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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01-20

论藏传佛教寺院在传播《格萨尔》中的作用

  藏传佛教是在雪域高原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藏传佛教文化的兴起,对藏族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教思想不仅在藏族民间文学作品史诗《格萨尔》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同时藏传佛教寺院对《格萨尔》的保护和传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坐落在青海偏远牧区的达那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寺是一座古老的噶举派寺院,除馆藏有大量的格萨尔文物外,还建有格萨尔及其30员大将的灵塔。了解该寺和其他与史诗有关寺院的历史和文物,对我们深入研究藏传佛教寺院在史诗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格萨尔》的史学价值以及建立《格萨尔》资料库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调查时间及经过
  2000年,由国家民委、北京电视台等部门组织专门的摄制组,联合拍摄了名为《话说<格萨尔>》的大型纪录片,摄制组由来自全国各地的12名成员组成,[1]笔者很荣幸地被邀请为该剧组的翻译和责任编辑。该纪录片于8月1日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合作市正式开拍,10月中旬抵达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24日抵达囊谦县开始了为期6天的拍摄和考察活动,并专门实施了拍摄格萨尔灵塔的计划。从囊谦县驱车行走70公里的路程抵达吉尼赛乡。25日早晨9点钟我们在囊谦县畜牧局的昂扎先生陪同下骑马向达那寺进发。过解曲河的吊桥,翻过一座小山,在一个大峡谷半山腰的灌木丛中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往前方。峡谷很深,谷底涓涓溪流,潺潺作响。骑马沿着峡谷抵达山脑,于下午6点钟终于到达了中途歇脚的改加寺。[2]26日8点钟又继续翻山越岭,下午6点30分左右才抵达了目的地达那寺。
  达那寺坐落在达那山半山腰的平台上,坐北向南。寺院周围长满了青松翠柏,自然生态条件优越。离经堂20多米处有几十只石羊在吃草,雪鸡、蓝马鸡等珍奇野生动物遍布寺院周围。晚上我们做了充分准备,27日早晨7点天刚亮,我们就出发了,夜里的一场大雪为考察和拍摄增加了很大的难度。经过艰苦跋涉,直到下午5点才到达目的地,开始了紧张的拍摄和考察工作。6点半左右完成任务后开始撤退,原路返归道路危险,只好绕道西藏丁青,这就增加了里程,加之天黑迷路,经过6个小时的努力,直到晚上12点才返回寺院。28日我们专门对寺院内遗存的格萨尔文物进行了拍摄。29日返回吉尼赛乡,30日抵达囊谦县,圆满完成了对达那寺的考察和拍摄任务。
   二、达那寺的自然文化地理
  囊谦地区,北有昆仑山脉,[3]南有唐古拉山脉,两山绵延曲折数千里,成为囊谦地区南北的天然屏障。在群峰环抱中,长江源流诸水组成的扇形水系,横卧其问,形成了世界罕见的高原源流三角洲。长江和黄河两大河流均发源于这里。
  达那寺,位于该县的吉尼赛乡境内,大约距玉树州所在地结古镇328公里,东临囊谦县吉曲乡,西临尕羊乡,北接吉尼赛乡,南临西藏昌都地区的丁青县,寺院所在地海拔5500米。据有关史料记载,此处古为西羌牦牛种之地,隋朝为苏毗和多弥[4]二国辖地,唐时属吐蕃的孙波茹,宋时为黎州属下的囊谦小邦之地,元朝归吐蕃等路宣慰司管辖,明朝囊谦王室的贵族僧侣屡受封赐,清朝则为囊谦千户领地,辖有百户、独立百长等部落。民国设囊谦县,仍袭千户制度。据传,该地区的第一代头人康布纳青所辖地区是格萨尔王妃珠牡的诞生地,故名为玉树[5]

  达那寺的“达那”系藏语,汉语意为“马耳朵”,因达那寺后的山峰形似马耳朵,故名称“达那日”,即“马耳朵山”,该寺因坐落在此峰下,因此而得名。达那山峰下面是一层砂石,其下草坪如茵,再下松柏茂密,寺院就坐落在林间。清澈的麦曲河自山根缓缓流过。三、达那寺的历史源流及其馆藏格萨尔文物的缘起达那寺藏语全称“达那僧格南宗”,意为“马耳狮子天堡”。据有关藏文文献记载,该寺为与印度的撒格本日地方的达那寺相区别,一般又称之为“北部达那寺”。正如藏文文献记载的“东有叶浦寺,[6]南有多杰宗,[7]西有贡隆寺,[8]北有达那寺。[9]该寺是东部藏地苯教的主寺之一,于686年由苯教师雍仲吾创建,起名为“沙群科索南宗”。1068年,印度佛学大师公丁抵达藏地传教,专门到达那寺。自此,该寺成为一座佛苯并存的寺院。[10]1171年,帕木竹巴的弟弟伊西泽巴[11]在藏地创建了叶巴噶举的四座大寺,达那寺为其中之一。[12]自此,达那寺正式改宗叶巴噶举派,以创建了百柱殿而闻名藏地。据载,“修建大经堂时,由欧觉打墙,热合奇喀宗做施主,史玛玛陀陀粉刷墙,久让拉钦建佛像,噶瓦陀陀嘉布当铁匠,尼姑阿茂搭帐篷来遮雨。白天人建,夜间神鬼建。”由此修建了百柱殿。[13]最初,该寺建有100根大柱的“噶嘉玛”大经堂,后来最盛时期有寺僧300人。[14]据《西藏佛教史略》载,叶巴噶举的创始人是帕木竹巴的弟子伊西泽巴,他因建立叶浦寺而形成叶巴噶举派。据说著名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主人公格萨尔王曾信奉过这一支派,格萨尔王的后裔亦曾把格萨尔王用过的兵器存放于此。后来这一支派和其他教派合流,慢慢地湮没无闯了。[15]这里,所提及的叶浦寺今天还在离囊谦县70多公里的昌都地区。就所藏格萨尔文物一事,有人断言,格萨尔的文物不是存放在叶浦寺,而是存放在同一教派的达那寺,且这一教派在多堆地区依然非常有名望。[16]通过我们的调查,达那寺的确馆藏有许多相传为格萨尔用过的文物。达那寺有属寺噶扎西寺、叶文寺和赛佐强寺3座。如今达那寺有大经堂1座,呈方形,高20余米,占地44平方米;帕木竹巴灵塔殿1座,高2层,内供帕木竹巴塑像;叶巴殿1座,内供传说为伊西泽巴自塑的自身泥塑像和该寺的前身主供的苯教祖师辛饶米瓦且的铜塑镏金像,高1尺。该寺于1981年重新开放,现有寺僧200余名。据传,达那寺是英雄史诗《格萨尔》的主人公格萨尔供奉过的寺院。该寺的历史与四川德格的岭仓和玉树的囊谦等土司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悠久的历史。在这里也许人们会问,为什么岭部落的遗物成了囊谦达那寺的镇寺之宝?据多堆地区的有关传说表明,格萨尔去世后,由其异母兄嘉察之子扎拉孜杰继承了王位。扎拉孜杰生子名扎拉多杰,扎拉多杰生子名达顺桑吉嘉措。扎拉多杰去世后,由其子达顺桑吉嘉措继承王位。该王统治期间,特请囊谦喇嘛叶巴派的创始人卓公桑吉叶巴前来诵经,超度亡魂。卓公桑吉叶巴是岭家的灌顶大师,所以桑吉嘉措对他非常崇敬,于是就将家中的宝物全部献给了该师,[17]后又将岭家族谱30卷、岭家活佛传记30卷、岭家大将传记30卷以及格萨尔和其他人用过的兵器、用具等全部献给了大师。卓公桑吉叶巴到了晚年又重建了达那寺。

  四、达那寺馆藏的格萨尔文物
  据《达那寺志》载:“达那为藏地三大圣山灵气汇聚之地,也是藏地最神圣的神山。”[18]故该寺名扬藏地,在历史上有诸多圣贤大德纷至沓来,有的精心学法,有的潜心修炼,人才辈出,该寺逐成为康区的宗教中心之一。当时百柱殿建成之后,岭国的30员大将之一嘉察的后代达顺桑吉嘉措特将岭仓家馆藏的用金、银、绿松石等颜料写成的家谱、岭仓活佛的传记、岭仓大将的传记等1500部经书献给了伊西泽巴。另外还敬献了许多文物,包括扎拉的9种兵器、木卡查王的帽子、岭国的大宝伞、霍格嘎王的9张奇特虎皮、觉如(格萨尔幼年时的名称)的黄羊帽、红马皮鞋、牛犊皮袄和格萨尔王的钢盔、黑铁甲、衣服、腰带、红藤再、洁月白毡帽、宝剑、长矛、牛角弓、13只箭,以及格萨尔王的达巴莱米宝剑、晁同的弯刀、岭国大将曲拉平和平那保的金刀、银刀,格萨尔执法鼓、岭格萨尔两代使用的军号、汉地招茶福时包茶的虎皮、珠牡的水獭皮袄、海螺腰带、珠牡头饰写就的太册经文、汉地招茶福时包茶的虎皮、岭国祖传8大宝物为主的印汉佛像、岭国30员大将的盔甲和兵器,等等。据昂扎先生介绍,从那时起,达那寺因馆藏有大批岭国格萨尔及其后裔用过的遗物和经书,而被誉为岭国大寺。
  达那寺的格萨尔遗物,原来存放在依怙殿中,其中最为重要的遗物有达巴莱米宝剑、康松扎堆长矛、巴麻来庆大盾、热苟切庆大弓,以及雕翎箭、盔甲等;另外还有格萨尔王妃珠牡的海螺腰带、格萨尔大哥嘉察的亚色嘎成宝剑、晁同的结拉苟宝剑等和黑纸金字写成的岭家活佛传记30部、岭家30名英雄的传记30部,其他还有金丝制仁青蚌巴宝幢沙哇维登法鼓、达查秋木法螺,以及钢号等法器。这些遗物是该寺镇寺之宝。其中最珍贵的是达巴莱米宝剑和亚色嘎成宝剑被装在镇寺宝箱之中,宝箱加锁后上贴封条,只有囊谦千户会同该寺主持与噶玛噶举、竹巴噶举的代表等四人共同在场的情况下,才能启封开箱。
  在依怙殿正中供有格萨尔的塑像,内门两侧供有珠牡和尼琼姊妹二人的塑像,两侧靠墙处则为岭国30员大将的塑像,每员大将的手中都拿着各自常用的武器。依怙殿的大门非常考究,用檀香木做成,在多堆地区的寺院建筑中是独一无二的,据说大门能发出各种声音,还可用来问h吉凶祸福。大门的门框上挂有格萨尔王的红马靴和晁同的青马靴。门外廊檐下挂着带长角的野牛皮,以及格萨尔到汉地取茶时用过的包装茶叶的虎皮、豹皮等野兽皮。现在仅存的有格萨尔和丹玛的头盔,格萨尔念诵过的经文一页,昂俄玉达诵过的一卷,珠牡海螺腰带残片,岭家的超登年毛肖珠、30员大将的灵塔、帕木竹巴灵塔等文物。四川著名的藏族大学者毛儿盖·桑木旦曾著文考证,现在存放在甘肃省拉卜楞寺博物馆的“格萨尔宝剑”,就是来自达那寺。
  “文革”期间,达那寺虽然远离都市,但依然难逃厄运,大量的文物遭到了破坏。改革开放后,达那寺被青海省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寺又将散落在民间的部分文物重新收集起来,存放在大经堂的二楼。拍摄格萨尔灵塔之后,我们对该寺遗存的格萨尔文物进行了拍摄,现存主要文物尚有:格萨尔王的洁月宝毡帽、嘉察钢盔、格萨尔王的红藤盾、珠牡的海贝腰带、晁同的磨金臼、格萨尔王的黑钢甲、经文夹板、金粉写成的大英雄囊文之传、格萨尔使用过的海螺等。这些文物虽无法验证是否是格萨尔当年用过的东西,但看上去年代还是非常久远的,有些文物显然都是使用过的。拍摄完文物后,我们又参观了原来专门馆藏格萨尔文物的殿堂,残墙断壁,烧毁的文物残片和残经卷随处可见,据介绍同年夏天寺院还专门组织人员清理发掘。这些经卷非常珍贵,基本上都是黑皮纸,金、银粉书写而成。经过大火一烧,珍贵文物变成了泥土,令人惋惜。据说,烧毁的部分佛经还是当时格萨尔的大将以及后代们亲笔抄写的。若要说达那寺的神奇,那就是供奉着传说英雄史诗中的30员大英雄的灵塔。灵塔建在达那寺对面的山峰下,实际距离约3公里,站在寺院房顶,灵塔隐约可见。但若要抵达就不那么简单了。在昂扎先生和寺僧曲央巴丹和让卓的带领下,下山过河后,就沿着寺院对面的山梁缓慢向上爬,因有积雪一不小心就又滑落下来了,只好由我和小吴先上去10多米,把绳子拴在树上,然后队友们一个接着一个上。爬上山梁,就到雪线了,雪线以上没有树木和杂草,只有从山峰上掉落的碎石。从雪线到灵塔的路很危险,下面是悬崖,在碎石上行走,连人带石都向下滑动。经过整整7个小时的攀爬,才到达第一个灵塔洞。此洞有3个灵塔,一座是晁同的,另外两个分别是荣达察和参布俄然的灵塔,塔高约1.2米,保存基本完好。[19]其余灵塔在另外一个山峰下,两个山峰下的两个灵塔群直线距离最多有1500米,但路极其难走,从未爬过高山的摄像师汪洋老师和助手徐兵等都爬着走。我们走了大约3个小时,下午5点钟,才到达格萨尔的灵塔洞。 
  灵塔有十几座,其中格萨尔王的灵塔最高,大约有l.6米。其余的都相对较小,形制均属佛教噶当形制,塔尖是由一根方型柏木做成。塔瓶上写着将士的名字,均由古藏文短脚草体写成,元音都是反写的。部分灵塔已坍塌,到处是泥塑佛像和擦擦,造像中有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一世活佛都松钦巴、千手千眼观音、四臂观音等,在灵塔中还可以看到骨灰。昂扎先生讲,据藏文文献记载,制作灵塔和塔内装藏的佛像的泥土均由信徒从印度驮运而来,十分名贵。大部分灵塔损坏严重,灵塔除了动物如石羊、黄羊、草鹿所为外,人为的破坏是主要的。灵塔曾多次被盗,不法分子们将小佛像和擦擦整麻袋运走,在拉萨、昌都、玉树等市场拍卖,珍贵的小佛像最高价可卖到2万元。后来我们到囊谦县政府办公室看到了青海省人民政府1998年86号文件公布,30座灵塔和达那寺被定为青海省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经文物专家鉴定为宋代遗物。灵塔的所在地,大约海拔6000米,非常寒冷,尽管我们穿的很厚实,可仍然冻得发抖,鞋和裤子也结成了冰。大部分人的衣服和裤子都被石头割破了。拍摄了1个半小时,约6点半,我们开始返回。灵塔的山背面是西藏昌都地区的丁青县,爬上约50米的山顶就到西藏的地界,山顶相对平缓,只因饥饿所致,走路感到头重脚轻。太阳很快就落山了,天黑迷路,我们直到12点才到了寺院。
五、藏传佛教寺院在传播史诗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通过考察我们可以看出,藏传佛教寺院在保护和传播史诗《格萨尔》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传,历史上藏传佛教教派的部分寺院的高僧大德和创建者都与岭部落和格萨尔的家族均有过某种联系。达那寺就是其中的一所。此外,尚有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的查郎寺、龙恩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的吉苏亚寺等重要藏传佛教寺院,涉及到了藏传佛教的宁玛派、噶举派等教派。这些寺院,或收藏《格萨尔》版本,或收集格萨尔文物,或建立格萨尔的纪念殿堂,或将史诗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来研究,形成了传播、保护和研究《格萨尔》的优良传统,加之民间《格萨尔》说唱艺人的不断努力,才使这部民间文学作品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成为一部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被当今世界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此,藏传佛教寺院在保护和传播《格萨尔》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下就其具体表现论述一二:
(一)   传唱史诗的作用
藏传佛教是在雪域高原特殊的自然地理与人文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藏传佛教文化的兴起,在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藏族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教思想不仅深入人心,而且在民间文学作品包括《格萨尔》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高僧大德将佛教教义融汇在史诗当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传唱史诗也成为部分藏传佛教寺院的一项优秀而光荣的传统。于是,藏传佛教寺院成为传播《格萨尔》的重要场所,说唱《格萨尔》也成了弘扬佛法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在藏传佛教寺院中也产生了一些宗教《格萨尔》说唱艺人,他们有着既是宗教职业者又是《格萨尔》说唱艺人的两种不同身份。如西藏的多仁·丹增班觉大师;康区的宁玛派大师米旁·朗杰嘉措;昌都寺的前一世帕巴拉活佛;青海富有写不完的《格萨尔》著名艺人之称的格日坚赞,以及活佛艺人昂日;甘肃享有学者艺人之称的贡却才旦等,他们或从事史诗的搜集和抄写,或从事史诗的说唱,或从事史诗的研究,大多高僧身怀绝技,成为《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说唱事业中的佼佼者。
果洛地区甘德县柯曲草原的德尔威部落,是《格萨尔》盛传的地方,相传,德尔威原有80个兄弟,是岭国80个英雄的转世。牧民都认为自己是岭国袼萨尔所属的直系部落。属于宁玛派活佛的著名《格萨尔》说唱艺人昂日就是该部落的人。他的身份证上依然印着“德尔威昂目”字样。该部落先后产生了两个由国家四部委表彰的优秀说唱艺人,一位是昂日,一位是“掘藏艺人”格日坚赞,还有一位是由青海省政府表彰的牧民艺人嘉木样。昂日既是一位活佛又是一位知名的说唱艺人。他可以说唱18大宗26个小宗。他的父亲南木卡多吉就是一个很有名望的掘藏师和巫师,并手抄过1000多页的《姜岭之战》及其他章部。传说昂日的父亲南木卡多吉的转世即著名掘藏艺人格日坚赞,16岁就出家为僧,后来到甘德县的龙恩寺。他曾一度书写不止,一口气写完了《列赤马宗》,先后撰写了16部《格萨尔》,如今还写个不停,据他自称能书写《格萨尔》120部之多,目前他已写下了17部《格萨尔》。[20]
在藏地藏传佛教寺院中产生了诸多《格萨尔》说唱艺人,他们为推动《格萨尔》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杨恩洪先生所评价的:“提到宗教人士加入《格萨尔王传》整理者、抄写者的行列,我们应该予以客观的评价。应该说,藏文的整理工作更多的倾注了宗教人士的心血,他们大多为信奉宁玛派的上层人士或该派的一般人士。他们中大多数人对史诗《格萨尔王传》怀着极大的崇敬心情和兴趣。加上他们具备藏文的写作与整理能力,又有着极好的抄本和刻板的条件,他们在《格萨尔王传》书面化的转折中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21]
  (二)收藏、撰写和研究史诗的作用
  历史上,藏地大部分地方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其基本性质是“教依政而行,政持教而立”。社会的政 教权基本上集中在活佛、喇嘛手中。寺院不仅是宗教 中心,也是政治特别是文化教育的中心,广大的僧侣便是藏族社会的知识分子。史诗《格萨尔》中格萨尔王的历史事迹,同样引起了他们的普遍关注。僧侣中还产生过不少《格萨尔》的收藏者和整理者,部分高僧学者对格萨尔的生平事迹作过或多或少的研究。如据有关文献记载,藏族著名的文学家多仁·丹增班觉在1779年完成了《格萨尔王的故事·征服霍尔》。《第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传》中记载:“在多麦地区的芒康赛姆岗,有一位神化身到人间的岭格萨尔,他英勇无畏,十分威严,而又胸怀宽广,品德高尚。他有一个侄子叫扎拉孜杰,主拉日岗管辖着多堆地区的18个部落,他们都是天界白梵天的后裔。”阿里地区著名的大堪布昂旺扎巴在他的《拉达克佛教史》中记述,格萨尔在战胜卡切松儿石宗之后,在归国途中,缴获了一部分战利品送给阿里国王,其中有战马、马鞍、宝刀、长矛、弓箭、铠甲等物。阿里国王将这些东西作为最为珍贵的传家之宝一直保存在阿里地区寺院中,直到民主改革时期。拉卜楞寺著名的学者扎贡巴·贡却丹巴饶吉在《安多政教史》中说:“黄河上游地区,过去完全被格萨尔大王统治着,关于他的诞生年代,有铁鼠年和水鼠年两种说法,都说是在第一个甲子年的最初阶段。格萨尔曾迎请祥秋哲规和穆底扎纳作为自己的上师,向他们学佛,并广建寺院。关于他的诞生地,一说在巧扎寺附近雅砻河流域的居措廓卡;一说在达萨纳隆地方。总之,关于他的历史,有各种说法。”[22]西藏那曲地区绕登寺的第五世活佛洛桑丹增,在他的全集中专门论述过格萨尔。他认为格萨尔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来到人间降服妖魔,造福雪域众生。昌都地区昌都寺的前一世帕巴拉是一个酷爱《格萨尔》的活佛,常常请艺人到家中说唱,有时还专门请人住在家中抄写《格萨尔》,著名的艺人卡察扎巴曾住在他家为他抄写《格萨尔》,他的家中保存了许多《格萨尔》的说唱本。果洛藏族自治州夏尔寺的那郎多吉是一位说唱兼撰写《格萨尔》的艺人,署名为那郎多吉的本子《白哈日茶宗》独具特色。甘孜地区是宁玛派流传较为广泛的地区之一,也是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德格印经院就坐落在这里,《格萨尔》前三部的藏文木刻本就产生在这里。宁玛派享有很高声誉的大师米旁·朗杰嘉措是一位非常喜爱《格萨尔》的活佛,他对史诗中的人物格萨尔进行了研究,并撰写了诸多有关格萨尔的祈祷词、赞词等,并为民间流传的《赛马称王》和《降伏霍尔》的说唱本均改写过颂词。在他的教诲下,弟子吾珠群佩参照了几个不同的本子,撰写了《赛马称王》。上个世纪中叶,著名藏族学者根敦群培在他的《白史》中对史诗《格萨尔》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高山之巅找不到凶猛的雄狮,雪域之邦哪里有格萨尔大王,任凭夸张的说法、生花的妙笔,纵情书写华丽的诗篇。”[23]
  果洛地区龙恩寺的噶日洛活佛既是著名的藏医,又是以《格萨尔》绘画著称的画师,他所画的作品均为《格萨尔》题材的唐卡,创作了许多作品,其中的《格萨尔风马》在《民间文学》杂志上刊登,所以说有“画不完的格萨尔艺人”之称。[24] 
  (三)收集格萨尔文物的作用
  藏传佛教寺院是馆藏格萨尔文物的珍宝馆。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达日县传说是岭国的属地,格萨尔被岭部落驱除出后,他与母亲便来到了这个地方。后来,原在阿须地方的岭部落因为雪灾,也迁移到了达目县境内。坐落在达日境内的查郎寺据说是岭国的寺院。该寺的狮龙宫殿,据说就是小觉如赛马称王后所建的宫殿。该殿供奉着诸多格萨尔的文物和经书。如查郎寺坐落在今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政府所在地西北19公里处,是藏传佛教宁玛派寺院。该寺于藏历第十五饶迥木羊年(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由朗智班玛·朗多合嘉措创建。据《格萨尔大王狮龙宫殿》记载:岭喇嘛曲吉多杰是岭国幼系的后代,被叫做岭部落的那些地方,过去都是格萨尔的臣民。此寺为格萨尔的寺院,寺院的后山萨纳日岗建有格萨尔祭祀阿尼玛沁神山的煨桑台,格萨尔曾在那里煨桑祈祷,并建立战神英灵龛。岭喇嘛曲吉多杰亲自说他也是岭国幼系的后裔,是丹玛转世的化身。[25]《格萨尔》记载,藏历木猴年,觉如运用法力招引神、龙、年为友,动用拉达克商人修建了“狮龙宫殿”。国解放前,囊谦各部落头人家和一些寺院都藏有《格萨尔》的手抄本,并有专门的艺人为他们说唱。如囊谦千户驻地的赛少马庄就有一个名叫安却的说唱艺人,专门给千户家说唱《格萨尔》。
  达那寺虽居地偏僻,但藏族的原始苯教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仍然波及到了这里,而成为苯教和藏传佛教噶举派叶尔巴噶举的主寺,并以馆藏格萨尔文物尤其是格萨尔的30员大将的灵塔而闻名整个藏地。因达那寺名扬藏地,在历史上有诸多圣贤大德纷至沓来,有的精心学法,有的潜心修练,这里成为康区的宗教中心之一。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的阿须是传说中觉如的出生地,这里的绿水青山养育了这位英雄人物。坐落在阿须的格萨尔宫殿,就是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而修建的宫殿。以上这些寺院为保护格萨尔文物、传播《格萨尔》发挥了极为重要作用。
  我们通过对达那寺的考察,觉得要真正做好史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道路曲折,任务艰巨。笔者认为目前我们必须做好以下几件工作:
1、研究现有的格萨尔文物
  英雄史诗《格萨尔》中的格萨尔,到底是否有其人,无论在人民群众中还是在艺人和史诗研究工作者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深入民间搞好田野调查,分析和研究文物遗存资料是解开这些谜底的途径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格萨尔》研究中心是全国《格萨尔》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除了组织理论学术活动外,建议通过不同的方式,比如学术考察活动,从文化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的不同角度将史诗研究引向深入。
2、保护好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
  英雄史诗《格萨尔》流传的地域均是藏族地区保持原生态的地区,大多地方山青水秀,景色宜人。如传说格萨尔的诞生地四川德格的阿须草原,传说岭国家族寺院的达那寺等。就达那寺来说,我们即将离开达那寺时,寺院负责人积极申报达那寺自然生态保护区,因为寺院周围栖息着黄羊、石羊、鹿、獐子、雪豹等20余种珍贵野生动物,构成了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自然景观。保护《格萨尔》流传地区的生态环境,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重大的意义。
3、 保护好格萨尔的文物
  我通过对格萨尔流传地区的拍摄,接触了60多位不同类型的艺人,基本上走遍了整个藏地,这其中发现有关格萨尔的文物馆藏最多最全的还是达那寺。研究《格萨尔》的学术机构,除了搞好研究外,还要搞好全国《格萨尔》研究的协调工作,通过不同的渠道,筹集资金,保护好这些常年失修、得不到保护的文物。这些文物保护好了,它会在今后的史诗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注释:
[1]摄制组人员:导演张耀、编导孙明光、责任编辑和翻译丹曲、剧务主任陆松涛、剧务主任闫敏、摄影师汪洋、录音师陈新生、灯光师李湛生、场记薛志勇、摄影助理徐兵、录音助理武晋洲、剧务刘中华。
[2]改加寺,位于吉尼赛乡西南大约20公里处,是青海最大的宁玛派尼姑寺院,也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尼姑寺,僧尼多达400余人。据《甘青藏传佛教寺院》记载,该寺于1893年由改加·仓央嘉措创建。
[3]昆仑山,藏语称为“阿沁岗日”。
[4]“多弥”系藏文的音译,大多数译文中音译为“多麦”。
[5]《玉树藏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编《玉树藏族自治州概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l页。玉树为藏文音译,为部落名称,其含义为“遗址”。
[6]叶浦寺在青海囊谦县和西藏类乌齐县交界处。
[7]多宗寺在西藏那曲县色查乡境内。
[8]贡隆寺在青海囊谦县和西藏丁青县交界处。
[9][10]昂扎:《达那寺简介》(藏文手写本),2000年。
[11]伊西泽巴系叶巴噶举派的创建者帕木竹巴的弟子,生于1134年,圆寂于1194年。
[12]另有一说,1188年,叶巴噶举派高僧伊西泽巴在藏地创建了东面的叶浦寺,南面的多宗寺,西面的贡隆寺,北面的达那寺等四座叶巴噶举的大寺,达那寺为其中之一。(《俱喜 达那教法史略·见闻明镜》藏文手抄本,第3页)在文献中对叶巴噶举派高僧伊西泽巴所创建四座大寺的年代有两种说法,分别为1171年和1188年,所建的四座大寺似是同一回事,就建寺的确切年代尚待考证。
[13]噶玛才让贡布:《俱喜达那教法史略·见闻明镜》(藏文手抄本),第3页。
[14]蒲文成主编《甘青藏传佛教寺院》,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2页。
[15]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3页。
[16]丹玛·江永慈诚:《从玉树炬纳寺的文物看格萨尔其人其事》,载《西藏研究》1990年第3期。
[17]达那寺所藏珍宝的来历,在《俱喜达那教法史略·见闻明镜》(藏文手抄本,第3~4页)中记载,当时囊谦喇嘛做完经忏佛事后,达顺桑吉嘉措便千方百计劝说他留在岭家,但终未得到应允。于是桑吉嘉措便想出了“献宝施身”之计,即将岭家的全部宝物献给卓公桑吉叶巴,试图用宝物来留住叶巴大师。谁知叶巴对桑吉嘉措言:“早就该将这些宝物还给我了”。桑吉嘉措以为叶巴收礼物后会留下,便尊其意,将宝物全部搬到对面的山坡。桑吉嘉措还以为要在山坡修经堂,搬到山坡。某月初十,数不清的大鹫在空中盘旋,叶巴念经并撒了供果,大鹫饱食之后用爪抓起一件件宝物飞走,转眼间岭家宝物全部搬走,成为达那寺的供奉之物。桑吉嘉措见状,深知叶巴喇嘛佛法无边,只好依从。
[18]昂扎:《达那寺简介》(藏文手写本),2000年。
[19]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晁同灵塔和格萨尔灵塔相距大约l.5公里,为什么相距这么远呢?据昂扎先生解释,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同,晁同信仰苯教,而格萨尔等英雄人物信仰藏传佛教,所以制作灵塔时就放置在不同的地方。这种解释基本上是可信的。
[20]2000年我们采访格日坚赞时,他拿出了由他自己写的17部《格萨尔》(手写本),我们还专门进行了拍摄。
[21]杨恩洪:《民间诗神一格萨尔艺人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36页。
[22]扎贡巴·贡却丹巴饶吉:《安多政教史》(藏文版),甘肃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页。
[23]《根敦群培文集》(藏文版)第二集,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58页。
[24]此为笔者于2000年10月12日采访所获。
[25][26]旦白尼玛:《格萨尔大王狮龙宫殿》,降边嘉措、陈连超译,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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