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活佛转世”作为噶玛噶举派首创的藏传佛教传承形式，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在藏传佛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阐述噶玛噶举派“活佛转世”的肇始、“黑、红帽系”活佛的传承、以及前人关于噶玛噶举派“活佛追认”问题的论述，试图清晰地呈现噶玛噶举派首创的“活佛转世”制度之缘起、发展以及相关的法脉传承。
【关键词】噶玛噶举派 活佛转世 黑帽系 红帽系
【作 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十世纪中叶，藏传佛教在雪域藏土的弘传进入了其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即藏传佛教后弘期。虽然后弘期在时间上很难作具体的界定，但大致应如松巴·益西班觉所说“从喇钦、大译师宝贤（仁钦桑布）起，可作为后弘期”之始。藏传佛教进入后弘期，随着“上路弘传”和“下路弘传”的展开，以及各师承源流的不同，藏传佛教在此时期形成了各种思潮以及流派，其中由玛尔巴大师所传之噶举派教法就是其中之一。“噶举”一词可以理解为口传或者佛语传承教授之意，《土观宗派源流》讲：
晚近主巴的一些书中写作“白传”的，这是因为仅考虑到玛巴、米拉日巴、林热巴等曾穿著白衣的缘故。实际它的名字应当是普遍流传的“语传”二字较为合理。因为此派是以领受语旨教授而为传承的原故。
噶举派的传承可以直接追溯到印度的帝洛巴和那若巴两位大师，玛尔巴大师多次赴印度求法，获得了大成就，成为了噶举派的祖师。噶举派经过历代的不断发展，形成了藏传佛教中最为庞杂的一大教派，一直延续至今。其主要支系有：香巴噶举派、达波噶举派、噶玛噶举派、帕竹噶举派、拔戎噶举派、止贡噶举派等。噶举派在藏传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在显宗修学、密宗修证上都具有本派所独到的法门依止，著名的“大手印”、“那若六法”等都是本派的精深教法之一。噶举派对于藏传佛教的贡献除了显密修为之外，其支系噶玛噶举派所创立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更是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一、开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之先河
“活佛转世”起源于噶玛噶举派创始人都松钦巴，后来藏传佛教各派别纷纷效仿，逐渐形成了各教派完整的活佛转世系统。文献记载，“活佛”一词始见于元代，是汉地对藏传佛教“sprul-sku”（朱古）的一种不准确的习惯性称谓，在藏语中并没有直接对应的单词，时人窥其字面之意解释为“活着的佛”且稍显偏颇。藏语“朱古”一词对应的梵文是“nirmanakaya”，意为“幻化”或者“化身”，西藏在活佛转世制度流行后，多用作对前世高僧之转世者的称呼。由于语言翻译以及藏汉文化的差异性等缘故，从元朝开始，汉地便以“活佛”二字代替了藏语“朱古”一词加以使用。大乘佛教认为佛有三身，即法身、报身和应身，其中应身又被称之为化身，在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理论的实践中，所有的“活佛”都是应身佛，也就是化身佛。其实际含义是早已成就的佛或菩萨，为调化众生而发愿受生世间的化身，即佛、菩萨在人世间的转世，扮演了传播佛法、消灾解难、帮助众生脱离轮回之苦、到达彼岸世界的角色。在藏族地区，多被尊称为“仁波切”，系藏文“RinPoChe”的音译，意译为“珍宝”。
噶玛噶举派的传承系玛尔巴大师所传，玛尔巴大师三次赴印度，四次赴尼泊尔，参访了那若巴、吉祥智藏、大成就寂贤等善巧成就大知识一百零八人，尽学《密集》等大瑜伽父续、母续的讲解、教授和实修，并且依止弥勒巴彻底证悟了“大手印”的甚深教法，回藏后摄受弟子众多。其著名的“四大柱”弟子有俄敦·却吉多吉、粗敦旺安、麦敦·村波索南坚赞、至尊米拉日巴。米拉日巴尊者大约于宋仁宗时期生于阿里贡塘，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第二代祖师，一生坚忍不拔、实修苦修、终得证悟，噶举派“四大八小”等流派支系的法脉传承大多依止于他。达波噶举派创始人达波拉杰系米拉日巴尊者的第二大弟子，幼年习医，造诣很深，从噶当派格西夏巴林巴出家受戒，闻习噶当派教授甚多。“闻米拉日巴之名，非常仰慕，遂去拜见，米拉很高兴，摄受了他，尽学所学，以此修习，心生殊胜证悟”。1121年，在达拉岗波地区（今达波地区雅鲁藏布江北岸）创建冈波寺，从而创立了达波噶举派，并且融合噶当派道次第教法与噶举派大手印教法，形成了达波噶举派教法的一大特色。其著名的四大弟子分别创建了噶举派四大支系流派，分别为：噶玛噶举派、帕竹噶举派、拔戎噶举派、蔡巴噶举派。1157年，达波拉杰弟子都松钦巴在多康昌都类乌云齐附近的噶玛地方建立了噶玛丹萨寺，逐渐形成了略别于达波噶举教法体系的噶玛噶举派，并于1189年在拉萨附近的堆隆地区创建了楚布寺，后经逐渐扩建成为了噶玛噶举派的主寺。都松钦巴大师生于多康，父名多杰公保，幼名格浦，十六岁时出家为僧，法名曲吉扎巴。《如意宝树史》云：“噶玛都松钦巴卫色，据噶玛派的说法，弥勒佛后都松钦巴将成为佛名狮子如来。都松钦巴的前生是莲花生授予灌顶的杰哇曲央、博多瓦等”。十九岁至卫地，从堆陇甲梅哇及弟子恰巴听受中观、般若法，向夏热瓦及其弟子学习了噶当派教法；三十岁时，从达波拉杰学习了噶当道次第、灌顶、大手印方便道等；随后分别于热琼巴、萨迦显巴·多杰僧格、扎盖莫巴学习了那若巴和梅只瓦的教授以及“道果法”和“阿若耳续”等法门；五十岁时，到达康区噶波驻地，赴哲肖摄集一千余僧人，讲说教授，并且平息了当地纠纷。1193年都松钦巴大师在楚布寺圆寂，世寿83岁。都松钦巴大师是藏传佛教史上影响深远的高僧大德，他的功绩不仅仅是创建了噶玛噶举派，而且开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之先河，被追认为藏传佛教史上第一个活佛转世系统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 ——“大宝法王”传承的第一世活佛。
二、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世系
噶玛噶举派活佛转世系统主要有“黑帽系”活佛转世系统和“红帽系”活佛转世系统两支，其中“黑帽系”活佛转世系统追认噶玛噶举派创始人都松钦巴大师为第一世活佛，一直延续至今，在藏传佛教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藏传佛教的发展做出了深远的贡献。蔡巴·贡噶多吉所著《红史》中记载：
杰都松钦巴之后为噶玛拔希，以前杰都松钦巴曾授记说未来时，雪域罗扎七成就者之圣地将会降临一位僧人，如见到一位讲经者和一头小牛后，祈请为我之死念经，施主衮巴瓦也将转生一王子，将利益彼等。按此授记，转生于志龙丹巴却秋地方，家族为哉波普氏，成为麦多敦祁”，“仁波切本扎巴知其为都松钦巴之转世，为其灌顶授一切教戒。从此记载中不难看出噶玛拔希是为第二世“黑帽系”活佛。噶玛拔希1204年出生在西康止陇丹巴却秋地方，本名却吉喇嘛，父名楚扎加旺，母名桑日萨朗吉。后拜见都松钦巴再传弟子仁波切邦扎巴学习教戒，“仁波切邦扎巴知其为都松钦巴之转世，为其灌顶授一切教戒，加持后生晓悟之心，祈请护法教典亲见尊者，此后又见到本尊等许多奇景”。据《土观宗派源流》介绍拔希之名系蒙古译音，“法师”的意思，噶玛拔希赴元时始有此名。“黑帽系”第二世活佛噶玛拔希时代，噶玛噶举派在藏区影响日益增强，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关注。1254年，噶玛拔希应忽必烈诏，于今天的四川嘉绒藏区会见了忽必烈并且为其传授乐发菩提心仪轨，后蒙古大汗蒙哥再次会见噶玛拔希，除了赏赐金印、白银等贵重物品外，特赠送金边黑帽一顶。从此这顶黑帽成为了此活佛世系的标志，代代相传，延续至今，“黑帽系”活佛之名由此肇始。噶玛拔希对于噶玛噶举派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不但大规模扩建了楚布寺，还兴建了诸多佛塔和佛像，并以金银汁书写了《甘珠尔》，在噶玛噶举派中占有崇高的地位。1283年，噶玛拔希圆寂，从他开始，方确立了噶玛噶举派转世相承的制度，追认都松钦巴为第一世“黑帽系”活佛。
《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拔希圆寂时，传位弟子朱妥·邬坚巴，并为他授记说：‘远方拉堆方面，必出一名继承黑帽法统的人，在他未来之前，汝当作为佛的代理’，遂把金缘黑帽加在邬坚巴头上，旋即示寂。不久他转生在拉堆地方，这里是米拉日巴降生的故乡。此人就是活佛让迥多吉（自然金刚）。
1284年，让迥多吉出生在后藏贡塘地方，父名阿强却贝，母名觉姆央珍。1288年进入楚布寺，师从于噶玛拔希弟子邬坚巴学法。1301年受比丘戒，系统的学习了中观、俱舍、因明等，后在前藏建立德钦登寺。从噶玛拔希开始，噶玛噶举派便得到了元朝中央政府的关注，让迥多吉时代也不例外。1332年，让迥多吉进京，并为宁宗帝后灌顶。1334年元顺帝赐予“黑帽系”第三世活佛让迥多吉“遍通教法噶玛巴”之诏书、国师印、金册等。1339年，让迥多吉在北京圆寂。噶玛巴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1340年出生于西藏工布地区，三岁时被认定为让迥多吉的转世灵童，十八岁受比丘戒。应元顺帝诏书，1360年进京为顺帝等人传授“金刚亥母灌顶”、“那若六法”等，1383年于工布地区圆寂。
噶玛巴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意为“如来”，于1384年生于西藏工布地区，四岁时被认定为四世噶玛巴活佛乳必多吉的转世灵童。二十岁时，从孜拉岗寺堪钦索南桑波和堪钦云洛瓦二师受比丘戒。鉴于明朝“分封众建”的边疆政策，明成祖特派使者候显、僧人智光专程入藏召请得银协巴进京会见成祖。1406年，得银协巴到达南京，明成祖册封其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简称大宝法王，“赐印诰及金、银、钞、彩币、金珠、袈裟、金银器、鞍马”，从此历代噶玛巴“黑帽系”活佛又有了“大宝法王”的名号。得银协巴于1407年在南京建灵谷寺为朱元璋夫妇荐福，深得明朝皇室的敬信。1415年，一代大师突然圆寂，世寿32岁。“黑帽系噶玛巴大宝法王”活佛转世系统是噶玛噶举派最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在藏传佛教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800余年的法脉流传，高僧辈出，至今共传17世。分别为：第六世噶玛巴大宝法王通瓦敦丹（1416——1453）生于多康噶玛地区，童年时期既有许多传奇故事流传，稍长便游历藏族地区广转法轮，为推动噶玛噶举派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却扎嘉措（1454——1506）生于西藏北部，师从许多高僧修习显密教法，同时遵循先辈惯例游方各地传法布教，不失为一代大德典范；第八世噶玛巴大宝法王弥觉多杰（1507——1554）生于多康巴塘地区，21岁受比丘戒，1516年应云南丽江王沐天王邀请，在丽江传习噶玛噶举派教法，从此噶玛噶举派在云南丽江地区开始了辉煌的法脉流传；第九世噶玛巴大宝法王旺秋多杰（1555——1603）生于哲雪达克藏地区，受锡金国王之邀派高僧在锡金建立了三座藏传佛教寺庙，开拓了噶玛噶举派的传教地域；第十世噶玛巴大宝法王却央多杰（1604——1674）出生于青海果洛地区，幼年被迎入楚布寺受到了良好的寺院教育，但其身处之年代正好是与新兴宗派格鲁派争权夺利的时代，其作为噶玛噶举派之最高领袖不得不卷入其中，后迫于形势曾到云南沐天王处躲避风险，终于1663年返回楚布寺，但此时的噶玛噶举派势力已经大不如从前，多受格鲁派五世达赖喇嘛之监管；第十一世噶玛巴大宝法王益西多杰（1676——1702）生于青海果洛地区，虽英年早逝，但其有生之年，仍然修复了许多被蒙古军队所毁坏的噶玛噶举派寺院，积聚了殊胜功德；第十二世噶玛巴大宝法王降曲多杰（1703——1732）出生于西康德格地区，长大后曾游历尼泊尔、印度诸国，于1731年与“红帽系”八世活佛进京朝见清朝皇帝，并先后于北京示寂；第十三世噶玛巴大宝法王杜堆多杰（1733——1797）生于西藏撒仲地区，发觉了许多“伏藏”，晚年在楚布寺附近隐居修行密法，多获成就；第十四世噶玛巴大宝法王塔却多杰（1798——1871）生于多康类乌齐地区，精通藏传佛教新、旧密法，学识渊博；第十五世噶玛巴大宝法王喀觉多杰（1872——1923）出生于西藏堆陇德庆地区，拉萨著名的“长青五姐妹”庙宇既是其答应达赖喇嘛要求所建，祈祷西藏及世界和平、安康；第十六世噶玛巴大宝法王日必多杰（1924——1981）出生于西藏江孜地区，8岁荣登噶玛巴“大宝法王”宝座，1958年逃往印度，后在锡金建立噶玛噶举派寺庙，在印度、尼泊尔、锡金、美国等地广布教法，影响甚远，1981年示寂于美国；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邬金赤列多杰（1985年——至今）于1985年5月1日生于西藏昌都县拉多乡牧民家庭，自幼聪慧灵异，1992年5月根据十六世“大宝法王”遗嘱所示之方位、特征等寻访，确定其为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经中国佛教协会认真审查后报于国务院宗教局审批，与1992年8月2日在拉萨大昭寺剃度出家，并得到了德格八邦寺的八邦司徒活佛、楚布寺的杰曹活佛和卓本活佛等高僧大德的悉心教导。
三、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世系
噶玛噶举派的另一大活佛转世系统就是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转世系统，此活佛系统产生于14世纪中前期，灭于18世纪末叶，存世400余年。第一世“红帽系”活佛系噶玛噶举派三世“黑帽系”活佛让迥多吉的得意弟子扎巴僧格。《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初天竺大德迪鲁巴有弟子名奎布噶，奎死后转生为那若巴弟子名婆罗门衮日，后来藏谒见米拉日巴，在藏地和尼泊尔交界处修苦行，死后又转生在藏地名楚逞白，成为冈布瓦和热琼巴弟子。楚逞白又转生南喀畏，他又是都松钦巴的弟子。南喀畏转生名扎西扎巴为拔希的弟子，扎西扎巴转生即扎巴僧格。
1288年，扎巴僧格出生于四川甘孜地区，13岁受戒为僧，开始修习噶举派教法，后拜三世“黑帽系”活佛让迥多吉为师并且受比丘戒，系统的学习了噶玛噶举派教法传承，获得了教证功德。1333年，扎巴僧格在楚布寺以东建立乃囊寺，是为了“红帽系”活佛之祖寺。扎巴僧格弟子众多，影响广大，受到了元朝皇室的注意，1334年让迥多吉赴京会见元顺帝，顺帝赐予他“遍通教法噶玛巴”之诏书、国师印、金册等，同时赐予扎巴僧格灌顶国师之称号，赠与红色僧帽，是为“红帽系”活佛之肇始。1349年，在留下将要乘愿再来的遗嘱后示寂，世寿67岁。“红帽系”第二世活佛喀觉旺波系大宝法王得银协巴的上师，1350年出生在西藏北方，1405年圆寂，世寿56岁。“红帽系”第三世活佛却贝益希于1406年出生于西藏娘波地区，1452年圆寂，世寿46岁。
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四世活佛曲扎益希1453年生于多麦地区，父名敦共巴嘉，母名扎萨索南卓玛，是噶玛噶举“红帽系”活佛世系中颇有成就的一位。幼年时进康马寺，系统的学习了经论，后拜见“黑帽系”第七世活佛却扎嘉措，得法名曲扎益希，并得到了红色僧帽一顶，正式确认为了“红帽系”第四世活佛，1476年，受比丘戒。曲扎益希一生为噶玛噶举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除了重塑乃囊寺弥勒金身等外，1490年在羊八井地方官仁蚌巴·顿月多吉的支持下，建立了著名的“红帽系”活佛寺院羊八井寺，从此时起，“红帽系”活佛主寺迁至了今西藏当雄县西部的羊八井寺。1524年曲扎益希圆寂，其转世为第五世“红帽系”活佛官却延拉（1524——1583）；“红帽系”第六世活佛系却吉旺秋（1584——1635）；“红帽系”第七世活佛系耶谢宁波（1639——1694）；“红帽系”第八世活佛系却吉顿珠（生卒不详）；“红帽系”第九世活佛系却吉尼玛（生卒不详）。
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十世活佛却珠嘉措继承了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的衣钵，在激烈的派系斗争中，为噶玛噶举派作出了贡献，但也从此世开始断绝了噶玛噶举“红帽系”活佛的转世。却珠嘉措1733年出生于西藏日喀则地区，五岁被认定为前世活佛之转世，其兄长便是著名的格鲁派活佛六世班禅巴丹益西和仲巴呼图克图。1780年，六世班禅巴丹益西进京为乾隆皇帝贺寿，不久由于“出痘”在北京西黄寺圆寂，乾隆皇帝闻讯后痛哭流涕，为之辍朝一日，以示哀悼，并赏赐甚为丰厚，加之众大臣以及蒙古各部之供养，六世班禅法体回归后藏扎什伦布寺时，带回了大量财富。而却珠嘉措兄长时人扎什伦布寺总管的仲巴呼图克图却以教派不同而不予其分享。遂导致了1790年，却珠嘉措引廓尔喀（尼泊尔）军队第二次入侵后藏，并洗劫了扎什伦布寺，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极大愤怒。后清兵击溃廓尔喀军队，却珠嘉措畏罪自杀。从此乾隆皇帝下令禁止了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转世，并勒令羊八井寺等改宗格鲁派，给噶玛噶举派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噶玛噶举派在长期的不断发展中，形成了众多活佛转世系统，除了“黑帽系”、“红帽系”活佛转世系统外，主要还有德格八邦寺的八邦司徒活佛转世系统、乃囊寺的拔卧活佛转世系统、楚布寺的杰曹活佛转世系统等。噶玛噶举派在藏传佛教诸多派别中影响力较大，属寺众多，影响深远。除国内以外，在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国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四、关于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世系之“追认”问题
“活佛转世”之先河起于噶玛噶举教派，都松钦巴大师作为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大宝法王”活佛转世系统的第一世活佛毋庸置疑。但是关于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的追认问题，历来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现综述如下：
蔡巴司徒·贡噶多吉与“黑帽系”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大体同一时代，以精通蔡巴噶举派教法和经论而知名，是藏族历史上著名的学者，有“遍知司徒”的美誉。如前文所述，蔡巴·贡噶多吉所著《红史》中提到都松钦巴圆寂后，根据都松钦巴的授记认定噶玛拔希为第二世活佛。但在后来成书较晚的《土观宗派源流中》这样描述：“关于他（噶玛拔希）是都松钦巴的转世的说法，却没有什么史料根据，但是噶玛噶举派计算其世系时，却以噶玛拔希为二世”。表明都松钦巴系追认之活佛。国内学者对于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转世的“追认”这一问题，基本上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些较为有共识的观点，著名学者王森教授在其《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明确指出：“黑帽系是噶玛噶举派的最主要的活佛转世系统，这一系以都松钦巴为第一世，实际上是开始于他的第二世噶玛拔希（寻找其转世活佛让迥多吉开始）。”
对于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转世的“追认”这一问题，国外学者也做了相应的深入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日本山口瑞凤教授的“让迥多吉说”。其在论文《藏传佛教之活佛研究》中指出，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三世活佛让迥多吉之前应为追认活佛。无独有偶，美国学者W魏里也在其论文《活佛转世制度：西藏佛教的一次政治改革》中指出：“转世概念只能是起源于第三代住持让迥多吉去世时”。山口瑞凤教授的主要依据有：第一、邬坚巴是贵仓巴的弟子，相传他给临终的噶玛拔希当过师事，并受噶玛拔希的委托料理其后事，但又传说二者只在一起呆了3天，又何以如此身负重任。第二、让迥多吉曾在楚布寺学习，但并没有其作为楚布寺活佛或者主持的说法流传下来，而谈及乳必多吉时，《青史》却有很清晰的记载。第三、邬坚巴本人除了寻找噶玛噶举派第三代传承人让迥多吉的贡献之外，并没有特别的贡献流传下来。第四、噶玛噶举派黑帽系述说历代噶玛巴的传记著作《历辈噶玛派黑帽系喇嘛传略》一书中谈及第一代和第二代住持时，只说了“化身”而不是“转世”，在第三代让迥多吉的传记里则直接提到了“再生”，和他将在何处出现的预言。
综合众多先辈前人的研究成果，关于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转世“追认”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每一个伟大的创举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必定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改进、不断创新的过程。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作为藏传佛教精深的、独具特色的制度之一，必定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更何况噶玛噶举派首创“活佛转世”系藏传佛教第一次伟大的实践，必定需要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都松钦巴到噶玛拔希再到让迥多吉、乳必多吉……，对于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追认”这一问题，不同史书记载的差异性等，正是体现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逐渐确立，走向成熟的过程。
结语
噶玛噶举派首创的“活佛转世”制度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发端于12世纪，一直延续至今。其产生的原因具有多方面性，是在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下催生的产物。其在800余年不断地理论更新、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既形成了精深的理论基础，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造就了神秘的密法仪轨以及完整、严格的寻访灵童、认定坐床、培养教育等制度。
“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与深厚的藏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广袤的雪域高原和世界的其他角落一样，在遥远的过去，也存在以“万物有灵观念”为主导思想的自然崇拜，“早期的苯波教信奉的就是典型的宗教泛神论，主张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灵性”。至今在藏族的民间风俗和苯波教现行的很多思想、仪轨中仍然起了很大的作用。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空旷的高原雪国，令生长在这里的人们对于超自然的力量认识的格外深刻。“万物有灵论”及“灵魂不灭”等原始灵魂思想为雪域高原引进佛教，并且接受佛教创造了条件，更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在文化上做了一定的铺垫。“活佛转世”是佛教古老、玄远的“轮回思想”和“化身理论”扎根于藏族社会实践的一次伟大尝试。另外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也与寺院经济、法脉传承、以及教派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藏传佛教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各宗派层出不穷，在激烈的教派斗争中，欲要立于不败之地，“活佛转世”为其提供了途径。首先，通过“活佛转世”制度解决了寺产经济和法脉传承的继承问题，很好的延续、集中了派系的法脉与实力；另一方面，通过精深的理论和神秘的仪轨选出的转世灵童，为派系增添了殊胜的神圣感，自然提高了其在信仰世界的各方面地位。藏传佛教自产生开始，便与政治有了很好的互动，自然“活佛”产生后，也不可避免的充当了政治与教派甚至与整个藏族社会的媒介，对于西藏的繁荣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噶玛噶举派所创立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后来为各藏传佛教教派所吸收和利用，成为了藏传佛教不可或缺的、独具特色的传承之一。其在族源归属上也并非只有藏族进行，其他信奉藏传佛教的民族、地区也产生了诸多转世活佛世系。另外活佛不但有男性活佛传承，亦有诸多大成就的女性活佛传承，比如产生于15世纪的香巴噶举派著名的女活佛世系桑顶·多杰帕姆活佛世系、归属于格鲁派但却修持觉域派教法的贡日卡卓玛女活佛世系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