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会议遗址位于若尔盖县东32公里的班佑寺旁，原本是寺院的经堂。1935年9月红军离开后，一把大火将这里烧毁，如今只留残垣断壁。（南方周末记者 滑璇/图）

　　因为伤病，他们没能跟上红军北上的队伍，在经历九死一生之后，从汉人变成藏人，从战场上的士兵变成草原、山林的一部分。

　　当年这些“外人”的到来，为草原和山林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建起了第一所汉语小学，带动了蔬菜的种植，现在盼望通过红色旅游脱贫致富。

　　痛哭过后，21岁的罗永佑还是留了下来。临别前的晚上，舅舅彭德怀塞给他两块银元。

　　1935年8月底，刚刚趟过茫茫草地“死亡地带”的红军发动包座战役，打开了出川北进甘南的门户。

　　就在为挥师北上筹粮时，罗永佑被丛林里飞出的子弹打断肋骨，肠子溢出腹腔，伤势严重，不得已成为川北地区的一名流落红军。

　　作为走出草地后的第一个落脚点，若尔盖接纳、收留了这些伤员。在这里，他们躲避敌人追杀、休养生息、娶妻生子、安家落户，从汉人变成藏人，从战场上的士兵变成草原、山林的一部分。

　　四十多年后，当求吉乡的年轻人蒲亨良敲开罗永佑的家门，请他讲述长征途中的故事时，这位身高一米六左右的“江西老表”已年过花甲，“讲话只能讲一半藏话、一半汉话。”

　　“等伤好了再追赶部队”

　　如今66岁的蒲亨良，在求吉乡的山洼里经营一家花园饭店。除了接待乡里乡亲，这座铺着天蓝色瓷砖、摆满鲜红色天竺葵的院子，还是重走红军长征路的接待站。每年，数十名国内外长征爱好者，或徒步，或骑车远道而来，在这里休憩歇脚。

　　闲时，蒲亨良就研究长征历史。这一兴趣，源于他的中学同学许长友。上学时，蒲亨良时常到许家吃饭，听老人讲过不少长征故事。

　　许的父母不识字，但和罗永佑一样，曾经跟着大部队走过了草地。1935年留在当地时，许的父亲徐国富十五六岁，母亲只有十二三岁。

　　当时，许长友的父母和一群伤病员被国民党余部围困在一所寺院里。由于寺中活佛的坚持，怀孕的妇女和不满15岁的儿童活了下来。受伤的许父当时已超过15岁，但长得矮小瘦弱。他谎报年龄自称十二三岁，逃过一劫。

　　据媒体报道，上世纪60年代、80年代，有关部门对流落红军进行过两次大规模搜寻统计，但始终没有得出准确数字。这些留在当地的伤病兵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追杀。

　　时年17岁的马明春亲历了另一场屠杀。在临时搭建起的医院里，国民党士兵冲了进来……慌乱中，保卫班的马明春和另一名小战士被人塞进土墙的夹缝里，幸免于难。二人趁着夜色逃进深山，在山洞里蜷缩了整整三天。第四天，一名藏族青年把他们带回了寨子。然而，伤势过重的小战士没几天便不治而亡。

　　“1953年建县之后统计流落红军，一开始他不承认，因为愧疚。”若尔盖县史志办主任徐绍勇说。马明春隶属保卫班，但除他之外，三百多名伤病员没有第二个幸存者。

　　追杀之下，大道不敢走，只有深山老林里的藏寨可以收留这些衣衫褴褛、遍体鳞伤的掉队战士。有些只有女孩、缺乏劳力的藏族人家，从他们中间招来了上门女婿；有些寺院或孤寡老人，将未成年的小战士收养下来。

　　“在这种自然条件很艰苦、汉藏语言又不通的情况下，那些有手艺的人更容易活下来。”徐绍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地肯嫁给这些人的女子家里都很穷。

　　“等伤好了再追赶部队。”为了当年的那句承诺，在闭塞的草原和山林间，一些流落红军仍在守候。

　　1954年，罗永佑放牧时见到一个人身穿汉装——那是一名被派往草地的进藏干部。罗用结结巴巴的汉语与其交谈。就这样，罗永佑站了出来，成为若尔盖第一个公开亮明身份的流落红军，此后，他一直担任多玛曲（现班佑乡）供销社主任，直至1977年去世。

 

“毛主席坐过的地方”

　　长征的经历和思想的烙印，让融入高原的流落红军依旧朴素、清廉。

　　1956年，彭德怀给包座行署来函，证实了罗永佑是自己的外甥。十余年后，罗曾回到江西原籍探亲，也有机会到北京度过人生的后半程。但在寄给舅舅的回信里，罗永佑拒绝了：“我习惯了草地的生活，也已有妻儿老小。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再说哪里都是为革命干工作。”

　　在多玛曲供销社主任任上，罗永佑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一直维持着清贫的生活。在徐绍勇的印象里，罗的三个儿女，两个生活在牧区，一个嫁到农区。

　　“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老一辈人根本不会想到去找政策，也不是说跟哪个领导是亲戚就会受到特别的重视。”徐绍勇说，即使身份特殊如罗永佑，也从没因为与彭德怀的关系得到特殊关照。

　　根据1986年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妥善解决“红军失散人员”生活困难问题的通知》，凡1937年7月6日前参加红军的失散人员，每人每月可以得到20元至30元补助，最低不少于15元。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份补助已经涨到了每人每年18840元。但早在2009年，若尔盖境内的最后一名流落红军便已过世。

　　改变需要时间。当年这些“外人”的到来，为草原和山林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1957年，求吉在全县17个乡镇中建起第一所汉语小学，收了十多个藏族学生。直到今天，巴西、求吉的孩子读书好在若尔盖全县闻名。

　　求吉乡下黄寨的老村支书共产是流落红军的后代。早年间，他的父亲在不吃青菜的藏寨里种菜成功。开了先例的下黄寨，带动附近的乡村进行蔬菜种植，如今，这里出产的圆白菜、花菜、萝卜、莴笋等以高价出现在成都的超市、菜场里，是有名的反季节绿色蔬菜。

　　在徐绍勇看来，更重要的是对红色文化的传承。若尔盖班佑乡附近曾经柳林茂密。而今，有着“红色草原第一村”之称的班佑村里，有那么一片树林。村里的医生尕让说，那里有一棵粗壮的柳树如同一把天然交椅，那是八十多年前“毛主席坐过的地方”。

　　由于流落红军居住分散，巴西地区的整座山坳里，埋藏着无数关于长征的记忆：藏族母女教战士们炒青稞；外来的小木匠在藏汉之间充当通司（翻译）；一名当地妇女新修葺的房屋内住进了红军大官，形容消瘦，她的腿伤也被随军医生治好了……

　　“从民族融合、心态开放、经济意识和包容性上来讲，巴西那条山沟里确实很特别。”徐绍勇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流落红军与当地藏民长年通婚、混居的结果。

　　只是跟外界比较起来，山沟里的状况仍然落后。

　　几年前，开国将领张爱萍的女儿重走长征路时经过若尔盖，听说一些流落红军家属生活贫困。她马上联系一些电站企业，为每户家属送上一万元。

　　此后，阿坝军分区几乎每年都会为家属们送上粮油、棉被，以及500元至1000元不等的慰问金。到了年底，党史办、史志办的人自己也会掏钱送温暖。

　　开发红色旅游的梦想

　　罗永佑是在率队收割青稞时受伤的。据统计，红军三过草地，先后在巴西地区这块弹丸之地筹粮237.75万公斤。那是他们走出草地后看到的第一片青稞地、第一方洋芋田。

　　“国家对我们地区的优惠还是有的。”徐绍勇介绍，这些政策基本立足于西部大开发层面，属于普惠性质，“解决了包括水、路、粮食、住房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老少边穷的若尔盖真的没钱。“2000年前的时候，县里光是干部职工工资就一千多万，但地方财政只有两百多万，全靠国家转移支付。”徐绍勇说，如果没有国家专项资金，县里根本没有能力打造红色景点。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若尔盖境内的多数红色革命遗址、遗迹仍然未得到充分开发。“全县28处红色革命遗址，建得最好的是巴西乡的巴西会议纪念馆、213国道边的胜利曙光纪念碑，还有求吉的三军同道北上纪念碑。”据徐绍勇介绍，前者兴建于2010年左右，得益于国家的1400万投资。“我们这里是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之一（成都至兰州线）嘛，所以才修了这么一个纪念馆。”

　　2011年，在成都军区原副司令员范晓光（开国上将王平之子）的努力下，成都军区、四川省军区等部门出资近1000万，在“红色草原第一村”班佑村附近建起一座18米高、25米宽的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又称“胜利曙光”纪念碑）。四年后，由香港商人林永财投资、高达36.88米的三军北上纪念碑在求吉乡给噶神山山顶揭幕，纪念碑总体工程实际开支768万元。

　　除了建在路边的胜利曙光纪念碑，另两处投资近千万的红色景点游客不多。

　　在附近地区跑旅游运输的文康认为，游客稀少的主要原因在于路不好。从213国道通向巴西的县乡公路坑洼坎坷，车子稍微开快一点就能把人颠离座位。而从巴西开往包座战役主战场遗址的途中，三四十公里要走上一两个小时。“实际上巴西的这条路是通往九寨沟的。”文康说，如果能把这条路修好，对山沟里的红色旅游带动太大了。

　　2015年8月，三军北上纪念碑的落成典礼上，著名将领陈光、洪学智等人的子女，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代表及后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以及出资人林永财全来了。大家一致认为，这条路必须修且意义重大。

　　让徐绍勇欣慰的是，目前这条通向红色景点的县乡公路已被规划为省道，并命名为若九路。如果明年可以动工整修，或许很快就能带来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