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许多神话主题是为大多数民族所共有的，例如盘古开辟宇宙、女娲补天治水、英雄射落十日、龙神掌管云雨、兄妹度过洪水生育人类。同它们相比，猴祖神话只是一个很小的主题。但它是一个特殊的主题。它波及了18个民族，在大部分民族中都保留了图腾信仰的底层痕迹。这意味着，它的传播和发展基本上是在血缘上相互关联的特定人群中进行的。上一图表所提供的以下一份名单，便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事实〔20〕：汉语：（A）BCD ；藏缅语：羌ACCC，普米（A），ｄèｎｇ＠①B，珞巴ACD，藏（A）BCCC，景颇（A），怒A，纳西ACCDDD，彝ABBBCDDD，哈尼（A）DD， 傈僳ACCDD，拉祜BD，白（A）D；苗瑶语：瑶（A）BC；壮侗语：壮（A），布依（A）D，傣B。

 这份名单表明，猴祖神话的系属同语言的系属有明确的对应性，缅彝民族是猴祖神话的发祥地之一。这种对应是由语言和神话的关系决定的：语言是神话的载体，猴神话的产生和传播有赖于相关词语的产生和传播；民族是一种被认为具有共同起源联系的共同体，语言和神话是反映这种联系的两个紧密结合的符号要素。这种情况是容易理解的：既然神话最重要的功能是代表一个民族的记忆，作为关于婚姻、世系、种族来源的记录而成为民族自我意识的依据，那么它的传承方式及流播路线便必然会在许多方面同语言相似；既然猴祖神话谱系的本质是各相关民族的猴观念的关系，那么它首先会在语言符号上得到反映。
　　为此，我们拟根据语言学资料，把汉藏语的“猴”划分为以下类型〔21〕：
　　壮侗语：ma41au2（来自*mulu，武鸣壮语）、mu61au2（来自* mulu，么佬语）、nok7（来自*mlok，黎语）、nak42 （海南省临高等地汉族所说的“村话”）。
　　这一类型的显著特点是语料丰富，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两个语音现象：（1）彝语支内部各语言，除纳西语外，元音都分松紧， 且大致保持松对松、紧对紧的关系——例如彝、哈尼、傈僳、拉祜、怒等民族的猴子一词都是紧元音。（2 ）彝语支的紧元音和缅语的促声韵是相对应的；彝语鼻音分清化和不清化两类，其不清化音亦对应于缅语、阿昌语的不清化音；载佤、勒期、浪速、波拉等语言的促声调彼此作整齐对应，在缅、阿昌语中则对应于高平调——这些规律性的现象在猴子一词上亦有反映〔22〕。由此可以推断：以上各词的关系是同源词的关系；如果说“猴”在原始彝语支中可构拟为myok〔23〕，那么，参考有关汉语言的资料，
　　在汉语中，上述同源关系见于“猱”、“夔”等同音字。“猱”字从“矛”得声，中古泥母豪韵（nau），上古音为*mlu。 这一构拟有坚实的旁证：猴在现代广州话中称“马骝”，宋赵彦卫《云麓漫钞》有云“北人谚语曰胡孙为马流”——“马骝”和“马流”实际上是古音mlu的遗留〔24〕。
　　对于猴祖神话来说，无疑是最重要的符号：汉文献中所见的猴图腾，正是以“夔”或mlu的名义出现的。 此字在甲骨文中写为猴形，既代表殷人的某位“高祖”，也代表猕猴和神ｚｈǐ＠③〔25〕。《说文解字》将它解释为“母（猕）猴”和“贪兽”两个义项，乃反映了两种相对立的图腾观念。它意味着：“夔”、“猱”二词是作为原始信仰的专门词语而出现于华夏语言中的。
　　（二）以mloη为共同母语的类型：
　　藏缅语：a31muη35（格曼ｄèｎｇ＠①语）、ta31min53（达让ｄèｎｇ＠①语）；壮侗语侗水语支：mon6（水语）、mun6（侗语）、mu∶n6（毛难语）、mu∶n6（黔南平塘县的佯黄布依语）。这是和mlu读音相近的一个符号类型。关于本组词的同源关系， 《汉藏语概论》在第831页和第884页曾作过确认。“蒙”、“颂”、“猩猩”早见于《尔雅》，被解释为体形稍小的猴子；“猿”见于《山海经》，是体形较大的猴子；“＠④”、“狨”、“＠⑤”则较晚出，见于《广韵》和《集韵》，既指猴，也指西南少数民族。根据文献的年代，mlo η应是这组同源词的祖型。
　　上文所引罗美珍的意见，其实际涵义是：
　　（三）以sliη为共同母语的类型：
　　壮侗语：liη2（壮语）、liη2（布依语）、liη2（傣语）、 liη2（广西金秀茶山瑶拉伽语，属侗水语支）；苗瑶语：laein32（宗地语，属苗语川黔滇方言）、len33（枫香语，在贵州黄平县）、len55（青岩语，属苗语贵阳方言）、lie55（石门语，属苗语滇东北方言）、lei33（养蒿语，属苗语黔东方言）、bi η（勉语勉方言）、bi∶η（勉语金门方言）。
　　本组词的同源关系十分明显，但它在汉语中的对应词不甚确定。综合各种因素考虑，似应为“信”（*slǐη）和“申”（*hljǐη， 来自*hljǐη）。《山海经》说形似禺的动物有猩猩、夔和夸父，夸父为信所生。这个和猴神具有某种血缘关系的“信”，应隐藏了猴符号的一个渊源。关于这一点有两个旁证：“信”的同音字“狺”，代表犬类动物的鸣声；“信”的通假字“申”，代表十二兽中的猴。考虑到“其名自叫”是动物命名的常用方法，而汉文猴名多用犬旁，反映了古人以猴属犬类的观念，可以推断“信”曾用为猴的名称。另外，汉语十二支名同各少数民族的十二兽名基本上没有语音对应关系，唯独“申”字例外。这又意味着，在申与猴的组合过程中，“信”是重要的媒介。
　　　壮侗语：ta55（平坝仡佬语）。本组词在汉语中对应于“狙”（*ts[h]ǎ，来自*sk[h]lǎ）、 “＠⑦”（*kra）、“＠⑧”（*kwǎk）、“＠⑨”（*ηa）、“夸父”（*k[h]rabǎ）等词。狙曾见于“朝三暮四”的故事，以“似ｙｕáｎ＠⑩而狗头，喜与雌猿交”著称；＠⑧的特点是“似猕猴而大，色苍黑，能攫持人”，像狙一样“善顾盼”；＠⑦和＠⑧同类，古有“南交猴，有子曰溪，北通＠⑧＠⑦，所育为伧”的传说〔30〕，夸父则是《山海经》中“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的神兽。显而易见，这组词描写了某一类具有神话色彩的猿猴，它们联系于灵猴性淫的主题，以及一种同猴神话相关的民族关系的历史。
　　据《玉篇》和《集韵》的解释，“伧”是江东人对楚人和北方人的蔑称。同样，“溪”和“夸父”也是信奉猴祖的民族。溪人的事迹最早见于《山海经》，其祖先即禺号的后代奚仲。南北朝前后，溪人分布在湘赣两广一带的山区，人称“溪子蛮夷”。其中有一部分融入广西的黄姓瑶族和壮族〔31〕，［瑶1］就是他们的图腾遗存。 伧则是以猴为图腾的夔部落的后代。商代中叶武丁伐夔，使夔之一部留居豫东，另一部南迁而至川鄂交界地带〔32〕。这和“伧”的内涵——楚人和中原人正好吻合。把溪和伧分别归为猴的后裔和＠⑧＠⑦的后裔，意味着“猴”是拥有南方分支的中原猴部落，“＠⑧”“＠⑦”则是迁来中国的北方猴部落。
　　（五）以mlengos为共同母语的类型：如果我们就其主体，把以上几种类型设定为藏缅语类型、壮侗语类型、苗瑶语类型和北方氐羌人类型。那么，我们便会留意到这样一个情况：先秦时候的中原人到底是怎样称呼猴子的呢？令人惊奇的是，几乎没有资料为我们提供明确的回答。在汉代以前，“猴”字是从不单独行用的；《诗经》中出现过“猱”，《左传》中出现过“＠⑧”，《国语》中出现过“夔”，《庄子》中出现过“狙”，《楚辞》中出现过“ｙｕáｎ＠⑩”和“ｙòｕ＠①①”，《山海经》中出现过“＠①②＠①②”和“白猿”，但它们只有个别用例。既然猴是一种重要的动物，是中原人的生活伴侣，那么，为什么在先秦汉语文献中它未有稳定的通行名称呢？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解答这个问题，大概要提到“禺”、“为”、“猴”三字的联系与区别。此三字的上古音分别是*ηos（禺，来自*ηgǒs）、*Gǒl （为）、*go（猴），可以看做以下各词的同源词：
　　“为”“禺”二字起源很早，分别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它们作为“母猴”的解释则见于《说文解字》。甲骨文“为”字如手牵象之形，用为神ｚｈǐ＠③之名，未必指称猴子。金文“禺”字强调了猴类动物的巨首，但在实际用例中多指人的影像或类似人的动物——所以在《山海经》中常用作神名，例如东海神禺号、北海神禺京〔33〕。总之，它们所描写的与其说是作为动物的猴子，不如说是猴类动物的某种奇异功能。《说文解字》通过二字的分部表明了这样一种理解：作为同猴有关的词语，它们取义于因巨爪、巨首而表现的神性。至于段玉裁所说“公为”与“公叔禺人”名字相应一事，应当理解为：在春秋时代的鲁地，“为”和“禺”是涵义相近的名词。
　　先秦时代的中原人，应是把猴称作“母猴”的。《说文解字》用“母猴”释“夔”“＠⑧”“禺”等字，《韩非子》和《吕氏春秋》中关于“以棘刺之端为母猴”、“狗似＠⑧，＠⑧似母猴，母猴似人”的陈述，都反映“母猴”在当时是猴的通行名称。“母猴”即“沐猴”（见《史记》）、“猕猴”（见《战国策》和《楚辞》）以及后来人所说的“马猴”，是一种带词头的合成词。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资料表明，它本质上是一种语言史的阶段现象，存在于从双音节单纯词向单音节词的演变过程之中。其词头“母”“沐”“马”“猕”等等或许有“大”的涵义〔34〕，但从语音角度看，它们基本上属于无实义的弱化音节，是汉藏语、南亚语、南岛语所共有的原始形式的遗留〔35〕。这种规律性的现象无疑指向了一个古远的事实：古代华夏人同藏缅人、壮侗人一样，原是把猴子称作mlego（猕*mlel）或mloko后来，ml或词头脱落了，才出现了单音节的“禺”“为”“猴”等名称。词头脱落的原因大概有二：一是语音的——多音节词的前一音节因元音失落变为复辅音，复辅音简化再变为声调系统。从“母猴”变为“猴”、从“胡梨”变为“梨”，即属此例。二是语义的——代表动植物的词头因语义的变化而失落了〔36〕。
　后一种情况意味着，“禺”“为”这种同猴类动物有关的单辅音词，是为表示某种非动物性能（例如神性）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们的存在，乃相对于作为普通动物的mlu、mloη或“母猴”的存在。这和上文［珞3］把猴子看做“神鬼的孩子”， 不用其通名而用其尊名的习俗如出一辙。
　这就为说明汉藏语猴名称五种类型的彼此联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就是说，如果把“禺”“为”“猴”看做上述藏缅语类型、壮侗语类型的词头简化形式或华夏化形式，如果把“＠①③”（*lu（l）s）、 “ｙòｕ＠①①”（*lus）、“犹”（*lu）等猴的别名看做mlu的简化或分化（这种分化的痕迹十分明显），那么依据汉藏语民族猴神话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事实，我们可以为汉藏语猴祖神话归纳出第三个分类体系（见165页图表二）。
　　这个分类体系，大体上反映了中国猴祖神话的不同历史形态与不同民族文化的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