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经寺的回声

一
我到丹巴采访已经有多次，虽然过去黄经寺曾经进入了我的思维，但都没有琢磨出它的意味。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我再到丹巴采访，一个数据让我心神不宁――参加长征的30万红军到达陕北时只有3万人。也就是说，加上掉队的，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平均每里路就有20多个红军倒下，换句话说，长征之路，是红军用尸骨铺就而成。作为长征组歌中的一个音符，作为长征诗篇中的一个标点，黄经寺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二
滔滔东去的大渡河，穿越在气势磅礴的大山中。
一条被称作金川的河流，犹如一条长蛇游走在充满诱惑力的美人谷。
其实，这两条河都是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大渡河。只不过从丹巴到阿坝州的金川县的这段河流因其金川县而得名金川河，它的下游河段――由丹巴到乐山的河段名为大渡河。金川河谷极具魅力，沿河两岸花果飘香，藏寨民居美丽无比，大山高碉巍峨壮观。尤其是近年来被媒体广泛炒作的位于金川河谷的美人谷，让人沉醉而多情。
正是地肥树绿的六月，我们乘车穿行在丹巴通往金川的那条柏油路上，田野的清新与花木的芳香飘进车窗渗入肺腑，感到格外的清爽和惬意。当同行的向导提醒我们“黄经寺到了”时，我才收回扫向大山与河畔的目光。走出车门，站在柏油路旁发呆：右边是金川河的波涛，左边是绿树掩映的藏寨，前面是延伸的油路，还有蓝蓝的天空，悠悠的白云，轻轻的和风。看着这一方景致，我暗自发问：黄经寺，你在哪儿？就像一个含苞待放的花蕾，就像一个含羞待嫁的村姑，它就藏在几步之遥的山坡上，只让它的飞檐从那些苹果树、花椒树、核桃树、石榴树的缝隙里露出俏皮的脸来。追寻着向导的足迹，踩着一坡的泥沙碎石，沿着弯曲的小路，拨开层层的树叶与枝条，让黄经寺进入了我的视线。
在来之前时，我用心中的笔暗暗勾勒它的模样，因为它建于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它一定高大雄伟，然而亲临目睹后，才知它是个并不起眼的小庙。全寺只有20多个喇嘛，虽然是红墙飞檐，但并高大，虽然庄重，但并不高深，虽然有些冷寂，但并不神秘。寺庙周围的苹果树已经挂果，花椒树已经飘出了浓香。要不是有一两个在寺内转悠的喇嘛的身影和大殿内几声颂经的声音，我怎么也不会把它与寺庙联系起来；要不是向导给我们介绍，我真的不相信这里就是昔日的红军医院。不要说我不信，就是当我把红军医院的问题和昔日那场发生在这里的惨烈一幕向在寺内求神的一位当地香客问询时，他也不相信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而寺内的一位喇嘛对我们的问题也只是会意一笑，说过去听人讲过，但详情不知。我不置可否，只好让向导和史籍来复述那次悲愤的喊杀声。
三
1936年2月，一个极寒的日子。100多个红军女护士、伤病员、儿童被从四周传来的吼叫声和弹雨逼出了黄经寺。他们从天刚亮开始，就忍着饥饿与从山顶倾压而来的当地反动武装展开了激战。他们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扔完了，石块扔光了，与冲进寺内的敌人肉搏后刺刀也拼弯了乃至断折了，凭着一股拼命精神，他们好不容易又打退了一次敌人的进攻。不知是否开过党的会议，也不知是谁是否下过命令，也不知当时出于突围或是其它什么目的，他们在上十倍于自己的敌人的威逼下，于下午冲出寺庙的断墙残垣，沿着寺下的陡坡向下冲去。坡下就是滔滔金川河，三面是哇哇怪叫的敌人，从一根根火铳和叉子枪射出的弹雨又向他们铺天盖地般地射来。红军无路可走，无路可退，不知是不是指挥员下达了命令，也不知是否经过商议，或许是有人先跳下去，其余人随后也跳了下去，无论怎样，反正他们都跳进了金川河，没有一人被俘。按现在当地人的传说是，红军手挽着手，人扶着人，女人抱着儿童，男人扶着伤员，高呼红军万岁的口号，跳进了滚滚金川河。还有一说是，红军手挽着手的情景不可信，这种情景是受电影《八女投江》的影响而形成的艺术夸张。其实当向导向我介绍黄经寺的壮烈一幕时，在我的脑海里也形成了一幅画面。三面受敌，四处无路，援兵不至，被围红军唯一求生之路是那条金川河。冬天的金川河显得瘦窄，远远看去，河面只有几丈宽，且不深，只要会几下“狗爬”，就会浮过河去，从而获得生机。但错了，金川河暗藏的杀机没有被红军发现，金川河的水太急，太冷，当人跳进河里，那河水犹如万颗钢针扎进肉体，使人产生钻心般的疼痛和触电似的麻木，从而四肢僵硬，任其冰河吞噬。当然也有幸运者。跳河的100多名红军中仅有几人被河水冲到对岸夺路而逃，其余均被河水卷走。
这几个死里逃生的红军沿着对岸的荒山，昼伏夜行，赶到离黄经寺几十公里远的红军大部队驻地丹巴，向首长诉说了那个恐怖的日子和血腥的杀戮。当时驻丹巴的首长的悲愤和气恼现在我们无法准确描述，但我想，那位首长神情凝重，一句话也表达不出他的愤慨，也许他来不及细问究竟，也许他不想探问这件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的具体情景，也许他的脑海里只有那100多女红军和伤员跳下金川河不堪一睹的画面，这足以让首长义愤填膺和捏紧了拳头。
当缓过气来凝神思索后，首长挥拳击掌，发令派兵。红军星夜赶到黄经寺时，已是人去寺空，一片狼藉，他们只好默默地收拾红军的遗物和掩埋红军的遗体，而让滚滚泪水和着金川河一起流淌。
四
历史的枪声早已远去，可一个个疑问还在心中隐隐发痛。是谁向那些无辜的女红军、伤病员和儿童挥起的屠刀？是谁酿成的这起血光之灾？时至今日，当地人莫不三缄其口，即使是回答也往往是用模棱两可之语，如土司头人、反动武装、地方势力，云云。狗有名，人有姓。土司头人姓甚名谁？反动武装属哪支？地方势力归哪方？于是我在支离破碎的残片中，在人们欲说还休的言语中，在那遥远而模糊的枪声中寻找这起悲剧的始作俑者。
与黄经寺相距不远的丹巴邛山村，风景秀丽，土地肥沃，一座高大的土司官寨鹤立鸡群般地耸立在村中，看着官寨，就可以想象到当年这座官寨主人的威风。这座官寨的主人叫王寿昌，当年红军长征到达丹巴时，作为在当地颇有号召力的土司――王寿昌只是一个只有18岁的热血男儿，对于红军的到来，他开始是持一种观望态度，可是当他的一个奴隶娃子被选为苏维埃政府的副主席后，他怎么也想不通，他认为在红军的眼里，一个堂堂土司还不如一个奴隶娃子有份量，如此这般，今后的日子该怎样过？红军到底要干什么？再加上蛊惑人心的谣言，他从观望、到怀疑，再到愤怒，进而他把愤怒化作残杀无辜的暴力。在一个夜晚，他纠集方圆数百里的藏民，并对他们说，山下的黄经寺里住了一些“霉老二”（灾星），如果不把他们收拾了，灾难就会降临我们的村寨，还有那些女妖怪，张着血盆大口吃孩子。虽然那些手持叉子枪和腰间插着锋利尖刀的藏民大都是受苦受难的穷人，可是对于土司的话还是一呼百应，加上宗教势力的掺合和藏民刚烈的性格，民愤被激发出来的上千藏民就汇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力量，于是在那个拂晓，他们犹如一股黑色的泥石流，疯狂地向黄经寺袭卷而去。可以想象，凶猛无比的藏民与孤立无援的红军的搏杀就成了恶狼与羔羊的对局。
时至今日，也许多少人都可以表现正确的历史洞见。可在当时，对时局的判断多少让平时乐施好善、沉稳内向的王寿昌感到扑朔迷离。是呀，一支残破的队伍，几条缺少弹药的破枪，几句激动人心的口号和标语，就能证明红军是正义的化身，就能证明旧制度即将被摧毁，就能证明旧势力一定灭亡？是旧制度的大厦将倾，还是红军铤而走险，错综复杂的局势谁人能解？同时对于这样的局势的把握，这对于当时一个十八岁的青年而言，担子是否过于沉重？可以想象当时王寿昌的心情是多么的复杂，也许他转辗反恻，也许他冥思苦想，也许他钻进了牛角尖，也许他走进了一个黑洞，也许他被恶魔缠身，于是做出了一个让他后悔莫及的决断：用武力维护土司的尊严，用刀枪驱赶来自外部的势力。
本来对于王寿昌这次错误决策酿成的血债，似乎应该得到一个说法，但解放后共产党和新政府给予了宽恕。然而老天爷好像故意开玩笑似的，命运再一次把一项重要决断交到王寿昌手里。解放初期，一股国民党反动势力在阿坝发动叛乱后向丹巴流窜，一个叛匪头子还向王寿昌捎信许以高官要他参加叛乱，已经成熟的王寿昌审时度势，不但给予严辞拒绝，还坐镇黄经寺，组织几百人的藏民队伍把守关卡隘口，不准叛匪进入境内，最终让这股叛匪落入解放军的包围圈。王寿昌后来在建政、清匪反霸和建设甘孜州中做出了巨大贡献，曾任甘孜州政府副州长、省和全国政协委员。
虽然功过自明，但人们对于他昔日的错误都不愿提及。今天，斯人己作古，可以盖棺论定。一个人做了他认为应该做的一切，然后进入历史，历史也应公正地铭记这一切。昔日对红军的杀戮，是他对形势误判的结果，后来他为新生的红色政权尽忠，这是历史赋予他选择的必然。秦始皇焚书坑儒，但人们并没有否认他修筑万里长城、扫除六合、统一江山的功绩。努尔哈赤用战马踏平多少部落，但历史仍然记住了他为建立大清政权立下的功勋。康熙大兴文字狱，但历史没有忘记他的文治武功。功与过，是与非，一目了然。当我把这个观点讲给我的同行听后，有的同行对我说，你说别人的功可以，如果要说别人的过，可能你自己不清楚在哪一天被人骂得狗血淋头。何故？答曰：每个人都愿意歌功颂德，谁愿意让人重戳过去的伤痛？我说，触及昔日的伤痛，不再于纠缠历史，而在于人类更好地疗伤。
对于黄经寺的伤痛，并非只是一人之疼痛，也不是一时的疼痛。比如，那些成千的藏民向红军亮出血淋淋的战刀，该怎样对此定性？是错误与正确、反动与正义、落后与进步的争斗？强势的土司武装向弱势的女人、伤员、孩子大开杀戒，是以强欺弱，是不讲人道，是愚昧无知？伤员是受国际法保护的弱者，女人和孩子应从战争中走开。我不知道当初那些人向伤员、孩子、女人亮出利刀时的心情是怎样的，难道那婴儿的一声声啼哭、伤员一次次的呻吟、女人一声声惊呼没能唤醒他们的良知？
躲不开的一个个问题，我不能给出答案。也许有人会说，特定年代，特定环境，特定人物，难免不出特殊差错。我虽然赞成此说，但是我想起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药》中的观点――革命者上了断头台，一批无知的人竟然当开心一笑的看客，甚至吮他们的血。我不是那种陷入历史泥淖不能自拔的人，也不是不能理解特殊年代的复杂性，而是感到人的生命和人类的弱者在强势面前的无助与无奈。人的生命应该得到尊重，如果当初那些对孩子、对女人、对伤员稍微有点怜悯之心，那么那些女人、伤员、小孩会走向波涛滚滚的金川河吗？
革命要付出代价。也许对住在黄经寺的红军的早逝，我们在今天没有必要为之过分的伤感。但是当我想到抗联时期的八女投江被国人深深记忆，而黄经寺百余人投江的壮举却知之不多，前者拍电影电视著妙文，后者无声无息徒伤悲时，我就暗自为那些金川河的红军冤魂哭泣、神伤。同样的投河，同样的悲壮，为何结局却是另一番模样？也许有人说，八女投江是为抵御外敌，而百人投江是因内战，它们的意义不一样，实质有差异。果真如此？抛开政治层面，仅从人生的意义出发，我则认为他们的生命意义在本质属性上是一致的。人生一世，有幸来到世间走一回，认定了真理和追求的目标，抛出头颅和爱情，这也是壮丽的人生。人们也应该记住他们的热血和豪气。然而时至今日，那些飘走在金川河的百多个魂灵，无人知晓他们是何方人士，姓甚名谁，也许他们本是凡夫俗子，没有壮丽的事业和可歌的业绩而载入长征的史册，而那几个从河中逃生的红军在后来的历程中也许被岁月风尘淹没，没能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伟业，因而百余红军悲殇金川河的壮举最终只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五
用不一定准确的比喻来证明一个红军在长征历程中的作用：一个人以及他在长征历史征程中的故事，是长征这部机器中的一个齿轮，这个齿轮是长征这部大机器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份。当我们今天聆听长征这部机器发出的轰鸣时，我们是否也应该记住那些齿轮转动的声音？
今天，虽然黄经寺还是那样冷清，但寺下的柏油路和村落已经繁忙起来。随着丹巴美人谷品牌在旅游市场的打响，随着丹巴美人在游客地位中的崛起，随着丹巴古碉文化在国际上得到的认同，随着那些大大小小旅游车向美人谷的开进，美人谷已经声名鹊起。当然，丹巴的这种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似乎与黄经寺那惨烈一幕没有必然联系，它们之间似乎也没有联系的历史阶梯，二者之间似乎也不存在某种递进关系，但是如果从历史是由无数片断堆积起来的道理出发，尽管百余红军投河的故事没有给社会提供一个更高的高度来认识，尽管百余红军投河也仿佛像百余石块落入河中那样悄无声息，但是在历史这条河上，它依然荡起了激动人心的浪花。至于其它有些事，也就不用我再发感慨了，因为历史就是忘记大多数人，而记录个别幸运者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