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少数民族文化对唐王朝乐舞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炽热弥漫的胡风乐舞在精神文化、风俗文化两个方面对中原音乐以潜移默化的广泛影响。藏族在吐蕃时期亦有发达的音乐文化，上古时代羌人便有巫乐流行，乐器中有著名的羌笛，“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札达古格王国都城遗址贡康洞壁画中，以极富装饰意味的优美线条和绚丽的色彩，画出了持乐器的伎乐女的柔美姿态。《隋书》、《北史》、《旧唐书》等汉文史料中也记载了“附国”（今西藏地）“好歌舞，鼓簧，吹长笛”或“吹长号”，“吹蠡鸣鼓为战”。《西藏王统记》说松赞干布时宫中乐舞“或执鼗鼓跳舞人，以各种姿献乐舞，大挝天鼓与比汪（琵琶），铙钹诸乐和杂起。”赤松德赞时修建的桑耶寺的仓库里，满是乐器，说明了吐蕃音乐文化的历史十分悠久，也相当发达。敦煌壁画中最为特异又举世闻名的“反弹琵琶伎乐图”之舞姿，可以从今天西藏定日地区反弹四弦琴舞蹈中找到亲缘关系。敦煌晚唐156窟《宋国夫人出行图》中舞人之姿态，酷肖今之西藏“弦子舞”。而《张议潮出行图》中更有多位藏人形象，乐舞透露出浓郁的雪域气息。

　　从纯粹音乐的意义上讲，汉藏两族同属于一个音乐体系———中国音乐体系。两族在音乐物质材料的组织法则上基本一致，在音乐的思维上多表现为单音性横向（旋律）思维，故旋律发达而复调因素不强。在音乐的发声道具———乐器上，也有不少共同的品种。甚至在一次次战争后而产生的“文化合成型”艺术品种，至今仍成为西北地区一个文化奇观。虽然，藏族文化在历史上受过印度文化极深的影响而涉及宗教、语言、文字、文学、绘画、音乐、舞蹈、建筑等方面，西藏宗教音乐中的一些理论、乐器、演奏方法都与印度文化有关。但是，无论在西藏能发现多少印度文化的影响，其音乐却在乐律、乐制这样一些根本层面上，没有脱离中国音乐体系。可以说西藏文化“对中原地区有着强烈的内附倾向”。而这一切有着极为深刻的人种、历史、文化诸方面的原因，除了汉族音乐滚滚西去，藏族歌舞源源东来外，“血缘的胤合”早已植入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的感召力量，这是任何力量所不能阻隔的。
　　由于文化交流而促成的民族大融合、文化趋同是唐时河湟文化风貌的突出特点。河湟地处唐蕃两大王朝的中间，道路的四通八达，又站在中原文化与西域文明交流的最前沿，因而在这次波澜壮阔的文化交流中充当了当时中西交通贸易，特别是唐蕃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和中继站作用。以音乐文化而论，这里本为“人烟扑地桑拓稠”，为古丝绸南路的要冲。自汉以来，经过几代人的移民屯景，经济繁荣，人文昌盛。从“凉州七域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唐·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声”（李白《观胡人吹笛》）可知其地的乐舞文化非常发达。杜牧《河湟诗》中更是盛赞“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河陇地区不仅保存了汉魏以来曾发生深远影响的“西凉乐”、“清商乐”，并且产生过后人津津乐道的著名乐种和乐曲凉州、伊州、甘州等，就是在吐蕃统治占领下，西域的乐舞、乐曲亦未彻底湮灭。然而，“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沈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元稹《法曲》）。战争改变了本地区文化的特点，河湟各族因吐蕃占领者所推行统一融合和民族同化政策而大量融入吐蕃民族当中，地方文化中的吐蕃特征也越来越鲜明。“汉兵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着毡裘学朋语”（张籍《陇头行》〉。“安史之乱”后，吐蕃尽没河陇，积极推进佛教，河湟地区佛教文化进一步发展，成为吐蕃佛教较为兴盛之在。唐宋之际，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法”之所以在河湟地区重燃，与唐蕃时期这一地区的佛教文化基础有着极其深的历史关系。今天屹立在西宁北禅寺的露天金铡———“闪佛”，利用自然崖壁修凿而成，古朴雄伟，具有唐代风格，是唐代河湟文化“吐蕃化”的写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