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本教是藏族的本土宗教，它最能反映藏族文化的特点。长期以来，藏学界非常关注西藏本教的起源与发展问题，换言之，长期以来，西藏本教的起源与发展问题一直困扰着藏学界，这些问题涉及西藏本教发祥于何时何地具有何种特点，出现过哪些相关历史人物等诸多方面。同时，也有人怀疑，藏族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辛饶米奥这类历史人物也不可能产生具有很高文明程度的本土宗教。因此，本文在对历代藏学家就西藏本教起源发展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从西藏本教历史人物、梵语藏语象雄语互译、本教内部结构分类、本教与周边文化关系等诸多视角，证明藏族历史上出现过辛饶米奥这样的历史人物，同时在藏族历史上产生了具有很高文明程度的宗教——西藏本教。
一、西藏本教起源与发展的研究回顾
关于本教的起源有外来说和本土说等典型观点。外来说又有大食说与汉地说两种。
第一，外来说：大食说与汉地说。“本”起源于大食说的代表人物有本教大师夏察·扎西坚赞。他认为：辛饶米奥切(gshen-rab-mi-bo-che)，又称桑杰东巴饶辛米奥耿雷朗巴嘉瓦（sangs-rgyas-ston-pa-gshen-rab-mi-bo-kun-las-rnam-par-rgyal-ba）。辛饶米奥切的父亲叫嘉本托噶（rgyal-bo-thod-dkar）、母亲叫嘉谢玛（rgyal-bzhad-ma），辛饶米奥切生在奥茂隆仁（vol-mo-lung-ring）的地方。关于奥茂隆仁这个地方，夏察·扎西坚赞在他的《西藏本教源流》中根据《朵兑》（mdo-vdus）这样解释的：奥茂隆仁分自然地理概念奥茂隆仁和宗教神话概念奥茂隆仁两种，无论是地理概念奥茂隆仁还是宗教概念奥茂隆仁，它们最显著的地理标志就是奥茂隆仁附近有冈底斯山和玛旁雍错湖。他进一步说地理意义上的冈底斯山和玛旁雍错湖在西藏，宗教意义上的岗底斯山和玛旁雍错湖在大食，因此，辛饶米奥切的降生地奥茂隆仁在大食。
关于辛饶米奥切的出生年代夏察·扎西坚赞没有明说，只是说辛饶米奥切生于木阳鼠年的元月十五日破晓时分。但是，从夏察·扎西坚赞对孔子、释迦牟尼、辛饶米奥三位生活年代的梳理情况来看，他主张辛饶米奥生活的时间略早于释迦牟尼。
“本”起源于汉地说的代表人物有满清帝师钵第教著名佛学家章嘉·瑞碧多杰(1717-1786)的高足图官·洛桑却吉尼玛(1737-1802)。图官·洛桑却吉尼玛在其《宗教流派镜史》中以先师章嘉·瑞碧多杰的名义说：老君与笨教主辛饶为一人，汉语神仙（hran-shed）之仙藏语读音错讹，逐呼为辛（gshen）也。
其实，本教起源于大食或汉地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提出这种观点的主要原因直接来自于教派情结。比如本教起源于大食说，如果把冈底斯山及其周围地区被看成是本教的圣地，那么由于人们可以到该地区参观，当信徒们发现该地区过于普通时，他们无法将该地区视为辛饶米奥切的降生之地，因为，这一现实性无法满足信徒的宗教情结，他们宁愿选择一个神秘的、无人知晓的、哪怕是仅存在于精神世界的圣地，何况，长期以来藏人一直高度赞赏大食（波斯）的古代文明，特别是面对印度佛教的传入，本教徒不得不审视自己的地位，开始考虑他们的宗教绝不能起源于一个普通的地方。又如本教起源于汉地的说法，当印度佛教在藏地处于主导地位的时候，印度佛教深邃的理论和藏地职业僧人优厚的待遇·使广大藏族职业僧人对印度文明崇拜的五体投地，同时也催生了严重的民族自卑心理，开始习惯于这样一种思维模式：藏族知识分子的作品不如印度班智达的作品，只要是优秀的肯定是外来的。大家知道，雍仲本是藏族本土宗教的最高形式，它的鼻祖是辛饶米奥切，是印度佛教传入藏地以前藏人唯一的信仰。图官·洛桑却吉尼玛及其他的老师章嘉·瑞碧多杰均为职业僧人，二者都有在北京生活的经历，见过大世面，当他们师徒面对东方古国文明的博大精深时不由自主地在汉文化中寻找藏文化的根是非常自然的，不足为奇的，因为相对于其他职业僧人他们的机会更多。何况，清朝是道教的衰败时期，鉴于当时师徒二人的政治抱负和所处政治环境的需要，为了巩固高抬自己的政治地位，无法顾及民族自尊心理，干脆从大乘佛教关于为芸芸众生解脱而努力奋斗的伟大口号出发，说一些违心的话是可以理解的，佛陀说过只要是为芸芸众生的解脱服务，其方法可以不限。
第二，本教起源于本土说：源于冈底斯山及其周围地区。
“本”起源于藏族本土的代表人物有卡尔梅·桑木丹（1936—）。奥茂隆仁（vol-mo-lung-ring）是辛饶米奥切的降生地。卡尔梅·桑木丹在其《概述本教的历史及其教义》中对奥茂隆仁的地理位置是这样确认的：“无论情况如何，根据经文对魏摩隆仁（奥茂隆仁）境内山川河流的描述，并以现代地理知识为依据，我们可以确定，河流从冈底斯山山脚下流过，而这可能就是九迭雍仲山区。首先，冈底斯山是象雄最重要的中心，这是符合本教资料中一些传说的提法。很有可能，本教以及与本教相似的宗教信仰也源于此。再者该地存留着用象雄语和藏语撰写的本教经文。而一些学者认为，象雄语是本教徒自创的一种语言。现代的拉达克、库纳瓦里及古老的西藏西部存有大量的象雄文的文献，这一点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关于辛饶米奥切的族别与生活年代卡尔梅·桑木丹在该文中是这样论述的：“在敦煌文选中，他（辛饶米奥切）的名字作为祭司至少被提到过五次。尽管他不是以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但他似乎是一位不可或缺的祭司，因为，他具有在生者与死者之间进行沟通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假定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人物，而且是藏族，他可能生活在公元7世纪以前。本教编年史证实其生活年代甚至早于佛陀。而敦煌文选的描述发展了传记文学的特点，这一事实表明，他的生活年代要早于文选撰写的九世纪末十世纪初。因此，后来认为先饶（辛饶米奥切）是他们宗教创始人的本教传说与公元八九世纪盛行的传说有某些直接关系”。
卡尔梅·桑木丹曾当选第九届国际藏学会主席，以谦虚严谨的学术风范成为学界的楷模。既然卡梅·桑木丹博士认同辛饶米奥切降生于奥茂隆仁，奥茂隆仁在象雄地区，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依靠吐蕃王朝或者更晚的资料，而应该更加广泛地关注关于象雄王朝时期的所有资料，包括辛饶米奥切的子孙后代及其历代追随者和相关人物、事件、寺庙、文物、教义、教规等等。只有从多学科、多角度观察分析才有可能使我们研究的内容更加明朗、更加清晰起来。
二、多维视野下西藏本教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从东巴辛饶米奥以来的历代本教代表人物的角度来看，藏族历史上不仅出现过辛饶米奥这样的历史人物，而且藏族历史上产生了具有很高文明程度的宗教——西藏本教。大家知道，丹增朗达先生（1926-）是曼日寺的著名导师，同时也是第一位与欧洲学者合作研究西藏本教的藏族本教职业僧人。丹增朗达大师通过厚实的藏古文献功底，详细梳理了本教内外密三大法脉传承系统的氏谱名单。通览本教内外密三大法脉传承系统氏谱名单，自从东巴辛饶米奥开始，本教代表性人物层出不穷，其中不乏大家熟知的历史名人，现选择部分人物列举如下：·1、东索木曲丹朱(gdung-sob-mu-cho-ldem-drug)—辛饶米沃与阗女贡珠氏（phy-bzv-gung-drug）所生，辛饶米沃的法脉第一继承人，先后把本教教义译成象雄文和藏文，相传中原老子曾拜其为师。2、李西达仁（li-shu-stag-ring）—据克朱·隆朵嘉措的《智辩本教史》一书记载，李西达仁为东索木曲丹朱时期人，系象雄炎氏（gnyan）之王后裔女本教徒达维利维（bon-mo-stagwer-li-wer）所生，在世一千二百年。八十二岁时密修得道使其男身变为女身，先后赴大食多次，利用飞鹰（疑似鸵鸟）驮来十一万卷显密大圆满经典传入象雄和蕃地，从而出现了三十七大寺院（vdun-gnas）、百位得道成就师之说。3、泽赤耶西（rzdu-vphrul-ye-shes）—据克朱·隆朵嘉措的《智辩本教史》一书记载，泽赤耶西为李西达仁时期人，生于象雄玛（smar）域，此人大兴律宗，从此在阿里地区先后出现了亚公耶西嘉瓦（ya-gong-ye-shesrgyal-ba）、庞西巴基王修（pgam-shi-dpal-gyi-dbang-phyug）等观修略异的两大传承系统。其中，亚公氏在桑桑拉宰（zang-zang-lha-rtse）地区兴建了二十九家寺院，庞西氏在冉萨雍仲若巴（ra-za-gyaung-drung-rol-ba）地区兴建了三十八家寺院。4、六大上师（bia-ma-che-drug）—按姜珠南喀坚赞的《本教年鉴》记载，从第一代到第七代吐蕃赞普期间，著名的传法人士有“六大上师”说，这六大上师分别为：桑兑（sangs-vdus）、达喇（stag-la）、拉（lha）、鲁（klu）、米辛（mi-gshen）、南喀诺东（nam-mkhv-snang-mdog）。所传之法除了大家所熟知的第一代赞普时期常提到的“十二本”以外，还有无上父续本、无上母续本、无上乘本、无上行本、无上果本、无上胜义本等。5、十三世袭师（gdung-rgyud-bcu-gsum）—这里所说的十三世袭师分别为穆赤赞普（mu-khri-btsan-po）、哈冉基巴（ha-ra-ci-par）、达维勒维（sdag-wer-li-wer）、安尼昌塔（a-nu-phrag-thag）、塞尼高乌（sad-ne-gvu）、塔米塔盖（tha-mi-thad-ke）、西布冉库（shad-bu-ra-khug）、松瓦图庆（zing-ba-mthu-chen）、拜本图赤（spe-bon-thog-vphrul）、拜本图宰（spe-bon-thog-rtse）、申那木登（hring-ni-mu-ting）、松巴布喀（som-pa-sbu-kha）、隆庆木维（glang-chen-mu-wer）等。据克朱隆朵嘉措的《智辩本教史》一书记载，此十三世袭师在负责传播本波教义务的同时，还要充当当时当权者的精神导师“帝师”。6、四智者（mkhas-pa-mi-bzi）—这里所说的四智者分别为象雄东炯图钦（stong-rgyung-mthuchen）、塞本夏锐乌钦（se-bon-sha-ri-dbu-chen）、氐本炯擦玛琼（lde-bon-gyim-tsha-rma-chung）、弭药杰擦堪卜（me-nyag-lce-tsh-mkhan-bu）等四人，当时有通过意念传法、书面传法、口耳传法、翻译传法、掘藏传法、实修传法等六种传法渠道，他们主要通过翻译传法，他们先后生活于赞普七天王时代，即公元前一百年左右。7、世界六庄严（vjig-rtan-rgyan-drug）—本教徒认为，截止第二十一代赞普期间，藏族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史称“世界六庄严”的多国籍专家，他们为文化交流做出过积极贡献。他们分别是：波斯的五明学家牟杂扎海白（dmu-tsa-dra-he-pe）、印度的内明学家拉达阿卓（lha-bdag-sngags-dro）、中原的外明学家李聃名波（legs-tang-rmang-po）、昌（khom）的医学家瑟托杰姜（gser-thog-lce-vbyams）、象雄的语言学家佐民杰炯（tso-min-gyer-rgyung）、吐蕃的斯巴本专家朗然焦古（nam-ra-co-sku）。8、詹巴南喀——公元八世纪生于象雄·，为保护本教经典曾把不少本教经典改造为钵第教经典；·9、辛钦鲁噶（996—1035）——发现大量经文、本教的后弘期开始。10、左钦·南喀雍忠（佐家族）——建叶茹盆萨喀寺。11、许叶勒波（十一世纪人，许家族）——建吉喀日香寺。12、班邓帕曲（班家族）——密宗研究中心。13、梅乌·阔巴班钦（1052——？）创建建立桑日寺—与辛氏无联系。14、麦顿·西饶沃塞（1058—1132）对东巴辛饶米奥切训诫进行讨论。15、良麦西饶坚赞（1356—1415）创建曼日寺。16、达瓦坚赞（1796—1862）建雍忠林寺。17、昆卓扎巴（1700--？）编撰本教大藏经《甘珠尔》目录、指导刻制木石《甘珠尔》印板。18、尼玛丹增（1813-？）编撰本教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目录。19、夏杂·扎西坚赞（1858—1935）——夏杂·扎西坚赞认为，本波教与钵第教为主的藏传佛教各宗派之间没有本质区别，以实际行动在各宗派之间大力倡导“热麦ris-med观”。
第二，从藏医史料的角度来看，藏族历史上不仅出现过辛饶米奥这样的历史人物，而且藏族历史上产生了具有很高文明程度的宗教——西藏本教。当代藏医学家强巴赤列教授认为：“在藏王聂赤赞普·时期，从十二位本教智者中‘资益药术’的职业与常松杰普赤西的历史来看，现在公认的藏医学有二千三百年的历史”。常松杰普赤西（drang-srong-dpyad-bu-khri-shes）何许人呢？他就是本教史上辛饶米奥切与胡女嘉美（hos-bzv-rgyal-med）所生的儿子。据相关本教文献记载，辛饶米奥切·至少与五个妻室育有八个子女。与胡女嘉美（hos-bzv-rgyal-med）生了多吾奔松(gto-bu-vbum-bsang)、常松杰普赤西(dpyad-bu-khri-shes)；与蕃女唐莫(dpo-bzv-thang-mo)生了龙真桑瓦(luung-vdren-gsal-ba)、季真卓玛(rgyud-vdren-sgron-ma)；与神女盎容(gsas-bzv-ngang-ring)生了奥珠唐波(vol-drug-thang-po)；与阗女贡珠（phy-bzv-gung-drug）生了东索木曲丹朱(gdung-sob-mu-cho-ldem-drug)；与工布女赤姜(kong-bzv-khri-lcam)生了雍中王丹(g.yung-drung-dbang-ldan)；与汉女赤杰(rgya-bzv-vphrul-bsgyur)生了赤吾穷(vphrul-bu-chung)。
第三，从古印度梵文佛经的藏译情况来看，藏族历史上不仅出现过辛饶米奥这样的历史人物，而且藏族历史上产生了具有很高文明程度的宗教——西藏本教。有很多实例可以证明早在吐蕃王朝松赞干布以前，藏语中早已存在不少与古印度佛教用语相对应的词汇，当时完全可以通过藏文意译，而不必像汉语那样只能音译的现象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具体地讲，汉语译音“达磨”的梵语藏文转写为“thrm”，本意可归为规范、佛经、知识等，与其相对应的藏语文为“屈chos”，字面意思为知识或规范。汉语译音“佛陀”的梵语藏文转写为“buddh”，本意为二障清净、二智圆满，与其相对应的藏语文为“桑杰sangs-rgyas”，其中“桑sangs”的字面意思为觉醒，“杰rgyas”的字面意思为开发。汉语译音“菩提”的梵语藏文转写为“bo-dhi”，本意为应断诸垢永净，应证诸德全觉，与其相对应的藏语文为“祥曲byang-chub”，其中“祥byang”的字面意思为净化熟练，“曲chub”的字面意思为通晓。汉语译音“喇嘛”的梵语藏文转写为“gu-ru”·，本意为沉重，与其相对应的藏语文为“喇嘛bla-ma”，其中“喇bla”的字面意思为至高无上，“嘛ma”的字面意思为母亲。这种例子在《声明要领二卷》·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又以象雄语与藏语关于佛教术语对应情况来看，以汉语译音“佛陀”一词为例，与之相对应的藏语文为“桑杰sangs-rgyas”。然而，与其相对应的象雄语则为“穆桑mu-sangs”，“穆mu”的字面意思为天。“天gnam”在本教文化中具有很重要地位，与后来的法界法身佛等具有一定的关系。从佛教的教义来讲，“穆桑mu-sangs”比“桑杰sangs-rgyas”一词更确切、更能表现其内涵。总之，以上的这些现象足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在松赞干布前后，藏语文不仅具有非常广泛而厚实的术语基础，而且，从这些关键术语像古汉语一样没有必要音译而可以意译的事实也无不暗示着古代藏印文化之间共通性的普遍存在。反之，如果古藏印文化间没有这种共通性、对称性的存在，而像有些极负民族自卑心理之人所言梵语与藏语的差异犹如同丝绸与麻布，·那么在两种极不等势或极不对称的语言文化背景下，在短短近一百余年的历史中，很难通过刚刚面世的简陋文字较全面地翻译如此庞大而深邃的佛教经典。这也就是说，通过以上事实足以证明，辛饶佛祖弘法说、象雄文明起源说、松赞以前的前佛教说等学术观点既不是学界的凭空想象，·也不是广大藏人的自我吹嘘。恰恰相反，今天的我们无法客观科学地认识藏族远古历史本来原貌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历代一小撮人完全为了满足私欲而有意识地肢解误导篡改藏族远古历史所造成的，也就是说，事实上这种肢解误导篡改藏族远古历史的真正动力源自于封建王权集团、宗教统治集团等各集团的利益争斗所驱使之结果。
第四，从本教自身内涵发展变化的角度讲，藏族历史上不仅出现过辛饶米奥这样的历史人物，而且藏族历史上产生了具有很高文明程度的宗教——西藏本教。少数非本教徒分本教为“黑本（bon-nag或chab-nag）”和“白本（bon-dkar或chb-dkar）”两类。公元十二世纪一位人称尼丹贡波·者曾提出本教的发展经历了“突本（brdol-bon）”、“流本（vkhyr-bon）、“译本（bsgyur-bon）三大阶段。按图官·曲杰尼玛·的解释：“突本”意为涌现本·，指本土产生的本教；“流本”意为混杂本教，指受来自克什米尔、勃律、象雄等地的大自在天流派影响而形成的本教；“译本”意为翻译本，指古印度佛教传入藏土以后，经过钵第教和本波教进行斗争，由本教徒篡改钵第教典而形成的本教。石泰安根据这位十二世纪神学家关于本教发展三阶段说，进一步分析认为“突本”、“流本”、“译本”三阶段依此出现于聂赤赞普、止贡赞普、以及墀松德赞前后，即上至公元前，下至公元八世纪前后。本教内部也有多种分类法，如有的分本教为“原本（bkv-rnying或gter-rnying）”和“新本（bkv-gsar或gter-gsar）”之分，即“原本”为辛饶米奥·以前的原始宗教又称远古人间本教（srid-pa-rgyud-kyi-bon），“新本”是指经过辛饶米奥改良以后的神学宗教又称雍仲本教（G.yung-drung-bon）。关于本教自身内涵变化的文献记载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前后。大家知道，《斯巴基兑》（srid-pa-spyi-stong）是一本关于本教仪轨的书，南喀诺布教授考证认为该书系公元七世纪以前的作品。《斯巴基兑》一书中明确指出，辛饶米奥坚决反对牲祭，主张抑恶扬善。提倡以糌粑面塑“朵玛gtor-ma”替代肉祭，以麦类酒液“伊徳yu-ti”替代血祭。大家知道，这种习俗被藏区各宗教宗派普遍接受模仿使用并延续至今。纵观藏族历史，所谓斯巴本的内部关系也非常复杂。其考察视角不同分类也不同。历代藏学家非常重视本教内涵结构的探讨，如早在十四世纪，萨迦派大师绒顿·释迦坚参·通过《本波教与钵第教辨析》一文阐述了本教教义的特点。时至十九世纪，一位学贯本教与钵第教的康巴汉子也写了两篇类似的文章，此人世称札东（1897-1959年），全名为札东·格桑丹嘉（dbra-sdon-bskal-bzang-bsdn-rgyl）。札东的两篇文章共计112页，现收录于本教大藏经《甘丹》部。详篇藏文题目为：bon-chos-rnam-par-dbye-·ba-so-sor-smos-pa-nor-bu-ke-ta-kvi-Phreng-ba，略篇藏文题目为：bon-chos-rnam-·par-dbye-ba-mdor-Bsdus。这两篇除了篇名详略不同以外其基本意思大体一致，可以分别意译为《“本”与“屈”辨析》、《“本”与“屈”简析》。其中，以《“本”与“屈”简析》一文为例，作者已经把“本”与“屈”视为“宗教”的同名词。如他在该文中指出：“自世界形成以来，通往幸福涅槃的道路和指路人以及其追随者会出现很多，其道路归纳起来可以分善恶两大类，即源自众生造化和佛祖法力的善道，以及源自恶业与魔力的恶道两大部分。按古藏人的说法，从人类一般的表达方式来看，北部香巴拉（sham-bha-la）和南部马嘎达（ma-khha-dhwa）两地系佛教盛行之地。其中北部香巴拉及其相关地带盛行‘本’，南部马嘎达及其相关地带盛行‘屈’。”·可见，札东在把“本”与“屈”视为“宗教”一词代名词的同时，把“本”与“屈”视为佛教在南北两个不同自然地理环境下的不同表现，并从藏文化视野下对“本”与“屈”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即从藏文化的视角对“本”与“屈”做了分类阐释，现将其分类提要翻译如下：
1.·“本”与“屈”的分类
1.1北香巴拉：“本bon”
1.1.1斯巴本（srid-pa-rgyud-kyi-bon）
1.1.2邪见外道本（lda-log-mu-sdegs-kyi-bon）
1.1.3野蛮原始本（vbyung-po-kla-klovi-bon）
1.1.4雍仲本（vphrul-ngag-g·yung-bon）
1.1.5正道密本（tabs-lam-gsang-sngags-bon）
1.1.6极乘本（teg-mchog-bla-med-kyi-bon）
1.1.7神鬼本（rdol-tabs-lha-vdrevi-bon）
1.1.8杜撰自创本（rang-bzos-bon）
1.2南马嘎达：“屈chos”·
1.2.1神人杂烩屈（sor-bzhag-lha-mivi-chos）
1.2.2邪见外道屈（log-lta-mu-stegs-kyi-chos）
1.2.3非天野蛮屈（lha-min-kla-klovi-chos）
1.2.4正确高尚屈（yang-dag-dam-pvi-chos）
1.2.5特别密屈（tun-min-gsang-sngags-kyi-chos）
1.2.6深道圆满屈（zab-lam-rdzogs-chen-kyi-chos）
1.2.7诱惑鬼神屈（bslu-byed-lha-vdrevi-chos）
1.2.8篡改自创屈（blo-bcos-rang-bzos-chos）
2．“本”与“屈”的辨析
2.1正见本：以下分别传自辛饶米奥（gshen-rab-mi-bo）、奇美奏普（vchi-med-gtsug-phud）、耿德桑波（kun-tu-bzang-po）
2.1.1雍仲本（vphrul-ngag-g·yung-bon）
2.1.2正道密本（tabs-lam-gsang-sngags-bon）
2.1.3极乘本（teg-mchog-bla-med-kyi-bon）
2.2正见屈：以下分别传自释迦摩尼、金刚持（rdo-rje-vchang）、普贤（kun-tu-bzangpo）
2.2.1正确高尚屈（yang-dag-dam-pvi-chos）
2.2.2特别密屈（tun-min-gsang-sngags-kyi-chos）
2.2.3深道圆满屈（zab-lam-rdzogs-chen-kyi-chos）
这里我们还要明确这样一点，在本波教那里宗教被称作“本”，钵第教那里宗教被称作“屈”。换言之，“本”与“屈”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中，广义的“本”与“屈”分别内分善恶（或正邪）两大类八小类。狭义的“本”与“屈”特指正见部分，即当今所谓的藏传佛教部分，也就是说，指“正见本”和“正见屈”共同构成的略别于其他佛教的藏传佛教。“正见本”和“正见屈”内部又各分三大类。本波教所谓的正见“本”分传自辛饶米奥的雍仲本、传自奇美奏普的正道密本、传自耿德桑波的极乘本等三大部分；钵第教所谓的正见“屈”分传自释迦牟尼的正确高尚屈、传自金刚持的特别密屈、传自普贤的深道圆满屈。按札东在《“本”与“屈”简析》说法，“本”作为当今宗教一词，从整个藏区而言，在上述斯巴本、邪见外道本、野蛮原始本、神鬼本、杜撰自创本等五大类中，除了斯巴本以外其余这样或那样“本”大多见于藏土以外的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本教文化视野下，斯巴本是指辛饶米奥降世之前由耶钦莫美乌噶（ye-mkhyen-smon-mi-dbu-dkar）等所传之内容，主要包括占星术、禳解术、医疗术、历算术等。
第五，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构成四要素，即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心理等诸角度中以共同地域来讲，藏族历史上不仅出现过辛饶米奥这样的历史人物，而且藏族历史上产生了具有很高文明程度的宗教——西藏本教。藏民族的形成历史就是西藏本教的形成历史。大家知道，纵观藏族历史各个时期藏民族的活动区域均有所不同，以现今西藏阿里为中心的象雄王朝时期为例，历史上所谓的象雄分里、中、外三圈，每圈又分上中下三部，共计九个区域。虽然，每个历史阶段象雄的地理界域和行政归属都不确定。但是，长期以来象雄界域西接大食东接中原的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就现在藏区东部松潘、九寨沟等地的河名地名而言，其中仍然可以找到不少古代象雄历史的印记。如九寨沟一带地名历史上汉语称“羊峒”。流经松潘县元坝乡东北村东北沟的大河是岷江源之一，历史上汉语称“羊峒河”。松潘热务沟藏语叫“象恩zhang-ngu”，有人认为“象恩”是藏文“象雄zhang-zhung”一词草体简写的读音。“羊峒”就是藏语“象雄”的古汉语转写，汉籍还有“大羊同”“小羊同”的记载，这些都是象雄王朝大统一时期的地名。难怪当代藏学大师东噶洛桑赤列先生说：“大致到了公元六世纪，随着雅垄吐蕃王朝的崛起，象雄李米夏王朝被吐蕃所灭，过去广袤的象雄萎缩到古格（今在阿里地区札达县）、琼龙欧喀(噶县门土乡)等地区并使之成为吐蕃王朝的辖区之一”。
第六，从汉藏文化关系的角度讲，藏族历史上不仅出现过辛饶米奥这样的历史人物，而且藏族历史上产生了具有很高文明程度的宗教——西藏本教。藏古文献中常见的汉族本教徒名字有“hor-ti”、“legs-tang-rmang-bo”、“kong-tse-vphrul-rgyal”、“zing-ba-mtu-chen”等。经笔者研究认为，以上所谓的汉族本教徒，其原型分别为黄帝、李聃名尔、仓颉、宋任公。据此，笔者认为辛饶米奥生活于公元前500年以前。又如以藏东岷江上游地区为例，本教在该地区的传播史可以上溯到遥远的远古时代。霍巍博士在《西藏考古新收获与远古川藏间的文化关系》一文中指出：“西藏和四川自远古时代始，便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文化联系。这种联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仅未曾间断，并且不断得到发展，为唐以后西藏与四川更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近些年岷江上游考古发现所证明的那样，从本教文化的角度也能证明岷江上游是连接川藏的重要通道。向达先生说过：“张陵在鹤鸣山学道，所学的道即氐羌族的宗教信仰，以此为中心思想，而缘饰于老子五千文。”·特别是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文物中也能找到早期本教斯巴本的痕迹。大家知道，迄今为止人们还无法解读“青铜神树”、“太阳神鸟”等远古文明所象征的蕴义。然而，只要我们尝试通过本教文献资料对其给予解读，则完全可以使人耳目一新。本教有一本很古老的祭祀用书，书名叫《夏娃日吉基杜》（sha-ba-ru-rgyas-kyi-mdos）。该书认为，世人是由王、臣、民等三类人构成，人死是因为灵魂被魔鬼偷走。同时还认为，通过送“儡glud”的祭祀活动可以招回被偷走的灵魂，其中通过鸟可以招回“王”魂，通过树可以招回“民”魂，通过鹿可以招回“臣”魂。所以，从这个角度讲，“青铜神树”其实与人的灵魂有关。同样，《夏娃日吉基杜》一书在谈到鸟、鹿、树为什么可以招魂时，该书认为黑夜代表恶，白昼代表善，鸟鸣预示天亮，太阳带来光明。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太阳神鸟”其实与善业有关。又如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虚线）的十三个光齿以及青铜立人的十三根发髻分别又与斯巴本的十方三时观念有关。
三、结语
综上可见，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形成历史的角度讲，在遥远的古代，本教的历史其实就是藏民族的文明史，藏民族的起源与发展其实就是本教的起源与发展。因此，本教与藏民族一样无疑经历了非常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犹如随着历史的变迁藏民族氏族结构必然发生变化一样，本教内部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藏民族地处古伊朗、古印度、古中原等诸多文明的中心，本教深受周边文化的影响是非常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