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我及何为生活的启示

                
                   ——读刘小枫系列专著有感
                         
                  引子
我说，我要疯了。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再一次地要疯了。
此时，言说“我”的我，是我吗？我到底是谁？我真的存在吗？
如此发问，心中、脑中一片空空荡荡。
6月5日下午，我和我的老师再次发生不愉快。缘由相关工作。老师用非常严厉的语气批评我工作中的失误。看着老师有些失望的表情，我想向他说明自己不是那样毫无感觉的人。申辩换来的是老师的心寒。局势恶劣透顶。更多的话语伤更多的心。
 为什么，这样伤害？究其原因，我太在意老师对自己的看法，太在意自己在老师心目中的形象。然而，我在老师心中树立的那个女人形象是我吗？我是不是等于形象？假如我是形象，当老师不再了的时候，是不是我也就不在了？我比老师年幼，按常理，老师不再了的时候，我的肉体还在，我并没有随老师的不在而不在，似乎我又不等于形象。然而，如果我不是形象，那么我又是什么？成绩、荣誉、知识是我吗？如果成绩、荣誉等于我，那么捍卫已经取得的成绩，是我该做的。可，成绩、荣誉、知识都在我的身体之外，它们似乎又不是我。到底什么是我？我快要抓狂了。
    绝望与恐惧涌上心头，36岁了，我竟不知道何为我，当然，也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
36岁，第一次，如此迷茫。
必须寻找我在哪里，否则要疯掉。
心底的声音说。
我想到了，用了近半年时间阅读完的当代学者刘小枫的系列专著。
静下心，慢慢体会着半年时间里，刘小枫带来的种种启示。
          （一）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进入刘小枫的第一本书是《沉重的肉身》。阅读机缘于同事唐闯的推荐。去年，同事唐闯在成都出差，期间到文轩连锁淘书，被《沉重的肉身》书名所吸引，翻阅完毕，击节赞叹。回来后，他向我的老师（亦是唐闯之师）及我推荐了此书。
老师让我买一本。当绿色的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六版《沉重的肉身》到手后，我一发不可收拾地阅读起了刘小枫的作品。
可以说《沉重的肉身》是本故事书。书中讲了“丹东与妓女”、“牛虻及其情人”、“托马斯与特丽莎”、“卡夫卡的婚事”以及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红白蓝》等共十多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丹东与妓女”提出了我与我们的关系问题。
我与我们，是特指与泛指的关系。我是特指，是具体的个体的人；我们则是泛指，是含糊的群体的人。人源于动物。动物生存特性之一，是以群体的形式存在。人亦如此。人因地理环境、语言、文化等不同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即 “国家”。对群体的国家范围内的“我们”，通常用“人民”这个词语概括称呼之。国家范围内，我与我们的关系问题，即是个体的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
对动物来说，大多只有族群意识，作为族群中的一员存在着，没有“我”的意识。人之不同于动物，在于有了“我是谁”的发问。当人意识到“我”时，就永远无法仅仅作为族群中的一份子，作为“我们”或“人民”安然地活下去。
不过，在“人民”的汪洋大海里，要感知到“我”的存在，不是一件易事。丹东，在法国大革命的血海里看到了一个个具体的“我”。
作为法国革命的领袖者之一，丹东在革命后的一天，与友人德穆兰在夕阳如血的辉光中沿塞纳河散步时，突然说：看！那么多的血！塞纳河在流血！流的血太多了！
革命免不了流血，免不了不停地杀人。丹东由于亲自审批送人上断头台太多，发现人民不是一个总体，而是无数的个体。我们由无数个我组成。
法国大革命，在罗伯斯庇尔的领导下，努力消除个体感觉，追求道德一致。与罗伯斯庇尔倡导的道德不一致的，会被送上断头台。对此专政，人民没觉得什么不对，以火热的热情投入到革命中。然而，一个叫玛丽昂的妓女却搅乱了雄壮的大合唱。妓女玛丽昂有非常强的“我”的感觉。她喜欢卖淫。这与罗伯斯庇尔追求的道德相悖太远。她该上绞刑。不过，玛丽昂不是坐着等死的那种人。她用诗一般的语言提出了基于自己的生存感觉偏好的道德诉求：根据自己的感觉偏好去生活，就是道德的行为，这种道德的正当性在于自己感觉偏好的自然权利。
玛丽昂的个体道德直接顶撞人民道德，与丹东对人民民主的自由的怀疑情投意合。丹东不认为人的生活方式有善罪之分，每个人在天性——自然本性上都是享乐者。不同的只是每个人寻求享乐的方式——有粗俗、有文雅，这是“人与人之间所能找到的唯一区别”。
法国大革命的另一位领袖人物罗伯斯庇尔却有着和丹东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应建立以人民公意和道德一致为法理基础的伦理国家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个体的人的感觉与人民的一致道德冲突。当寻问“我是谁”时，我与我们往往冲突。既然“我们”的道德不是我，那么，我到底是谁？丹东进一步追问，发现自己为之辩护的自然性身体即个体的人、即“我”，不过是一团肉身物质。这一发现令他绝望得要命：世界是坟墓，让它在里面腐烂。
丹东不想活了。历史的表象是丹东死在法国大革命的绞刑架上。历史的真相是，丹东之死无关罗伯斯庇尔，而关“我是谁”这一问。当丹东的答案为：我是肉体时，死亡将他带进了绝望的深渊。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我本无我。当死亡来临时，风一吹，骨灰随风飘散，世上哪还有我？如此思想，不仅让丹东绝望，也让我绝望，凡撞上这个问题的人，都绝望。这就是刘小枫《沉重的肉身》讲述的主题。当我等于肉体时，无一人可以在肉体的感觉（无论快感、痛感或苦感）里找到存在的意义，找到活下去的正当理由。  
我不同意我即肉身。我想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可能吗？我寻找着。
         （二） 身为菩提树
我不等于肉身。那么，肉体之外的东西，如荣誉、知识、面子、衣服、别人的看法、别人心中的形象等等又是不是我呢？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给了回答。
刘小枫生于1956年。和他那个年代的人一样，从小，刘小枫也在革命书籍的怀抱里长大。他熟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的记忆里，也有保尔•柯察金的影子，他的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当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曾激励我努力学习。然而，刘小枫却在这本充满革命激情的书籍里，读出了不一样的内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条线索是，保尔•柯察金和冬妮娅的爱情，他们的爱情以冬妮娅的离开结局。
革命者的爱情故事，让刘小枫对革命的绝对要求产生疑问。他看到：革命是社会性行为，爱欲是个体性行为。革命的无限恒在使魂萦偶在的个体爱欲丧失了自在的理由。这样的想法，在以“革命”为目的的年代，可谓疯狂。可是，冬妮娅“爱保尔‘这一个’人，一旦保尔丢弃了自己，她的所爱就毁灭了”的行为，启示刘小枫发出了“我”的问题：我是谁？我是不是等于“革命”？我是不是等于恋人的要求？这是不少读者喜欢的《记恋冬妮娅》篇章所透露的。
冬妮娅对自我爱情的捍卫让刘小枫明白了，我以我的身体为基础并在我的身体之内，即佛家所说“身是菩提树”。身体以外的所有都不是我。在冬妮娅眼里，参加革命后的保尔•柯察金虽然与参加革命前的保尔•柯察金有着同一副身体，但完全服从革命要求的革命者保尔•柯察金已丢弃了自己，他将“革命”当成了“我”。冬妮娅的启示让刘小枫思考“革命”即社会伦理与“我”的关系，并开始有了“我”的意识，这为他日后走一条自己的路打下了基础。
至此，《记恋冬妮娅》启示了我，身外之物，如革命、恋人的要求、群众的看法、面子、荣誉、爱人的印象等等虚无缥缈的肉体的外衣皆不是“我”。由此，我明了，为何老师不在的时候，我会慌乱。我也终于明了，为何老师表扬时，则喜；老师批评时，则忧。原来，我不过是老师波心里的一道云彩。那，根本就不是我。
我真的存在过吗？面对刘小枫，心中的疑惑加深。
刘小枫带给我的震动，在阅读《这一代人的怕和爱》时开始。一本意在让人“同心同向”的革命书籍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刘小枫竟从里面读出了“自我”，这显示出他超常的独立性。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历经“文革”后，找到了“我”的存在，但通过刘小枫的书籍，我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回想“文革”，“众口一词”的场面不难看见。为何，刘小枫能“脱离”革命队伍的大集体，作为“我”而存在着？因为，他发出了“我之思”，发出了与那个时代统一思想（无产阶级革命）下不一样的问题。
“我想”、“我认为”、“我说”……常常，人们在这些带“我”的主观能动词里，感觉到自己的存在。然而，我想的，真的是我所想吗？我认为的，真的是我所认为吗？我说的，真的是我在说吗？我想的内容是不是众人所想？我认为的是不是领袖所告之的？我说的是不是重复前人的话？想想这些，只有恐惧。36年了，我到底说了多少属于我的话？答案是惨淡的。
在人生的第36年，我决心找到我，找到属于我的看法。
“我在我身体之内”的回答，并没让我醍醐灌顶。我在我身体的什么地方呢？手？脚？生殖器？还是心？刘小枫的《罪与欠》给了我提示。
（三） 是心作佛，是心是佛
我的生活中，“罪”往往与犯罪、罪人联系在一起。罪与法相关。法的语境里，承认自己有罪，意味着将受到惩罚，甚至被判处死刑。结局令人害怕。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罪。故而，看到书名《罪与欠》，心中升起“火中取栗”的阅读欲。
翻开书，大洋另一端对“罪”的表述，让我惊奇。欧洲，表达罪的词语有两个，其一意为“人作为被造者违逆造物主的意志为其设定的基本生存秩序，违背造物主设定的生存意义”，这一含义上的罪是犹太——基督教特有的概念，它以身位的上帝及其创世论为前提，在其他文化圈的世界观中是不存在的。
其二，刘小枫译为“欠负”，即“有负于……或有欠于……”之意。
这两种表述，都没有将人“绳之以法”的用意。我感到了轻松。看来，欧洲人对“有罪之身”非常宽容。欧洲人全新的“罪观”牵引着我进入《罪与欠》，进入一个和我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天地——神学世界。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句名言至今教导着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其中包括刘小枫。然而，刘小枫并不因马克思而止步，他深入到宗教内部，研究宗教，并以严谨态度推介欧洲神学知识。所以说，刘小枫是独立之人。
刘小枫曾是我国美学大师宗白华的研究生。凭着宗白华的名号，他这一生足以生活得不错。然而，刘小枫却在推出轰动中国学界的《诗化哲学》和《拯救与逍遥》两本专著后，远赴欧洲，进瑞士巴塞尔大学，学习神学，并取得神学博士学位。我不是刘小枫的研究者，对他专业大跨越的原因不清楚。不过，透过《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可以看出刘小枫年轻时喜欢阅读前苏联文学，如《金蔷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带阁楼的房子》……在前苏联文学里，独立思考的刘小枫看到了和我们民族精神迥然相异的一种精神——基督精神，这种精神让刘小枫着迷。也许，正是这一精神动因，让刘小枫踏上“西天取经”的道路。取经的最终目的，是为中华文明注入新鲜血液，为中华民族的明天找寻道路。
在“西天”，刘小枫首先做的是，研究基督教产生的原因，并梳理其历史。透析基督教历史，可看到发源于犹太教的基督教数千年的发展之路，是一条人类从我们到我、从我们如何生活到我如何生活的觉知之路。这体现在《旧约》与《新约》的区别。
基督教与别的宗教相比，奇特之处在于，当信众对“我”进行发问之后，它仍然作为宗教流传了下来。研究基督教，可以看到人的本质。
阅读《罪与欠》之前，因所受教育，宗教对我已不是问题。该书开启了我的宗教之问。我首先为竟有如此多头脑聪明的人投入到神学研究中而震动，如奥古斯丁、马丁•路德、海德格尔、胡塞尔、基尔克果、巴特、舍勒等。很多人的名字，是我第一次从书中听说。由此，可看出，宗教决不仅仅是“精神鸦片”这一简单定论可概括完的。
推动神学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有意思的是，基督徒们不断用科学手段对人的本质进行认识并论证上帝，导致了一个神学家们始料未及的后果：欧洲文明走出了迷信，走向了现代。这是基督教给人类的伟大贡献。
基督徒们言说人，首先将人与动物区分开。《罪与欠》中用“欠负”区分人和动物。理由：欠负现象只出现在人的领域，在自然界和动物界不会有欠负（负罪）。动物界和自然秩序中不会产生欠负或负罪，根本原因在于，其中不关联某种价值秩序。基于这种价值秩序，人之在不同于动物之在。
人之在的本质性是什么？舍勒用“身位”来描述，说，这种本质尤其体现在属人的“身位情感”中。舍勒论述：动物会有对美的快感和不快感，但没有对美的自由创造和欣赏；动物会有合群感和不快感，但没有自由的同情感和精神之爱；动物会有畏惧感，却没有敬畏感；动物会有对惩罚的记忆，却没有懊悔；动物会有痛感或快感，却没有忍耐感、受苦感和牺牲感。舍勒论述的属人的情感，都由人的心生发。
通过身体现象学（运用身体现象学并非舍勒一人，海德格尔、尼采、基尔克果等人都采用此方法。由此，可看出，身体是探究“我”的出发之地。）的分析，可看到我以我的身体为基础并在我身体内的心中。心，是我的本在栖居的地方。
“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心即佛即我。观照内心，即是观照自我，即观自在。至此，我明了，当所言从心中流出时，我的嘴才代表着我在说话。那时，“滔滔不绝”的我才真实地存在着。
                 （四）我将往何处去
至此，问题似乎明了，从心出发、用心感知，已能在一定程度确定我的存在。然而，心，仍不是我的终极之地。
一个刻意回避的问题 ，在老师的“逼迫”下，终于无可逃避，那就是死亡。死亡是无力改变的现实。尽管，运用科学技术，可以让人的寿命从一百岁延长到两百岁、三百岁。我死了之后，我还存在吗？因老师的鞭挞，我开始思考这一不愿触动的问题。
触及死亡，心中满怀悲伤。由我推及到我的同事如小辉辉、央央、红红等人，她们死了后，还存在吗？她们死了后，将往哪里去？共事多年，已和单位同事产生情感，无法对她们的消失冷漠。
死亡是否会将一切肉体勾销掉，最终“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结局若如此无情，必死者的我已没有一丝力气继续活下去。
宗教产生及存在的意义，在我因触及死亡而绝望时，有些了悟。必死者的人无力承受死亡将肉体即我勾销掉的现实，力图找到人在死亡后的存在，宗教正是必死者为自己寻找的归途。不同的文明背景下，我的去处不同。老师明示：儒家以孝为宗教。通过祭祀，必死者得到慰藉，只要后代活着，我就会永在，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佛教以灵魂转世安慰人。在灵魂的轮回中，死亡不再恐惧；基督教则以末日审判给人希望。世界末日时，耶稣将审判古今全人类，分别善人恶人，善人升天堂，恶人下地狱。
在老师的明示下，可看到，祭祀祖宗是现世生活的延续，阴间只是阳间生活的夸张翻版，而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人死之后属灵的去处迥异于现实生活。基督教描绘的人的终极去处，让我感到新奇，为我寻找我的终极所在提供了启示。这是阅读刘小枫《圣灵降临的叙事》的收获。
《圣灵降临的叙事》，刘小枫以一个问题进入：尼采宣告了西方基督教的死亡，这几乎成了汉语知识界的常识。20世纪初，尼采同样对俄国知识界产生过巨大影响，而思想家梅烈日柯夫斯基从尼采意识得到的何以是圣灵降临的叙事的启示？
为解答问题，在《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篇中，刘小枫以中国学术界过去对基督教的种种误解为“的”，一一进行“放矢”。
刘小枫的论述也廓清了我过去对基督教的不解。尽管我生活的城市也有基督教堂。
随刘小枫的论证进程，基督教的本质得以呈现：基督教本质上是一种宗教伦理，而不是政治伦理。与犹太教和儒教不同而与佛教一样，基督教的宗教伦理根本上关注的只是个人生命的得救，而不是群体的生活道德秩序和社会的公义或平等，基督教能够提供的不过是个人绝对价值的观念和上帝为世界安排的自然秩序的观念。
由基督教的本质可看出，刘小枫苦心孤诣想做的是：以基督教补汉文化“缺乏个体”的天。这份苦心一以贯之在他的著作中，《沉重的肉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等莫不如此。刘小枫想唤醒汉民族个体对“我”的追问，这才是他投身基督怀抱的隐衷。的确，阅读完刘小枫的著作，我开始对我的存在有所感知。
刘小枫说，因基督教对个体生命关注，基督事件（上帝的话语）与任何原初的民族性思想及其语文经验的关系都是紧张关系，基督事件对人类的民族性思想不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是闻所未闻和不可思议的信息，任何民族性思想语文要转向基督事件，都会发生根本性分裂。基督事件的福音消息带来的人的生存体验结构之转变，是“绝无仅有的人类精神的革命”，是生存意义认识上“完成的一次彻底的转向”。十字架的信息不仅与东方的智慧——犹太人的智慧，而且与西方的智能——希腊的智慧相抵触：上帝运用他的智慧，使世上的人不能够凭借他们自己的智慧去认识他。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寻求智慧，基督徒却宣扬被钉十字架的基督。
刘小枫的话，让我有些明白，为何我生活的城市尽管有基督教堂，但我对基督却一无所知。因为，以爱为出发点的属灵的生活与我的现实生活杆格不入。
曾经，我触及到宗教的界限——死亡线。但是，没有基督的引领，我找不到身体内蕴涵的灵。生活不仅没有因死亡而提升，反而沉降。
阅读完《圣灵降临的叙事》，我知道了，死亡线使人类的可能性与上帝的可能性、肉与灵、暂时与永恒泾渭分明。在死亡线上，面对基督，我“口渴”。《圣灵降临的叙事》打开了我精神的突破口。我终于知道，死亡不是终极，死亡是生命的开始。同时，我也知道了，心不是我的终极之所，灵才是我的归宿，心是迈向灵的重要驿站；心对死亡带来的恐惧的感知，开启了我的灵。
对灵的理解，刘小枫从俄罗斯思想家梅烈日柯夫斯基处受到启发：从基督我在的受苦、受死和“成了”以及复活中，欠然我在获得了一种权力，把决定自己生命意义的权利从“这个世界”的统治中要回来，自己为自己设定在世的精神身位。“自己的精神身位”就是灵。获得“灵”的途径是，相信“基督之外无救恩”。
“基督之外无救恩”的认信确认的是：我能够排除一切“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约束，纯粹地紧紧拽住耶稣基督的手，从这双被现世的铁钉钉得伤痕累累的手上接过生命的充实实质和上帝之爱的无量丰沛，从而在这一认信基督的决断中承担起我在自身全部人性的欠然。
“欠然”一词，刘小枫在《罪与欠》中有清楚阐述。罪与欠，阐释的都是个体生命的有限。相比“罪”，“欠”更能让人在情感上接受。基尔克果说：个体的有限与永恒之无限的确定关系，个体在生存上就已是欠负的了。刘小枫结合汉语，将欠负译为欠然，更能启迪人领悟自身的缺陷，并激发人修补自身的欠缺，最终，“排除一切‘这个世界’的约束，承担自身全部人性的欠然”，那就是修掉肉体的种种奴役，修出肉体中蕴含的灵。
因上帝的存在，人的灵找到了出路，生活质量得以提升，民族气质得以提升，这是刘小枫《圣灵降临的叙事》想告诉读者的。俄罗斯思想家梅烈日柯夫斯基在写作中感知到圣灵降临的启示，故而能写出“宗教小说”。宗教小说在俄罗斯有一以贯之的传统，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而中国只有社会小说如鲁迅及市民小说如张爱玲。两个东方民族自然拥有两种迥然不同的气质。
为何中华民族不能感知到“圣灵的降临”，深爱着中华民族的刘小枫试图解答。沿刘小枫的解答路径，灵是人最终的归宿愈显清晰。
（五）活着，这是一个问题
行文至此，不得不说到面对人生困境时中西方两种不同的生活观：“拯救与逍遥”。
《拯救与逍遥》是刘小枫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术著作。该书几经再版，在《孔夫子旧书网》，至少可看到7种不同版本。我阅读的是2011年黑色封面版。
据说，该书当年曾引起学术界地震。书中有不少振聋发聩之言。最吸引我的章节是《“天问”与超验之问》。
屈原，中国诗人及儒士迈不过的一道坎。然而，屈原之后，进入他的内心以及他的问题的，廖廖无几，诗人杨炼及刘小枫算是为数不多的进入者。
屈原的问题是每个中国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的问题。随着刘小枫对屈原“天问”的解读，对儒家“天”的抽丝剥茧，儒家文化的欠缺清楚地摆在读者面前。我比较孤陋寡闻，是否还有学者对儒家的“天进行透辟论析，不太清楚。但，刘小枫的论析思路清晰、论证严密、观点新颖，而且，我的老师杨丹叔先生认同他的某些观点。故，大胆向读者们推荐《拯救与逍遥》一书。
透过屈原问天，再次说明，人是有灵魂的，灵才是人的最终所在。灵是人的精神解放后开出的花结出的果。
屈原怎样被逼到向苍天讨说法的地步呢？历史故事，家喻户晓，每年端午节故事重温。然而，故事背后的真相，千年过后，刘小枫慢慢将它揭开。刘小枫像一个侦探，侦查一个隐埋了千年的秘案。稍微有好奇心者，都会对刘小枫的行动感兴趣。
 “生不逢时”、“昏君”、“身为楚国贵族”等等，都只是案件的线索，而不是根由。将屈原逼上绝境的是：儒家学说的基本内涵君子人格。
君子，注重自身修养，不仅本心可以自足，而且可以与历史社会和自然宇宙融为一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曾鼓励了从古至今不少的中国人努力去做一个君子。君子人格之所以意志自足，乃因为君子人格内在地具有天道的价值蕴涵。君子个体把外在秩序天道即王道内化为人格的内涵，反过来也成了君子人格自足意志的价值根据。这是屈原发出“天问”的原因所在：屈原的君子人格不是内在爆发的，而是外在强加的。儒家以一个绝对正确的“天”为前提，然后，通过修养将前提条件变成君子生存的必然条件。故而，儒家强调“天人合一”。
然而，以外在的混沌的天代替生命本质，必然会在生活中撞墙。当有一人，如屈原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必须信奉王道”时，儒家的天就无力回答。
刘小枫深刻阐述了儒学“天人”的两端并非是一种创世论的关系（如上帝创造了人），而是共生性关系。儒学中的天的观念在价值语态上几乎等于零，无论如何让人难以信任君子的“替天行道”。所谓“天人合德”，实质上等于人人合德。刘小枫也即屈原发问：道德本体的根据是什么？君子之本心吗？君子之圣体天心可以成为道德本体的根据?君子之本心吗？君子之圣体天心可以成为道德本体的根据？君子有没有陷入过荒谬和恶呢？只要是谈论道德，就肯定没有问题？儒学信念真的没有陷入过荒谬？
为慎重起见，刘小枫进一步寻找“天”与人同一的基点。“天”有意志，人也有意志，意志及其创生的能力成为“天”人同一的基点。
刘小枫以《易传》性体论的基础“万有含生说”为论述出发点。阐明所谓“德”、“诚”、“性”，说来说去乃是同一个“生生”（创生意志），也就是所谓“天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君子人格的意志自足的根据，在此最终落实。“天”有生命大流，人亦有生命洪流，两者说到底都是同一个河流，所谓合德无异于与自身合德。“天人合德”就像一个重言式，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德”本来就内涵于“天”和人之中。况且，在“德”的大生命形态上，“天”人本来就不分，没有分哪来合？“天”与人原本就是一个大生命（德）。
刘小枫得出结论：在儒学那里，“天”与人实质上是一码事，正如“天道”与“人道”据说就是同一个道。无论君子“反身而诚”所禀有的生命意志还是道德本性，都不是从一个超越的“天”那里得来，君子从“天”那里得不到比自身本有的更多的东西。
刘小枫难能可贵地看到了现象，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欠缺：缺失超验世界。儒学确立的只有一重世界（现世），而没有两重世界（现世与超世）、三重世界（地狱、人间、天堂）。“天”与人的本体同一，排斥了超验世界得以确立的任何可能。儒家学说以原生命为出发点，与道家学说在性体论上一致，儒、道都只有现世，而没有超世。儒、道追求的圣或仙都只是肉体的延续。因缺失超验世界，当屈原提出约伯式的问题“为何我按照君子的要求去修身，却要遭受放逐”时，无人可以回答他的问题。约伯的提问，“一个义人为何要遭受不幸”，让《旧约》涅槃，诞生《新约》，推动基督教发展。然而，屈原之问，却沉睡了几千年。这是我们民族该反思的，而不是一天到晚忙着证明，西方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甚至天真地想用传统文化去拯救西方。
现世问题得不到解答，“圣”即是起点也是终点。屈原的问题换一种方式表达：屈原问，“为什么我要成圣”；圣人答，“因为你必须要成圣”。问答的循环与无解，可见一斑。故而，“我是否还值得活下去”这一关乎超世的问题对屈原只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求索而不得，只有死路一条。屈原投江自杀了。
屈原之问，是世界历史上首例诗人的个体之问。他发出了“为何而活着”之问。屈原之死，是世界历史上首例诗人的灵魂之死。屈原的灵，在儒学里找不到突破口。
通过屈原之问及之死，华夏文明下成长的我被梳理了一遍，也明白了，为何自己曾经站在死亡线上，但却找不到死亡后存在的意义，只有将死亡带来的绝望用肉体的麻木去消解。生活没有提升，反而沉沦。这也是屈原之后中国诗人除为数不多的几人如陶渊明、蒲松龄、曹雪芹等人外精神境界渐趋下降的重要原因。
与屈原之问相对照，刘小枫介绍了耶稣之问。耶稣在绝望中抵制魔鬼撒旦对他的种种诱惑：将石头变成面包、显示奇迹、拥有罗马万国，让人懂得人类的苦难靠任何现世的手段都无法消除。耶稣经历的孤独和忧伤，是人的现世处境的超越性转化，与圣爱同在成为人的新的在世处境。
刘小枫说：欧洲因为有了超验的神性形象（上帝），必然就有超验的根据，有超验的根据，必然得有询问超验根据以至超验形象本身的法则。这就使先验的反思和超验的追问成为可能，使询问绝对价值的真实可靠性成为可能。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上帝，是在十字架上受苦的基督还是形而上学实体，正是西方君子一再追问的。有了超验的形象及其超验的根据，起码使得人类的欠缺和恶一再被揭露、而非被掩盖起来，使人类的幸福和公正的绝对根据一再受到询问，而不是不闻不问。
沿屈原之问与耶稣之问，“拯救与逍遥”两种不同的生活观诞生。中国文化下，道家“逍遥”与儒家“济世”相补。“逍遥”成为君子“济世”之路不通时的“救命稻草”。这是为何屈原之后中国很少再有诗人自杀的重要原因。刘小枫将陶渊明与荷尔德林相对比、曹雪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对比、鲁迅与卡夫卡相对比，阐述了一个深刻道理：自然形态在西方思想中，从一开始就被超逾了。这就是为什么，庄子式的逍遥之境是山水田园，而现代虚无主义的逍遥之境只会是荒诞的一片荒漠。就世界和人性的意义问题而言，罪、荒诞、永罚的观念是真实的，道家的自然状态的观念比起西方的超自然状态的观念倒显得是一种虚构。原生的自然状态不是属人的状态。没有或沉沦、或得救、或生、或死，“人”活在意义之中吗？世界是什么样的呢？如海德格尔所言，“世界”是就人的精神性而言的，动物没有“世界”——其实也没有生活。道家的自然状态没有“人”、没有世界。庄禅式的逍遥人不过是这个世界和生活关联的局外人。所谓局外人，并非真的与世界和生活关联不相渋，而是以一种反常的关系在世。
《拯救与逍遥》第一次揭开了儒、道思想的真相。儒家，虽有一颗火热的心肠，但因儒家思想是外在强加的，故而，践行中，中国诗人不觉滑向道家逍遥思想。逍遥的结局是，人，与世界与生活无关。“局外人”与植物人没什么差别。如此，写的诗、做的文，不过是吟风弄月，与人无关。
与此相对，欧洲诗人在基督之爱下，在对人的罪与恶的观照中，找到了灵魂的出路。其作品也充满了灵魂哭泣、挣扎、呐喊的声音。至此，可以回答，刘小枫在《圣灵降临的叙事》中的提问：为何中国只有社会小说与市民小说而没有宗教小说。因为，我们的灵还没有打开。
为什么，灵是人的最终归属呢？我的老师说，因为人来自于天空，来自于无限，故而，无限蕴涵在人的本性中。只有无限的时空，才能彻底满足人的需求。有限的肉体无法完全满足人的需求。对于有限的肉体，无限，只有在人的精神领域里才可能实现。因此，精神世界开出的花结出的果的灵，才是人的最终归属。
也许，有“热爱民族文化”的人士会不服气，为什么中国的土地没有产生“三重世界”？这里要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物质决定意识”。我的老师说，地理环境决定一个民族的文明。古代，中原地区，除黄河下游地区，因黄河泛滥，生存较为艰辛外，“天”（地理环境）、“人”的力量基本平衡，所以，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时期，中国人超脱了对“天”的绝对崇拜，而是相信“天人合一”、 “人定胜天”；中东地区，“天”（地理环境）的力量虽然远远大于人，但中东地区的天不像青藏高原那样具有绝对的力量，让人在自然面前无一丝反抗之力，所以，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时期，中东地区人们相信“天”即“上帝”的绝对权威，并在上帝的绝对权威下，自为生存；希腊，因海洋提供的丰富物产，生活优裕，人的力量大于“天”（地理环境），所以希腊人不崇拜“天”，而是相信人的理性。
一个客观事实是，并不是天下所有的“好东西”如资本、上帝等都应该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各民族生存环境有限，其文明也有限。如果非要强调自己的文明包罗万象，不是疯子就是白痴。文明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今天，我们的思维不应还停留于寻找证据证明本国文明的优越性，而是，打破地域限制，探寻三大文明的缺失，为人类文明而不仅仅是本国文明，找到出路。
（六）仁者爱人
关于“我”的答案，似乎已经明了。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让精神解放，获得灵魂自由？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给了我解答。
实现精神解放的根本途径在于，人脱离身上的动物性，人成为人。这涉及对人的本质及其价值的认识。
刘小枫在《走向十字架上的真》里说：人的本质及其价值只能从人与上帝的关系来界定。这就是基督教的位格主义，它在奥古斯丁那里得到重大发展。位格是人的价值和本质出现的场所，它体现为一个向上超越的动姿，这一超越的意向动姿就是爱、永不止息的爱，这爱源于上帝，又奔向上帝。理智、语言、制造工具、强力意志、生存竞争等等等等，都使人与动物只有程度差别，而无本质差别。只有与上帝相系的人的位格，即奔向上帝的热切温顺的爱的动姿，才使人与动物在本质上区别开来。人离弃了上帝，便不复为人，而是高等动物，也不复有人的价值可言。
阅读《走向十字架上的真》，最大的收获，就是区分人身上的动物性与人性。动物性与人性的区别，在从小所受的教育里，是欠缺的一课。阅读完该书，才知道，小时崇拜过的人物如武则天、毛泽东、诸葛亮等，不过都是动物性的极致发挥，《三国演义》、《水浒》里的人都在动物性的范围里打转，并不值得传颂。
公元前，孔子说“杀身成仁”，然而，因何要“杀身”？“杀”身上的什么呢？怎样才能“成仁”？士大夫们却没给出答案。欧洲，基督徒经过千年探索做出了明确回答。“杀身”的动因在于人性中蕴含的能超越动物性的基督性。
《十字架上的普世挑战》一章,神学家汉斯•昆论述了什么是真正的人性。他说，基督性乃是真正的人性之可能性，基督性必须由人性涵盖，人性必须由基督性来促成，耶稣的全部行为的目的不多不少恰恰就是新的真正的人性——做基督徒即彻底地做人。做基督徒不仅没有降低做人的要求，而是提高了做人的要求。
刘小枫阐述，基督教的希望是以全新的方式把人重新引回世界去生活。做基督徒并非必须宗教化，必须披上宗教的外衣，信仰乃是整个生命的行为，基督发出的号召不是要人加入一种宗教，而是要人进入新的生命。这即是“杀身成仁”的含义：“杀”掉人身上的动物性，进入属于人的新的生命。
汉斯•昆说，为真正人的生活和行为、苦难和死亡提供终极意义，为人生和世界之谜提供终极解答的，不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而仍然是惨死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如果孔子、老子、释迦摩尼来到耶稣诞生的马槽旁，恐怕只有老子会注意到这位诞生者的卑微，尽管老子也不会对他致以崇敬。然而，即使是老子也不会注意到那块绊脚石。正是这块绊脚石向世界及其古老的权力和等级差别表明基督的爱。耶稣是否定高贵者的权力象征，也正是这个象征在受难的骷髅地被世界否定。十字架是世界给予基督的爱的回答，对将成为第一人的最后一人的爱的回答，对被拒绝的人的爱的回答。正是在这种爱里聚集了真正的光明。
“爱”是耶稣基督的另一个名字。《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一书中，刘小枫介绍了神学家巴特、汉斯•昆、朋霍费尔、巴尔塔萨及哲学家薇依、海德格尔等人对耶稣基督的爱的领悟和论述。通过欧洲神学家、哲人身体力行的“论述”，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爱”的内涵清晰可辨，揭示了耶稣基督（爱）是通向“仁”的道路。因为爱，人得以脱离动物性，进入属于人的全新的生命。
     孔子在“杀身成仁”之后，又说，“仁者爱人”。基督说，在人成为思维的存在或意志的存在之前，就已是爱的存在。只有在爱之中，人才在人本身的生成之中。这即是“仁者爱人”的含义，作为人而存在的人，以爱而存在着。老师说，爱是人之本体。
因为对人的本体的误会，神学家舍勒敏锐地看到了现代伦理必然会导致的现代社会痼疾：极端个人主义和全权的集体主义这两个极端——这恰是当今世界的现实处境。人本主义的爱人学说把基督教的“爱上帝并爱每个人”的内在关联割裂开。宣称只爱人，是现代伦理的基本要点，其实质乃是把爱这一精神行为中的不可见的精神、灵魂和神圣的成份撇开，只求人的肉身财富和肉身幸福，爱成了追求现世福利的手段。由于人本主义的社会学说彻底丧失了人类社会的责任共负这一最高原则，而且是在精神根子上丢失了这一原则，必然出现卢梭和康德的本末倒置的社会契约论，出现黑格尔和马克思供奉的国家、民族、阶级一类现代社会学说的偶像，于是专制国家（全权的集体主义）和大众国家（用多数人的意志偷换真正的个人意志）就随之建立起来。
继“杀身成仁”、“仁者爱人”之后，第三句话是“仁者无敌”。 “无敌”并非无敌人，而是指个体生存的原则、本源和根基。人在上帝的爱中才有个体生存的原则、本源和根基，这是十字架上的真的意味。刘小枫阐述，耶稣基督的位格是人之存在的原根基。基督教位格主义断然拒绝禀有精神的个人成为国家、社会、阶级、世界理性或所谓客观历史进程的工具或仆人，人人只有一个主人——爱人也被人爱的上帝。爱即上帝。人以爱为根基，得以坚定地生活在大地上，而不是成为国家、社会、阶级、世界理性或所谓客观历史进程的工具或仆人，生命获得意义，这是仁者（爱者）无敌的真义。
刘小枫阐述，十字架上的受难形象最终解答了上帝在哪里和上帝是谁的追问。十字架上的上帝不仅是对此世的批判，对人的批判，也是拯救此世和给此世和人带来希望的标志。人不是在历史过程本身之中找到历史的意义，而是从一个神圣的未来——复活者的未来那里找到历史的未来及其意义。处身于历史之中的个人，不是从历史过程本身之中找到自己的未来，而是从历史之外找到自己和自己处身其中的历史的未来。物质本身无未来、历史本身无未来、人本身亦无未来，是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耶稣馈赠未来。至此，我理解了“杀身成仁”→“仁者爱人”→“仁者无敌”的逻辑关系：十字架上的耶稣启示，人不仅有动物性还有基督性，故而人应追求基督性，“杀”掉动物性，成为人（仁）；“杀”掉了动物性，成为人的人，以爱为出发点，即仁（人）者爱人；仁者以爱为本体，得以坚定地生活在大地上，生命获得意义，故而仁者无敌。
阅读完《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不仅深刻理解了孔子的话，而且学会了一件事——忏悔。尽管，我仍经常因灵魂的麻木惹老师生气。不过，我已能做到，有时于老师批评之前，在心灵深处，自我忏悔。忏悔，是我们的文化所欠缺的。刘小枫的书籍，推开了全面了解欧洲的大门。记得老师曾想买一本《上帝之城》，然而，该书，他足足等待了将近10年。在刘小枫推介欧洲神学、哲学之前，欧洲对于国人是支离破碎的，仅在意识形态允许范围之内知道欧洲，对欧洲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神学却是云遮雾绕，对真正的欧洲精神也就仿若镜花水月。刘小枫的重大贡献，在于用条分缕析的语言勾勒出了欧洲文明的干流——哲学与神学。通过刘小枫的推介，欧洲，对于国人不再盲人摸象。
清朝末期的故事，告诉我们，一味沉浸在天朝上国的幻觉中是多么可怕。然而，全面了解浩如烟海的欧洲文明，对我这等外文水平、哲学水平极低之人实在是难事。刘小枫先生为我等解了困。所以，不管，先生是否“晚节不保”，其功劳理应受到肯定。
（七）归根结底，我是什么
   从动物性中解脱出来的我，已经有了“我”的意识，故而，不可避免地要认识世界。世界于我的意义，决定了“我”最终的属性。
我与世界是何关系，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给出了答案。《诗化哲学》是刘小枫青年时代风靡一时的又一著作。该书也一再再版。我阅读的是黑色封面的2011年重订本。
《诗化哲学》的主题是介绍德意志浪漫哲学。透过浪漫哲学可看到，这个世界原本没有意义。既然这个世界没有意义，就要创造出意义。人之为人，并不只是在于他能征服自然，而在于他能在自己的个人或社会生活中，构造出一个符号化的天地，正是这个符号化的世界提供了人所要寻找的意义。浪漫派甚至认为，它也提供了具有宇宙价值的意义。动物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以自己的方式与自然作对，以自己的方式战胜自然。但动物永远不能创造出一个意义。创造意义意味着超逾自身的条件，把自身作为象征意指那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
赋予世界意义，即把世界诗化，据说，人身上把世界诗化的动机——是我们有限生命的最大渴求，我们的一生都在追求着将那种使自己茫然无措和无能为力的情感沉浸到一种真实可靠的自我超越之源中去。
不得不再次谈到死亡。刘小枫在《普罗米修斯之罪》中讲到，普罗米修斯之罪在于给凡人注入了“盲目的希望”，让凡人不再预先知道自己会死，从而在精神上生活得轻松自如。因此，回避死亡，是一件大罪。因为死亡，个体生命变得有限。然而，茫茫宇宙（世界）是如此无限。面对无限世界，人感到的是茫然无措和无能为力。有限生命如何在无限世界安身立命？浪漫思潮的先导、17世纪的帕斯卡尔说，人不能从理智方面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得靠情感、靠热爱。帕斯卡尔反复问：在无限之中，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帕斯卡尔认为，在无限的虚无中，只有信靠上帝的爱，才能为有限生命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据。
后来的浪漫哲学一再企求有限与无限的同一。早期浪漫派首先提出了人生向诗转化的学说，希望在诗的国度里消除束缚、庸俗和一切对立，达到绝对自由，从而在由诗的想像、激情、爱、幻想给有限的生命带来的出神状态中，把握住超时间的永恒。诗，在他们那里，是理想的天国，它具有超验性的自由，能使充满重重矛盾和对立的现实生活化为一种梦幻式的永远使自由得到保证的生活。
对浪漫派诗人来说，追求诗，就是追求自由，诗的国度本身就是自由的国度。浪漫派诗哲这里所说的诗明显不是指单纯的诗的艺术作品，而是指作为理想的生活的世界。他们的出发点是：人面临着一个与他自身分离异在的世界（包括文化和自然），用形而上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人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不属于他的、与他对立的客观世界。所以，全部问题就在于如何使这个异在的、客观化的世界成为属人的世界，作为人的主体性的展现的世界，这也就是如何使世界诗意化的问题。
对此，浪漫派诗人们做出回答：我们不能站在这个世界中来看这个世界，而应站在另一个更高的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所谓浪漫化也就是指的这种超验原则，指以诗意的感觉来把握世界，而不是以功利主义的、世俗的感觉来把握世界。从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超验的世界来重新设定现实的世界，就是诗意化的本质。
诗载人渡达超时间的彼岸的绝对。因为诗，世界呈现为二元世界——现实生活世界与诗意化的世界。人也呈现为二元人——现实的人与诗意化的人。刘小枫说，现实生活世界的中心是人，是生活着的人，诗意化的世界，实质上应是诗意化的人；人的诗意化，世界才能最终审美化。诗意化的世界，是以“我”的精神为核心的。
在诗意化的世界里，我就是上帝。因为，人就是上帝的思想，上帝的意识。人的存在的戏剧就是上帝自我解放的戏剧。人的使命、人的感性存在的天命，就是要认识到以自己的感性血肉之躯来拯救神性。既然人的使命被规定为神性，那么，人也就可以超越有限性了。刘小枫说，诗是对整个内心世界的表现，因为诗的语言就是那种内在力量的外在表露。语言是人解放自身的原初力量。诗的语言既然是自我的表达，也就是自我对自我的启示。通过诗的语言，诗创造出了一个与经验的事态世界截然不同的意义世界。
浪漫派诗人们认为，人的存在即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既有“我”，又有“原我”。人能够倾听无限的宇宙的音乐，领会神性诗的美，这是因为人也是宇宙诗人的一部分。因此，在人身上有两种基本的冲动，一个指向有限的对象，即个性化原则，一个指向无限的流动性，即酒神原则。从这两种对立的冲动中又形成了第三种冲动，渴求把两者统一起来的冲动，它朝着心理上的整合，朝着主、客体统一的方向发展。所有生物中，唯有人能渴求进入神性的自由的越过，经验限定性的东西不能满足人渴望无限的这一最为深层的需要。
故而，老师说，人即是形而下的人，也是形而上的人，但归根结底，人是形而上的人。
只有成为形而上的人，即进入神性的自由的越过，我的灵魂才是自由的，我才是彻底自由的人。如此，我才完全地拥有了我。
今天，人们迷失于自己的根本属性，也就对生活迷失。在《诗化哲学》里，刘小枫发出呼唤，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何为一个人，何为真挚的爱，何为人生的命运，何为灵魂的归宿，只知道实在是什么，技术是什么，交易是什么，买卖是什么，竞争是什么，人能为自己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都分化成了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这样一来，人的生存就被置于荒野，人的心灵、内在就沉入冥暗。有谁在这世界上的某处无端端地哭、无端端地笑、无端端地走、无端端地死。这是世界上最为严重的时刻。
尾声
这是我迄今为止写单篇稿件花费时间最长的一篇文章。期间，我去了一趟成都，第一次直面一个纯粹的老人。老师所讲以及刘小枫先生书里所著一一在老人身上得到验证，从而，让我更加坚定了“何为我及为何生活”的答案。
《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中朋霍费尔大胆宣称：宗教的时代已经过去，世界正走向一个无宗教的时代，世界已经成龄，它日益走向自治的道路，无论道德、政治、科学都不需要上帝。人和世界均以成熟，不应把他们重新拉回童年时代。正如，老师杨丹叔先生说，上帝必死。上帝死了，信仰才开始。老师又说，宇宙毁了，诗歌在。这是老师的信仰。
老师说，人必须相信一个终极之在。因为终极之在的存在，人的生命才有了努力的方向。否则，作为必死者的人，道德堕不堕落，又成什么问题呢？生活有没有意义，又有什么讨论的必要呢？
因永恒之在（诗）的存在，我知道了，我应如刘小枫先生在《诗化哲学》里所说那样，把自己从暂时性的时间中解脱出来，使自己成为恒然长在的生命。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是想象。
刘小枫先生阐述，想象力自古以来就伴随着人类的成长，没有想象力，人类的精神文化简直不可设想。近代以来，按照归纳法、数学概念以及自然法则来规定人的思想和观念的理想开始占统治地位，但人们总是在力图想摆脱这种理性的控制，总是渴望凭靠率真的感受和想像来支配自己的精神生活。想像绝不是一种凭空的幻想，而是沟通过去（曾在）与未来（将来）的中介。想像使人获得新的自由。回忆——想像的本质关联表明，人的生存十分特殊，既无法摆脱有限，又没有离却无限；既处于经验现实之中，又居于理想境界之上。想像是人所固有的东西，属于所有人。自然也属于我。
行为到最后，我对“何为我”有了答案：我以我的我身体为基础（因为人是形而下的），因此，应注意这具身体的健康（肉身好比火箭）；同时以爱为出发点，超越动物性，向神性进化（因为人归根结底是形而上的）；最终，以想象力实现卫星即灵魂的最后发射，进入神性世界即诗的世界；在诗的世界里，我因灵魂的自由得以成为绝对意义上的我。
我也明白了，渴望成为一个作家的我的生活应是这样的：诗人（作家）的生活必然是体验着的生活，反思着自身的生活。命运是人自己带来的，生活世界如果没有人，也就没有命运。人造命运，命运造人。没有担当命运，没有与命运碰撞，没有进入自己的内在反思，观察就是过目无心、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反映就只是高超的技巧加上浅薄的内容。文学并非所谓生活得反映，而是造就一个有意味的世界，人们可以在其中得到安宁的世界。
为此，我将进入体验，摆脱贪欲与无聊、恐惧与冷淡的约束，企达审美的自由生活之境——我将为之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这是我人生的绝对目标，然而，我并不为绝对目标而绝对目标，因为生命还有其不可撼动的尊严及原则，当现实社会与之不可调和地冲突时，我应有勇气去死！在死亡中，做到绝对意义的我！这是老师的教导，也是我人生的相对目标。在这两个目标的指导下，生活有了规划及准则。如何生活的问题，不再是暗夜也不再是雾霭。

感谢刘小枫先生其人、其书给予的种种启示！