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绒，是藏族一个特殊的地方支系，主要指居住于川西北高原的岷江上游西岸流域与大小金川一带的藏族居民。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族系源流，嘉绒在长期的时代演进和变革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现象，而且地域特色显著。嘉绒服饰即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嘉绒文化的外在表征、形象展示和象征符号，是藏族服饰中一朵耀眼的奇葩。为此，本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嘉绒传统服饰变迁的主要表现、特点及原因作一讨论，就教于方家。
一、嘉绒藏族服饰的演变与发展嘉绒服饰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据考古资料分析，距今3000多年前，这里的先民已能用线孔很小的骨针缝制衣服，并且有了骨梳及装饰品。［1］秦汉时期，这里已形成了以定居农耕为主，畜牧和采集为辅的经济形式，麻布和兽皮是当时主要的服装原料，尽管麻线较粗，但已表明手工织物的存在［2］。史料记载：汉时的冉髋已成为这一地区较大的部落集团，“其人能作旄毡、班罽、青顿、毞毲、羊羧之属”。［3］这说明当地的土著夷人不仅能编织麻布、鞣制毛皮。而且还能够制作各种毛类织物。到隋唐时，在族源上与汉代冉駹一脉相承的嘉良“以皮为帽，形圆如钵……衣多毛毼皮裘，全剥牛脚皮为靴。项系铁锁，手贯铁钏。王与酋帅，金为首饰，胸前悬一金花。径三寸”。这一段记载，从以帽为主体的头饰、服装材料以及身体的装饰多方面形象地描述了嘉良人的服饰习俗，虽未详言其制，但可以看出“裘褐”等的使用。这与高寒的自然环境和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是相适应的，是先民们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同时，从中还可看出部族社会出现了阶级差别，并且在服饰上有了明显区别。需要指出的是，秦汉以后嘉绒这一地区还分布着从西北迁徙来的氐羌部落。［4］外来的氐羌人进入后与当地土著的夷系民族生活在一起，相互交融和影响，故前述的服饰特征中也有着与羌人的某些方面的相似性。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服饰变化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古夷服饰元素奠定了嘉绒服饰传承基础。即便在今天仍然能够从服饰上看到嘉绒藏族与夷人后裔彝语支民族的彝族之间的源渊关系。①（注：嘉绒藏族和彝语支民族传统服饰具有三个主要相似特征：百褶裙、头帕和披毡。详见石硕教授《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213页。）这可能也是嘉绒女性服饰呈现出不同于其他藏族地区服饰的主要原因。二是服饰差异已逐渐成为区分不同部族集团或族群以及同一社会群体内部等级、身份的标志，且服饰特征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如嘉绒先民以金为饰、尚黑，而吐蕃重瑟珠、贵红色。
唐初随着吐蕃兴起并不断东进，诸夷、氐、羌部落先后皆为之所役，使过去处于分散状态的部落连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经过200余年的唐蕃交战，处于川西北地区的部落不断受到吐蕃文化的同化，并最终融合为藏族。在这一过程中，男子服饰逐步与其他藏地服饰相一致，而女子服饰却与藏族主流服饰存在较大差别。也就是说，男子服饰受到吐蕃影响“藏”化更为明显，而女子服饰则较多地保留了本土风格，如辫发盘头、着百褶裙、披毡、贵黑。当然，嘉绒女子的服饰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吐蕃服饰的浸染，与主流藏族服饰也有着共同的元素和特征，如：冬季服装为宽袍、大襟，系腰带，佩戴嘎乌、绿松石饰品等。这种变化，与当年吐蕃与唐打仗时大批士兵驻留该地并与诸羌部落融合的历史事实是密切相关的。嘉绒作为藏族的一个边缘族群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其服饰也在长期的民族分合、交融以及众多部族文化的交流后逐渐形成了与藏族主流服饰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服饰特征。正如戴平先生指出的一样，“一旦民族形成后，它的服饰也基本定格，形成了本民族独特款式”。［5］在这过程中，嘉绒受吐蕃文化的影响持续时间长、力度大、范围广。这突出地表现在服装的穿着习惯、装饰类型以及与服饰相关的审美心理和价值取向都受到同化，形成了“藏”式的风格。因而，隋唐时期是嘉绒藏族服饰发展变迁的一个关键时期。
随着吐蕃王朝崩溃，嘉绒地区复又分裂为多个以吐蕃部落为主体的割据政权。中原王朝实行羁縻政策，随俗而治，开设互市，促进贸易。吐蕃部落及其割据政权与东部的汉地之间发生了以茶马贸易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联系。嘉绒地区是藏地东部茶马互市的集散地，茶马互市使内地的茶及绢锦广泛地进入嘉绒人民的生活。其中，衣料布疋占有很大比重，明代在茂州年销棉布1万匹以上，威州也在万匹左右。［6］绸缎主要销往藏族的上层人士，如土司、头人及寺庙活佛等，而窄布为川中遂宁、安岳等地手工产品，经久耐用，深受农牧区人民欢迎。此外，各部落首领（土司）可通过“岁输贡赋”获得不少赐予，绢帛占的份量较大。在民间，藏汉人民之间生活用品类的物物交换更是经常而大量的。通过茶马互市和朝贡及民间物资交换，汉地布疋织锦日渐成为嘉绒人民生活的需求品，使嘉绒藏族服饰的衣料及其色泽等发生了变化，大大地丰富了嘉绒服饰文化。清朝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嘉绒服饰特色更加鲜明，地域风格越来越显著。入清以后中央加强了对嘉绒地区的统治，特别是杂谷事件和金川战役之后开始实行“改土归流”，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这种统治方式加强了汉藏的联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土设屯，使嘉绒地区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同时，汉民大量迁入，人口增加，使得商业和手工业也得到一定发展。服装面料除传统的兽皮、氆氇、毪布等外，已能够制作较细的胡麻布和绒毛织品。来自汉区的绸缎、棉布广泛进入老百姓生活。随着与汉、羌、彝民族的交往，嘉绒吸收了外来民族的先进技术经验，丰富了嘉绒民间工艺，使嘉绒传统服饰更为华丽多彩。由于嘉绒地区自然环境的差异，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与周边民族的接触程度不同，清代嘉绒各地的服饰显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乾隆年间傅恒编撰的《皇清职贡图》及清后期的《绥靖屯志》、《章谷屯志略》等方志都详细生动地记录了嘉绒地区之间的服饰差异特征。威茂瓦寺、杂谷等处，“其民衣服与内地相似”，妇女挽髻裹头巾，长衣褶裙；大小金川男子椎髻蚝帽，短衣褶裙，身佩双刀，妇女“以黄牛毛续发作辫盘之，珊瑚为簪，短衣革带，长裙跣足”。革什咱（属今丹巴）男子戴羊皮帽，短衣短裙，外披毛褐，“番妇发绾双髻，插铁簪长尺许，短衣长裙，颇习耕织”。木坪男子剃发留辫，戴圆顶斗笠，穿长衣披红偏衫，女子双辫盘额前，“著大领短衣，细褶长裙，拖绣带”。
清代，随着清王朝对嘉绒地区封建统治的加强和藏、汉、羌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多，汶川、理县及小金部分住在谷地、城镇附近的嘉绒藏族，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较深，服饰呈现“汉化”倾向也是清时期重要的特征。《绥靖屯志》载：“富者多着袜及薄底平鞋，渐遵汉制矣，贫者则否……其寨首士兵，多从汉制，见汉官执礼甚恭，首戴白毡有盘帽，如汉人草帽样微小……头人则着汉服”［7］。由于上层头人的影响。汉族服饰逐步传播到民间。女子服饰上衣改得短小紧身，斜襟也如汉式。金川一带妇女“如汉人之汗衣，窄袖，长仅及腰，贫富皆同”［8］。《四川通志》嘉庆（卷98）亦载，五屯（杂谷脑、乾堡寨、上盂董、下孟董、九子寨）“屯弁兵等服饰俱与内地相同”，妇女穿短衣长裙，发结细辫，头裹花帕，耳带大环，男务耕猎，女织麻布毪子［9］。另外，男子头缠青布或胡皱帕，留独辫，头戴瓜皮帽的汉族装扮在嘉绒地区皆有出现。清末民初，嘉绒藏族的服饰在形制结构上逐步趋于一致。男子普遍着大领袍或衫，拴腰带，冬天加羊皮袄；女子穿马甲、长衫、褶裙、花腰带，冷天外加褂子。男蓄发辫，妇女顶头帕。在服装配色、衣料、腰带以及头帕大小、色调、饰品等方而不同地区又有差别。近汉地区或商业集镇，男子留满族发辫，头上包青布帕子或毛巾，着长衫，打裹脚，脚穿草鞋。而偏僻的山区和牧区服饰则宽袍长袖，腰束革带，佩戴藏刀。衣料多为本地的氆氇、毪布、胡麻布等。土司和头人用的则是外地货如哔叽、呢、布和绸等。盛装比日常装繁复、精美，衣料多用绸缎、平绒等制成，衣襟处还镶上水獭皮、豹皮，纽扣用银铜等制成，发辫上要套各种金银制成的发圈，项戴珠串，胸花、嘎乌等［10］。这一时期，服饰在生活中仍有着独特的社会意义，如三十岁以上妇女才能穿白褶裙，女子头帕具有区示婚姻状况的功能。解放以后，随着土司制度的废除和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推行，藏族地区社会生产关系及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和审美观念打扮自己，而不受千百年来以服饰“昭名分、辨等威”的传统习俗的制约。特别是1954年嘉绒被识别为藏族以后，嘉绒服饰强化了作为文化特征的差异，女性服饰形象成为区别于其他藏族族群的主要特征之一。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些统称为“番”的各地嘉绒藏族逐渐形成了小区域（寨、村、县）的服饰认同。女子传统服装样式变化不大，头饰变化各地有异，装饰更加多样化，服饰对个体人生的象征意义开始弱化。虽然受到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各地嘉绒服饰已不同程度的汉化，但从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资料来看，嘉绒传统服饰仍是大多数嘉绒群众喜穿的服装，只是服装款式和风格又有一些变化，“志书记载的上穿短褂，下穿白褶长裙的装束现在已看不到了”［11］，传统服饰在衣料、制作上越来越成品化、现代化、多样化，样式趋向简约、方便，在日常生活中，青年男女更多的是将传统服装与中西成品制服搭配使用。
目前，嘉绒藏族妇女服饰的一致性，表现在方形头帕和前后两片围裙上，当地人称“三片式”。其他部分如服装样式、头帕色彩及绣花图案等则表现出地方性细节差异。因此，依据这些差异特点，可以把嘉绒服饰分为几个不同的区域类型，如丹巴、马尔康、理县为代表的三个区域等［12］。以丹巴为嘉绒传统服饰的典型代表，一般头顶青色绣花吊穗头帕，外着深褐长衫，冬天披方形披风，内穿锦缎上衣，下着白褶长裙，腰前后还各系一条黑色围腰。马尔康一带服饰明显受到安多牧区服饰影响，编细辫，腰系革带并佩饰华丽。岷江河谷的嘉绒藏族受到羌族习俗影响，平时喜穿长衫，系围腰，冬天穿羊皮褂等。二、嘉绒藏族传统服饰变迁的原因一般来说，文化变迁往往是由外部刺激和文化内部的发展而引起的，这两个方面经常是同时或先后发生并相互作用的。具体分析嘉绒传统服饰变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文化传播根据文化人类学的传播理论，传播造成文化变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接触传播，即不同族群文化间依据地理位置的接近，借助于文化或经济的媒介将一种或几种文化因子从一地向四周传递，这种变化在短时间内不显著，先总是由局部变化开始，然后逐渐加强向外渗透；一种是迁移传播，由拥有这种文化的个人或群体迁移，将该文化从一地传播到另一地，其特点是变化快、影响大。嘉绒服饰的变迁不仅有缓慢的接触融合，也有快速变化的迁移型传播。第一，嘉绒地区自古就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在漫长的部族演进过程中古代夷系和氐羌先民等形成了朴素的、实用的服装和装饰风格，相互问得到了初步交流。第二，吐蕃东进对诸羌部落进行了长达200余年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使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吐蕃文化的同化。但这种融合由于远离藏族文化核心区，处于势力比较薄弱的边缘地带，“吐蕃并没有彻底征服嘉良夷，使其保存了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形成一种被藏族同化而未全化，与藏族融合而未全合的民族特殊区域”［13］，故而嘉绒服饰既有吐蕃文化因子又保留了自身服饰文化特点。第三，汉文化的影响，早在秦汉时期，这个地区就与中原建立了臣属关系。唐以后，政治经济联系更为密切和广泛。清代以来，汉族人口大量迁入，逐渐形成汉藏羌杂居地区，嘉绒服饰开始汉化，“男子衣服与汉人同，惟女人装束头部与西番相似”［14］，汉族服饰逐步在嘉绒地区得到普及和流传。第四，与周围异族或族群的联系。唐以后，汉、藏、羌民族格局基本形成，各民族服饰在长期交往接触中互相渗融并加以发展。黑水、马尔康等与安多牧区相邻的嘉绒服饰则带有牧区服饰的特点，显得宽大、结实。邻近羌的地区，如汶川一带的嘉绒服饰样式与羌族的差不多，色彩喜用大面积的蓝色，衣襟边缘镶以宽边等。简言之，嘉绒服饰变迁过程中两个重要时期皆缘于外来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即吐蕃与中原汉文化。吐蕃文化的传播始于吐蕃的统治时期，大批将士驻留在嘉绒地区，与当地诸羌居民相杂处，并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彼此相互依存、融合发展，从而使嘉绒服饰与藏族主体服饰之间具有某种一致性。嘉绒能够吸纳藏族服饰文化因子而呈现“藏”化，其原因有：（1）相似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背景。（2）自吐蕃建立以来，嘉绒地区以经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和结构与吐蕃是相同的。（3）共同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形成了共同的社会文化心态、价值观以及审美情趣。中原文化的影响导致嘉绒服饰发生重大变迁是清朝改土归流以后。如前述，清朝为了加强统治，实行大规模移民屯田，内地先进文化、风俗习惯也随之传入，在此后的100年间嘉绒传统服饰发生了较大变化，不过，这种变化经历了强制变革到主动接受的过程。以上两个不同时期的服饰变迁都与外来民族人口的大量移入有关。外来文化相对于嘉绒来说处于强势地位，正如伍兹所说“接触本身可能导致文化的分化，特别是在征服状态下，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的时候更是这样”［15］。这种文化借取主要表现为经济不发达地区向经济发展地区文化的吸收和采纳，而反向的借取不明显。
2、社会制度变革与转型变迁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但这并不否认在历史的某一具体时期，文化又可以是均衡稳定的，它的传承特征明显于变迁特性。民族服饰传承基础是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对封闭的环境和严格的阶级差别。众所周知，服饰具有调适其社会内部的人际关系、阶级分层等社会功能，在阶级社会服饰具有阶级性。嘉绒社会是世袭的封建领主制（土司制），社会内部等级森严，表现在服饰装扮上有着严格的规范，服装样式是没多大差别的，主要差别为材质和佩饰的不同［16］。这些服饰习俗规定着人们的服饰行为并深入到心理，成为制约服饰发展的力量，而服饰的变异往往首先出现在统治阶层服饰的改变，所以，当环境发生变化，最大利益代表者首先作出反应，服饰便开始发生变化，然后再影响到这一民族的更多数量的群众。另一方面，这种领主制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与外界接触。因此，元明及清初时期，土司制度的延续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服饰均衡稳定的特点。清代改土归流以后。社会形态结构发生变化（虽然保留了土司制度的内容），使得地主经济得到发展，改变了过去单一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生产方式，农民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同时，汉、回等民族的大量加入，促进了商业、手工业的发展，社会阶层复杂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汉、羌、回等民族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促进了嘉绒服饰文化的变迁，文化强制的社会功能开始减弱或变得中性，而审美的功能则突现出来，随之着装习惯和心理也跟着发生变化。
现代嘉绒服饰的兴起，是现代生活方式和旅游业经济博弈的结果。随着嘉绒地区交通条件改善、价值观念的更新，人们与外界接触和沟通日益频繁，除农牧经济之外还兼营多种经营，其生活方式逐步走向现代化。这种变化对嘉绒藏族服饰影响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生活空间的扩展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得服饰作为族群之间以及个人在社区环境中的区示性等社会功能逐渐弱化乃至丧失。传统服饰质料厚重、结构繁复显然已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要求，“不方便做事”、“不舒服”常常成为不穿传统服饰的缘由。由于汉装轻便、省事、时尚，款式多样，符合人们审美愿望和求异心理，因而受到青年人的广泛喜爱。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旅游产业不断升温，旅游业给当地带来了经济效益，同时也带来了人们对本土文化的重新认识，那里的人们又重新穿戴嘉绒传统服饰。嘉绒服饰典雅大方、款式独特，自然成为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在有游客聚集的景点，几乎都有租服装照相的摊点。不仅如此，嘉绒服饰作为宝贵的文化资源也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服饰相应出现了一些变化，服装质料更加现代多样、结构变得简约而方便，服饰搭配也更随意，穿着时有的只在外面套上嘉绒标志性的“三片”（头帕、前后围各一片）。当然，服装的选择与所从事的工作直接关联。另外，在特定的场域，如婚庆仪式、节日活动中的盛装，表达的是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因此，与日常装相比盛装变化更为缓慢。在旅游景区，传统服饰虽然也是一种文化表达，但展示的内容和形式却“符号化”了，让游客感受到的是一种变异的“异文化”，而非原生态的服饰文化。3、经济发展水平服饰作为一种物质文化，直接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嘉绒地区历来属于边徼之地，长期以来，嘉绒地区部落林立，互不统属，相互间纷争、兼并时有发生。虽然地理位置处于青藏高原向成都平原过渡的边缘，但仍属深山峡谷，气候寒冷，自然条件艰苦，加上交通不便，就造成相对封闭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致使社会发展缓慢。川西藏汉贸易虽有上千年历史，但川西北藏地社会发展缓慢，生产技术落后，生产水平不高，加上手工业尚未从农牧业中分离出来，自然经济占着主导地位，因此产品交换仍不能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而嘉绒服饰之所以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随着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商业经济进一步繁荣，嘉绒服饰在衣料、服装结构以及装饰上出现了一些变化。经济水平的提升促进了服饰功能从实用向审美的转变。由“褚巴毪衫”到锦衣布袍以及服饰制作上传统手工业被现代工业生产所取代，发式从挽髻到辫发戴头帕的变异，以及跣足到穿草鞋、布鞋、皮鞋的变迁，嘉绒藏族服饰中异质文化因子慢慢消失，都与经济发展分不开。三、结语嘉绒藏族服饰是一种文化符号。从其整个历史变迁的过程来看，均衡稳定是相对的，而发展变化是绝对的，嘉绒服饰在远古时代变迁徐缓，相对稳定，到了近代以后，服饰变迁的进程明显加快。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说。嘉绒由于处于文化边缘地带，因此自身文化丰富且具多元文化特点，在文化的选择上也具有相对的开放性。嘉绒服饰的变迁过程本身即是一个汉藏文化渗透融合的过程。服饰的变迁相对于历史长河来说是徐缓的，但就某一历史时段来说也存在快速的变革。当外来文化以其显著的优越性或政权的强制性辐射和覆盖该一族群文化时，文化变迁表现为剧烈的变化，在这样的物质经济和文化背景下，服饰首先发生变革，这是文化变迁中的普遍现象。从此意义说，物质生活的服饰又是民族文化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总而言之，嘉绒藏族传统服饰的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其服饰的创新和变革既是必然的选择，同时也应是适应社会变化的主动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