前，尤其在开元天宝以前，武则天时代，而并非如《新唐书·五行志》所称“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等等。沈从文先生认为，“唐代前期‘胡服’和唐代流行来自西域的柘枝舞、胡旋舞不可分。唐诗人咏柘枝舞、胡旋舞的，形容多和画刻所见‘胡服’相通”。如章孝标诗“柘枝初出鼓声招，花钿罗衫耸细腰。移步锦靴空绰约，迎风绣帽动飘摇”。刘言史咏胡旋舞诗“织成蕃帽虚顶尖，细裁胡衫双袖小。……翻身跳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23］“柘枝”之名，见于《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石国：“石，或曰柘枝，曰柘枝，曰赫时。”同书同卷安国传又云：‘“募勇健者为柘羯，柘羯犹中国言战士也。”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飒秣建”（即康国）条又有：“兵马强盛，多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陈寅格先生案语道：赭羯即柘羯之异译，但玄奘所记赭羯“乃种族之名”，上引安国传云“犹中国言战士”，“若非宋景文误会，即后来由专名引申为公名耳”。［24］姑不论此，“柘枝”之名由自粟特昭武九胜国是无疑的，柘枝舞最初也必来源于此，舞者服饰自当反映粟特人的特征。
唐代中原壁画、石刻中的此种胡服女子，身份多为一般侍女，如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前室壁画及线雕石刻（图五），西安韦顼墓线雕石刻（图六），西安南里王村韦顼墓线雕石刻等。图五中，侍女着圆领小袖长衣和翻领小袖长衣的两种形象为同墓所出，可见两种式样的胡服在当时都很流行。又，（图六）中的侍女戴浑脱金锦帽或流高髻，着翻领小袖长衣，腰系（本字无法显示：“革+占”）鞢带，下穿条纹卷口裤，足着锦靿靴，一套典型的胡服装束。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其翻领的两个三角形尖端，各有一个纽扣或搭襻状小物件，如果将衣领合起扣上或系上，翻领瞬间就变成了圆领，像这种在衣领上变换的小花样，相信今天的人们同样熟悉。
回顾图一中的吐蕃女子，她的长袍翻领尖端也明显有一个小小的圆状物，其用途应该与上面的分析相同。正如海瑟·噶尔美及黎吉生所推测的，《步辇图》中禄东赞的服式（圆领）和其他几图中吐蕃人的服装式样（三角形翻领）“可能没有区别”，三角形边“较小的显然只是圆领没扣上而折过来的边”，也许后来有所发展变化，领边扩大了，“成为不变的翻领或是在背后结合的领子”，这种袍眼和衣领的变化在中亚的许多壁画中都有体现；而且，“即使时至今日，藏族人非正规的穿着仍有一种衣领的式样为颈处不系紧，让一襟下垂。”［25］
关于唐代中原尤其是女子的着胡服，沈从文先生认为“或受当时西北民族（如高昌回鹘）文化的影响，间接即波斯诸国影响”。而上述吐蕃人的此种常见服式，海瑟·噶尔美的观点是“原为中亚或西亚的”。两者对这种胡服的来源所见略同。通过以上的图像对比，笔者进一步推测，吐蕃人的这种常见服式大概与粟特人的最为接近，其直接影响可能和粟特人有关，联系粟特人在当时丝路沿线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对周邻民族和国度政治的影响，此设想或非无稽之谈。
（二）粟特人在西域的角色及影响
至少于公元前6世纪，操粟特语的这个古代民族就已在扎拉夫尚河河谷地带大大小小的绿洲上，建立起了为数众多的城邦国家。然而此地绿洲肥沃之有名，犹不及其商业那样盛誉广被。这首先得归功于各粟特城邦尤其是撒马尔罕的绝佳的地理位置：东面沿天山南路或北路通往中国，南可抵阿富汗、印度，西接波斯，西北可通往欧洲腹地，因而成为中古时期丝路沿线诸国物产的最大集散地之一。粟特人的善于经商和不畏艰险在各国商人中也是令人惊叹的，除了往返丝路东西两端的商业远征，3世纪时还曾南下印度，远入交趾；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后，粟特商人的足迹也渐渐遍及中国南北，甚至雄据中国北方的各游牧民族也是他们重视的贸易对象，凡利之所在，无所不往。粟特商业的发达，以及由此促成的粟特各城市的富有、繁华，在东西方许多古籍中都有记载，毋庸多言。［26］
文化的传播并非虚化的概念，最初的潜移默化来自于交流中的物质实体（包括人和各种性质的物）。直至15、16世纪新航路的开辟引起“商业上的革命”，导致世界市场扩大以及商业经营方式的改变（尤其在欧洲）之前，商业贸易一直兼有文化交流的意义和内涵，因为除了国家、民族之间的政治往来，这该算是最具规模的、较为民间化的地区联系形式。除了商队本身的影响，其他以传播文化为目的的人也常依附随行，而古商道沿线也便由此两种因素，成为最快和最早体现出多文化交流的区域。这一规律就宏观意义而言，在中世纪前期和中期尤为显著。作为古丝绸之路的主体商业民族之一，粟特人在为己牟利而客观上促进了丝路沿线经济交流与繁荣的同时，也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古代中亚文化受希腊和波斯的影响较大，而中亚诸族中又以粟特人最善于将东西方文化巧妙融汇，不显穿凿。粟特文源于西亚阿拉美文，本为横书，因受汉文化影响才改为直书。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纸，在中亚诸国中粟特人最先接触到，3世纪敦煌粟特书信就大都抄写在纸上。［27］在纸的历史上，不能忽略的纪年之一是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正月，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将降服的石国国王、可敦等押送长安献捷，后来“悉杀其老弱”。石国王子西奔，欲引大食攻四镇，高仙芝乃帅军攻大食，会战（或认为只是一场遭遇战）于怛逻斯城（Talas，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唐军大败，高得以逃归。被大食军俘虏的唐兵中有造纸工匠，传其术入康国，撒马尔罕由此成为中亚最早的造纸业中心。此时的中亚粟特等国在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阿拔斯朝旗色尚黑，中国史籍称之“黑衣大食”）统治下，后来巴格达也发展为造纸中心，此后造纸术又传入欧洲，1O世纪末纸已完全取代了羊皮纸和纸草纸，对阿拉伯及西方各国文化的保存和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28］
其他体现在诸如丝织、金银器工艺上者，如萨珊波斯、希腊、东罗马（拜占庭）等艺术风格的东传（如金银器工艺中的捶揲技法，装饰艺术中的联珠纹样等），唐朝的丝织技术及某些装饰艺术因素在西方的出现，［29］以及唐代中原服饰等习俗中流行“胡”风，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粟特人有直接关系。齐东方先生推测，既然粟特对唐代金银工艺产生的影响尤为显著，当时必定有数量较多的实物流入中国，目前确实也已有不少粟特银器被鉴别出来，逐渐形成了流入中国的粟特银器群，它们出土地点的分布，与粟特人在中国的迁徙背景亦相吻合。
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粟特人东渐的，而这又与粟特人对周边邻国和民族政治的参与及影响不可分。
季羡林先生曾详细论述过商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并注意到这个现象同样适用于其他宗教。因为宗教组织不从事任何生产经营活动，要生存就得依附于商人。［30］作为商业民族的粟特与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又称拜火教，“祆”是唐初为表示此教而新制的字）的密切关系，已为学界共识，即粟特袄教组织依附于商贾，同时粟特商贾靠祆教维系其商团组织，关于汉语措词“萨宝”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萨宝，在东晋时的《法显传》中作“萨薄”，较晚时期的中国古籍释为“祆官”，近年的研究证实，“萨宝”出自粟特语s’rtp’w（商队首领），则粟特商队首领显然同时也是商队的祆教教长，可证火祆教早在汉晋时期就流行于撒马尔罕与洛阳之间的丝绸之路［31］
由于祆教在粟特诸国的流行，一些学者认为“火祆教为粟特国教”（见前揭林梅村文）。但［日］羽田亨认为，虽然祆教自开创以来到伊斯兰教流行时为止，持续流行在粟特地区，与当地的政权却没有联系，和波斯的政教合一不同，未能像在波斯一样发展成为国教，因此，未妨碍当地佛教、摩尼教、基督教的信仰。［32］
对世界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摩尼教，系3世纪中叶由萨珊初期的波斯人摩尼（Mani）在波斯西部创立，以古代巴比伦宗教为基础，又融合了祆教、佛教、景教和诺思替教的某些因素，其教义主张世界由善恶二神主宰，世间充满光明与黑暗之斗争的二元论。我国唐代将其音译为“摩尼教”，宋代据其“但拜日月”的特点称其“明教”。五代十国、宋元时期的许多民间起义都曾以摩尼教为旗号。
摩尼教初创时曾一度得到波斯萨珊王朝的承认，但不久就被琐罗亚斯德教视为异端而加以禁绝，摩尼被处以磔刑，经典遭焚。波斯摩尼教徒为逃避迫害多东移，此后，花刺子模和粟特就成了摩尼教的根据地。在流亡中亚的波斯摩尼师的影响下，粟特人不仅很早就接触并信仰摩尼教，而且形成了颇具实力的中亚粟特摩尼教团，同时对周围其他民族也产生了很深影响。
如，唐代民间摩尼教的几度风行，以及安史乱后摩尼教传入当时称雄漠北蒙古草原的回鹘，均与此有关。在粟特摩尼师的策划和粟特商业经营方式的影响下，回鹘经济也在传统畜牧业之外出现了对外商业贸易。回鹘可汗派到江南建寺传教的摩尼师显然多系为回鹘服务的粟特摩尼师及粟特商胡，粟特人之操持回鹘对外贸易，史籍也多有反映。此外，粟特文亦为当时漠北回鹘的三种官方文字之一（另两种为突厥文、汉文）。［33］
接下来再看看突厥与粟特的关系。
在6世纪中叶及其以前，西域最强大的国家嚈哒，不仅天山以南的许多城邦，中亚的康居等粟特诸国，甚至安息等国的一部分地区也在其统治之下。552年，伊利可汗建立突厥汗国，其弟室点密联合波斯，于563～567年共灭嚈哒，瓜分其旧地，不久，突厥又进攻波斯，完全据有嚈哒旧地，康居等粟特诸国即在嚈哒被灭后为突厥统治。其间，在568年之前，突厥可汗派使臣康居人曼尼阿黑（Maniach）为销售丝绢出使于波斯，遭拒；567年，又派他出使东罗马，詹斯丁二世允许突厥在国内进行丝绢贸易，并几次遣使，双方订立通好条约。［34］可见在突厥汗国建立初期，突厥已发挥粟特人之特长，用其进行国际贸易之外交活动。
583年，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两国。然而无论东、西汗国，都日益体现出其原有的宗法制度在政治上的解体，因为两汗国都疆域辽阔，其统治下的各国生产方式和制度各异，突厥贵族是“不可能用一种宗法的政治体制来管理偌大的两个汗国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亚城廓的商贾市民也逐渐参与了突厥汗国的政治活动”。［35］
东突厥始毕可汗最信任的史蜀胡悉是史国粟特人，其时粟特人在突厥已是自成部落、拥有自己财产的集团，且曾有康稍利作为粟特人而被授予特勤，可见粟特人地位之高。尤其在颉利可汗（620～630年在位）时，东突厥诸部中专门有胡部。630年东突厥汗国灭亡后，其民南下归附唐朝的有十多万人，其中有史善应、康苏密统领的粟特胡部，唐于679年在灵、夏二州之南境（今内蒙古河套之南）置六“胡州”，派唐人为刺史治理；722年，又移六州残胡五万余口散置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36］
在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在位之时（618～628年），曾在石国北方的千泉建夏都，以便于管理治下的中亚各国。至于西突厥对西域各国的统治方式，《旧唐书·西突厥传》记载道：“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税。”林梅村认为，“西突厥派往西域诸国的吐屯大都是粟特人，例如在鄯善建立移民点的康典艳就是西突厥派往西域的一位粟特吐屯。”并认为火祆教传入焉耆也与粟特人在西域的活动有关。［37］
统叶护可汗死后，西突厥汗国分裂为二国，以碎叶川（今楚河流域）为界，以西及西南方为穹失毕五部，东北方者为咄陆五部。7世纪末，西突厥十姓无主，其中势力最强的突骑施部乃攻陷唐在中亚的重镇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西北的阿克贝西姆古城），建立以碎叶为大牙、弓月为小牙的突骑施汗国（唐开元六年即718年～开元二十七年即739年）。突骑施定都碎叶后，即与粟特人建立了密切关系，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反映出，粟特人为其代理文书，充当了突骑施与外族交往的代言人和商业代表，如吐鲁番出土文书《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收领马价抄》，即粟特人何德力翻译代书。20世纪以来，考古学家们在碎叶、怛逻斯、江布尔、喷赤干及我国新疆等地发掘、搜集到一些突骑施钱币。突骑施钱形式模仿唐开元通宝，为方孔圆钱，铭文为粟特文，可谓唐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经典缩影。而其与粟特人的直接关系，不仅仅在于上面的文字，还在于其制造方法。其缘由还当追溯到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在碎叶设镇，成为汉文化西传中亚的中心，其影响之一就是对中亚传统货币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自7世纪中叶，史、康等国粟特人乃开始突破中亚诸国货币受希腊、波斯影响而采用打制法制造、圆形无孔的传统，开始模仿唐朝货币，铸造方孔圆钱。而铸有粟特铭文的突骑施钱则是突骑施定都碎叶后，当地粟特人帮助突骑施人铸造，并流通于突骑施领地及其控制之下的粟特地区。于此，同样体现出了粟特人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起的具体作用。
三、吐蕃与粟特
前面谈了很多都是关于粟特及其与别的民族的关系，不过当不为离题，对于理解下文论及的问题该是必要的背景；而且，当时西域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如此暂作交代，于前后脉络都能较为清晰。
我国魏晋隋唐文献把中亚不同城邦来华的粟特人分别冠以不同的汉姓，有康（撒马儿干）、石（塔什干）、安（布哈拉），及米、史、何、曹等，统称“昭武九姓胡”（具体则各书记载略有出入，有些如穆、火寻、竺并非粟特城邦）。各国粟特人或因经商久居，或因中国边地空虚乘机占据，或出于其他原因移居中国，日久则依附者愈多，自成聚落，不少粟特人聚居点都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商品集散地。唐代，移居葱岭以东的昭武九姓较前更具规模，蒲昌海（罗布泊）、播仙镇（且末）、西州（吐鲁番）、伊州（哈密）、沙州（敦煌）、肃州（酒泉）、甘州（张掖）、凉州（武威）等地均有粟特人分布。敦煌是昭武九姓重要聚居点之一，池田温据敦煌写卷P.3559第三残断（约750年前后的敦煌郡敦煌县差科薄）分析：沙州陷蕃前，昭武九姓多住在城东一里的从化乡，约三百户，一千四五百人，与汉人杂居。在吐蕃统治敦煌期间，这部分粟特人也被编入部落。①在敦煌这一点上，是目前涉及吐蕃与粟特人关系的记载最为明确而且没有争议的部分。
从其他线索中探寻吐蕃与粟特人之间的联系，就不能不谈到吐蕃在西域的扩张，不能不牵涉到西域的其他民族，尤其是西突厥。
还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的悉补野吐蕃时期，关于吐蕃与西域之间的交通已经有迹可寻。藏文史籍《王统世系明鉴》第八章中说：松赞干布之父朗日伦赞“战胜了汉人和突厥，从北方得到了食盐”。其他藏文文献和传说中也常常有朗回伦赞从北方得到食盐的说法。王小甫先生以为，撇开传说的成份就可以发现一件史实，即“朗日伦赞是从北方的突厥人那里得到食盐的”，而且指的是西突厥尤其是西突厥五俟斤部分布的地区。五俟斤部即西突厥汗国分裂后的五弩失毕部，“置五大俟斤”，其地大约为碎叶水（楚河）或伊利水（伊犁河）以南、傍葱岭（帕米尔）东麓至于阗（今新疆和田）南山之间的地带。王小甫进一步分析提出，吐蕃从西域的突厥地区输入食盐的道路，其实大致就是今天新藏公路的主要路线，即途经大羊同、女国，翻越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穿过阿克塞钦地区抵于阗；这条“食盐之路”是吐蕃人最早知道的通往西域之路，再与于阗至疏勒一线的“五俟斤路”衔接，就是吐蕃进入西域初期的主要活动路线。②
吐蕃在西域活动的最早明确记载，是在唐显庆四年（659年），西突厥诸部离散，其中的弓月部和阿悉结阙俟斤（弩失毕五俟斤之一）都曼叛乱，击破于阗，唐派苏定方西讨，都曼兵败被擒，“弓月南结吐蕃，北招咽面，共攻疏勒，降之”（《通鉴》卷二○○、二○二）。由此又导致了下一次性质相同的事件。龙朔二年（662年），海道总管苏海政“受诏讨龟兹及疏勒，……海政军回至疏勒之南，弓月又引吐蕃之众来拒官军”（《册府元龟》卷四四九将帅部专杀条）。此后，麟德二年（665年）闰二月，“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通鉴》卷二○一）。据白桂思（Ch.I.Beckwith）、王小甫分析，敦煌古藏文文书P.T.1288《大事记年》载鼠年（664～665年）之间“赞普出巡北方”一事，便当与此有关。③至此，我们不禁要问，这个一开始就与吐蕃在西域的扩张联系密切的“弓月”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部族？
“弓月”一名见于有关唐代西域的汉文史料中，其他相关名称还有弓月道、弓月国、弓月城、弓月部落、弓月山。日本松田寿南尝撰《弓月考》，认为“弓月”即突厥文碑铭中的Kangars，弓月部属于西突厥弩失毕部原有五姓之一，其居地在伊塞克湖至纳林河谷一带。岑仲勉先生撰《弓月之今地及其语原》，认为弓月即突厥语之Kungut，今伊犁河上源之一巩乃斯一带即弓月部所辖之牧地，故弓月部当为左厢五咄陆属部。
王小甫对弓月名义、部落重新予以考证，认为：“汉文史料中的‘弓月’一名来自由古突厥语Kun‘日，太阳’和ort‘火，火焰’组成的一个合成词，其意为‘日火’或‘太阳之火’，表达了当时已传入突厥的祆教信仰。”并从宗教、地理位置、语言学等七方面分析弓月部落的性质及其在西突厥诸部中的地位、作用，即“弓月属西突厥别种、别部，是一个在草原上经商、传教的粟特人部落，弓月城是他们活动的一个中心”。但作为粟特商胡部落的弓月，其部落名称并非粟特语而是突厥语，可见“该部落是以从事宗教活动著称于突厥人中的”，虽然不能说整个弓月部落是一个祭司集团，但可以说他们控制着西突厥十姓部落特别是可汗牙帐的宗教生活（祀火活动）。弓月既将祆教传入突厥又操纵西突厥人的宗教生活，兼之他们所控制的商业活动对于游牧经济的重要作用，因而“惟有他们才能利用自己（在西突厥中）的崇高地位和在商路上远距离活动的便利条件”，在唐平贺鲁灭西突厥汗国以后，“发动西突厥残余势力为自己的传统利益而战，联兵吐蕃，对抗唐朝”。④
王小甫先生作这两篇考证的本意，原是“为探讨古老本教由Stag gzig传入吐蕃一说提供有关年代及传播途径的背景参考”，以及“就袄教在西突厥及吐蕃地区的传播情况做一点实证研究”，然而对笔者在分析前述吐蕃常见服饰一种与粟特服饰有关这一问题时，就认识吐蕃与粟特的关系上亦颇有启发。
此后的记载中，关于弓月与吐蕃的直接接触似乎就不见了踪迹，这应该和弓月在西域与唐的对抗木久即失败有关。《通鉴》卷二○二载：咸亨四年（673年），唐遣鸿胪卿萧嗣业发兵讨弓月、疏勒，十二月，弓月、疏勒二国王入朝请降。但藏汉文史料却一致反映出之后吐蕃与突厥间联系更为密切。
P.T.1288《大事记年》（以下简称《记年》）涉及突厥处见于675、676、686、687、689、694、699、700、720、729、732、734、736、744年各条。⑤这份大事记叙事文字过于简略，使今天的学者在引用时又不得不多方考证、慎思明辨，虽然学界已就此多有研究，在此逐一细按仍既不可能，也非本文主旨，故借鉴前人研究，对其中几点略加阐述。
《记年》载657年“大论钦陵领兵赴突厥（dru－gu）‘gu－zan’（龟兹？）之境”，当指686年唐拔弃安西四镇后吐蕃乘虚而入，论钦陵687年率兵入西域，此后至692年王孝杰复四镇之间的六年，大概焉耆以西的西域地区都在吐蕃统治之下。吐蕃入西域之后，废除了唐朝册立的阿史那元庆，另立其弟仆罗为十姓可汗，对西突厥部地实行羁縻统治。有理由认为这期间吐蕃军已到达了遥远北方的碎叶以西的十姓可汗故地。689年，率唐军讨吐蕃的韦待价与吐蕃军（当由论钦陵率领）战于寅识迦河，唐军败绩。寅识迦河在弓月西南，松田寿南认为即今伊塞克湖一带。康复四镇以后，于694年，王孝杰在冷泉击败南侵的勃论赞（森安孝夫认为，汉籍中的勃论、勃论赞、勃论赞刃，即《记年》695年条载被治罪处死的mgar-btsan-nyen-gung-ston）和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本字无法显示：“亻+妥”）子，碎叶镇守使韩思忠又攻拔泥熟俟斤之地的“吐蕃泥孰没斯城”，而西突厥的（阿悉结）泥孰俟斤的牧地在以千泉（塔什干之北）为中心一带。至于阿史那（“本字无法显示：“亻+妥”）子，一般认为即《记年》载694、699年曾前往吐蕃，又于700年被遣送前往突厥地的东叶护可汗（ton-ya-bgo-kha－gan），是继仆罗之后由吐蕃册立的西突厥可汗（694～700年）。⑥
公元7世纪末，西突厥突骑施部兴起，建立突骑施汗国（718～739年），吐蕃与突骑施之间为了各自在西域的利益又建立了密切联系。《记年》中的732、744年两条，都有突骑施（dur－gyis）使者至吐蕃的记载；734年，“王姐卓玛类遣嫁突骑施可汗为妻”。吐蕃与突骑施联姻一事，亦见于《旧唐书·突厥传》。
从以上历史活动中不难看出，吐蕃与西突厥中的粟特部落弓月有过直接接触；再考虑到前述西突厥与粟特人关系密切的背景，可以推测，吐蕃与西突厥中其他粟特人之间也极有可能存在至少是间接的联系。
此外，除了有明确记载的敦煌粟特人聚落外，通过对某些历史事件的分析，有迹象表明，吐蕃与葱岭以东，粟特人移居地内由唐朝统治的粟特人之间也发生过直接冲突。
P.T.1288《大事记年》公元694年条出现了这么一个记载：“噶尔·达古（mkhar－sta－gu）为sog（粟特）人所擒。”sog-po一词，亦见于新疆米兰古藏文简牍及藏文史籍《贤者喜宴》等，在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3《藏汉对译词汇》中对译为“胡”，目前对sog-po一词的解释虽仍有争议，但学界基本赞同将其比定为粟特人。⑦此处被粟特人所擒的mkhar－sta－gu应即《旧唐书·吐蕃传》载的禄东赞五子之一、论钦陵和论赞婆之弟悉多于。关于此处的粟特具体所指，王小甫认为，直至开元初年，罗布泊地区的粟特移民聚落仍是唐朝用以镇守当地的坚强力量，唐于此设置的石城镇（在今新疆若羌）、播仙镇（今新疆且末）为唐朝在西域东南之屏障，联系吐蕃是年企图恢复在西域统治的活动，则此处的粟特应指石城、播仙地区的粟特胡人聚落。②但（匈）乌瑞认为，由于吐蕃在692年已丧失了在塔里木盆地的统治权，然而当时吐蕃人的势力范围一直扩展到拔汗那（在今费尔干纳盆地），故有可能与粟特城邦诸国发生直接冲突。⑨
至唐开元八年（720年），吐蕃打通进入西域的东道的行动成功。《记年》720年条载：“东突厥（vbug－ocr）之使者前来致礼。……冬，……攻陷唐之sog-song城。”王小甫分析此处之sog-song城或可比定为石城镇。石城，《寿昌县地境》载：“自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名其城曰兴谷城。”《沙、伊州地志》石城镇条载其地名作“典合城”，王小甫认为当从“兴谷”而来，形近致误，而兴谷原意当作“兴胡”，即“兴生胡，在唐代是用来称呼以粟特商人为主的西域商胡的一个专名，常见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藏文sog—song城有可能是“兴胡城”的意译。⑩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吐蕃与西突厥中的弓月部落粟特人，天山以南、葱岭以东的粟特移民聚落之间都曾存在密切联系，甚至可能已与中亚粟特城邦发生了直接接触；而两者之间的接触和联系远不能以某种单一的性质加以定义，其中的内涵包括政治、宗教、物质文化交流等因素。下述几条资料或者能进一步丰富我们对此的认识。
在吐鲁番发现的粟特语文书T.ii.D.94，经亨宁（W.B.Henning）、林梅村释读，认为其中记录了9～10世纪粟特人在欧亚大陆的经商路线，自西向东为：“拂林（注：系粟特人对罗马帝国的称谓，唐代以此指拜占庭）、波斯、安国、吐火罗、石国、粟特、石汗那、汉盘陀、吐蕃（此应指青海地区在吐蕃治下的部分）、吐浑、弥药和薄骨律（据林梅村释读，系鲜卑人对宁夏灵武的称谓，唐代为朔方节度使府）。”［11］
1906年6月，F.E.Shawe首次披露，在拉达克的Tangtse（Drang－tse，Brang－rtse）地点崖表发现粟特语铭文及聂斯托里派的十字符。Rohit Vohra又于1983、1986年两次前往考察，并录写了部分阿拉伯文、粟特文、Sharada文、藏文铭文及有关宗教等方面的符号。Vohra对13条粟特铭文进行了研究，其中粟特铭文NO.2记录了210A.Y（即公元841、842年），撒马尔罕人Caitra和一名僧侣被派作信使前往吐蕃可汗（此当指热巴巾赞普）处。尽管他们究竟是来自撒马尔罕抑或塔里木盆地一带的散马尔罕属国尚存争议，但粟特与吐蕃之间的往来联系，及Tangtse曾是他们在丝路南线往来的一个重要宿营地，则可获证明。［12］
至于由粟特传入吐蕃的器物，除了由青海都兰吐蕃墓葬群出土的粟特织锦和金银器实物外，在两《唐书》、《册府元龟》、《唐会要》等文献中，记载吐蕃历年向唐朝贡、赠送之物中，尚有金鹅、金城、金瓮、金颇罗、［13］金胡瓶、金盘、金碗、玛瑙杯及银制犀、牛、羊、麂等各种金银器，其中有些当系来自粟特或受粟特影响而制作。例如“金颇罗”，前引施安昌《北齐粟特贵族墓石刻考》中谈到：“叵罗（粟特语音译）是一种碗状酒杯。”该文所研究的画像石中也可多处见到葡萄林间身着粟特服饰的胡汉人士手捧椭圆形酒碗饮酒的形象。齐东方《李家营子出土的粟特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文中研究李家营子1号墓出土椭圆形银杯时，依据粟特壁画等图像，认为粟特地区十分流行椭圆形杯，孙机赞同其观点，并在分析我国发现的同型玛瑙杯和玉杯时，认为唐人用此杯，乃是受粟特风俗影响。［14］但孙机先生在分析1970年山西大同南郊北魏遗址出土的一件“银八曲长杯”时，认为此种器型“在唐代金银器中屡见不鲜，诗文所称‘叵罗’，应即此物”。［15］笔者未能找见此杯图片，所见有关此杯器型的文字描述亦不全，故无法得知其与上述椭圆形碗有何异同。
以上，笔者通过图像对比和一些历史背景的分析，提出这个还远不成熟的推论，即：吐蕃时期流行的一种圆领直襟、三角形翻领对襟长袍，其直接影响应是来自粟待服饰，不过后来可能掺入了本土及中原因素，有所变更，例如出现了斜襟左衽的三角形翻领长袍，衣袖也趋于宽大，长几委地。另外，粟特服饰中常见的（“本字无法显示：“革+占”）鞢带，在吐蕃人形象中却不见使用踪迹，令人疑惑，因为此种腰带在当时西北民族中也是经常用到的；而且，以当时吐蕃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分析，应该也是一种很适用的饰物。今天的藏北牧民仍于腰带上系挂刀、锥、针线筒以至火镰、小勺等日常用品，形式相似，更令人不禁推测吐蕃服饰中（“本字无法显示：“革+占”）鞢带存在的可能性。粟特艺术中含有萨珊波斯艺术影响的因素，因此吐蕃此种服饰中或者间接受到波斯影响。但更敦群培以“当时的波斯国内盛行佛教”作为立论之本，与当时历史事实也并不相符。即使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的悉补野吐蕃时期，与之时代相仿佛的萨珊波斯（224～651年）乃是以火祆教为国教，其境内佛教虽未被禁绝，但已趋衰微。651年，波斯为大食所灭，大食在其辖境内最初尚宽容其他宗教，然日益强迫推行伊斯兰教，正是在此形势下，波斯不少火祆教徒流亡东方，则在吐蕃王朝时期，大食统治下的波斯境内也同样不可能“盛行佛教”了。
四、10至13、14世纪的有关图像
9世纪下半叶，吐蕃王朝崩溃，本土、属部相分离，然而早期吐蕃文化并未随之云散烟灭，仍在原吐蕃王朝区域内程度不同地得以继承，其文化的整体性也为10至13世纪期间藏民族及其分布格局的最终形成奠定了一方基石。作为原吐蕃王朝中心的吐蕃本土地区，无论阿里三部还是四如故地，吐蕃王朝时期流行的萨珊风格织物和三角形翻领长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频频出现。
古格故城壁画“王统图”中将吐蕃与古格诸王的服饰描绘得如出一辙，似乎意在表明古格乃是继承了吐蕃的正统王脉，但我们颇疑15、16世纪的古格人对五、六百年前的吐蕃人服饰已不那么清楚了。尽管古格红殿壁画“礼佛图”及“庆典乐舞图’将古格世俗生活展示得丰富精彩，从中可见古格王、王子、王室眷属、大臣、世俗民众等各色人物的具体形象，但吐蕃时期流行的三角形翻领长袍已难觅踪迹，代之以交领长袍。［16］至此，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既然古格故城的壁画大概是15世纪中叶至约16世纪中叶以后的作品，那么壁画中反映的古格人物服饰究竟只是于此期间的面貌，还是可以认为代表了整个古格王国时期的服饰风貌呢？
我们首先在当年古格王国的其他遗址中找寻线索。
位于现札达县西北的托林寺，于10世纪末、11世纪初由拉喇嘛意希沃初创，后曾不断扩建，现存较好的寺院建筑之一杜康（集会殿）殿内西壁东侧下部绘有一组古格王室成员及高僧、来宾礼佛图，“整个场景和人物形象、服饰都与古格故城几个殿堂的礼佛图或供佛图有许多共同点”。［17］托林寺杜康的建筑时间，宿白先生依据建筑平面布局及柱头托木的演变，分析认为约初建于14世纪，15～16世纪改建。［18］托林寺杜康的壁画与古格故城15、16世纪之际壁画所反映服饰的时期特征基本一致。
自1992年以来，由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和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联合组成考古队，连续多次对位于札达县扎布让区东嘎乡的东嘎·皮央石窟群进行了考察工作，为认识古格王国又打开了一扇窗口。调查者分析认为，东嘎·皮央石窟群年代约为公元13～16世纪。东嘎第一地点Ⅰ区1号窟（礼佛窟）内绘有供养人像，他（她）们的基本服饰特点是三角形大翻领、袖长过手的长袍。［19］具体则有头缠长巾者（或为男子），头巾式样宽而扁平盘于头顶，不同于古格故城壁画中所见，而近似吐蕃时期的“绳圈冠”，发式也多见于两耳侧各结一发髻；长袍的领缘、衣襟、袖口多镶一种带圆圈图案的宽边（令人联想起吐蕃时期流行的萨珊风格织物）；耳饰大环，颈佩项饰，腰束带，下着裤，足穿长靿靴。据壁画中的人物服饰进行分析，东嘎石窟的供养人服饰较之古格故城礼佛图中者要更接近于吐蕃时期服饰，而据目前的研究，东嘎·皮央石窟的年代上限（约13世纪），较之古格故城中世俗生活壁画最为集中的白殿、红殿的初建年代（约16世纪及16世纪中期），［20］也确实较早。
位于阿里地区日土县乌江乡境内、班公湖北岸的丁穹拉康石窟，是西藏西部的另一处石窟遗迹。窟内残存壁画痕迹，其中“听法礼佛图”、“歌舞图”两幅绘有世俗人物，可惜也都因残损剥落、烟炱熏染而仅可辨其大概。“听法礼佛图”绘于窟内南壁，一排八人盘坐于地，均头戴宽檐帽，身着三角形大翻领长袍，可辨出衣领有镶边，“蓄有长发”，“其身份很可能是当地的官员或贵族”。据进行调查研究的学者分析，其穿戴的服装“与中国新疆地区龟兹石窟壁画中的某些人物服饰相似，可能反映出古代两地间的文化交流与联系”。该文所说的龟兹壁画人物服饰，应即唐人所谓“胡服”，但笔者以为此图中人所戴的帽子似乎帽檐较宽，与“胡帽”即卷檐虚帽不同。北壁东侧的另一组画面“歌舞图”（图一）熏染严重，约略可辨出三人，皆散发披肩（或为长发辫成许多细辫散披），发顶似有一枚圆形顶饰，身着对襟长袍（衣领形制不清），腰间缠带，外袍内还有一件长袖袍，内袍衣袖较外袍衣袖长出一截，足蹬长靴，正举臂踏歌起舞，动作类似当地至今流传的舞蹈“协巴协玛”。丁穹拉康壁画的年代，据分析约为14世纪。［21］
在西藏西部的历史上，还有一些属于较早时期的寺院幸运地穿越了风雨沧桑，她们已然消颓的容颜，本身就是这段迷离历史的一角。20世纪以来，一些西方学者的调查、研究使她们重新获得了当之无愧的关注。塔博寺（ta－po）位于今印度的斯丕提区（Spiti），这一带是当年古格王国的一个重要边地。塔博寺杜康殿内壁画中有一组人物画格外引起人们的兴趣，人物群像右上角的两行古藏文题记可视为这幅壁画的内容说明：“gnas-brtan-chen－po－vdul－ba－byang－chub－（ved）……－ta－povi-dge－vdun－sde－chen－bo”（绛曲沃、元老大师的训导者及塔博寺众僧大法会）。画面的中心人物应该就是绛曲沃，剃短发，身上斜缠的红色袈裟内露出三角形大翻领长袍，足着黑色钩尖长靿靴，在他的头部上方有一项红、黄两色的华盖，身后两名侍女正撩起他头上的帷幔，这一切“都表明他的身份应是一位王室喇嘛”。中心人物右侧上排为两名高僧，装束同上述；下排第一人的坎肩、帽子（扁平呈盘状）及肤色、发式、胡须，体现出印度金瑙尔地区的特征，联系其头侧说明文字，其身份应是金瑙尔王子。王子右侧一人头戴的帽子帽耳上翻，类今金花帽，结发髻于两耳侧，肤色微红，或系来自拉达克；中心人物左侧有一人或来自斯丕提，数名喇嘛围坐其周。画中人物无论僧俗，多着三角形翻领长袍。据分析，塔博寺杜康殿壁画风格具有11世纪中期克什米尔艺术特征，联系杜康殿内古藏文题记，则殿内壁画的年代应为绛曲沃重修该殿的年代，即1042或1054年。［22］
此外，拉达克地区的阿契寺（Alci，11～13世纪）壁画中也有许多反映世俗生活的场景，国外学者也已作过一些考察研究，可惜这些著作在国内不易找到，使我们对西藏西部（阿里三部）早期生活风貌的了解留下了一笔缺憾。
从以上描述、对比中可以看出，东嘎石窟壁画供养人像（13～16世纪）及塔博寺杜康壁画人物（11世纪中期）服饰，与古格故城、托林寺壁画人物（15、16世纪）服饰存在明显区别，这其中不能排除有地域差异的可能，但更应从各壁画遗存所反映的时期范围这一角度来理解。古格、布让、拉达克三个小王国支系之间的联系，尤其在早期，应该是较为密切的，又由于源出同宗，文化上也会存在很多共性，塔博寺及东嘎石窟、丁穹拉康石窟等地壁画人物仍普遍着三角形大翻领长袍，反映的应即阿里三部早期的服饰风貌，还保留有吐蕃时期的文化影响。这种影响或者来自于西逃羊同的吐蕃后裔，也可能是吐蕃时期羊同与中亚、西亚文化交流产物的延续。
汉、藏文献中有关分裂时期卫藏历史状况的记载也并不比古格王国更丰富，迫使我们不得不凭借大约属于这一时期的实物进行求证。
G·图齐先生保存有一组后藏芒囊寺（Mang－nang）壁画（约11世纪）的照片。其一所见人物形象，图齐认为是一名僧侣，未戴头巾，短发，长袍宽大的衣领翻在肩部，内着圆领内衣（图二，左）。海瑟·噶尔美认为其袍服衣领不合于僧侣衣制，故推测此人或者是“穿着宫中服装的出家国王”。另外两个人物形象，据图齐描述是两位王子，长袍有同式三角形翻边衣领，但稍窄；发式均为两侧扎发譬垂肩；两人头饰不同，一戴宽边卷檐帽，一戴宽平顶无沿帽，但更可能是头巾，巾角一端垂于右侧（此前于吐蕃服饰中，我们已数次见到这两种帽式）
如果说，上引芒囊寺约11世纪壁画中的人物形象体现出吐蕃王朝服式的延续，那么，在艾旺寺等寺庙的一些早期壁画、雕塑里，就更细微地呈现出了吐蕃王朝服饰风格中某些艺术因素的痕迹。
H·黎吉生曾撰文谈到西藏中部艾旺寺（Iwang）壁画中的一些供养人画像（约11世纪），画中人物皆着宽领长袍，其服饰与吐蕃王朝时期服饰最为接近；而眷属服饰中的镶横条纹织物的围裙，则与现代卫藏妇女所系的邦典极为类似。②G·图齐在20世纪40年代对西藏进行了几次考察，注意到艾旺寺内菩提萨埵立像（约11～12世纪）采用了印度和于阗两种不同艺术风格，塑像身着翻边外衣（长袍）及衣上的图案纹饰，都表明其与中亚的联系，尤其服饰图案——有狮子、鸟等动物形象及花纹的圆形图案所构成的织物装饰主题，体现出萨珊波斯的影响（图三）。图齐还进一步指出，就所反映的此种联系而言，艾旺寺塑像［24］并非孤例，乃萨（gnas－gsar）、雅萨及雅鲁藏布江南岸的达囊寺（Danang）的神殿中也可见到图案相同的萨珊式样服饰。1990年西藏文物普查中对艾旺寺的调查再次证明了图齐当年的见闻和分析。［25］
上面所见的几例，其时期据分析都约在11至12世纪之际。但面对另外两组大概属于稍晚时期的壁画，我们将惊奇地发现，画中人物的服饰依然体现出浓厚的吐蕃王朝时期服饰的特点。
位于今西藏扎囊县境内的扎塘寺创建于“后弘期”早期，其大殿佛堂内之“壁画和原塑像后面塑绘之背光、座背等大都保守完好，这是一组较罕见的15世纪格鲁教派兴起以前的遗迹”。［26］约占佛堂内壁画总面积90％以上的第一期壁画尤为令人惊叹，它们满布殿内南、北、西三面墙壁，南北两壁上方各三组壁画，西壁（后壁）两侧上下各一组，共计十组，各组题材皆以释迦坐像为中心，两侧绘比丘众、菩萨和供养人像，布局紧凑，人物像间填饰花草，不留空地，设色古旧。
以服饰而论，各组壁画中的菩萨像［27］最是引人注目，皆头戴具三角饰件的三花或五花高冠，花冠中后部大多突起一高筒状冠饰，同吐蕃赞普的“赞夏”帽式样，细观其形，则似为先于头顶戴一毡冠或是用毡类裹住高髻（因高冠顶端露出的布褶较硬直），其外再交缠以华丽的丝帛，有的菩萨则于花冠后直接露出简状发髻高耸（应即吐蕃“椎髻”发式），髻上缀饰物；余发披肩，有的且见两股发绺或发辫分垂身前左右肩处，上束珠宝发环并缀绿松石状饰物数枚；耳饰双夹环，佩项饰；身着三角翻领左衽长袍，领、袖镶边，腰束垂珠嵌宝带，下着裤，裤脚或见镶边，足踏长靴，靴腰处以带缚系（图四）。众菩萨服饰中尤其冠、袍最令人联想到敦煌壁画等中的吐蕃赞普形象。有趣的是，十组壁画中，多数释迦佛像及众罗汉像的服饰竟然也透着几许世俗味，在袈裟下并未着僧衹衼，而严然也是一袭华美的交领长袖袍，且有的长袍衣领明显呈流行一时的三角翻领式样。
关于上述扎塘寺早期壁画的断代，目前主要有两种意见。据《青史》记载，扎塘寺系由扎囊十三贤人之一的扎巴烘协（又译扎巴·恩协巴，1012～1090年）创建，主体建筑大致建成于1081～1090年，至1093年最后竣工。［28］《扎囊县文物志》一书中认为“扎塘寺第一期壁画……当属建寺时所绘”，［29］即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之间的作品。宿白先生的分析是：壁画中供养人（即本文所描述的菩萨）的筒状高冠虽类似敦煌壁画中吐蕃贵族供养像，“但冠饰前所列之三角饰件却为后弘期藏传佛像、菩萨所习见，……此外，供养人中有的外衣绘出排列整齐的外绕圆晕的花朵，此种服饰纹样出现于中原不早于9、10世纪之际，其盛行似已迟到12世纪”；又，壁画中莲座之仰覆莲瓣前端不对称的叶状线饰、覆钵塔式样、比丘手捧卷子装的佛经形式，盛行时期多在13、14世纪，综上因素，“是此包括壁画在内的扎塘寺佛堂现存的早期绘塑，应是13世纪中期改属萨迦派后的遗迹”，且以此方可解释该壁画中何以“出现较多的内地因素”。［30］
如果说因扎塘寺壁画断代尚存争议，使我们不宜将其作为上述服饰风格在13、14世纪之际的藏地仍有保存的确切证据，那么，夏鲁寺的一些壁画和雕像还会以其形象语言暗示，大约就在这段历史面貌为之一新的时期，自吐蕃王朝以来盛行的那种服饰风格流绪渐微，已近尾声。事实上，有关学者在分析扎塘寺壁画时皆认为，其题材、内容、风格惟部分13至14世纪夏鲁寺残存壁画可相类比。［31］如，在夏鲁寺大殿门楼一层，门厅后的长门道自外第三室，“右侧前壁画着短装、头裹发髻作高桶状冠饰之供养人”；而门楼二层佛堂内的木雕佛像，风格“皆与自萨迦以来的藏式佛像有异”，佛像衣着还可见有萨珊风格的长袍。［32］海瑟·噶尔美曾通过对早期吐蕃人形象的分析，提出这样的见解：在西藏东部和东北与中原接界一带至西部接近克什米尔处之间这一相对范围内，早期吐蕃服饰的“时间跨度为3或4个世纪”，即约7～11世纪。［33］然而，在对上述卫藏地区芒囊寺、艾旺寺、扎塘寺、夏鲁寺，以及上一节中塔博寺。东嘎石窟、丁穹拉康石窟等处壁画及雕塑人像服饰有所认识的基础上，笔者以为，对此问题或可得出如下解释（但远非结论）：吐蕃王朝灭亡之后，由于藏地分裂割据时期的诸般历史因素，早期吐蕃服饰的一些典型特征，如萨珊风格织物、三角形翻领长袍及吐蕃赞普的“赞夏”帽式等，作为早期吐蕃文化的内涵之一，仍在原吐蕃本土范围内得以延续。这种状况大约一直保持到13、14世纪之际，随着元朝在藏地正式设政建制，藏族服饰中也开始吸收了更多的中原文化因素，呈现出另一番新面貌。在藏地较偏远之处如古格王国，不及卫藏等地与中原的联系密切，保持早期吐蕃服饰特征的时间可能稍长。不过，即使在10至13、14世纪之间，早期吐蕃服饰于延续的过程中仍不乏微妙之处，大约11、12世纪期间，这种服饰风格应该还为人们于现实生活中所用（因为许多11、12世纪绘塑中，供养人及其他较普通的人的服饰上还都有反映）；此后，于日常生活中真正使用也许就越来越少了，联系上文吐蕃服饰与粟特之间关系的分析，藏地服饰于11、12世纪之际的变化，一个重要因素或者也在于11世纪中期左右古粟特文明的衰亡；［34］13、14世纪时已多半出现在菩萨等佛像的衣饰上，就一般规律而言，这近乎对前朝的一种尊崇和追念。因此，笔者既赞同图齐对艾旺寺等处佛像服饰的分析，即：“这表明萨桑（珊）时期的服装式样或仿照萨桑（珊）时期式样的外衣在西藏流行很长一段时期。很可能是贵族们率先享用，而后又转到菩提萨埵像上的”；［35］同时还以为，从服饰史的角度研究早期图像资料，有必要辨别其中写实与非写实的不同，而这一点，也是在利用早期图像资料进行文化史研究抑或考古研究时必须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换言之，文化史上的分期与考古断代有不尽复合之处。
注释：
①海瑟·噶尔美：《7～11世纪吐蕃人的服饰》，台建群译文见于《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胡文和译文见于《西藏研究》1985年第3期。海瑟·噶尔美在文中提到其他两位学者所作研究分别为：德金桑姆：《敦煌壁画中的吐蕃王室服饰》，载《西藏评论》1975年2～3月号；休·黎吉生：《再论古代吐蕃人的服饰》，载《西藏评论》1975年5～6月号。
②王尧：《吐蕃史研究——吐蕃文化探索》，第十一章“饮馔与服饰”之“（二）服饰”。此讲义后已整理出版为《吐蕃文化》一书。另见王尧著：《西藏文史考信集》，“十九、吐蕃饮馔服饰考”，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2月颁。
③樊锦诗、赵青兰：《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载《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
④论弓仁，全名噶尔·莽布支·论弓仁（mgar-mang-po-rje-blon-gung-ring），乃禄东赞之孙、论赞婆之侄。噶氏专政引起赞普王室忌恨，墀都松赞普设计翦除，论赞婆与论弓仁于是投归唐朝，尤其论弓仁后来为唐在朔方、西域建立了显赫战功。关于其生平事迹，王尧先生曾著文《吐蕃大相嫡孙唐拨川郡王事迹考》，有兴趣者不妨找来一读，文裁王尧著：《西藏文史考信集》。
⑤王维坤：《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辨析》，载《考古》1996年第1期；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2年第7期。
⑥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拉萨查拉路甫石窟调查简报》，载《文物》1985年第9期。
⑦何强：《西藏岗巴县乃甲切木石窟》，载四川大学博物馆、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四辑·1991），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4月。
⑧详参注释①②所引论文及拙作《流云片锦——藏族服饰史钩沉》（暂名），待版。
⑨文、图并参见海瑟·噶尔美著、台建群译：《7～11世纪吐蕃人的服饰》；另见前揭胡文和译文。
⑩由于诸多原因，对这段历史进行系统研究的确非常困难，然也有不少学者甘涉风险，详加探讨，其中尤以［日］森安孝夫、［美］白桂思（Ch.I.Beckwith,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及王小甫等之著作分析较为全面、深入。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非笔者学力能及，也不是本文重点所在，故凡此节中涉及相关历史处，皆参见前贤之述。前两种著作国内尚未见完整译本，欲了解此段历史者亦不妨详阅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11］巴沃·祖拉成瓦著、黄颢译注：《＜贤者喜宴＞摘译》（二），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12］详见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载《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
［13］王尧、陈践：《青海吐蕃简牍考释》，载《西藏研究》1991年第3期。
［14］此观点乃获自西藏社科院诺日尖措老师之见教。
［15］转引自孙机：《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载《文物》1999年第10期。
［16］参见前揭许新国文。
［17］见更敦群培：《白史》，法尊大师译本，第10页，西北民族学院研究所1981年版（内部资料）；格桑曲批译、周季文校本，第134页；见《更敦群培文集精要》，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18］见注①。
［19］见海瑟·噶尔美著、熊文彬译：《早期汉藏艺术》，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37页。
［20］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亚粟特遗存”各条。
［21］以下有关部分皆参见施安昌：《北齐粟特贵族墓石刻考——故宫博物院藏建筑型盛骨瓮初探》，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2期。
［22］沈从文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257～262页；孙机：《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载《文物》1984年第4期。
［23］陈寅恪撰、唐振常导读：《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蓬莱阁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9页。
［24］见注①。
［25］以上参见［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后篇”第二章“粟特人与商业”，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45～48页。
［26］以上两条参见林梅村：《从突骑施钱看唐代汉文化的西传》；原载《文物》1993年第四期，收入林梅村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版。
［27］参见注［25］，第81页等。
［28］详见许新国：《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载《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前引《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齐东方：《西安沙坡村出土的粟特鹿纹银碗考》，载《文物》1996年第2期；《西安市文管会藏粟特式银碗考》，载《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6期。
［29］季羡林：《商人与佛教》，载《季羡林学术著作自选集》第416～538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转引自同上林梅村书，文《固原粟特墓所出中古波斯文印章及其相关问题》。
［30］参见注［26］。
［31］见注①，第55页。
［32］以上所述回鹘与粟特之关系，参见林梅村：《日月光金与回鹘摩尼教》、《英山毕与淮南摩尼教》，刊前揭林梅村书。
［33］［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第160、161～163、166～186页；转引自马长寿著：《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版，第17～20页。
［34］［35］同上马长寿书，第40～41、41～43、58～61页。
［36］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标本2焉耆出土粟特银碗”，见前揭林梅村书第162、163页。
［37］林梅村：《从突骑施钱看后代汉文化的西传》，刊前揭林梅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