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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01-05

藏族传统建筑初探

  建筑是历史的活化石。它不仅表现了一个民族生活的空间,更重要的是表现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和独特的审美情趣。藏族传统建筑伴随着藏民族社会发展的历史走过了几千年。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藏族传统建筑以它独特的风格,在整个藏族文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使得我们今天谈论藏族文明的时候,不能不谈藏族传统建筑。

  雍布拉康宫殿
  雍布拉康宫殿位于西藏山南地区琼结县境内,它是一座建筑在半山腰上的古堡式建筑。它始建于公元前一百年,是吐蕃第一代国王聂赤赞布时期建筑。无论是西藏历史典籍,还是藏族民间传说都不约而同地认为雍布拉康宫殿是西藏历史上第一座宫殿。
  二十世纪末期西藏考古发掘研究发现,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和西藏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文物确认为是新石器时代。从这些遗址中不仅发现了陶器、石器、骨器,还发现了石砌房屋地基。这个时候西藏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雍布拉康宫殿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一座建筑的结论发生了动摇。人们开始认为西藏建筑历史应该从过去认为两千年以前至少向上推至三千五百年到四千年。那么究竟如何理解雍布拉康宫殿,如何理解雍布拉康宫殿是西藏历史上第一座建筑的看法,成了我们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正式解决之前,本人根据雍不拉康宫殿建造的年代、宫殿的形制,宫殿所处的位置提出这样一个看法,且雍布拉康宫殿是西藏历史上古堡式建筑的开端,它是不受外来建筑影响,体现西藏本土建筑风格的范例。
  古堡式建筑在西藏境内外藏区多处可见,仅西藏境内而言西部阿里地区最著名的古格王朝遗址是古堡式建筑。古格王朝遗址起始于古象雄时代,那时出于战争防御,它的选址与结构确定了古堡式建筑的基调。以后经历了几个王朝,经历了从苯教的灭亡至藏传佛教的确立,在这座建筑上留下了各个时代的烙印。从一种单一的、纯正的古象雄古遗址建筑变成了多元建筑思想共存的古堡式建筑。在古格王朝遗址的建筑群落中藏传佛教、佛殿建筑俏然而生,而且规模不小;在人工凿成的洞窟建筑群中土坯砌成的方形建筑物出现,而且二者同时并存交相辉映。再后来又出现了宗府建筑—旧西藏扎让县政府办公大楼,这座世俗权利机关的建筑在古格遗址中占了一席之地,就这样一座山上存在了三种建筑,而且各个建筑又鲜明地体现自己的思想与风格。不过就建筑本身而言古格王朝遗址古堡式建筑的特征仍然是它的主调,今天我们站在古格王朝遗址山脚下,仰望这座雄伟古老的建筑时给予我们最强烈的整体感觉仍然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古代古堡式建筑。  位于西藏日喀则境内的日喀则旧宗府遗址也是一个典型的古堡式建筑。旧宗府是旧西藏管理日喀则地区政府的办公大楼,这是一座象征世俗权利机构的建筑,坐落在半山腰上,与山下平地上的大片百姓居民建筑群落形成居高临下的态势。旧宗府建筑之所以说它是古堡式建筑,因为它既没有象寺庙建筑群那样离开民居而独立存在,又不是容于民居之中,而是从高度上与民居建筑保持距离,我觉得这样就具备古堡式建筑的基本条件。古堡式建筑在藏区还是很多的,我见过的有林周县境内的原达孜宗旧宗府遗址,山南地区贡嘎县境内的原贡嘎县旧宗府遗址,还有日喀则地区定日县境内的原定日宗旧宗府遗址,听说在日喀则地区仁布县境内也有这样的建筑遗址。这些古堡式建筑从布局安排,建筑格调,内外装修都较好地保持了西藏本土建筑风格。它们尽管高大,但不华丽,尽管规范整齐,但不失粗犷,与西藏雄奇的山河风貌相一致。我们知道西藏的许多寺庙建筑多是建造在半山腰上,这与古堡式建筑有相同之处,但从本质上来讲还是有很大区别大区别。佛教提倡厌世、出世的思想,寺庙选址远离民居建筑在半山腰上避开尘世的需要,而不是为了防御敌人,或者是为了显示权利的高大非凡,这是区别是否是古堡式建筑的条件之一,此外西藏寺庙尽管远离闹市,寻求僻静,处在幽静的山沟中,但建筑本身装饰豪华显得富丽堂皇,与红尘中的宗府建筑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区别古堡式建筑的条件。
  现在我们的话题回到雍布拉康宫殿建筑上。雍布拉康宫殿经过两千年的历史。它的原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我们再去寻找原来的雍布拉康宫殿已经不可能了但是如果我们留心观察的话,我们还能寻找出一些当初雍布拉康宫殿建筑风格的蛛丝蚂迹。墙体外线使整座建筑外形呈倒斗状;门、窗设计很小;大梁、椽子木等建筑木构件短小,使屋内横向空间显得小一些;柱子短而粗,使屋内显得低矮;柱头及柱头长、短托木没有更多的雕刻修饰;由于采石工具不发达,建筑石材不规整,因此墙体砌筑所必需具备的横向水平要求和纵向直线要求只有依靠工匠高超的砌石技术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来解决,这样形成的墙体砌筑技术恰恰是藏族本土早期建筑的一大特色。雍布拉康宫殿的楼顶上出现了歇山、羹金金顶,显然这是后来加上去的,因为大昭寺楼顶上的金顶最早也是在十四世纪初才出现的。
  雍布拉康宫殿的山脚下今天我们看不到更多的民居建筑群落,雍布拉康宫殿看上去倒象是一座寺庙建筑,它远离尘世,孤标傲视。但是仅凭这点把它确定为寺庙建筑还不行,因为我们还不能更多地掌握两千多年以前雅碧沟的地理环境,生态气候、植被情况,人口分布以及政治、文化的资料。尽管这样,我们现在可以确认的是雍布拉康宫殿是吐蕃第一代国王的宫殿,这是藏文历史典籍共认的,再说今天我们亲眼看到的是一座古朴、粗犷具有浓厚藏族本土建筑特征的宫殿,当我们见到它的时候,我们都会联想到四川藏区的碉楼建筑、根据这些理由我觉得雍布拉康宫殿是古堡式建筑,而且是西藏古堡式建筑的起点。
  大昭寺
  大昭寺位于拉萨老城区中心,是西藏寺庙建筑中建造时间最早的寺庙之一。有关大昭寺的历史在文章著作中不难见到,了解起来并不难,但是较为全面、准确、深入的了解还需要下些功夫。在这里我把拉萨市政协文史资料办整理编写的《拉萨故城历史文化记》一书中有关大昭寺历史的文字摘抄下来献给读者,我觉得这本书中的叙述更为客观,文字更为朴实一些。
  “公元七世纪,吐蕃赞布松赞干布从尼婆罗迎娶尺尊公主,从中原大唐迎娶文成公主。两位公主进入吐蕃的时候,分别带进两尊释迦牟尼佛像。藏王松赞干布决定为这两尊至尊佛像建造佛殿,供人们朝拜。藏王请文成公主按照中原察看风水八卦运算来确定寺址。文成公主认为‘雪域之地犹如罗刹魔女仰天大卧,而沃塘措湖正是魔女心血,红山、药王山是魔女心口上的胸骨。在沃塘措湖上修建释IR牟尼佛殿,在红山、药王山上修建国王宫殿,方能镇住一切邪恶’。(引自《西藏王臣记》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松赞干布国王按照文成公主选择的寺址填湖建寺。
  山羊背土,填湖建寺的美丽动人的故事和壁画从此诞生广为流传。尼婆罗尺尊公主邀请尼婆罗工匠修建大昭寺(指大昭寺中心大殿。),中原大唐的文成公主邀请中原工匠修建小昭寺(小昭寺最初的汉代建筑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多次火灾和人为破坏,曾屡次重修,原貌虽未尽失,但没有象大昭寺中的大殿一样原貌痕迹清晰。),两尊至尊至圣的释IR牟尼佛像供奉在这两座寺庙中供人们朝拜,(两尊佛像也有东佛西移的曲折过程,不在这里赘述)这是所有藏史典藉一致如此记载的。这段文字告诉我们的是大昭寺创建时的情形,这里充满了神秘和童话色彩。有关大昭寺创建时的情形文字和口头留下的仅为这些。
  “大昭寺始建到今天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历代藏王修葺扩建形成了今天的规模。大昭寺占地面积25100平方米,主体建筑为三层,附属建筑为二层。主体建筑四个角落筑有四间护法神殿。主体建筑楼顶用四座金光闪闪的金顶、若干羹金黄铜雕饰的胜利宝幢、法轮双鹿和毛制伞盖装点,主体建筑三层外墙墙壁四周环绕羹金黄铜飞檐、檐面上的浮雕百尊佛像和装饰图案生动、精细。大昭寺建筑的女儿墙用褐色的边贝墙装饰,与雪白的粉墙构成鲜明对比。”(引自《拉萨故城历史文化记》(这段文字是大昭寺经过一千三百年以后今天的规模和风貌的轮廓式描述。其中值得留心的是建筑包括中心佛殿和外围建筑,装饰上增添了许多后来的东西,如大部分铜雕作品,这样大昭寺建筑到了今天成了以原初的风格为基调,荟萃了各个时代的精品,成为藏族传统建筑绝代佳品。)
  大昭寺的创建与吐蕃统治阶级大力倡导印度佛教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大昭寺建筑不得不戴上印度建筑的烙印。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在《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中对大昭寺核心建筑—中心大殿的形制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大昭寺中心佛殿内院和绕置小室的布局和雕饰的木质构件,可以明确它较多地受到印度寺院影响”。这是先生对大昭寺现场和所有历史文献作了详细考察研究下的结论。此外在这本书中大昭寺在一千三百多年历史进程中经过多次修葺扩建的时间、规模、主要人物分四个阶段作了十分详细的介绍,为我们深入了解大昭寺建筑发展的沿革历史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对此感兴趣的同志不妨直接阅读《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我在阅读《臧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大昭寺一章的时候心中不止一次地冒出这样一种想法。我们臧民族的祖先们在一千三百多年以前建造这座史无前例的建筑时,一开始大胆地吸了外来建筑艺术,在深厚的本土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实行土洋结合,开辟了藏族建筑既保持自己的特色,又不断发扬推新的创,造精神,使其保持强盛的生命力,这是比大昭寺建筑本身还要重要的精神意义。我觉得西藏此后的建筑包括藏传佛教前宏期的著名建筑桑耶寺、昌珠寺,后宏期的萨迦寺、三大寺、布达拉宫以及罗布林卡都是沿着这样一个思想轨迹发展的产物。
  大昭寺中心大殿建筑屋内的装饰主要表现在柱子、柱头、托木、檐椽、门框、门楣等木构件上,这些地方雕刻花叶、云气、飞天、动物、人物以及几何图案,把整个殿堂变成木雕艺术世界。这些作品雕刻精细,造型别致,令人叹为观止。大家知道大昭寺寺创建于公元七世纪吐蕃松赞干布时期,到了公元八世纪上半叶,吐蕃大臣玛香冲巴吉独揽大权,这位大臣实行灭佛政策,大昭寺遭到破坏。到了公元八世纪下半叶吐蕃赤松德赞时期大力宏扬佛法,大昭寺中到修复,专家认为上述大昭寺中的大殿中的木构件雕刻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大昭寺中心大殿除了室内精美的木构件装饰以外,大殿室外也是精雕细琢的。这部分雕刻作品大部分表现在金属材料上。大昭寺中心大殿屋顶以铜雕羹金金顶为首的铜雕作品群在整个藏区堪称一流,我觉得比布达拉宫屋顶装饰还有华丽、壮观。四座鎏金铜雕金顶矗立在大昭寺中心大殿屋顶四方,显得特别庄严、华贵。它们把大昭寺建筑烘托得更加辉煌、美丽。这些金顶不是为了唯美的需要而建立,它们有着很深层和实际意义。我们观察这些金顶底下的佛堂是什么佛的殿堂就会明白其中奥秘。大昭寺主供佛释迎牟尼佛殿的位置在中心大殿东面,坐东朝西,中心大殿楼顶东面的金顶正好盖在这间佛堂上,这不是偶然巧合。这是有意安排,这座金顶的形体和装饰在这四座金顶中最为豪华,可见它的地位。大昭寺中心大殿北面的佛殿中供奉的是十一面观世音神像。有关藏文历史典籍中说这尊神像是当年吐蕃赞布松赞干布创建大昭寺以后作为藏王修行时专门供奉的神像命令尼婆罗雕塑家用特殊材料塑成。当然原初的那尊神像在十年浩劫中遭到破坏,现在我们能够瞻仰的这尊十一面观世音神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昭寺修复以后照原来的那个形态重新塑造的。在大昭寺众多神佛塑像中这尊神像有着它特殊的地位,因此这间佛殿的楼顶修了一座金顶。大昭寺中心大殿南面的佛殿中供奉的是未来佛。一年一度拉萨传昭大法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拉萨市内举行隆重的仪式,迎请未来佛像绕八廓街一圈,以示未来佛的时代顺利到来表示吉祥。这一天八廓街人山人海,未来佛座在木轮车上,万人敬仰它的尊容,敬献哈达。未来佛像在八廓街转了一圈以后请回大昭寺未来佛殿。过去年年如此。藏传佛教认为未来佛与现在佛释迎牟尼地位等同,未来佛是释迎牟尼佛的时代过去以后,出来拯救六界众生普渡苦海的救世主。著名的拉萨哲蚌寺集会诵经大堂二楼上供奉的主贡佛就是未来佛,从这些我们可以了解到未来佛非同一般,大昭寺未来佛殿堂楼顶上盖了一座金顶那是顺理成章的谬。这三座金顶矗立在大昭寺中心大殿屋顶的东南北三面,它们都有各自的实际意义。而西面这座金顶下面是中心大殿的大门,并没有见到什么重要殿堂,这是我的直观发现。不过我们想象一下,四四方方的中心大殿屋顶如果缺了西面这座金顶将会是个什么样的。那么我想它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种审美的需求,有了它一个完美的对称美就完成了。我每次看到大昭寺建筑,尤其是大昭寺中心大殿建筑,那些庄严的金顶,精致的铜雕楼顶装饰,雕刻细腻,造型独特,线条流畅的铜质浮雕作品,我的眼前立即浮现出布达拉宫坛城殿中的那三座铜雕立体坛城。那三座立体坛城是藏传佛教密宗依枯神胜乐金刚,密集金刚,大威德金刚的刹土模型。这些模型是把人们意念中的神宫经过雕塑家精心创作变成具象的产物,可以说是至圣至美的。然而大昭寺建筑就是神宫建筑模型变成一座实实在在的人间建筑,换句话说大昭寺建筑风格是坛城建筑风格。在坛城建筑中对称美体现在各个方面,也是坛城建筑设计中最基本的美学因素,说到这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大昭寺中心大殿屋顶上第四座金顶就很容易理解了。
  大昭寺中心大殿建筑屋顶除了那四座金顶以外,还有铜雕羹金胜利宝幢、宝瓶、人面兽身像、鳌头、法轮双鹿、毛制伞盖等。二楼女儿墙上有铜雕飞檐,飞檐底下有铜质浮雕作品,这些精心雕凿的铜质浮雕作品把三楼女儿墙围成一圈。整个中心大殿楼顶装饰得金光灿烂、庄严夺目,把这座神圣的殿堂超拔于人间。由此看来我见了大昭寺心中联想到铜制立体坛城这是十分自然的了。
  据我所知,大昭寺建筑在十年浩劫中遭到破坏是事实,但不是毁灭性的,基本土木建筑还在,在此基础上后来的修复工程中把墙体裂缝,木结构腐朽等局部加以修复,整个风貌还是保持原有风貌。相比之下佛像遭到破坏更严重一些。在整个大昭寺佛殿中除了释迎牟尼佛殿中的几尊佛像外,其余几乎都是后来修复以后照原来的形态重塑的。部分壁画也是在墙体修复中进行重绘。大昭寺的建筑、佛像、壁画、经书等珍贵文物使得大昭寺的价值提高成倍,这些文物凝聚了以藏民族为主的各族艺术家的智慧和心血。在众多文物中专家发现,有一件极其珍奇的物品,它的价值可以与那些室内的木雕作品和室外的铜雕作品相媲美,它是放置在松赞干布殿堂中的一个银瓶,相传是松赞干布生前遗物,但是根据银瓶形状,银瓶各部位雕刻的图案分析,专家认为此物是7到10世纪波斯和粟特地区流行的器物,传入拉萨估计是在14至15世纪时期,这段时间正是阿里亚泽王日乌梅、布涅梅向大昭寺佛像作重要布施时期。(在《藏传佛教寺庙考古》一书中见。)
  大昭寺在藏族文明的历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大昭寺在藏传佛教信徒的心目中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尽管在千年的苍桑中有沉有浮,有毁有建,但丝毫没有减弱它的光辉,今天依然是那么崇高、那么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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